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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张伯伦完全缺乏动力，他一点也不知道他应该为那些疏忽负责。”珍妮特·弗兰纳（Janet Flanner）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中评论道，英国人民迫切想知道，如果明年春天或秋天战争爆发怎么办，“从目前缺乏组织的情况来看，英国人的雨伞将是他们最好的防弹工具”[45]。她补充说，张伯伦政府“似乎处于清醒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发现自己在做梦——一场奔跑却没有目的地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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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4年相对温和的重整军备运动开始，政府就把大部分资金用于皇家空军，到1939年初，已经建立了一些至关重要的雷达站，飞机的产量，特别是战斗机的产量大大增加，但数量仍远低于德国制造的飞机数量，英国皇家空军仍难以获得足够的装备和人员。B.H.李德尔·哈特（B.H. Liddell Hart）自己的报纸不愿发表他对英国防务缺陷的批评，他转向《旗帜晚报》撰文称，英国皇家空军的扩编计划一开始就不充分，且没有按计划实施。[46]慕尼黑事件之后不久，霍勒斯·威尔逊向英国航空大臣金斯利·伍德（Kingsley Wood）解释说，皇家空军不允许将其产量“提高到相当于德国估计产量的水平”[47]，因为德国会“把它当作表明我们已经决定立即破坏《慕尼黑协定》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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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最被忽视的陆军服役问题，在慕尼黑事件之后关键的几个月里，张伯伦持续无视莱斯利·霍尔-贝利沙和利奥·埃默里等人的恳求，其中之一是增强少得可怜的部队规模，使至少6个正规师和26个本土防卫义勇军师可以得到适当装备。如果需要，可在战争爆发后8个月内将其送往欧洲大陆。到1939年初，经过4年的征兵，德国陆军拥有52个现役师和51个预备役师，总人数超过300万。[48]英国的正规军是欧洲国家所有军队中唯一没有征兵的，仍然只有大约18万人，另外还有13万本土防卫义勇军。[49]即使是这些人也急需足够的装备和训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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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认为没有必要扩充军队，因为在他看来，永远不需要扩充军队。在1939年2月21日的下议院辩论中，首相重申了他的观点，即德国人“并不比我们更有侵略意图”[50]，而且“我们现在因为误会准备了这些毁灭性武器”。然而，不久之后，张伯伦终于屈服于内阁的压力，同意了一项计划，即在战争爆发时向欧洲大陆派遣4个正规师，并在未来几个月内派遣更多正规师。[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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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英国的经济部门基本上没有储备必要物资和原材料。以1939年1月为例，当时英国政府只储备了4个月的小麦和食糖，只比正常储备多了一个月的量。[52]当埃默里、霍尔-贝利沙、丘吉尔和其他人要求建立一个供应部，来动员英国工业加速生产战争物资时，张伯伦拒绝了这个提议。他宣称，将工业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会像以前一样干扰商业活动。一位前政府官员向艾登集团透露，首相反对建立供应部的真正原因是，他认为这“会激怒德国人”[53]。由于无人推动，英国的工厂继续蹒跚前行。1938年12月下旬，《纽约时报》记者费迪南德·库恩问一家大型军工厂的经理，他认为英国什么时候能为战争做好准备。那人答道：“给我们3年时间，我们就能准备好。”[54]库恩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冷淡地指出：“如果希特勒再等3年，英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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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维尔·张伯伦坚信战争不会爆发，因此在1939年3月9日，他召集了几位政治记者到唐宁街，告诉他们自己希望在当年年底召开一次裁军会议。记者们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张伯伦收到的报道和他们的报社收到的不一样吗？[55]希特勒正在动员军队接管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事实上，政府确实知道这些报道，但是首相和他的手下根本不相信这些消息。第二天，塞缪尔·霍尔爵士热情洋溢地谈论道，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新“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将通过张伯伦、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达拉第总统的合作而创造出来。5天后，也就是1939年3月15日，德军挺进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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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闷闷不乐的奇普斯·钱农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张伯伦的“绥靖政策彻底失败”[56]。希特勒用行动证明自己是个骗子。对震惊的英国公众来说，进一步和解的想法令他们深恶痛绝，甚至几天前还在支持政府绥靖政策的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一位名叫乔治·比德莫尔的年轻小说家若有所思地说：“我十分愤怒。这个国家的其他人也很愤怒，甚至可能比我更愤怒。我认为，暴君必须被制止。”[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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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仍然坚信希特勒最终会变得理智，起初他对国民舆论的巨大变化毫无头绪。他向内阁辩称，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58]，而政府对德意志帝国的基本政策应该保持不变。哈利法克斯勋爵告诉他，那不再是一个选择。外交大臣使张伯伦相信，他必须谴责希特勒的行为，这个国家再也无法容忍这种行为。甚至先前支持他政策的报社也说绥靖政策结束了。最终，在1939年3月17日伯明翰的一次演讲中，首相谴责了德军的占领行为，尽管他似乎对自己所遭受的个人羞辱比对一个半主权国家的毁灭感到更不安。“当然，”他厉声说道，“作为《慕尼黑协定》的联合签署人，如果希特勒先生认为这项协定应该被撤销，那就按照……所规定的那样去做吧。特此声明。”[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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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演讲已经不够了。公众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下议院对张伯伦的批评也是如此。3月29日，保守党“反叛分子”向首相发起了《纽约时报》称之为“公开挑战”[60]的行动，这是自慕尼黑辩论以来，他们第一次对政府提出强烈反对。一个由丘吉尔、埃默里、麦克米伦、布思比、卡特兰、艾登、劳、尼科尔森和克兰伯恩等30多名议员组成的团体提出了一项决议，要求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性全党政府，动员全国人民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尼科尔森写道：“我感觉张伯伦要么下台，要么彻底改变他的政策。”[61]哈利法克斯和其他张伯伦的顾问们担心，保守党“反叛分子”即将进行一场席卷全国的“叛乱”。外交大臣警告张伯伦，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表明政府在反对德国侵略上是“认真的”[62]，那么政府将陷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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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对哈利法克斯警告的反应震惊了全国。1939年3月31日，他现身下议院，宣布英国现代史上最戏剧性的外交政策逆转之一。他宣称，如果波兰遭到入侵，英国将向其提供援助，波兰是德国的下一个目标。