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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兰仍将是保守党，他和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必须找到一位领袖来激励和鼓舞他人。卡特兰告诉道尔顿，下议院有很多潜在的支持者。在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后，约有40名保守党议员，对张伯伦的不作为感到非常愤怒，准备投票推翻政府——人数是艾登辞职后投弃权票人数的两倍。[4]但似乎没有哪位领导人抓住时机，进一步激起人们的不满情绪，于是机会消失了。“反叛分子”的人数很快就减少了，回到原来的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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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卡特兰和其他“反叛分子”来说，尤其令人恼火的是安东尼·艾登一直拒接电话。1938年3月底，仍在法国南部自我放逐的艾登收到一封来自罗纳德·特里的紧急信件，信中警告说他这次在里维埃拉延长逗留时间，甚至受到艾登的一些反靖绥主义同僚的质疑。[5]至关重要的是，艾登必须返回伦敦，公开反对希特勒对奥地利的进军及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明显图谋。几个星期后，邓肯·桑兹写信给艾登说：“我本人，和许多其他人将追随你，无论你选择带领我们到哪里。我们最需要的是像你这样的人让我们团结起来。我们大多数人非常讨厌四处打独立的游击战争……只有你才能起到领导作用，使党内所有人团结起来并发挥作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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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艾登直到春季晚些时候才回到英国，当他回来的时候，明确表示自己无意挑战张伯伦。他在给博比提·克兰伯恩的信中写道：“虽然我希望指出德国重整军备的危险，但我不想扮演独裁者不可调和的对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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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可能成为“反叛分子”领袖的丘吉尔，继续谴责张伯伦未能与希特勒正面对抗，但他仍然被冠以鲁莽和缺乏判断力的名声。即使反绥靖政策的后座议员倾向于追随他，在1938年的春夏两季，他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议会里。由于经济拮据，丘吉尔在政治斗争中退了一步，隐居在查特韦尔，撰写了一系列杂志文章，完成了《马尔伯勒》（Marlborough），并开始撰写他的四卷本著作《英语民族史》（English-Speaking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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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希特勒造成的威胁迅速加剧时，领导权的真空尤其具有破坏性。到1938年4月，毫无疑问，德国已经选定了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下一个目标。希特勒鼓励苏台德地区的居民起来反抗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是一个多山的工业区，大部分居民是日耳曼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严防希特勒的威胁和欺凌，对自己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全员调动时可达30～40个师兵力的军队充满信心。此外，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于1924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发生对抗，法国军队有义务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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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希特勒的真正意图，这对英国和欧洲大陆造成的可怕后果将远远超过德国吞并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唯一的民主国家。它是该地区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器装备的国家之一。如果德国击败捷克斯洛伐克，它将控制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工业产能和自然资源。此外，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征服将对东欧和中欧其他国家构成严重威胁，这将意味着对波兰的三面包围，并威胁到匈牙利和石油资源丰富的罗马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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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仍决心避免军事对抗的内维尔·张伯伦来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战略重要性毫无意义。他拒绝在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受到威胁时向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提供支持。