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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袋被疯狂地堆积在政府大楼、商店和俱乐部前，探照灯也被安装起来，医院也被清理出来，以防空袭造成伤亡。人们在首都的主要公园里挖了狭长的战壕，地窖和地下室被用作防空洞。达夫·库珀主动调动了英国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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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天简直是噩梦。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希特勒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保守党内持不同政见者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议，来决定该怎么做。一些年轻的煽动者，如麦克米伦、布思比、卡特兰等人，当时就想推翻内维尔·张伯伦政府。利奥·埃默里在他的日记日写道：“在1938年9月27日的一次会议上，他们非常狂热，大声要求立即进行大屠杀，除掉内维尔。”[42]早些时候，布思比曾告诉一位朋友，“内阁必须下台……它既不适合和平时期，也不适合战争时期”[43]。尽管埃默里加入了反对绥靖政策的阵营，但他还没有完全失去对张伯伦的信任，他当然也不赞成发动反对首相的政变。他说：“我对那种言论泼了冷水……”[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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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晚上，埃默里、麦克米伦、尼科尔森、布思比、斯皮尔斯和劳聚集在温斯顿·丘吉尔位于莫佩斯大厦顶层的公寓里，俯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出席会议的还有丘吉尔的老朋友、自由党领袖阿奇博尔德·辛克莱（Archibald Sinclair），以及几位反对绥靖政策的上议院议员。随着战争的临近，议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是自1938年8月初以来的首次议会会议。持不同政见者认为，他们该表明立场。尼科尔森说：“如果张伯伦再捣乱，我们就联合起来反对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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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27日，张伯伦对全国的广播并没有让在丘吉尔公寓开会的人们安心。在广播中，他没有提到荣誉，没有明确界线，也没有对四面楚歌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表示同情或支持。张伯伦的声音干巴巴的，传达了完全不同的信息：“因一无所知的人在遥远的国度发生了一场争吵，我们就在这里挖战壕、试戴防毒面具，这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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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28日上午，庞大而沉默的人群挤满了议会广场和附近的街道，看着议员们进入威斯敏斯特宫（又称议会大厦）参加紧急会议。如果说议会大厦外人们的情绪高涨，那么在拥挤的下议院大厅和走廊里，紧张气氛几乎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快到下午3点，首相看起来筋疲力尽，他从政府长凳上慢慢站起来，把他的笔记放到面前的公文箱上。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当张伯伦疲惫地开始讲述他与希特勒的会面时，《纽约时报》的记者亚瑟·贝克（Arthur Baker）认为，他从来没有听过“比这更令人绝望的演讲……”[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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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讲了一个多小时，贵族画廊里，英国外交次大臣亚历山大·卡多根（Alexander Cadogan）递给哈利法克斯勋爵一张纸。[48]扫了一遍这张纸之后，外交大臣从座位上站起来，匆匆走下楼梯，来到议长席后面，把这张纸递给了张伯伦的议会私人秘书道格拉斯勋爵。道格拉斯把它递给约翰·西蒙爵士，西蒙爵士站起来把它递给了首相。张伯伦读完了纸上的内容，转身对西蒙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他们吗？”西蒙笑着点点头。张伯伦环顾静谧的会议室，他的声音大多了。他宣布希特勒已同意将德国的动员工作推迟24小时，并邀请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在慕尼黑举行更多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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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是一片寂静。然后有人喊道：“感谢上帝，有了首相！”[49]于是混乱爆发了。随着一声大吼，会议室两边的成员都站起来了。由于保守党在下议院的席位占多数，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所有的保守党议员坐在下议院政府的一边，所以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其他保守党成员经常站在反对党一侧。尽管麦克米伦是反绥靖政策一派中的最坚定的成员之一，但他还是和同事们一起欢呼雀跃。[50]一些议员哭了，不会有战争，至少那一刻不会。麦克米伦的儿子下个月可以上牛津大学，而不是上战场。他的家和家人将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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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麦克米伦望着对面的保守党议员席，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难以置信，几乎令人震惊的解脱”[51]的感觉。丘吉尔欠起身，好像是要回应张伯伦，然后又带着一副严肃而坚定的表情坐了下来。出人意料，艾登公开表示异议，他站起身，走出会议室。[52]埃默里仍然坐着，怒目而视，一言不发。尼科尔森也坐着，没有理会他身后一个议员的嘘声：“站起来，你这个畜生！”[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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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也喊道：“起来！起来！”当来自3个政党的成员挤在财政部的长凳上与张伯伦握手时，没有人注意到马萨里克大使已经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离开了议院。