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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美丽的早晨。暴风雨已经停了，空气变得清新。当邓巴路过购物中心时，他发现几乎没有其他伦敦人在街上享受夏末的阳光。大多数人待在教堂或家里，等着能让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的消息。几分钟后，邓巴到了大使馆，那是3间坐落在圣詹姆斯公园边上的摄政时期风格的城镇房屋。外面站着两名戴着锡帽的英国警察，肩上挂着防毒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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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门后，邓巴基本没有关注大使馆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室内设计，这是几年前由希特勒最喜欢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斯皮尔（Albert Speer）设计的。他立即前往西奥多·科特的办公室。两人互致问候，然后邓巴把文件交给了科特。信上有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签名，内容很简单：今日上午11点，英国与德国开战。两位外交官握了握手，邓巴向科特道别。他不得不提醒自己不要再补一句“祝你好运”[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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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上早些时候，就在圣詹姆斯公园对面，大多数保守党“反叛分子”聚集在罗纳德·特里的家中，收听张伯伦的广播。丘吉尔的两个追随者——布思比和桑兹，第一次加入艾登集团。虽然布思比和麦克米伦之间的关系仍然很尴尬，但已经有所缓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两人开始合作，试图推翻张伯伦政府。“反叛分子”们站在长长的、散发着花香的客厅里，随意地交谈着，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射进来，照得吊灯上的水晶吊坠闪闪发光。其中一人指出，《星期日泰晤士报》没有提到前一天晚上议会里的骚乱。[47]显然，保守党高层想表现得好像这件事从未发生过一样。会议结束后不久，有人看到张伯伦和马杰森在一起。他说，马杰森“脸色发紫”[48]，而张伯伦“面色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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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斯皮尔斯站在窗前，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葱郁的公园，没有注意到这番话，他决心在战争爆发前尽可能地欣赏伦敦的美景。“我对我们所做的一切并不感到后悔，”他后来回忆道，“但在那一刻，我不想错过一缕阳光、一抹色彩……我太贪恋树木和美好的天气了，无法回身望向友人们分散而处的那个房间。”[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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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议员打开他的大金怀表，把它放在桌子上。[50]手表嘀嗒嘀嗒地走了几分钟，特里突然想起家里没有无线电设备，于是大家疯狂地争着去找。特里的一个女仆听到一阵骚动，跑来说自己房间里有一个，大家让她赶紧去拿。就在11点15分，首相开始他的演讲时，无线电已经被调好并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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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说：“我现在在唐宁街10号的内阁会议室里向你们发表讲话。”随后，科尔特收到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德国未能对英国要求其从波兰撤军的最后通牒做出回应，“因此，这个国家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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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特里家的议员们一样，在9月那个明媚的早晨，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聚集在他们的无线电设备周围，静悄悄地听着首相的开战宣言。利兹市的一名年轻女子听到这句决定命运的话时，瘫倒在丈夫身上，“晕过去一两分钟”[51]。在伦敦，作家维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一边听广播一边啜泣，脑子里一直想着她的未婚夫和弟弟，他们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52]玛格丽·阿林厄姆听到这个消息时，有“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夹杂着解脱和无法忍受的悲伤”[53]。“好吧，它来了。”她想，“这就是我们的理念引领的方向……这就是当你看到可怕的事情发生时不去干涉的结果，即使那不是你的事。这毕竟是我们的命运。”[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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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名播音员在节目中与首相坐在一起，他认为首相看上去“憔悴、沮丧、苍老”[55]。当张伯伦告诉他的同胞，战争终究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他深切的悲痛时，他颤抖的声音传达出沮丧的情绪。他说：“你可以想象，我为争取和平而做的长期努力都失败了，这对我是多么沉重的打击。”