他说：“如果出现任何明显威胁波兰独立的行动，而且波兰政府……认为要全力抵抗，那么英王陛下的政府会感到有义务立即向波兰政府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首相还说，法国已经授权他代表法国做出同样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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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一位英国首相来说，这一承诺都是了不起的，对于一位如此热心支持绥靖政策的首相来说更是如此。历史上，没有一届英国政府承诺，向中欧或东欧国家提供军事支持。更令人吃惊的是，张伯伦的新政策实际上向波兰让步了，波兰被认为在军事力量上比捷克斯洛伐克弱得多，英国也就有了是否参战的决定权。与拥有强大的山地防御工事和庞大军火库的捷克斯洛伐克不同，波兰实际上是赤裸裸地面对敌人，其东部和西部几乎没有天然屏障。更糟糕的是，由于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对波兰北部、西部和南部边境都构成了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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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违背了英国最高军事领导人的建议，做出了这一承诺，他们对此感到震惊，并强烈坚称英国没有履行这一承诺的能力。当霍尔-贝利沙问张伯伦是否可以向内阁其他成员传阅一份表达军方观点的文件时，张伯伦拒绝了。他说，那将“等于批评他的政策”[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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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明自己是“认真的”，首相又做出了一个不假思索的决定，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现有的政策。在向波兰做出承诺的前两天，霍尔-贝利沙宣布，英国地方自卫队将增加一倍以上士兵，另外再增加21万名士兵。[64]在与霍尔-贝利沙进行简短的谈话后，张伯伦决定扩大英国地方自卫队的规模，但他并没有就如此全面建议的实际意义征求军官们的意见。如果没有足够的装备来满足现有英国地方自卫队的需求，哪里可以找到装备、训练营和教官来满足数十万新志愿兵的需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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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一直敦促扩充英国军队的利奥·埃默里对此感到震惊。他知道，要想弥补一支被忽视的军队的缺陷，并使其壮大，需要时间和周密的计划。在1939年4月6日的一次下议院辩论中，他坚信这种凭直觉行事的做法只会导致混乱，并谴责首相的计划是“无稽之谈”[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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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并没有被批评者吓住，他还准备了一个惊喜。1939年4月26日，他在下议院提出了一项限量强制性军事训练计划，这是自奥利弗·克伦威尔时代以来，英国在和平时期的首次征兵措施。根据该计划，全国20岁的男子（总共20万人）将被征召参加6个月的培训。这样的措施不算冒进，正如珍妮特·弗兰纳在《纽约客》上指出的那样，要到1940年7月才能完成最后一批应征士兵的征召。弗兰纳指出：“如果希特勒不介意等到那个时候的话，纳粹可能会以闪电般的速度行动，但英国人仍在背负他们传统的威严行动。”[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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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征兵计划规模不大，但它给陆军基础设施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这些基础设施当时正疲于应对英国地方自卫队中不断涌入的新志愿者。罗纳德·卡特兰曾担任过两年的英国地方自卫队指挥官，他手下的士兵使用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式步枪，他已经充分意识到困扰军队的装备严重短缺问题。1939年春天，其他几位议员自愿参加军事训练时，也发现了不足之处。安东尼·艾登加入了英国皇家步枪队中的一个营，这个营没有步枪，也没有合适的训练场地，他和队伍里的其他人只能等店员们下班回家后，在牛津街一家高档商店的过道里钻来钻去。[67]罗纳德·特里在索尔斯堡平原与第九骑兵队一起训练，当得知分配给他们部队的装甲车在抛锚前只能行驶几百英尺时，罗纳德非常惊讶。[68]更糟糕的是，无法安装装甲车的机枪，因为这些枪还没有制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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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年轻人突然被政府征召入伍，但他们没有面对德国强大的军事机器时所需要的武器。如果战争真的爆发，训练不足、装备落后的英国士兵将承受政府迟迟不重整军备的后果。有个年轻人对罗纳德·卡特兰说：“在我父亲所处的年代，就是那些老家伙把世界弄得乱七八糟，现在他们又要把我们这代人的世界弄得乱七八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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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chard Law to Anthony Eden，July 13，1939，Avon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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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arbara Cartland，The Isthmus Years，London：Hutchinson，1942，p.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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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ichard Law to Anthony Eden，July 13，1939，Avon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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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leanor Rathbone to editor，The Spectator，January 13，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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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obert Becker，Nancy Lancaster：Her Life，Her World，Her Art，New York：Knopf，1996，p.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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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aul Emrys-Evans to Leo Amery，July 1，1954，Emrys-Evans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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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aul Emrys-Evans to Anthony Eden，May 16，1962，Emrys-Evans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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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Martin Gilbert，Winston S. Churchill，Vol. 5，The Prophet of Truth，1922-1939，Boston：Houghton Mifflin，1977，pp.1022-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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