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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和张伯伦批准增加的预算大部分用于开发和生产战斗机，以应对德国空袭。[30]当时英国几乎不重视轰炸机的生产，军队更是被严重忽视。1937年初，英国前外交官和情报人员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Robert Bruce Lockhart）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与一位高级军官关于重整军备“非常令人沮丧的”[31]谈话。这位军官告诉洛克哈特，“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洛克哈特写道：“他认为我们正在走下坡路。我们应该得到应得的一切。高层的惰性是彻底的。可悲的是，总有那么多看似合理的理由让我们什么都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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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内维尔·张伯伦认为自己是英国对付独裁者最有效的武器。他坚信自己可以和他们讨价还价，使他们就范。尽管大量证据证明事实与他预计的相反，还有他直到1938年才见到希特勒或墨索里尼，也不太了解他们或他们的国家，但他始终无法相信他们准备发动战争。他紧紧抓住因自己的无知而带来的安全感，打造了一种无视现实、热爱和平的形象。“张伯伦认为，可以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做生意，就像与商人做生意一样。他们彼此信任，认为对方是完全正直的人，”哈罗德·麦克米伦表示，“他不相信会有人说一套做一套……真是太可悲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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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对谈判的坚定信念可能源于他的商人背景，但这也是他和其他英国建制派所信奉的公学的价值观的核心。（张伯伦是橄榄球运动员，而西蒙和霍尔曾就读于伊顿公学。）首相和他的支持者们坚持公平竞争的理念，认为绅士行为普遍适用。1937年末，张伯伦用唐宁街的信笺给他哥哥的遗孀艾薇·张伯伦（Ivy Chamberlin）写了一封信，当时艾薇正担任首相墨索里尼的非正式特使。当艾登得知这封信是以普通邮件的形式寄到罗马时，他吓坏了。“首相，意大利政府的公务员会拆读您的信！”[33]时任外交大臣艾登惊呼道。张伯伦哼了一声。“这个想法不对，”他厉声说，“绅士们不这样做。”艾登后来发现这封信第二天就放在了墨索里尼的办公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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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达夫·库珀（Alfred Duff Cooper）曾在张伯伦的领导下担任英国海军大臣。他曾经说过：“一个如此充满自信又对别人如此信任的人，在一个由（独裁者）统治的欧洲，就像小方特勒罗伊公爵（Little Lord Fauntleroy）想与阿尔·卡彭（Al Capone）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一样，机会渺茫。”[34]尽管如此，从担任首相的第一天起，张伯伦就明确表示，他计划在外交事务中发挥比前任更大的主导作用。那个决定使他与手下年轻的外交大臣发生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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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春，就在张伯伦即将入主唐宁街10号之际，一个名叫霍勒斯·威尔逊爵士（Sir Horace Wilson）的政府神秘人物拜访了詹姆斯·P.L［Jams P.L.，即吉姆·托马斯（Jim Thoms）］，艾登的新任议会私人秘书。理论上，威尔逊是政府的首席工业顾问和劳资谈判专家。事实上，他是张伯伦最亲密、最信任的顾问。首相把威尔逊安排在他位于唐宁街的办公室隔壁，每天和他一起散步，就公务员并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事宜咨询他，尤其是外交事务。“他是英国最杰出的人物，”张伯伦曾对肯尼斯·克拉克说，“没有他，我一天也活不下去。”[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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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拜访吉姆·托马斯时，还带了英国行政部门负责人沃伦·费希尔（Warren Fisher）。两人向托马斯表示，他们不赞成外交部对绥靖政策的偏见，并敦促他在外交部和唐宁街之间“搭建一座桥梁”[36]。1937年的夏天和秋天，托马斯与这两位官员见了几次面，并意识到他们想让自己监视艾登和其他外交部工作人员。最终他明确表示，自己无意“背着自己的上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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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一时间，托马斯在政府的熟人告诉他，艾登的几位内阁同僚，包括西蒙和霍尔，正在密谋反对这位外交大臣。