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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斯贝格是莱茵河畔的一个小镇。在此与希特勒进行第二次会晤之前，内阁已指示张伯伦坚持苏台德地区要“公平有序”地分离，包括组建一个国际委员会监督移交，以及德国确保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安全。但是希特勒不给他机会来概述这些条件，反而突然提高了赌注。他宣布，所有捷克斯洛伐克人必须在1938年10月1日前离开苏台德地区，届时该地区将被德国军队占领。他将于1938年9月28日星期三定为回应通牒的最后期限。达夫·库珀后来写道，希特勒的要求“就像经过长期艰苦的战争，一个获胜且残暴的敌人会将意志强加给被征服的人民”[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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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条款被传回伦敦时，批评声如潮。哈利法克斯勋爵收到了来自丘吉尔、艾登、布思比、麦克米伦和许多其他议员的抗议信件和电话。反对派向张伯伦发出紧急电报，警告说：“公众舆论似乎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已经到了让步的极限，应该由（希特勒）做出一些让步了。”[32]利奥·埃默里是最有力的绥靖政策反对者之一。在致捷克斯洛伐克总理的一封信中，埃默里说：“据我所知，希特勒的要求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他们有时间建立一条新的防线之前，应该放弃他们唯一的防线，并且放弃他们在被割让地区的所有朋友，让他们在政治对手的温柔怜悯下生活……他们怎么可能做出这种愚蠢和懦弱的事呢？……难道我们没有义务告诉希特勒，我们认为他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不能责怪捷克斯洛伐克人拒绝它吗？”[33]他在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更加直言不讳：“问题变得非常简单。我们要让一个自由的民族臣服于残忍的暴行吗？我们曾支持过他们的事业，但现在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把他们丢进狼群，还是我们仍然能够勇敢地抵抗恶霸？危在旦夕的不是捷克斯洛伐克，而是我们的灵魂。”[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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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伯伦回到伦敦时，试图“扑灭大火”。张伯伦告诉内阁，他确信自己对希特勒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希特勒信任他，愿意与他合作”[35]。他的保证毫无用处。在几个同事的支持下，达夫·库珀要求张伯伦向希特勒表明，如果他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会宣战。如果英国抛弃捷克斯洛伐克人，“甚至建议他们投降”[36]，库珀补充道，“我们应该为犯下历史上最卑鄙的背叛罪而感到内疚”。哈利法克斯勋爵起初赞同戈德斯贝格会议的谈判结果，但后来改变了主意，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同时，简·马萨里克［Jan Masaryk，捷克斯洛伐克驻伦敦大使，该国首任总统托马斯·马萨里克（Tomáš Masaryk）的儿子］正式拒绝了希特勒的最新要求，宣布他的国家不会成为“一个奴隶国家”[37]。面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拒绝和可能发生的内阁重组，张伯伦做出了让步。英国外交部通知德国，英国将支持捷克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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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在把电报传送到柏林的这段时间里，英国处在了战争边缘。英国人被反复告知不会发生冲突，而且对捷克斯洛伐克数月来积累的危机的严重性知之甚少，因此处于极度震惊的状态。他们现在得知，末日即将来临。玛格丽·阿林厄姆评论说，无线电台“变得歇斯底里，每隔约45分钟就会播报一次新闻……这一切都非常令人担忧，尽管形势看起来很危险，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相信这实际上是一场战争。政府没有给我们任何暗示，我们的双眼被蒙蔽了。正是这一点让我们觉得，肯定有不对劲的地方。说得委婉些，20年来，我们的政客可能一直效率低下……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38]。她和她的同胞戴上了防毒面具（她称之为“猥亵的、像胎一样的”东西）[39]，她还发现她朋友和邻居的眼睛是如何“震惊和无助”地出现在面具的小云母窗户后，危险真的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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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各地，就像在阿林厄姆的村庄里一样，“即将发生悲剧的感觉令人窒息……对一些人来说，当时战争似乎意味着对我们最爱的每个人和每件事宣判死刑”[40]。人们普遍认为，战争爆发后几周内，伦敦将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英国首都“就像电影里的噩梦”[41]，反对绥靖政策的初级大臣罗伯特·伯奈斯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道：“笑声，甚至微笑都消失了。我们就像一个等待审判的民族。”在一次严肃的晚宴上，当伯奈斯试图通过讲笑话来缓解紧张气氛时，一位客人歇斯底里地喊道：“该死的！