[56]在罗纳德·特里的房子里，保守党的“反叛分子”们面面相觑。张伯伦此刻应该号召全国人民去战斗，而不是沉溺于自怜。当然，有比他自己的失败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张伯伦的痛恨自己失败的言论……让我们震惊了，”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觉得……他不可能带领我们投入一场伟大的战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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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结束广播30分钟后，按计划他将在下议院发表讲话。特里家的几位议员决定趁着这美好的天气，在离议会不远的地方散步。然而，他们刚一离开，早晨的寂静就被一声刺耳的长鸣打破了。“在我们从无线电里听到消息之后，他们不应该这样做。人们会认为这是空袭警报。”[58]利奥·埃默里对走在身边的哈罗德·尼科尔森抱怨道。埃默里刚说完最后一句话，又听到了一声长鸣。“我的上帝！” 尼科尔森喊道，“这是空袭警报！”男人们加快了脚步，他们试图继续在警报声中随意交谈，所有人都试图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就在这时，斯皮尔斯的车开到了他们旁边，他的车上坐着几个同事。“上来！”他大喊。这时，焦虑战胜了尊严，散步的人们迅速挤进了车，尼科尔森坐在埃默里的腿上，安东尼·艾登坐在尼科尔森的膝盖上。[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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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皮尔斯拐进通往议会广场的乔治大道时，他的同僚们看到数十人，其中一部分已经聚集在议会门前，跑着寻找掩护，还有许多人怀里抱着孩子。[60]汽车缓缓地驶进王宫的院子，穿过一大群人停下来，议员们纷纷下车，像马戏团里的小丑一样穿来穿去。他们匆匆进入下议院大厅，一名警察将他们带到议会新搭建的临时防空洞，一个靠近露台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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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的人都在寻找安全的避难所。警察拦下车辆，把司机和行人赶进最近的防空洞。许多防空洞和房屋避难所是临时搭建的，位于火车站、商店、办公室、政府大楼里的地下室和其他地方。公园里的散步者冲进了慕尼黑事件后挖好的战壕里。当一名年轻女子匆忙走进伦敦北部一座新建的公共避难所时，一名防空洞管理员喊道：“小心那些电线。”[61]这让她意识到避难所仍在建设中。她说：“我想知道，还有多少人没有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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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警报第一次响起时，温斯顿·丘吉尔正穿衣服准备去议会，他爬上公寓的屋顶搜寻敌机。最后，在妻子的恳求下，丘吉尔才去寻找掩护。他抓起一瓶白兰地，夫妻俩朝着指定的避难所走去，这个避难所在附近一幢大楼的地下室里，他们大多数的邻居已经聚集在那里了。丘吉尔从门口望着外面空旷的街道，想象着“强烈的爆炸震撼着大地，建筑物在尘土和瓦砾中轰然倒塌”[62]。多年来，人们一直被警告：战争将带来世界末日，其他伦敦人也在想象着同样可怕的场景。“我们都吓坏了，”一位女士后来说，“我们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子。炸弹如雨点般落下，到处是火，还有毒气，数十万人死亡。”[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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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丁顿车站一间空荡荡的大棚子里，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听到了警报声。[64]帕丁顿车站是她所属的一个志愿护理部队的临时总部。维奥莉特夫人希望她的部队不会被要求处理当天早上的伤员，因为棚子里没有绷带、水盆、桌子和水龙头。她和其他护士甚至不能把受伤的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因为她们没有担架。警报响起时，维奥莉特夫人拒绝去避难所。她满脑子想的都是她的丈夫，他是一名空袭守卫，现在就在大街上，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她跑出棚子，疯狂地搜索附近的街道和广场，直到她发现他在巡逻。她在解脱之余，又夹杂着一种“奇特的兴奋和内心的平静”情绪。感谢上帝，英国现在处于战争状态。国家的荣誉得救了。看着阻塞气球在她头顶明亮的天空中舞动，她想，我们不必再感到羞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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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威斯敏斯特，在警报响起时，只有一名议员坐在下议院的房间里。那天早上，乔赛亚·韦奇伍德和其他几位议员一大早就到了下议院，为听首相的演讲争取了一个好位置。警报一响，韦奇伍德的同僚们很快就消失了，但这位坚决反对绥靖政策的工党议员还在，“他就像高卢人攻进都城时罗马元老院的议员”[65]，对守卫的庇护请求置若罔闻。至少，他“会在我的岗位上死去”。但空袭没发生的时候，他决定放弃他后来自嘲地形容为“表演”的行为，和其他议员一起躲进了避难所。那里还有许多记者和下议院工作人员，所有人都惊叹于希特勒对张伯伦的战争宣言的迅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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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警报又响了，但这一次是一声悠长、平稳的警报。整件事都是一场虚惊。