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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选当天，金罗斯郡和西珀斯郡的2.2万多名选民冒着大雪投了票。当那些投票给公爵夫人的人不得不自己去投票时，由保守党中央办公室派出的车队载着斯纳登的支持者去投票。最后，凯瑟琳比斯纳登少1400票，她被击败了。考虑到保守党所花费的资源和努力，凯瑟琳与竞选对手的票数非常接近，这很难被认为是对张伯伦政策的有力支持。尽管如此，首相和他的支持者们还是欣喜若狂。张伯伦写信给大卫·马杰森说，公爵夫人的失败让他“喜出望外”[42]。艾弗·科博尔德是当地的一个地主，也是麦克米伦和詹姆斯·斯图尔特的亲戚，他给凯瑟琳发了一封奚落她的电报：“我很高兴你出局了。希望我的……人投票反对你。”[43]斯图尔特给丘吉尔打了预防针，暗示他将是下一个出局的人。“我当然告诉他，”丘吉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要么下地狱，要么去埃平。”[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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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索尔公爵夫人退出了政坛。在和平时期的最后一年和接下来的6年战争中，她致力于帮助欧洲各地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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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诽谤公爵夫人的幕后主谋是一个身材矮小、肥头大耳的官僚，名叫约瑟夫·鲍尔爵士（Sir Joseph Ball）。在担任保守党中央办公室研究部负责人之前，鲍尔曾担任英国国内情报机构——军情五处的调查主任，是公认的“生活阴暗面”[45]的专家。他也是内维尔·张伯伦的钓鱼伙伴和最亲密的政治顾问。鲍尔认为，他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对付那些他和张伯伦认为与首相为敌的人。他秘密控制了一份名为《真相》（Truth）的周刊，该周刊经常抨击丘吉尔和其他反绥靖的保守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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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鲍尔真正的专长是从事间谍活动。任职初期，他在工党总部和左倾报纸的工作人员中安插了保守党的特工。20世纪30年代末，他与马杰森和其他政府党鞭合作，收集了关于保守党“反叛分子”的情报。[46]传统上，党鞭办公室收集有关议员私人和公共行为的情报，但在马杰森的任期内，这种做法被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或者可以说，被开拓到了全新的深度。在他的日记中，奇普斯·钱农提到助理党鞭托马斯·达格代尔是“政府间谍”。他向首相或大卫·马杰森汇报每一次谈话内容，他的职责是“激励人们……（他）是主要的告密者。倾听，不冒犯任何人，然后把一切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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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监控活动中，鲍尔使用了类似于30多年后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及其手下在水门事件中使用的“肮脏伎俩”[47]。鲍尔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富有的美国人罗纳德·特里，他位于安妮女王之门的四层别墅已经成为“反叛分子”最喜欢的集会场所。房子离议会只有几个街区，是他们秘密聚会的理想场所。特里安装了一个英国议会的分组表决钟，每当下议院即将进行投票时，它就会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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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家的街对面就是《白厅信报》（Whitehall Letter）办公室，这份报纸是一份批评绥靖政策的每周外交时事报纸，由记者海伦·柯克帕特里克和维克多·戈登-伦诺克斯（Victor Gordon-Lennox）编辑。《白厅信报》是20世纪30年代由个人创办的几份新闻类报纸之一，针对全国新闻界及其无条件支持张伯伦政策发出了另一种声音。[48]大多数新出版的刊物是由报纸记者编辑的，他们对新闻界未能起到“看门狗”的作用感到失望。“我们指出了《我的奋斗》的内容和德国人在欧洲的所作所为。”[49]柯克帕特里克说。1939年春天，她成为《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她表示，“我们清楚地看到，英国正走向与德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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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伦诺克斯和柯克帕特里克在外国大使馆和外交部都有很好的消息提供者，其中几人向他们泄露了有关英国军事弱点和德国实力迅速增长的信息。《白厅信报》等报纸刊登的这些材料，激怒了首相和鲍尔，戈登-伦诺克斯和柯克帕特里克都意识到，他们的办公室受到了监视。特里的房子也是如此。柯克帕特里克偶尔会看到有人在街角徘徊，密切注视着房子里的动静。然后，1939年初，她和戈登-伦诺克斯得到了一个消息，对特里的监视远远超出了原来的监视范围。柯克帕特里克是这位议员及其妻子南希的好朋友，她立即给特里打了电话。她问特里，知道自己的电话被窃听了吗？[50]特里惊呆了。在过去的几周里，当他拿起听筒时，特里注意到了奇怪的咔嗒声，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声音。他不敢相信“政府认为我们是如此危险”[51]。柯克帕特里克告诫他，从那以后，他不应该在电话中讨论任何反绥靖活动，也不应该提及联系人或消息提供者的姓名。[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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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不是张伯伦“敌人名单”上唯一的名字。包括丘吉尔在内的其他“反叛分子”的电话，还有一些被视为反张伯伦的政府工作人员和记者的电话也被窃听了。针对慕尼黑事件的辩论结束后，张伯伦在给他的妹妹的信中写道，那些首相的批评者们，“当然，完全不知道我对他们的活动多么了解”[54]。