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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国在空中实力上比较的报告同样令人沮丧。英国皇家空军约有1600架飞机，而德国空军大约有3300架飞机可供作战。根据英国空军部的说法，至少需要50个战斗机中队保卫国家领空。尽管英国重整军备的预算大部分花在了战斗机指挥部上，但当时仅有27个中队可以被调配。英国空军只有5架新装备的飓风战斗机，更新式的喷火式战斗机尚在研发中。由于政府重视空中防御，轰炸机司令部几乎没有收到给英国皇家空军的钱。在42个轰炸机中队中，只有10个中队配备了重型轰炸机，其中大部分已经过时，而且没有现代化的轰炸机投入生产。英国空军部总结道，英国皇家空军“目前在任何方面还不适合在大规模战争中采取行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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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海军一直是英国的骄傲，当时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它带来了唯一的好消息。海军比其他军种要好得多，也大大优于德国海军。英国海军拥有15艘大型战舰、15艘重型巡洋舰、7艘航空母舰、约50艘潜艇和180艘驱逐舰。而德国没有重型战列舰（像“俾斯麦”号这样的现代战舰仍在生产中），没有重型巡洋舰或航空母舰，只有7艘驱逐舰和12艘深水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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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英国皇家海军很强大，但是它不能独立作战。英国其他服务机构令人沮丧的事实助长了英国政府和媒体的失败主义情绪。到1938年，人们有一种感觉，即“事情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对独裁者进行武装抵抗已经毫无用处”[8]，《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的编辑金斯利·马丁（Kingsley Martin）指出，“因此，我们应该寻求最和平的方式，让他们逐渐得到想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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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张伯伦内阁的一些成员中，有名的达夫·库珀辩称尽管德国进行了密集的军备重整，但其本身还没有做好应对长期战争的准备。[9]根据英国情报，德国经济陷入困境，该国目前的燃料、橡胶和其他重要原材料供应不会持续6个月。希特勒自己的将军们反对战争，宣称他们的军队不具备足够的攻击力和持久力来应对长时间的战争。尽管德国空军在数量上占优势，但还不能对英国发动空袭。当时，它的轰炸机几乎不具备从德国到伦敦的射程或携弹能力。库珀认为，不管英国军事力量的弱点是什么，最好加入法国与德国开战。[10]另一位持不同意见的内阁成员，贸易委员会主席奥利弗·斯坦利（Oliver Stanbley）警告说：“在约一年内，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德国将比现在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11]内维尔·张伯伦对他们两人的言论都不予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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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于张伯伦政府努力保持沉默，英国人民对严峻的形势几乎一无所知。政府敦促新闻界对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事情轻描淡写，新闻界在很大程度上对英国的准备不足和捷克斯洛伐克所面临的威胁都减少了报道。希特勒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附近举行军事演习的消息被“尽可能地记录下来……以避免造成突然的恐慌”[12]。报纸上也很少有关于英国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压，令其屈服于希特勒要求的报道。事实上，政府内部对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施压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保守党内持不同政见的人没有发表任何抗议的场所，因为议会正处于为期两个月的休会期，而张伯伦也无意收回这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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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守口如瓶。当英国广播公司警告哈罗德·尼科尔森不要在他定期的广播节目中不恰当地警告公众时，他说：“我认为，公众必须被唤醒。”[13]他为1938年9月5日的一个广播节目所写的稿子被英国外交部给“毙”了，因为这篇稿子敦促英国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非常愤怒”[14]的尼科尔森被迫发表了一个“无伤大雅”的演讲。即便如此，仍有一位无线电工程师站在尼科尔森旁边，准备在他提到捷克斯洛伐克时中断广播。在那个月与新闻审查员的另一次交锋中，尼科尔森发表了一场由新闻摄像机录制的演讲，谴责了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他说：“我们必须警告希特勒，如果他入侵，我们就会战斗。如果他说，‘但你们肯定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我们会回答，‘不，我们会’。”[15]包含他演讲片段的新闻录影带没有在影院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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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科尔森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播出两天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主张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具体来说，就是将苏台德地区与该国其他地区分离——这正是苏台德纳粹所希望的。