据报道，在一次晚宴上，英国空军部长斯温顿勋爵（Lord Swinton）宣布：“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现在要从外交部转移到唐宁街10号。”[37]这一消息将由张伯伦、西蒙和霍尔亲自发布。托马斯说，这种情况“变得让人难以忍受”[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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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对墨索里尼的绥靖政策是一个转折点。首相相信他可以通过与墨索里尼达成一项协议，正式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使意大利脱离希特勒的控制。当艾登认为墨索里尼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做出某些让步时，张伯伦绕过他与意大利大使会面，讨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然后，在1938年1月，张伯伦再一次没有咨询艾登就拒绝了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帮助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建议。艾登已经被张伯伦的个人外交激怒了，张伯伦对罗斯福的冷漠和对墨索里尼的尊重也激怒了艾登。让艾登大发雷霆的是他在外交部最亲密的同事们，其中最主要的是博比提·克兰伯恩勋爵。他是艾登的副手，也是他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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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比提·克兰伯恩的绰号是他唯一愚蠢的地方。他承认这是“愚蠢的……但那是我朋友所认识的我”[39]。他是塞西尔家族成员。如果说有哪个家族可以自称是为统治英国而生的，那就是他的家族。自伊丽莎白一世统治以来，塞西尔家族的人一直担任国家要职。克兰伯恩的祖父是索尔兹伯里的第三任侯爵，曾做过首相，他的堂兄亚瑟·鲍尔弗（Arthur Balfour）也是。20世纪30年代，塞西尔家族又多了一个特点，他们是英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强烈反对绥靖政策的贵族家族之一。几代以来，他们以思想独立和拥护不受欢迎的事业的决心而闻名。“塞西尔家族对暴民的嚎叫声充耳不闻。”[40]一位19世纪的崇拜者称。塞西尔家族最新一代的政治人物由博比提·克兰伯恩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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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学生，瘦削、秃顶的克兰伯恩曾在战争中与掷弹兵部队并肩作战。他在外交部这个安静、彬彬有礼的世界里是个异类，就像他在更为喧闹的下议院里一样。他是一个有坚定道德信念的人，他和罗纳德·卡特兰一样，不管后果如何，都能毫不犹豫地表明自己的信念。“他能非常清楚地分辨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吉姆·托马斯说，“完全不受一般政客世俗想法的束缚。”[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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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兰伯恩确信绥靖政策会给英国带来灾难，吉姆·托马斯和奥利弗·哈维（Oliver Harvey）表示赞同。哈维是一名职业外交官，曾任艾登部门私人秘书。如果艾登没有这3个人的建议，他是否会以最终的方式回应张伯伦是值得怀疑的。艾登谨慎、喜欢和解和妥协，正是这些品质使艾登在外交上取得了成功，而它们也大大降低了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的效率。克兰伯恩、托马斯和哈维帮助他增强了自信和勇气。他们敦促艾登利用公众对绥靖政策日益增长的不安与首相对峙。艾登是内阁中最受欢迎的人物。如果他不支持张伯伦，艾登的顾问们说，张伯伦政府肯定会垮台。1937年末，哈维在给艾登的信中写道：“政府靠你的知名度和声誉生存，你不仅有权，而且有能力提出条件。”[42]1938年2月，达夫·库珀的议会私人秘书汉密尔顿·克尔（Hamilton Kerr）告诉库珀，如果艾登离开政府，“下议院的投票情况将是不乐观的，超过100名我们原来的支持者将会投票反对我们”[43]，库珀怀疑，反对者里甚至包括克尔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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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与艾登的冲突在1938年2月19日爆发，当时张伯伦向内阁宣布，他打算不顾艾登的反对，与墨索里尼展开直接谈判。外交大臣对张伯伦说，他除了辞职别无选择。然而，艾登似乎仍然没有把握。其他内阁成员担心国家对这一消息的反应，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对艾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让他重新考虑。艾登动摇了，认为也许做一些妥协可以让他留在政府。如果他辞职，他会失去成为首相的机会吗？艾登的良心和野心发生了矛盾，克兰伯恩和托马斯尽力使他的良心占上风。在艾登与内阁成员开会的间隙，[44]他们让艾登坐下，让他打起精神，向他保证他做的事是正确的，就像职业拳击手的助手在两轮比赛之间做的那样。他们说，艾登不会一个人离开，他们也会辞职。他们会一起告诉下议院他们为什么这样做。