“我不断地了解他们的行为和言论，这第N次证明了，只要温斯顿想，他完全可以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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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对政敌的无情策略只是英国政府和社会因政府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政策争议而引起的深层压力和裂痕的一个侧面。尤其是慕尼黑事件，它制造了空前的仇恨，许多仇恨是如此之深，以致多年都无法消除。丘吉尔说：“在保守党中，亲密接触的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分歧，达到了我前所未见的程度。长期被党派关系、社交礼节和家庭关系所束缚的男女，彼此怒目而视。”[55]戴安娜·库珀回忆道：“丈夫和妻子不再互相交谈，父亲和儿子对彼此说出了不可原谅的话。”[56]她和丈夫认识至少12对夫妇对慕尼黑事件有着强烈的分歧。“在任何情况下，”达夫·库珀说，“都是丈夫支持张伯伦，妻子反对他。”[57]多萝西·麦克米伦的弟弟——德文郡的新公爵，以及他的妻子——博比提·克兰伯恩的妹妹玛丽莫不如此。爱德华·卡文迪什是张伯伦政府的成员，也是首相的热心支持者。玛丽·卡文迪什反对张伯伦的热情与爱德华支持张伯伦的热情不相上下。然而，在他们的家中并没有激烈的争吵，因为正如这对夫妇的儿子安德鲁回忆的那样，“我的母亲已经做好了压抑自己感情的准备，至少表面上看来，对我的父亲很忠诚”[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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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例外。总的来说，就像达夫·库珀和戴安娜·库珀懊恼地学会了如何相处——在这段艰难时期，传统的英国文雅和礼貌都成了稀缺的品质。库珀辞去海军部第一大臣的职务后，他的朋友和熟人都回避他。他选区里的一位老朋友甚至取消了在家里举行的政治会议，因为他不想让库珀去他家。库珀辞职的那天晚上，丈夫曾任印度总督的威灵顿夫人怒气冲冲地说：“我真想把他的头捏成果酱。”[59]大法官毛姆勋爵（Lord Maugham）是小说家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的兄弟。他在一次演讲中宣称，应该“枪毙或绞死”[60]温斯顿·丘吉尔和达夫·库珀这样反保守党的“战争贩子”。一位客人说，戴安娜夫人在一次聚会上为丈夫辩护时，其他几位客人，包括她儿时就认识的朋友，在“充满敌意的沉默”[61]中听着。“他们认为达夫疯了，或者莫名其妙地傻了”。实际上，就慕尼黑事件而言，库珀对文明礼貌也不感兴趣。他告诉利奥·埃默里的儿子朱利安，他正在制作一种特殊的手杖，可以在里面藏一把卷起的雨伞。库珀说，张伯伦的雨伞“已经成为绥靖政策的象征，他死前可不愿让人看见他带着伞”[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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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参加晚宴、午宴或喝茶，可能会遇到危险——这样的聚会经常变成雷区，在激烈的争论中爆炸。在肯尼斯·克拉克家中，一场关于绥靖政策的辩论变得如此激烈，以至于一位晚宴上的客人——一位著名的牛津大学的教师——对另一位客人咆哮道：“我期待着用你的头骨做墨水瓶！”[63]克拉克把这两个人都赶出了家门。在伦敦的一次午宴上，一位社交圈的女士，响应毛姆勋爵的感受，对芭芭拉·卡特兰低声说道：“那些叛徒，温斯顿·丘吉尔、你的兄弟，还有他的同类，应该被枪毙。”[64]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的继母玛戈特·阿斯奎斯拒绝与维奥莉特夫人及其家人共进午餐。她说：“我知道你会说亲爱的内维尔的坏话，我肯定会哭的。”[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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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特勋爵夫人是张伯伦另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她为了慕尼黑事件和她的侄女南希·特里（Nancy Tree）以及南希的丈夫罗纳德（Ronald）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南希·特里从此拒绝见她的姑妈，也不允许她到迪奇里庄园来。[66]迪奇里庄园是特里在牛津郡的乡村庄园。直到战争开始后，她才改变了主意。特里夫妇还与一些曾经非常亲密的朋友断交了。他们曾指定财政部财政司司长尤安·华莱士（Euan Wallace）和他的妻子芭芭拉在他们死后成为孩子们的监护人。南希·特里说，在慕尼黑事件之后，华莱士夫妇不愿和她的丈夫说话了。[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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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的妻子克莱门汀也卷入了这场争斗。1939年1月，她乘坐游艇游览巴巴多斯。这艘游艇的所有者正是丘吉尔夫妇的好朋友莫恩勋爵（Lord Moyne）。克莱门汀和莫恩的其他客人听到来自英国的短波广播，谴责反对绥靖政策的议员，其中包括她的丈夫。克莱门汀在这次航行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受到亲慕尼黑言论的影响，当其他几位客人兴高采烈地附和着广播中的观点时，她再也忍受不了了。[68]克莱门汀冲出船舱，乘汽艇上岸，订了一张第二天回英国的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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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达夫·库珀与手杖的故事所暗示的那样，这种尖酸刻薄并不是单方面的。一些保守党的“反叛分子”也发动了攻势，称张伯伦为“持伞人”和“验尸官”，并以其他方式猛烈抨击批评他们的人。哈罗德·麦克米伦或许是最目中无人的一个。他的一些同事认为，在慕尼黑事件后，麦克米伦与张伯伦的对峙不只是勇敢的行为，还有些鲁莽。他们可能是对的。麦克米伦仍在忍受妻子与鲍勃·布思比剪不断的婚外情所带来的耻辱。在一些人看来，慕尼黑事件之后，麦克米伦投身反绥靖斗争的激情，似乎是为了减轻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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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邀请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和她十几岁的女儿克雷西达（Cressida），陪他和儿子去伦敦参加一个慈善放映会，放的是新版本的吉尔伯特（Gilbert）和沙利文（Sullivan）的《日本天皇》（Mikado）。在电影正片开始前放映的新闻短片中，出现了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在意大利对墨索里尼进行国事访问的片段。