你不知道我们下星期可能会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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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袋被疯狂地堆积在政府大楼、商店和俱乐部前，探照灯也被安装起来，医院也被清理出来，以防空袭造成伤亡。人们在首都的主要公园里挖了狭长的战壕，地窖和地下室被用作防空洞。达夫·库珀主动调动了英国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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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简直是噩梦。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希特勒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保守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议，来决定该怎么做。一些年轻的煽动者，如麦克米伦、布思比、卡特兰等人，当时就想推翻内维尔·张伯伦政府。利奥·埃默里在他的日记日写道：“在1938年9月27日的一次会议上，他们非常狂热，大声要求立即进行大屠杀，除掉内维尔。”[42]早些时候，布思比曾告诉一位朋友，“内阁必须下台……它既不适合和平时期，也不适合战争时期”[43]。尽管埃默里加入了反对绥靖政策的阵营，但他还没有完全失去对张伯伦的信任，他当然也不赞成发动反对首相的政变。他说：“我对那种言论泼了冷水……”[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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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晚上，埃默里、麦克米伦、尼科尔森、布思比、斯皮尔斯和劳聚集在温斯顿·丘吉尔位于莫佩斯大厦顶层的公寓里，俯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出席会议的还有丘吉尔的老朋友、自由党领袖阿奇博尔德·辛克莱（Archibald Sinclair），以及几位反对绥靖政策的上议院议员。随着战争的临近，议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自1938年8月初以来的首次议会会议。持不同政见者认为，他们该表明立场。尼科尔森说：“如果张伯伦再捣乱，我们就联合起来反对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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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27日，张伯伦对全国的广播并没有让在丘吉尔公寓开会的人们安心。在广播中，他没有提到荣誉，没有明确界线，也没有对四面楚歌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表示同情或支持。张伯伦的声音干巴巴的，传达了完全不同的信息：“因一无所知的人在遥远的国度发生了一场争吵，我们就在这里挖战壕、试戴防毒面具，这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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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28日上午，庞大而沉默的人群挤满了议会广场和附近的街道，看着议员们进入威斯敏斯特宫（又称议会大厦）参加紧急会议。如果说议会大厦外人们的情绪高涨，那么在拥挤的下议院大厅和走廊里，紧张气氛几乎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快到下午3点，首相看起来筋疲力尽，他从政府长凳上慢慢站起来，把他的笔记放到面前的公文箱上。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当张伯伦疲惫地开始讲述他与希特勒的会面时，《纽约时报》的记者亚瑟·贝克（Arthur Baker）认为，他从来没有听过“比这更令人绝望的演讲……”[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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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讲了一个多小时，贵族画廊里，英国外交次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Alexander Cadogan）递给哈利法克斯勋爵一张纸。[48]扫了一遍这张纸之后，外交大臣从座位上站起来，匆匆走下楼梯，来到议长席后面，把这张纸递给了张伯伦的议会私人秘书道格拉斯勋爵。道格拉斯把它递给约翰·西蒙爵士，西蒙爵士站起来把它递给了首相。张伯伦读完了纸上的内容，转身对西蒙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他们吗？”西蒙笑着点点头。张伯伦环顾静谧的会议室，他的声音大多了。他宣布希特勒已同意将德国的动员工作推迟24小时，并邀请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在慕尼黑举行更多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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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是一片寂静。然后有人喊道：“感谢上帝，有了首相！”[49]于是混乱爆发了。随着一声大吼，会议室两边的成员都站起来了。由于保守党在下议院的席位占多数，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所有的保守党议员坐在下议院政府的一边，所以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其他保守党成员经常站在反对党一侧。