这篇社论发表在一家被广泛认为是政府非官方代表的报纸上，因此在伦敦政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它远远超出了白厅和唐宁街的官方提议。这种明显亲德的立场引发了人们的愤怒，导致英国外交部否认政府与此事有关。然而，根据杰弗里·道森的说法，哈利法克斯勋爵“自己似乎并没有对此表示异议”。没有人反对，因为《泰晤士报》这篇社论实际上代表了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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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根据哈利法克斯自己的说法，两位领导人未能理解这一想法在战略上的可怕影响，他们直到1938年9月晚些时候才意识到，捷克斯洛伐克强大的防御工事，即英国人所说的马其诺防线，主要位于苏台德地区。[16]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当时所写的那样，这一提议“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专门为捷克斯洛伐克保留的、作为国家生存重要保障的波希米亚古老边界的整条山体防线，将被移交给德国纳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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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张伯伦早就知道这些防御工事，他可能也不会在意。他对失去部分领土后捷克斯洛伐克未来会发生什么毫无兴趣。他只想要和平。他仍然坚信自己掌握了政府处理危机的个人控制权，他本人是英国对付独裁者最有效的武器。在此期间，他的首席顾问是霍勒斯·威尔逊爵士。习惯了幕后工作的威尔逊是一个关键人物，他向报纸和英国广播公司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支持绥靖政策，他还与德国大使馆就一项可能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协议展开秘密谈判。1938年9月1日，在与西奥多·科尔特会晤时，威尔逊告诉这位德国临时代办，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和解，“我们将干脆无视法国或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对这一决定提出的抗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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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危机升级，布拉格于1938年9月13日宣布戒严。张伯伦得出了结论，只有他和希特勒一起才能解决问题。首相只征询了威尔逊、哈利法克斯和其他几位官员的意见，就给德国元首发了一份电报，建议自己去德国进行面对面的谈判。9月14日，他向内阁通报了自己所做的一切。达夫·库珀回忆说：“我们是被告知，而不是被征询。”[19]在追求个人外交的过程中，张伯伦无视英国政府体制中公认的惯例，即把制定政策的责任委托给内阁。他没有得到内阁的同意，就准备与希特勒谈判，也没有向国王汇报。按照传统，首相离开英国必须获得国王批准。尽管如此，这位69岁的老人以前从未坐过飞机，独自出发去执行一项和平使命，张伯伦的想法激发了英国人的想象力。“英国新闻界收到了张伯伦访问德国的消息，给予了明显的肯定，”奥利弗·哈维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企业界）松了一口气。”[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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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15日，张伯伦在威尔逊和一位中级外交官员的陪同下，飞往贝希特斯加登，那是德国元首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的度假地。当两位领导人会晤时，希特勒要求苏台德地区实现自决，并归属于德国。张伯伦回答说，他必须与内阁和法国领导人协商。但他给希特勒留下了明确的非正式协议，那就是他的要求会得到满足。希特勒向张伯伦保证，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两人在德国举行另一次首脑会议之前，他不会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攻击。张伯伦认为希特勒很温顺，他为此感到高兴。张伯伦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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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内阁成员不同意这种观点。当张伯伦回到伦敦报告他的行程时，达夫·库珀、奥利弗·斯坦利和其他几位大臣都觉得结果“很可怕”[22]。正如库珀所指出的：“从始至终，希特勒在任何一点上都没有显示出丝毫让步的迹象。”[23]他和斯坦利在枢密院掌玺大臣德拉瓦尔勋爵（Lord De la Warr）和卫生大臣沃尔特·埃利奥特（Walter Elliot）的支持下，拒绝在没有进一步讨论的情况下，同意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斯坦利认为，英国应该开战，而不是向希特勒屈服。[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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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知名人士也加入了批评贝希特斯加登交易的行列。在华盛顿，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会见了英国大使，告诉他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是“有史以来，要求一个国家做出的最可怕、最无情的牺牲”[25]，而且“它将在美国引发对英国极为不利的反应”。丘吉尔宣称，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被分裂，至少有25个德国师将被解放出来，用以威胁法国和低地国家。