最终艾登同意了。1938年2月20日晚，他正式提出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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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使伦敦的公众大为震动。“艾登的辞职让舆论一片哗然，”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写道，“整个早上都有电话留言——每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告诉他们保持冷静……”[45]在德国，报纸大肆宣扬艾登的辞职是张伯伦向希特勒投降的标志。这位元首在外交大臣艾登辞职的那天发表了一篇攻击他的演讲，第二天，柏林的报纸上出现了一个大标题：“希特勒讲话，艾登下台”。《约克郡邮报》（Yorkshire Post）的编辑亚瑟·曼恩（Arthur Mann）沮丧地告诉一位朋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无疑认为他们已经把张伯伦拉下马了”[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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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恩是英国为数不多的支持艾登行动的报纸编辑之一，大多数总部设在伦敦的全国性报纸强烈支持张伯伦及其政府。即便如此，艾登的辞职还是让许多英国人感到震惊。一项全国性的民意调查显示，71%的受访者认为艾登辞职是正确的。[47]只有26%的人说他们赞成张伯伦的外交政策，58%的人表示不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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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全面的政治危机似乎即将来临。热心的张伯伦的支持者奇普斯·钱农（Chips Channon）忧心忡忡地说：“危机在全国发酵，谁也不知道那只猫会往哪边跳。”[48]保守党中持不同政见者以及议会外的反绥靖政策者都很高兴。他们确信艾登会利用公众对张伯伦政策日益高涨的反对之势，团结议会和全英国人民反对首相及其部下。和全国人民一样，他们满怀期待地等待艾登发表辞职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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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出现危机和争议的时候，通常会有大批民众聚集在议会大厦和唐宁街10号外面。1938年2月21日清晨，议会广场挤满了人。下午约3点，当艾登和克兰伯恩进入这座宏伟的新哥特式建筑时，外面数百人为他们热烈欢呼。房间里挤满了人，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当张伯伦坐上政府的长凳时，他身后的保守党人大声欢呼。半小时后，艾登和克兰伯恩走了进来，在舷梯下面坐了下来。舷梯是辞职大臣的传统落座地。艾登面色苍白，神情紧张，似乎对反对党议员和保守党支持者们的欢呼声充耳不闻。这些支持者包括丘吉尔、麦克米伦、卡特兰、哈罗德·尼科尔森、爱德华·斯皮尔斯、罗纳德·特里、保罗·埃默斯-埃文斯和杰克·麦克纳马拉。其余的保守党人静静地坐着，等着听他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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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辩论开始前几个小时，丘吉尔给艾登寄了一封短信，敦促他不要因张伯伦而退缩。[49]丘吉尔说，他的事业就是英国的事业。但当艾登站起来说话时，他并没有发出战斗的召唤，也没有大声地谴责绥靖政策。房间里的人们的兴奋感和期待变成了困惑。他那令人费解的言辞，和他本人一样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只涉及他和张伯伦对启动与意大利谈判的分歧。事实上，他是如此温和、老练，以至于他的许多同僚不确定他为什么要辞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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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比提·克兰伯恩说出了艾登未能说出的话。艾登一演讲完，戴眼镜的克兰伯恩就站起身，他看上去更像一个会计师，而不是政客。他宣称，艾登与张伯伦不仅在外交谈判的细节上存在分歧，而且他们之间的分歧涉及原则问题。英国应该与一个屡次违反条约和协议的国家谈判吗？克兰伯恩勋爵不这么认为。张伯伦决心与意大利谈判，他说，这不过是“向讹诈投降”[51]。据《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报道，一向不善言辞的克兰伯恩“以其有力的言辞震惊了全场”[52]，抢走了“艾登先生的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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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克兰伯恩的演讲取得了效果，但是艾登才是靖绥主义者想捉住的首脑。在艾登模棱两可的演讲之后，靖绥主义者仍然希望他接受挑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艾登收到了数百封信，恳求他这样做。