尽管麦克米伦是反绥靖政策一派中的最坚定的成员之一，但他还是和同事们一起欢呼雀跃。[50]一些议员哭了，不会有战争，至少那一刻不会。麦克米伦的儿子下个月可以上牛津大学，而不是上战场。他的家和家人将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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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麦克米伦望着对面的保守党议员席，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难以置信，几乎令人震惊的解脱”[51]的感觉。丘吉尔欠起身，好像是要回应张伯伦，然后又带着一副严肃而坚定的表情坐了下来。出人意料，艾登公开表示异议，他站起身，走出会议室。[52]埃默里仍然坐着，怒目而视，一言不发。尼科尔森也坐着，没有理会他身后一个议员的嘘声：“站起来，你这个畜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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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也喊道：“起来！起来！”当来自3个政党的成员挤在财政部的长凳上与张伯伦握手时，没有人注意到马萨里克大使已经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离开了议院。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没有被邀请去慕尼黑。那天晚上，马萨里克对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说：“如果你们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牺牲我的国家，我将第一个为你们鼓掌。但如果不是，先生们，愿上帝保佑你们的灵魂。”[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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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同样在走廊里目睹了混乱场面的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质问阿奇博尔德·辛克莱，为什么没有反驳张伯伦。这位自由党领袖抗议说，虽然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但维奥莉特夫人的确“坚强如钢”[55]。维奥莉特夫人的朋友巴菲·达格代尔（即上文提到的布兰奇·达格代尔）目睹了这一幕。“我们曾寄予厚望的议会辜负了她。”她甚至拒绝签署批评首相慕尼黑之行的决议，因为这份决议的开头写道：“虽然有普遍的解脱感……”[56]维奥莉特夫人多年后写道，她没有那种解脱感。“背叛已经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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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当张伯伦前往慕尼黑时，维奥莉特夫人和丘吉尔主持了核心小组的午宴。在萨沃伊酒店的皮纳福房间里，包括哈罗德·尼科尔森在内的几位反对绥靖政策的议员受邀参加了午宴。几个月来，维奥莉特夫人一直敦促她在议会的朋友们对张伯伦采取更坚决的立场。丘吉尔仍然情绪激动，她热心地同意了丘吉尔的建议，他们起草了一份电报给首相，敦促他不要再向希特勒做出任何让步，并警告他，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回来以后就不得不在下议院战斗”[57]。他们对电报的措辞进行了研究，最终排除了地板打斗的可能性。他们决定让大概6位著名议会要员在电报上签字，包括丘吉尔本人，还有艾登、辛克莱和艾德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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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的措辞并不具有煽动性，但当天傍晚时分，当丘吉尔在电话中把电报读给艾登听时，他拒绝在电报上署名，说张伯伦会认为这封电报充满敌意。艾德礼也不愿签字，他说他首先需要得到党内议员的同意。丘吉尔被他们的拒绝震惊了，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如“泥塑一般”[58]。当维奥莉特夫人因艾登和艾德礼拒绝在电报上签名而恶语相向时，丘吉尔看着她，眼含着泪。“他们是什么做的？”他问，“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不得不献出生命，而不是签名。我们能活下来吗？当我们失去勇气的时候，我们有资格活下来吗？”为了让他振作起来，维奥莉特安慰道：“你还有勇气。属于你的时刻会到来。不管我们跑得多快，终究还是会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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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最后会被抓，独自一人，没有盟军，也没有朋友，”他回答，“到那时，我们会背叛他们所有人。”两个老朋友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维奥莉特问丘吉尔在哪里吃饭。“在这儿，在别人俱乐部，几分钟后，”他说，“我不期待今晚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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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奥莉特夫人也泪眼婆娑地回家了。在离开萨沃伊的路上，她遇到了开心的爱德华·马什，他是丘吉尔的朋友，也是别人俱乐部的成员。“这不光荣吗？”