相反，在整个1938年的春夏两季，他和哈利法克斯勋爵与英国受条约约束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玩起了猜谜游戏。虽然张伯伦不承诺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攻击时提供援助，但他在1938年3月底宣布，也不排除提供援助的可能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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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关键时期，另一位在其漫长的议会生涯中担任过多个内阁要职的著名保守党高级官员，开始在这场愈演愈烈的绥靖政策辩论中，站到了持不同政见者的一边。起初，虽然利奥·埃默里的参与受到了“反叛分子”的欢迎，但这似乎不太重要，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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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埃默里决定与一群自由派的保守党人结盟，这似乎有些奇怪。人们普遍认为这位身材矮小、戴着眼镜的议员是右翼保守派。近30年来，他一直是张伯伦的朋友和支持者，而且自就读哈罗公学以来，他就一直是丘吉尔的对手。同丘吉尔一样，埃默里早就敦促英国加强军备。长期以来，他一直敦促英国加强军备，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扩军的必要性，就像丘吉尔直言不讳地指出扩大英国皇家空军规模的重要性一样。多年来，埃默里一直主张政府需要“一支与我们所承诺的外交政策相匹配的军队”，即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大型专业部队。然而，他也坚定地认为，英国应专注于保护和加强其帝国，远离大陆争端。作为现实政治的信奉者，埃默里确信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德国重新武装，因此，与希特勒保持良好关系，并接受德国对东欧和中欧的经济统治至关重要。[9]他也是与墨索里尼发展友好关系的倡导者，在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后，他提出实施制裁，在议会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他宣称“不准备为了阿比西尼亚而牺牲一个伯明翰小伙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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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进军奥地利是促使他转变的催化剂。毫无疑问，64岁的埃默里是一个正直、值得尊敬的人——丘吉尔曾称他为“参与公众事务中最正直的人”[11]——他在奥地利所看到的一切，尤其是纳粹对该国犹太人的残酷迫害，令他感到恶心。他在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说，不可能再与许多德国人讨论“和解”[12]。“和平的最大希望，”他补充道，“现在在于告诉德国，如果它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我们会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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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没有告诉下议院的同僚，他对几乎所有认识的人都保密的是，他自己是半个犹太人。[13]他母亲是匈牙利犹太人，在君士坦丁堡长大，后来在英国定居。他的父亲是一名低级别的英国林业部官员，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印度度过，埃默里在那里出生。当利奥·埃默里还是孩子的时候，查尔斯·埃默里就抛弃了他的家庭，利奥的母亲搬回了英国，她在那里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为了攒够钱让儿子接受正统英国绅士的教育，她住在寄宿公寓和廉价旅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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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入哈罗公学的那天起，利奥·埃默里就专心致志地学习，决心不辜负母亲的期望。作为一名优秀的学生，他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奖项，并在入学第二年年底成为学校的尖子生。1889年夏季学期，15岁的利奥·埃默里是哈罗公学的一名重要人物，他升入了高年级——六年级。14岁的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在学校的游泳池里遇见他时，懊恼地发现了这一事实。丘吉尔在进入哈罗公学前，已经有了“捣蛋鬼”的名声。他从心底讨厌哈罗公学的传统，更不用说它还强调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一位丘吉尔的同学回忆说：“他总是违反老师或同学们制定的几乎所有规则，屡教不改，而且‘顶嘴’的词汇量是无限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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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在那个夏季学期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就是在达克游泳，那是学校的一个大且弯曲的游泳池，坐落在青草丛生的山脚下。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他和其他男孩总爱待在达克，在混凝土的露天平台上晒日光浴。