丘吉尔说：“受到威胁的不仅是捷克斯洛伐克，所有国家的自由和民主都受到威胁。”[26]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对张伯伦说：“你完全抛弃了这些人。你已经完全投降了。整个东欧都将落入希特勒的掌控之中。”[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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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下议院休会，反绥靖政策的议员们无法有组织地反对张伯伦的所作所为。作为民主的守护者，议会理应追究首相的责任。他没有征求议员的意见，违反了代议制政府的原则，视议会无足轻重。保守党中持不同政见者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沮丧和愤怒，他们紧张地忙碌着，制订了一个阻止叛徒的计划。哈罗德·尼科尔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收到越来越多的电话留言，每个人都歇斯底里。”[28]安东尼·艾登再一次感到压力，众人让他带头，但他又一次拒绝了。他告诉尼科尔森，他“不会领导叛乱，也不会动员内阁成员辞职”[29]。当尼科尔森暗示由于艾登的不作为，他在这个国家失去了支持时，艾登却不同意。即使这是真的，艾登说，他仍然年轻，只有41岁，他还可以等，“直到再受到大众青睐”[30]。尼科尔森没有问：这个国家怎么办？它也等得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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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22日，当张伯伦返回德国与希特勒进行第二次会晤时，他同时带去了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同意德国兼并苏台德地区的消息。捷克斯洛伐克的批准是通过勒索获得的。英国和法国告诉起初强烈反对德国兼并苏台德地区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如果他们不默许，一旦德国入侵，两个西方盟友都不会来保卫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人大吃一惊。他们的国家是莱茵河以东唯一的民主国家，而这里有两个民主国家同意将其分裂，并把它置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明知最终会被德国控制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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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斯贝格是莱茵河畔的一个小镇。在此与希特勒进行第二次会晤之前，内阁已指示张伯伦坚持苏台德地区要“公平有序”地分离，包括组建一个国际委员会监督移交，以及德国确保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安全。但是希特勒不给他机会来概述这些条件，反而突然提高了赌注。他宣布，所有捷克斯洛伐克人必须在1938年10月1日前离开苏台德地区，届时该地区将被德国军队占领。他将于1938年9月28日星期三定为回应通牒的最后期限。达夫·库珀后来写道，希特勒的要求“就像经过长期艰苦的战争，一个获胜且残暴的敌人会将意志强加给被征服的人民”[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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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条款被传回伦敦时，批评声如潮。哈利法克斯勋爵收到了来自丘吉尔、艾登、布思比、麦克米伦和许多其他议员的抗议信件和电话。反对派向张伯伦发出紧急电报，警告说：“公众舆论似乎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已经到了让步的极限，应该由（希特勒）做出一些让步了。”[32]利奥·埃默里是最有力的绥靖政策反对者之一。在致捷克斯洛伐克总理的一封信中，埃默里说：“据我所知，希特勒的要求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他们有时间建立一条新的防线之前，应该放弃他们唯一的防线，并且放弃他们在被割让地区的所有朋友，让他们在政治对手的温柔怜悯下生活……他们怎么可能做出这种愚蠢和懦弱的事呢？……难道我们没有义务告诉希特勒，我们认为他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不能责怪捷克斯洛伐克人拒绝它吗？”[33]他在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更加直言不讳：“问题变得非常简单。我们要让一个自由的民族臣服于残忍的暴行吗？我们曾支持过他们的事业，但现在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把他们丢进狼群，还是我们仍然能够勇敢地抵抗恶霸？危在旦夕的不是捷克斯洛伐克，而是我们的灵魂。”[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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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伯伦回到伦敦时，试图“扑灭大火”。张伯伦告诉内阁，他确信自己对希特勒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希特勒信任他，愿意与他合作”[35]。他的保证毫无用处。在几个同事的支持下，达夫·库珀要求张伯伦向希特勒表明，如果他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会宣战。如果英国抛弃捷克斯洛伐克人，“甚至建议他们投降”[36]，库珀补充道，“我们应该为犯下历史上最卑鄙的背叛罪而感到内疚”。哈利法克斯勋爵起初赞同戈德斯贝格会议的谈判结果，但后来改变了主意，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同时，简·马萨里克［Jan Masaryk，捷克斯洛伐克驻伦敦大使，该国首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Tomáš Masaryk）的儿子］正式拒绝了希特勒的最新要求，宣布他的国家不会成为“一个奴隶国家”[37]。面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拒绝和可能发生的内阁重组，张伯伦做出了让步。