当带着雨伞的张伯伦出现在屏幕上时，麦克米伦用他能发出的最大音量喊道：“Ombrello！Ombrello！”[69][70]维奥莉特夫人不是个害羞的人，但她也对麦克米伦的大胆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坐在一群打着黑领带、大多支持慕尼黑事件的人中间。大约25年后，当她写信给麦克米伦提起这件事的时候，那晚的记忆仍然能在她脑中清晰地浮现出来。“我们的一些邻座吓得发抖，”她回忆道，“但我对你的勇气钦佩不已。”[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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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麦克米伦更进一步，在牛津为一位反对绥靖政策的独立候选人助选，这位候选人在议会补选中与正式的保守党提名人竞争。这次竞选活动和阿索尔公爵夫人的竞选一样，是一件轰动的事，因为它涉及与国内最负盛名的大学有关的著名候选人。保守党提名的是昆迁·霍格（Quintin Hogg），一名才华横溢的亲慕尼黑的年轻律师。他毕业于牛津大学，是前大法官黑尔什姆勋爵（Lord Hailsham）的儿子。霍格的反慕尼黑事件的挑战者是麦克米伦母校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亚历山大·林赛（Alexander Lind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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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罗斯郡和西珀斯思郡的选举中，保守党派了一群保守党议员为霍格助选。牛津大学有相当数量的反绥靖主义学生反对他们，其中包括大力支持林赛的哈罗德·麦克米伦和朱利安·埃默里。虽然没有公爵夫人的竞选那么肮脏，但牛津郡的选举确实有一些诽谤实例，比如“投票给霍格就是投票给希特勒”[72]的口号，被写在牛津大学各处的墙上。（霍格回应道：“投霍格，保平安。”[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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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伦是唯一代表林赛发表演讲的反绥靖政策的保守党议员。这位独立候选人林赛也曾向丘吉尔和艾登寻求公众支持，但两人都拒绝了。大选后，霍格以微弱优势获胜，麦克米伦感受到了张伯伦手下的愤怒。他面临的威胁包括：失去党鞭支持、有可能在下次大选中由另一位候选人接替他的位置，以及被逐出保守党的大本营——伦敦卡尔顿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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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伦处变不惊，继续对首相嗤之以鼻。这种蔑视的另一个显著表现发生在1938年他家人庆祝盖伊·福克斯日时。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1605年挫败福克斯和其他参与阴谋者炸毁议会、杀死詹姆斯一世的阴谋。在每年的火药阴谋纪念日，全英国都会举行烟火和篝火晚会，届时盖伊·福克斯的人偶会被扔到篝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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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桦木林，麦克米伦位于萨塞克斯的乡间别墅，哈罗德一家、麦克米伦家族和卡文迪什家族的其他成员，以及几十名犹太人难民参加了庆祝活动。[74]在慕尼黑事件后，这些难民逃离了捷克斯洛伐克，麦克米伦和一些邻居为他们提供了避难所。在1938年11月那个寒冷的夜晚，麦克米伦和他的孩子们，把传统的盖伊·福克斯篝火烧成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大火。火焰跃入夜空，在周围聚集的人脸上投下了可怕的阴影，麦克米伦高高举起了用稻草填充的盖伊人偶，扔进了火里。麦克米伦和多萝西夫人的几位亲戚看到这个人偶，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表示不赞成。这个人偶身穿长礼服、条纹长裤、黑色长袍，拿着一把卷着的雨伞。麦克米伦对首相的嘲弄并没有让他们觉得好笑，用麦克米伦的话说，这件事引起了持续数年的“深仇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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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ate of the World，” Time，October 31，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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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obert Shepherd，A Class Divided：Appeasement and the Road to Munich 1938，London：Macmillan，1988.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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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enneth Clark，Another Part of the Wood：A Self-Portrait，New York：Harper & Row，1974，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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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onham Carter Notebooks，“The Thirties，” Bonham Carter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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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eoffrey Cox，Countdown to War，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90，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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