淘气的丘吉尔喜欢偷偷溜到毫无戒备的同学（最好是比他小的同学）身后，把他们推入游泳池，来活跃懒散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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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炎热的下午，他发现了潜在目标，一个红头发的小男孩站在泳池边，腰上围着一条毛巾。同样是红头发的丘吉尔悄悄爬到“受害者”身后，抓起毛巾，把他推进了游泳池。使他吃惊和错愕的是，那个男孩气冲冲地蹿出水面，脸上带着愤怒的表情，然后用力向池边游去，显然决心要报复他。丘吉尔拔腿就跑，但追赶者很快就追上了他，把他扔进了达克的深处。丘吉尔爬出来时，被几个低年级的男孩子围住了。“现在你要倒霉了！”其中一个男孩喊道，“你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吗？你刚才推的人是埃默里。他上六年级。他是一家之主，也是健身房冠军，已经入选了足球校队……”[15]埃默里的成就一个接一个被列举出来，丘吉尔能想到的袭击一个年长男孩会出现的各种可怕报应也一个个跳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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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因恐惧和“亵渎圣物的罪恶感”而感到不知所措，他紧张地走近埃默里。“我很抱歉，”他说，“我把你错当成四年级的学生了，因为你个子不高。”埃默里的表情变得更加暴躁，丘吉尔意识到自己挖了一个更深的坑，于是很快补充道：“我的父亲是个伟大的人，但他也很矮。”（事实上，这两个男孩都很矮，而且一直很矮：成年后，埃默里身高5英尺4英寸[16]，而丘吉尔只比他高2英寸。）令丘吉尔松了一口气的是，埃默里对他的无礼言论一笑置之，并告诉他今后要小心点。然而，尽管埃默里当时轻松地放过了丘吉尔，这次偶遇还是为他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定了基调，这种不稳定的关系在他们的余生中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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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埃默里在哈罗公学继续大出风头时，丘吉尔却从未在那里获得过荣誉。他从未成为他所谓的学校贵族的一分子。事实上，他并没有正式从初中毕业，因此也没有自己的小圈子。[17]在就读哈罗公学30多年后，丘吉尔告诉埃默里，他“一直对罪犯怀有最大的同情……因为我自己在英国的私立学校和公学里服了11年的‘劳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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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丘吉尔去了陆军和骑兵军官学院所在地桑德赫斯特，而埃默里上了牛津大学，继续他看似毫不费力的学术生涯。在那里，埃默里获得了一等学位，能流利地说德语、意大利语和法语，还学会了几种新的语言，包括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和马扎尔语。24岁时，埃默里被选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院士，这是英国知识界最负盛名的荣誉之一。[19]万灵学院是一所没有本科生的学院，由大约50名研究员组成，其中包括著名的学者以及艺术与公共生活领域的杰出人士，包括法官、政府部门的部长、记者和商人。当埃默里成为该学院院士时，万灵学院研究员包括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和未来的印度总督兼外交大臣乔治·寇松。设置这一奇特机构背后的想法是在学术界和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让学者们定期与参与公共事务的人联系。几年后，《伯明翰邮报》（Birmingham Post）称埃默里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古典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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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埃默里有学术才能，但他不是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热情、善于交际的人，喜欢运动和冒险。他一生都热衷于滑雪和登山，曾多次攀登马特洪峰。1929年，在担任自治领和殖民地的国务秘书期间，他攀登了加拿大落基山脉的一座11000英尺高的山峰，后来该山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埃默里山。离开牛津大学后，他进入了新闻业。他在《泰晤士报》的记者生涯几乎和丘吉尔早期的职业生涯一样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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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战争前夕，《泰晤士报》派埃默里去南非，他负责在报纸上报道当地的冲突情况。这位敢于冒险的年轻记者，领导《泰晤士报》的20多个通讯员和特约记者，设法说服布尔军队的首领，让他在布尔人的队伍中报道这场战争，但是战斗真正开始的时候，他无法留在布尔人的队伍中。几周后，在纳塔尔前线，埃默里遇到了正在为《晨邮报》（Morning Post）撰稿的丘吉尔。他们两人在埃斯特科特火车站附近共用一个帐篷，一支小规模的英国军队紧张地准备迎击布尔人的攻击，不时派一辆英国装甲列车去莱迪史密斯执行侦察任务。