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没有被邀请去慕尼黑。那天晚上，马萨里克对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说：“如果你们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牺牲我的国家，我将第一个为你们鼓掌。但如果不是，先生们，愿上帝保佑你们的灵魂。”[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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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同样在走廊里目睹了混乱场面的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质问阿奇博尔德·辛克莱，为什么没有反驳张伯伦。这位自由党领袖抗议说，虽然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但维奥莉特夫人的确“坚强如钢”[55]。维奥莉特夫人的朋友巴菲·达格代尔（即上文提到的布兰奇·达格代尔）目睹了这一幕。“我们曾寄予厚望的议会辜负了她。”她甚至拒绝签署批评首相慕尼黑之行的决议，因为这份决议的开头写道：“虽然有普遍的解脱感……”[56]维奥莉特夫人多年后写道，她没有那种解脱感。“背叛已经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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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当张伯伦前往慕尼黑时，维奥莉特夫人和丘吉尔主持了核心小组的午宴。在萨沃伊酒店的皮纳福房间里，包括哈罗德·尼科尔森在内的几位反对绥靖政策的议员受邀参加了午宴。几个月来，维奥莉特夫人一直敦促她在议会的朋友们对张伯伦采取更坚决的立场。丘吉尔仍然情绪激动，她热心地同意了丘吉尔的建议，他们起草了一份电报给首相，敦促他不要再向希特勒做出任何让步，并警告他，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回来以后就不得不在下议院战斗”[57]。他们对电报的措辞进行了研究，最终排除了地板打斗的可能性。他们决定让大概6位著名议会要员在电报上签字，包括丘吉尔本人，还有艾登、辛克莱和艾德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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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的措辞并不具有煽动性，但当天傍晚时分，当丘吉尔在电话中把电报读给艾登听时，他拒绝在电报上署名，说张伯伦会认为这封电报充满敌意。艾德礼也不愿签字，他说他首先需要得到党内议员的同意。丘吉尔被他们的拒绝震惊了，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如“泥塑一般”[58]。当维奥莉特夫人因艾登和艾德礼拒绝在电报上签名而恶语相向时，丘吉尔看着她，眼含着泪。“他们是什么做的？”他问，“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不得不献出生命，而不是签名。我们能活下来吗？当我们失去勇气的时候，我们有资格活下来吗？”为了让他振作起来，维奥莉特安慰道：“你还有勇气。属于你的时刻会到来。不管我们跑得多快，终究还是会被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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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最后会被抓，独自一人，没有盟军，也没有朋友，”他回答，“到那时，我们会背叛他们所有人。”两个老朋友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维奥莉特问丘吉尔在哪里吃饭。“在这儿，在别人俱乐部，几分钟后，”他说，“我不期待今晚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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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奥莉特夫人也泪眼婆娑地回家了。在离开萨沃伊的路上，她遇到了开心的爱德华·马什，他是丘吉尔的朋友，也是别人俱乐部的成员。“这不光荣吗？”他说，“毕竟我们不会被轰炸。”[59]维奥莉特夫人眯起眼睛盯着他：“光荣？”她反唇相讥，轻蔑地吞掉了这个词。“你在哪里看到了荣耀？你只想着自己的安危！”她昂首阔步地往前走，留下可怜的爱德华·马什，纳闷自己究竟说了什么，竟会错得这么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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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别人俱乐部的成员都穿着正式的服装，而且经常在一间雅致的小客厅里用餐，但他们总是以遵守俱乐部的主要规则为傲：那就是“什么都不能……影响政党政治的积怨”。但在1938年9月29日晚，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俱乐部的联合创始人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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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还在为下午发生的事感到痛心，他大发雷霆，让每个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包括布思比、布兰登·布拉肯、劳合·乔治和迪克·劳在内的大约20名成员，从他们端起当晚第一杯酒的那一刻起，就感受到了丘吉尔式的愤怒。但是，丘吉尔把愤怒的矛头首先对准了房间里的两名内阁大臣：卫生大臣沃尔特·埃利奥特和第一海军大臣达夫·库珀。“两位有着良好的参战记录和丰富的政府部门工作经验的可敬的人，怎么能容忍张伯伦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懦弱政策呢？”丘吉尔怒吼道。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政策多么“肮脏和具有毁灭性的”[60]吗？难道他们没有看到这是“自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以来，最恶劣的恃强凌弱、背信弃义的行为”吗？难道他们不明白，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不仅意味着牺牲荣誉，而且意味着“牺牲生命——我国人民的生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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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岁的库珀是丘吉尔的好朋友，他的脾气也很暴躁。另一位议员称丘吉尔是“野蛮”攻击，库珀充分利用自己的脾气来反击丘吉尔。他认为这些指控极不公平。毕竟，他一直在领导内阁内部的反绥靖运动，试图说服张伯伦坚决反对希特勒，准备在必要时开战。