在张伯伦发表演说的前几分钟，一些议员悠闲地走到露台上享受阳光，并以不赞成的态度观察泰晤士河上放飞阻塞气球机组人员的努力，他们正挣扎着把被雨水浸透的气球从系着的地方升起，却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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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首相对下议院的演讲并不比他对全国的广播更鼓舞人心。他宣称：“我为之奋斗的一切以及在公共生活中所信仰的一切都已化为乌有。”安东尼·艾登写道，张伯伦的宣战更像是“一首痛惜自己失败的人的哀歌，而不是让全国人民拿起武器的号召”[66]。在前一晚充满戏剧性的会议结束后，他的听众的情绪不高，只能报以“不温不火”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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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丘吉尔站起来发言。他仍然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却把张伯伦无法表达的内容用语言表达了出来：为什么英国认为必须参战？丘吉尔说：“我们正在战斗，为使全世界免受纳粹暴政的荼毒，为了保卫人类最神圣的东西。这不是统治战争，不关乎帝国扩张，也与物质利益无关，也不是一场把所有国家挡在阳光和进步之外的战争。这是一场战争……在坚不可摧的岩石上建立个人的权利。这是一场建立和恢复人类地位的战争。”[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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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张伯伦和丘吉尔的演讲后，许多保守党“反叛分子”产生了同样的想法。哈罗德·麦克米伦相信：“在这个失败和失望的时刻，如果（张伯伦）能把这个重任交给更强的人，也许会更好。”[68]在埃默里看来，张伯伦的声明绝非“战时领袖的讲话”[69]，“我想我看到温斯顿在年底的时候会脱颖而出”。布思比仍然决心让丘吉尔尽快接替张伯伦的位置，于是他写信给他的前导师：“到今天下午，你眼下的任务似乎变得容易多了。他的讲话不是一个打算带领我们渡过难关的人的讲话。”[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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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不久，张伯伦把丘吉尔召到他在下议院的办公室，让他担任海军部第一大臣的老职务，并在战争内阁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丘吉尔的敦促下，艾登也回到了政府，但作为自治领事务大臣，他不负责指挥战争。在张伯伦迟来的创建联合政府的努力中，他要求工党和自由党领袖加入政府，但两党都不愿意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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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聚集在议会外面的人们挤满了附近的街道。当知名的议员们走出大楼时，他们热情地为之欢呼，但民众最响亮的欢呼声留给了丘吉尔和其他一些持不同政见者。[71]麦克米伦就是其中之一，他把喧嚣抛在脑后，走回附近的家中，想起1914年那遥远的一天。[72]当时他还是牛津大学一名20岁的学生，第一次得知英国对德国开战。在他和其他年轻人充满欢乐和自信的时候，“开始了一场类似于十字军东征的运动”。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恐怖，在法国所受的创伤仍让他饱受折磨，这场战争爆发的时候，麦克米伦就没有那种轻松愉快的感觉。现在他是一个18岁牛津大学学生的父亲，这个学生毫无疑问会像他那样去参加战斗。在那个天气晴朗的日子里，麦克米伦漫步在伦敦大街时，脑子里萦绕着一个问题：战争结束后，自己的儿子还会活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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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中部地区，一名议员已经在准备战斗。1939年9月2日上午，罗纳德·卡特兰中尉在King’s Heath加入了他的兵团。决定他未来命运的选区会议将不得不等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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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rold Nicolson Diaries，September 1，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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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uff Cooper，Old Men Forget：An Autobiography of Duff Cooper，London：Century，1986，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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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uff Cooper，Old Men Forget：An Autobiography of Duff Cooper，London：Century，1986，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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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arbara Cartland，Ronald Cartland，London：Collins，p.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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