由于没有更好的事可做，埃默里和丘吉尔决定乘坐装甲列车开始下一段旅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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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下起了瓢泼大雨，埃默里确信列车不会准时发车，于是就待在睡袋里，丘吉尔则去车站，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久之后，远处的枪声把埃默里从睡梦中惊醒。他爬出睡袋，和另一名英国记者顺着铁轨朝枪声方向跑去。不久，他们看到列车的车头向他们驶来，英国士兵紧抓着列车的两侧铁杆。士兵们告诉记者们发生了什么：列车正点出发，丘吉尔也在车上，他们遭到了5英里外的布尔人的伏击。士兵们描述了丘吉尔如何挥舞着手枪，大喊“伙计们，保持冷静”[21]，还有“这对我的报道来说会很有意思”。他帮忙把脱轨的车厢从铁轨上清理掉，并把受伤的英国士兵扶上了车头，不知怎么回事，车头开了出来。丘吉尔返回伏击现场帮助其他伤员，被布尔人抓获。他在袭击事件中的英勇事迹，以及随后从布尔监狱大胆越狱的事，成为世界各地的新闻头条，并使他在英国成为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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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后，丘吉尔和埃默里在一次你来我往的言语交锋中，就早起的利弊进行了辩论。埃默里说，他们在南非乘坐列车的经历证明，“早起的虫儿容易被捉到”[22]。丘吉尔很快就怼了回去：“如果我没有早到，就不会被抓。如果我没有被抓，就不会越狱。监禁和越狱为我提供了演讲的素材，我还因此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让我挣了足够的钱。而且，这段经历使我在1900年进入议会，比你早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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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直到1911年，埃默里才被选为议员。为了进入政界，他拒绝了《泰晤士报》让他担任编辑的邀请。他的选区在内维尔·张伯伦的家乡伯明翰，张伯伦的支持对他当选议员至关重要。埃默里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能当选议员要归功于内维尔……他见了很多人，说服了许多人……”[23]在接下来的25年里，埃默里在政治上与张伯伦家族结盟，特别是与内维尔的父亲约瑟夫结盟。实际上，埃默里很快就成了下议院中的帝国特惠制的倡导者，这是约瑟夫·张伯伦提出的一项保护主义计划，旨在将英国和它的帝国团结在一个经济共同市场中，并对来自非帝国特惠制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我父亲似乎认为大英帝国是他的私有财产，”埃默里的儿子朱利安（Julian）说，“这些批评有一定道理。英联邦的统一与强大是我父亲一生最关心的事。”[24]对帝国特惠制的立场，让埃默里与丘吉尔走上了对立的道路。丘吉尔对自由贸易政策的支持促使他在1904年脱离了奉行保护主义的保守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两人在下议院就这一问题多次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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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埃默里和丘吉尔一样好斗。《曼彻斯特卫报》评论道：“在埃默里的一生中，他身上总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在与不出众的外表和平庸的嗓音做斗争。他生来就是个斗士，但个子太矮，无法让这种本能发挥出来。”[25]尽管如此，埃默里至少有两次打败了侮辱他的人，一次是打败了竞选中向他发难的人，另一次是战胜了议会中的议员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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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丘吉尔和埃默里相互尊重，但他们之间的竞争一直是两人关系的标志。据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说，丘吉尔认为埃默里是“半个敌人”[26]。埃默里无疑也有同样的感受。1924年，作为海军部第一大臣，埃默里反对任命丘吉尔为财政大臣，并声称此举是灾难性的。他曾宣称，丘吉尔是“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和军事战略家，但坦率地说，他对金融一窍不通”[27]。在这一点上，他从未改变自己的想法。在下一届内阁中，埃默里先是担任殖民地事务部次官，后来又担任主管所有英属殖民地和自治领事务的大臣，他在许多问题上与丘吉尔争论不休，包括财政大臣计划削减埃默里的预算以提高大英帝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埃默里写道：“我的日记几乎是一个连续的故事，记录了我与丘吉尔在内阁和跨部门事务处理上的日常分歧。”[28]斯坦利·鲍德温“曾开玩笑地说，内阁一半以上的时间被丘吉尔的演讲和埃默里的反驳占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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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两人还在印度的未来归属上发生了冲突，当时埃默里支持印度自治，而丘吉尔反对英国失去对印度的控制权。埃默里坚信，不能违背殖民地人民的意愿把他们留在大英帝国内。他说：“我从小就对印度的艺术展很感兴趣，对英国统治时期的历史也很自豪。但是关于自治领问题，我相信，对自治的要求做出让步要比把安全阀拧紧明智得多。总有一天，印度只能作为平等的伙伴留在英联邦。”[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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