他说，“毕竟我们不会被轰炸。”[59]维奥莉特夫人眯起眼睛盯着他：“光荣？”她反唇相讥，轻蔑地吞掉了这个词。“你在哪里看到了荣耀？你只想着自己的安危！”她昂首阔步地往前走，留下可怜的爱德华·马什，纳闷自己究竟说了什么，竟会错得这么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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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别人俱乐部的成员都穿着正式的服装，而且经常在一间雅致的小客厅里用餐，但他们总是以遵守俱乐部的主要规则为傲：那就是“什么都不能……影响政党政治的积怨”。但在1938年9月29日晚，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俱乐部的联合创始人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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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还在为下午发生的事感到痛心，他大发雷霆，让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包括布思比、布兰登·布拉肯、劳合·乔治和迪克·劳在内的大约20名成员，从他们端起当晚第一杯酒的那一刻起，就感受到了丘吉尔式的愤怒。但是，丘吉尔把愤怒的矛头首先对准了房间里的两名内阁大臣：卫生大臣沃尔特·埃利奥特和第一海军大臣达夫·库珀。“两位有着良好的参战记录和丰富的政府部门工作经验的可敬的人，怎么能容忍张伯伦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懦弱政策呢？”丘吉尔怒吼道。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政策多么“肮脏和具有毁灭性的”[60]吗？难道他们没有看到这是“自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以来，最恶劣的恃强凌弱、背信弃义的行为”吗？难道他们不明白，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不仅意味着牺牲荣誉，而且意味着“牺牲生命——我国人民的生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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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岁的库珀是丘吉尔的好朋友，他的脾气也很暴躁。另一位议员称丘吉尔是“野蛮”攻击，库珀充分利用自己的脾气来反击丘吉尔。他认为这些指控极不公平。毕竟，他一直在领导内阁内部的反绥靖运动，试图说服张伯伦坚决反对希特勒，准备在必要时开战。与此同时，作为政府的重要成员，他觉得有义务在公共场合为政府的行为辩护，即使自己激烈地反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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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进入议会的年轻开明的保守党人中，库珀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成就，其政治成就仅次于安东尼·艾登。和艾登一样，库珀也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学生和战争英雄。1918年8月，在比利时阿尔伯特运河附近的盟军进攻中，他单枪匹马俘虏了18名德国人，因此获得杰出服役勋章。他于1924年当选为议员，1935年成为斯坦利·鲍德温的战争大臣，1937年成为张伯伦的第一海军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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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达夫·库珀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伦敦政界普遍认为，他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如果发挥出自己的才能，他能做得更好。库珀是出色的演说家、才华横溢的健谈者和极具天赋的作家。他在业余时间写诗，出版了法国政治家塔列朗（Talleyrand）的传记并广受好评。同时，他也是一位执着的享乐主义者，更看重自己的快乐，而不是在海军部埋头苦干。他以逃避无聊的政府会议而闻名，在怀特俱乐部和别人俱乐部里，他曾花几个小时和朋友喝酒，玩双陆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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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Time）杂志总是用“时髦”来形容库珀。他喜欢剪裁考究的衣服、美酒、美食和漂亮女人。他娶了戴安娜·曼纳斯夫人（Lady Diana Manners），她是英国最著名的社交美人之一，无论走到哪里，她似乎都能成为新闻人物。戴安娜夫人是拉特兰郡公爵夫人（Duchess of Rutland）及其情人哈利·卡斯特（Harry Cust）的女儿。卡斯特曾带领一群放荡的年轻贵族后裔，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一战期间，因举办疯狂的派对、酗酒和吸毒而登上报纸头条。戴安娜夫人仍然光彩照人，但她已成家立业，（或多或少）成为一名合格的政治家的妻子。但这对夫妇繁忙的社交生活给库珀招来了懒惰和轻浮的名声，许多白厅的资深人士视他为政治外行。在库珀职业生涯早期的一次午餐会上，外交大臣寇松勋爵靠在桌子上问他：“库珀先生，在取悦你美丽妻子的间隙，你都做些什么？”[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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