与此同时，作为政府的重要成员，他觉得有义务在公共场合为政府的行为辩护，即使自己激烈地反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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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进入议会的年轻开明的保守党人中，库珀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成就，其政治成就仅次于安东尼·艾登。和艾登一样，库珀也是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学生和战争英雄。1918年8月，在比利时阿尔伯特运河附近的盟军进攻中，他单枪匹马俘虏了18名德国人，因此获得杰出服役勋章。他于1924年当选为议员，1935年成为斯坦利·鲍德温的战争大臣，1937年成为张伯伦的第一海军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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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达夫·库珀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伦敦政界普遍认为，他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如果发挥出自己的才能，他能做得更好。库珀是出色的演说家、才华横溢的健谈者和极具天赋的作家。他在业余时间写诗，出版了法国政治家塔列朗（Talleyrand）的传记并广受好评。同时，他也是一位执着的享乐主义者，更看重自己的快乐，而不是在海军部埋头苦干。他以逃避无聊的政府会议而闻名，在怀特俱乐部和别人俱乐部里，他曾花几个小时和朋友喝酒，玩双陆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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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Time）杂志总是用“时髦”来形容库珀。他喜欢剪裁考究的衣服、美酒、美食和漂亮女人。他娶了戴安娜·曼纳斯夫人（Lady Diana Manners），她是英国最著名的社交美人之一，无论走到哪里，她似乎都能成为新闻人物。戴安娜夫人是拉特兰郡公爵夫人（Duchess of Rutland）及其情人哈利·卡斯特（Harry Cust）的女儿。卡斯特曾带领一群放荡的年轻贵族后裔，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一战期间，因举办疯狂的派对、酗酒和吸毒而登上报纸头条。戴安娜夫人仍然光彩照人，但她已成家立业，（或多或少）成为一名合格的政治家的妻子。但这对夫妇繁忙的社交生活给库珀招来了懒惰和轻浮的名声，许多白厅的资深人士视他为政治外行。在库珀职业生涯早期的一次午餐会上，外交大臣寇松勋爵靠在桌子上问他：“库珀先生，在取悦你美丽妻子的间隙，你都做些什么？”[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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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库珀的关注点是德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爱国者和追求快乐的人，他对希特勒对英国的威胁感到震惊。1933年夏天，他以初级大臣的身份访问德国，回国后发表了一篇关于纳粹主义威胁的演讲，却被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报纸斥为战争贩子。作为战争大臣，他曾多次与时任财政大臣的内维尔·张伯伦发生冲突，原因是张伯伦拒绝为一支规模庞大、装备精良的军队提供资金，而这支军队可以在德国发动进攻时派往欧洲大陆。[62]“我确信战争即将来临，”库珀回忆道，“我相信只有一种办法可以阻止它，那就是让德国人相信，如果他们发动战争，就会被打败。”[63]像往常一样，张伯伦在这场辩论中获胜。作为第一海军大臣，[64]库珀继续致力于加速重整军备。他要求加快皇家海军的建设，并谴责张伯伦和财政部对所有军种预算的限制。随着慕尼黑危机的升级，他认为与独裁者讨价还价的时代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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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库珀发脾气的时候，就像他屡次对张伯伦所做的那样，那景象真是太可怕了。他的家人和朋友称这种爆发为“暴怒”（veiners）[65]。当库珀生气时，他额头上的血管会扩张、颤动，他的脸会变紫，声音会传到好几个街区外。那天晚上，在萨沃伊，他对着丘吉尔和丘吉尔的亲密助手弗雷德里克·A.林德曼教授大喊大叫。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喝了更多的葡萄酒和白兰地，越来越多的人大喊大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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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珀和布思比对周日报纸《观察家报》支持绥靖政策的编辑J.L.加文恶语相向，加文气冲冲地离开了。[66]（回到家后，他写了一封脱离俱乐部的请辞信。）后来，正如库珀记得的那样，“每个人都在侮辱别人，温斯顿最后说，下次大选时，他将在（工党的）每一个政纲上发表反对德国人的言论”[67]。飞来飞去的谩骂是如此极端，一名与会者对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说，如果这些日子是“我们的议员要求一对一决斗，为自己辩护”[68]，那么他们至少会在黎明时分进行3场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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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凌晨1点，有人看了看表，说报纸初刊一定已经在街上售卖了，上面有关于慕尼黑一事的新闻。另一个成员走了出去，几分钟后，带着一份报纸回来了。库珀从他手里夺过报纸，默默地研究了一会儿头版，然后大声朗读了其中的文章，语气“明显是愤怒和厌恶的”[69]。文章的具体内容不详，但毫无疑问，张伯伦和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已经完全向希特勒屈服了，满足了他在戈德斯贝格提出的所有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将被迫立即放弃苏台德地区以及重要的防御工事和主要的工业中心。英国和法国没有征求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意见。张伯伦和达拉第事后通知他们，还说争吵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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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读完这篇文章后，库珀把报纸扔在桌子上，一言不发地走出房间。他身后一片寂静，人们都很震惊。在那个初秋的早晨，正如一位成员所说：“耻辱几乎有形可觅。”[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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