英国外交部通知德国，英国将支持捷克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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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在把电报传送到柏林的这段时间里，英国处在了战争边缘。英国人被反复告知不会发生冲突，而且对捷克斯洛伐克数月来积累的危机的严重性知之甚少，因此处于极度震惊的状态。他们现在得知，末日即将来临。玛格丽·阿林厄姆评论说，无线电台“变得歇斯底里，每隔约45分钟就会播报一次新闻……这一切都非常令人担忧，尽管形势看起来很危险，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相信这实际上是一场战争。政府没有给我们任何暗示，我们的双眼被蒙蔽了。正是这一点让我们觉得，肯定有不对劲的地方。说得委婉些，20年来，我们的政客可能一直效率低下……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38]。她和她的同胞戴上了防毒面具（她称之为“猥亵的、像胎一样的”东西）[39]，她还发现她朋友和邻居的眼睛是如何“震惊和无助”地出现在面具的小云母窗户后，危险真的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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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各地，就像在阿林厄姆的村庄里一样，“即将发生悲剧的感觉令人窒息……对一些人来说，当时战争似乎意味着对我们最爱的每个人和每件事宣判死刑”[40]。人们普遍认为，战争爆发后几周内，伦敦将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英国首都“就像电影里的噩梦”[41]，反对绥靖政策的初级大臣罗伯特·伯奈斯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道：“笑声，甚至微笑都消失了。我们就像一个等待审判的民族。”在一次严肃的晚宴上，当伯奈斯试图通过讲笑话来缓解紧张气氛时，一位客人歇斯底里地喊道：“该死的！你不知道我们下星期可能会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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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袋被疯狂地堆积在政府大楼、商店和俱乐部前，探照灯也被安装起来，医院也被清理出来，以防空袭造成伤亡。人们在首都的主要公园里挖了狭长的战壕，地窖和地下室被用作防空洞。达夫·库珀主动调动了英国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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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简直是噩梦。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希特勒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保守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议，来决定该怎么做。一些年轻的煽动者，如麦克米伦、布思比、卡特兰等人，当时就想推翻内维尔·张伯伦政府。利奥·埃默里在他的日记日写道：“在1938年9月27日的一次会议上，他们非常狂热，大声要求立即进行大屠杀，除掉内维尔。”[42]早些时候，布思比曾告诉一位朋友，“内阁必须下台……它既不适合和平时期，也不适合战争时期”[43]。尽管埃默里加入了反对绥靖政策的阵营，但他还没有完全失去对张伯伦的信任，他当然也不赞成发动反对首相的政变。他说：“我对那种言论泼了冷水……”[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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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晚上，埃默里、麦克米伦、尼科尔森、布思比、斯皮尔斯和劳聚集在温斯顿·丘吉尔位于莫佩斯大厦顶层的公寓里，俯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出席会议的还有丘吉尔的老朋友、自由党领袖阿奇博尔德·辛克莱（Archibald Sinclair），以及几位反对绥靖政策的上议院议员。随着战争的临近，议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自1938年8月初以来的首次议会会议。持不同政见者认为，他们该表明立场。尼科尔森说：“如果张伯伦再捣乱，我们就联合起来反对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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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27日，张伯伦对全国的广播并没有让在丘吉尔公寓开会的人们安心。在广播中，他没有提到荣誉，没有明确界线，也没有对四面楚歌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表示同情或支持。张伯伦的声音干巴巴的，传达了完全不同的信息：“因一无所知的人在遥远的国度发生了一场争吵，我们就在这里挖战壕、试戴防毒面具，这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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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28日上午，庞大而沉默的人群挤满了议会广场和附近的街道，看着议员们进入威斯敏斯特宫（又称议会大厦）参加紧急会议。如果说议会大厦外人们的情绪高涨，那么在拥挤的下议院大厅和走廊里，紧张气氛几乎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快到下午3点，首相看起来筋疲力尽，他从政府长凳上慢慢站起来，把他的笔记放到面前的公文箱上。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当张伯伦疲惫地开始讲述他与希特勒的会面时，《纽约时报》的记者亚瑟·贝克（Arthur Baker）认为，他从来没有听过“比这更令人绝望的演讲……”[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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