他“目前是英国最有权势的人”[53]，安东尼·艾登辞职6天后，加拿大一家新闻报纸宣布：“他可以在下议院和全国分裂保守党。在大选中，他将毫无悬念地成为政府的领导人，他（可能）获得比我们这个时代的英国首相更广泛、更多样、更热情的支持。”尽管张伯伦仍占据了下议院的大多数席位，“在英国，还有一个人找不到表达的机会”，他厌倦了“就像毒气一样蔓延到这片曾经辉煌的土地上的权宜之计和胆怯的行为”。该报称，这取决于安东尼·艾登是否响应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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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二战结束，温斯顿·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得知艾登辞去外交大臣一职后，他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1938年，丘吉尔将艾登描述为“一个坚强的年轻人，屹立在漫长、阴郁、缓慢的投降的浪潮中”[54]。这是对艾登（这位后来成为丘吉尔战时第一助手的人）的一种慷慨而浪漫的看法，并让后代强化了早期流行的艾登形象。问题是，这个形象与现实不符。艾登的支持者渴望他在反绥靖主义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赋予艾登一种他从未有过的反抗精神。记者道格拉斯·杰伊（Douglas Jay）说，艾登是在抗议“张伯伦政策的总体偏向”[55]。事实上，虽然他因为英国与意大利的谈判而辞职，但在首相对德国的绥靖政策上，他的想法与张伯伦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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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安东尼·艾登并不想把政府搞垮。他的血液里没有流淌着反抗的元素。多年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真的讨厌政治游戏，不是因为我比（其他政客）强，上帝保佑，而是因为我缺乏‘勇气’。”[56]在他辞职之前，他并没有试图团结达夫·库珀和其他内阁成员，这些人对张伯伦的外交政策方向表达了越来越多的担忧。也许他希望自己不付出任何努力，政府就会崩溃，下议院的议员们就会团结在他周围。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为了确保它不会发生，内阁成员和政府党鞭们开始散布流言，声称艾登是因为身体和精神问题辞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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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遭到诽谤，但艾登明确表示，他无意脱离保守党领导层。事实上，他在选区发表一场引人注目的演讲之前，把自己的讲话内容提交给了内阁大臣以获得批准——正如他的传记作者D.R.索普（D. R. Thorpe）所指出的那样，这几乎不是“一个反叛者为了制造麻烦而采取的行动”[57]。然后，他带着妻子去法国南部度假，这次旅行持续了近两个月。艾登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不会断了自己的后路”[58]，奇普斯·钱农在1938年2月底的日记中写道，“已经有传言说他会回政府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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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12日，在艾登辞职后不到一个月，希特勒的军队迈着正步进驻奥地利，这位前外交大臣却在享受他的假期。那些指望他当领袖的人都大吃一惊。在德国接管某个主权国家时，英国就应该与德国划清界限。在莱茵兰地区军事化后，希特勒曾承诺“德国没打算……吞并奥地利或缔结一项德奥合并的条约”[59]。在张伯伦和他的下属认清元首的贪婪之前，希特勒还有多少的背信弃义之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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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街角，报童们大声喊道：“德国又在行军了！”在唐宁街10号外面，紧张的人群看着大臣们匆匆进出。弗吉尼亚·考尔斯回忆说，对战争的恐惧笼罩着英国的首都，这种恐惧“像毒气一样弥漫在空中”[60]。年轻男子纷纷志愿加入地方自卫队，妇女和老年人则报名参加救护服务和空袭预防组织。在德奥合并几天后，数千人游行穿过海德公园并呐喊着，举着“张伯伦必须下台”的标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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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艾登担任外交大臣的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身材高大，长得像白鹳，是前印度总督。他对内阁表示：“公众舆论正迅速转向让国家防御更接近战争状态的方向。”[61]吉姆·托马斯曾陪同艾登前往法国，罗纳德·卡特兰给托马斯写信说：“自从你离开后，下议院几乎一直处于骚动之中。下午，英国政府拒绝（对奥地利采取任何行动），导致许多人在议会大堂和吸烟室里窃窃私语，策划阴谋……奥地利已经让人们动摇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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