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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鲍德温担任首相期间，埃默斯-埃文斯的信并没有在政府引起多少轰动。但是，当张伯伦接替鲍德温之后，这种容忍戛然而止，持不同政见的人越来越多。1938年初，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公报，敦促张伯伦对希特勒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但马杰森出面干预，使公报的语气缓和下来。他宣称，该公报只会“激怒”希特勒。埃默斯-埃文斯不情愿地同意软化公报的措辞（尽管丘吉尔提出了抗议），因为他不想在与张伯伦的斗争中增加艾登的困难。“这是一段耻辱的插曲，”埃默斯-埃文斯后来在给艾登的信中回忆道，“而且（这表明）党鞭已经试图给后座议员施加压力。”[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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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辞职后，这位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不想再妥协。令他感到失望的是，艾登没有因为重整军备而辞职，这位外交大臣一直在“向一个缺乏同情心的内阁施压，但没有成功”[72]。尽管如此，埃默斯-埃文斯还是在下议院发表了一篇直言不讳的演讲来支持艾登。他称艾登的辞职对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73]，并指责政府采取了“有失尊严、惊慌失措的方法”来安抚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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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尼科尔森也加入了攻击政府的行列，他是埃默斯-埃文斯在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副手。尼科尔森附和了博比提·克兰伯恩的说法，即张伯伦同意与意大利谈判，但已经屈服了。他问下议院，是否应该“微笑着拥抱一个一贯、不断、蓄意、毫无歉意地违反它曾经签署的每一项协定的国家”[74]？“无论我们多么软弱、分裂、糊涂，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冷静、有计划地为错误辩护，”尼科尔森说，“让我感到遗憾的是，那些伟大的政策原则现在已经被我们踩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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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罗纳德·卡特兰一样，哈罗德·尼科尔森在议会也是个相对的新生代。他当议员才两年，但他在外交事务上的专业知识远远超过埃默斯-埃文斯，或者就这一点而言，几乎超过任何后座议员。哈罗德是亚瑟·尼科尔森爵士的儿子，亚瑟是一位杰出的英国大使，已经结束了作为外交次大臣的职业生涯。哈罗德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巴尔干半岛、中东、西班牙和俄罗斯的英国大使馆度过。在惠灵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学习之后，他加入了外交部。他对中东和巴尔干地区的了解，使他很快成为外交秘书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作为亚瑟·贝尔福的顾问，他帮助起草了《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该宣言表明1917年英国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在1919年的巴黎和平会议上，他帮助贝尔福起草了战后和平条款，并参与了新独立国家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划定。后来尼科尔森根据他在巴黎的经历写了几本关于外交艺术的书。其中，《调停，1919》（Peacemaking 1919，1933年出版）和《外交》（Diplomacy，1939年出版）成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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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尼科尔森曾担任英国驻德黑兰公使馆参赞，后来又出任驻柏林大使馆参赞。在德国待了一段时间后，他作为大使的副手到华盛顿的大使馆任职。“他似乎注定要干一番光彩夺目的事业。”[75]他的一位外交官同事评价道。20世纪30年代，在白厅（英国政府）几乎没有人怀疑尼科尔森会像他的父亲一样，最终成为一名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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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30年1月，时年43岁的尼科尔森突然辞去了外交部的职务，加入了比弗布鲁克勋爵负责的《旗帜晚报》，撰写关于政治和社会八卦的每日专栏，专栏名字叫“伦敦人日记”。对于他辉煌的外交生涯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伦敦社交圈对他辞职原因的猜测甚嚣尘上。事实上，他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妻子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萨克维尔-韦斯特致力于写作，喜欢独立，讨厌外交官妻子的职责。她向丈夫明确表示，不会陪他去华盛顿，就像她没有陪他去德黑兰和柏林一样。在尼科尔森前两次任职位期间，萨克维尔-韦斯特的缺席勉强可以接受，但对于华盛顿的二号人物来说，配偶缺席重要活动肯定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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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伊朗和德国，尼科尔森离开妻子过着悲惨的生活，这也是事实。他们的婚姻很不寻常。两人都牵涉多桩同性恋事件，萨克维尔-韦斯特最著名的同性伴侣是维奥莉特·特雷弗西（Violet Trefusis）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但尼科尔森夫妇在情感上相互依赖，两人都对西辛赫斯特城堡有着强烈的依恋之情。西辛赫斯特城堡位于肯特郡，是一座破旧的老庄园，萨克维尔-韦斯特在1930年买下了那里，就在她丈夫离开外交部几个月后。尼科尔森和萨克维尔-韦斯特在那里造出了美丽的花园，使西辛赫斯特城堡闻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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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弗布鲁克勋爵提供的新闻工作带给尼科尔森一大笔钱，也让他有更多时间和萨克维尔-韦斯特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在一起。在《旗帜晚报》的编辑看来，善于交际、温文尔雅的尼科尔森似乎是这个职位的最佳人选。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讲述者，文笔讽刺且幽默。他在伦敦社交圈里得心应手。作为首都最好的几个俱乐部的会员，他喜欢参加没完没了的晚宴和其他社交聚会。即使聚会很无聊，他也玩得很开心。“这太奇怪了，我很享受各种聚会，”在一次聚会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总是享受一切。这太可怕了。我必须振作起来，这一次我可能会感到无聊。”[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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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尔森也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人。在外交部工作时，他写过丁尼生、史文朋、拜伦和魏尔伦的传记。因此，他发现自己写的“伦敦人日记”既琐碎又有辱人格，也就毫不奇怪了。18个月后，他离开了《旗帜晚报》，重新开始写书，偶尔也做广播节目。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纳粹对欧洲和平的威胁不断升级，他错过了在外交部“处于事件中心”的机会，并由此得出结论：他的一生是失败的。他写道：“我失去了所有正经的工作，牺牲了对权力的渴望，还要面对一种可怕的焦虑，那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一分多余的钱也没挣到。”[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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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他有机会作为国家工党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国家工党是工党的一个小分支，它支持保守党控制的联合政府，并遵循保守党的路线。当尼科尔森被任命为国家工党西莱斯特的候选人时，他问一位政党组织者是否能说出自己的想法，而不仅仅表明政党的立场。那人惊呆了。“绝对不行，尼科尔森先生！”他喊道，“这么做真的很危险！”[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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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维尔-韦斯特拒绝为尼科尔森助选，尽管他身边没有支持他的妻子，尼科尔森还是以微弱优势赢得了席位。在他进入下议院的最初几天里，他感到犹豫不定、没有把握，就像个新人。当他第一次走进吸烟室时，那里“充满了喊叫声和笑声，几乎看不到端庄得体的举止”[79]，他快步走过，“那淡定的眼神意味着‘我一点儿也不害羞。我只是在急切地寻找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然后他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他转过身来，看见温斯顿·丘吉尔伸出双臂向他走来。“欢迎！”丘吉尔用低沉的声音说，把尼科尔森拉进自己一直在与之高谈阔论的议员圈子。尼科尔森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没有什么能像他们那样令人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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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尼科尔森喜欢在议会任职，但和安东尼·艾登一样，他并没有在那里找到宾至如归的感觉。和艾登一样，尼科尔森是一个温和而有礼貌的人，从来没有斗争的欲望。尼科尔森在1937年底的日记中写道：“我不好斗，无法把我的个性强加给下议院……1938年我将做出明确表态。目前，对于下议院的大多数人来说，我的态度还不明确。我的态度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到明确。”[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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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在1938年2月出现，就像一张化学水浴法处理的照片逐渐显现轮廓一样。当时尼科尔森发表了支持艾登的演讲，然后在谴责张伯伦的投票中弃权，他是小党派中唯一这样做的人。国家工党不认可他的行为，他被召集到选民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解释自己的行为。当他的政党代理人告诉他最好在会议上什么也不要说时，尼科尔森拒绝听取他的建议：“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向选民解释我的行为，我会解释的。”[81]他这么做了，选民们一致给他投了信任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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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在下议院的保守党同僚们，在党鞭的驱使下，就没那么宽容了。1922年委员会（所有保守派后座议员都属隶属该组织）谴责了尼科尔森和埃默斯-埃文斯对艾登辞职的回应，并要求他们辞去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领导职务。经过几周的讨论，两人在4月辞职。大约在同一时间，埃默斯-埃文斯收到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寄信人是他在南德比郡选区协会的主席。信中写道：“非常坦率地说，我们不希望你骚扰政府……反对（首相）会挑起一场草率的战争。”[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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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两个人来说，第一次鸣枪示警是在一场漫长而激烈的战斗中。两人都没有退缩。虽然尼科尔森否认，但他还是发现自己有好斗的倾向。1938年5月，尼科尔森在一次公开会议上遭到保守党强硬派的嘘声后，他高兴地给妻子写信：“为什么当我面对2000名充满敌意的人大喊大叫时，感到非常高兴？我厌恶争吵，厌恶到了怯懦的地步。”[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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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aily Telegraph，January 15，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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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enneth Clark，Another Part of the Wood：A Self-Portrait，New York：Harper & Row，1974，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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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onham Carter Notebook，“The Thirties，” Bonham Carter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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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obert Rhodes James，Anthony Eden，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1986，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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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 R. Thorpe，Eden：The Life and Times of Anthony Eden First Earl of Avon，1897-1977，London：Chatto & Windus，2003，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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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 R. Thorpe，Eden：The Life and Times of Anthony Eden First Earl of Avon，1897-1977，London：Chatto & Windus，2003，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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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 R. Thorpe，Eden：The Life and Times of Anthony Eden First Earl of Avon，1897-1977，London：Chatto & Windus，2003，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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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avid Dutton，Anthony Eden：A Life and Reputation，London：Edward Arnold，1997，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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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Noel Busch，“Anthony Eden，” Life，August 30，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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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ry Soames，Speaking for Themselves：The Personal Letters of Winston and Clementine Churchill，New York：Doubleday，1998，p.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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