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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摧毁了波兰大部分空军之后,德国飞机在波兰上空自由地盘旋,用机枪扫射在田地里挖土豆的妇女和女孩,轰炸教堂和医院,在幼儿园被炸毁后,流浪儿童被送到了安全的地方。一次突袭中,德国飞机在华沙墓地上空低空俯冲,用机枪扫射前来参加前几次空袭遇难者葬礼的悼念者。“这就像一个狩猎派对,”心烦意乱的爱德华·拉齐恩斯基告诉休·道尔顿,“我们是鹧鸪,他们是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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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发给外交部的几封敦促英国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紧急电报中,肯纳德大使写道:“(德军)对平民使用机枪是家常便饭。”[8]一名在波兰执行军事任务的年轻英国军官回到伦敦,请求他的上级帮助波兰。英国政府对这些请求充耳不闻,外交次大臣拉布·巴特勒(Rub Butler)[9]告诉下议院,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德国人轰炸了波兰的非军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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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年9月4日的战争内阁会议上,英国空军参谋长西里尔·纽瓦尔爵士(Sir Cyril Newall)反对任何让英国皇家空军协助波兰的提议。[10]他称,英国的飞机必须留着备用,以防法国或英国受到攻击。他的言论引起了新上任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的强烈质疑,他认为内阁应该更关注眼下的袭击。丘吉尔敦促法国军队和英国皇家空军立即进攻齐格菲防线,这条防线是德国面对法国的一系列防御工事。然而,他的提议被忽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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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几个轰炸德国军舰的失败尝试外,在冲突的头几个月里,英国对波兰的所有防御是在德国上空投放了数百万的传单,告知德国人民他们“无法进行持久战”[11],而且处于“濒临边缘”。据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报道,一名飞行员驾驶一架传单飞机提前两小时返回基地,报告说他已按命令飞越敌方领土,并空投了传单。他的指挥官问:“你的意思是说,你把它们扔出去的时候,还是捆成捆的?”[12]当飞行员说是的时候,高级军官吼道:“上帝啊,老兄,你可能已经杀人了!”不管是真是假,这个故事反映了大多数英国人对传单活动的嘲笑态度。莫莉·潘特-唐斯(Mollie Panter-Downes)在《纽约客》上称之为“第三帝国每月传单俱乐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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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议院,许多议员对政府的行动感到震惊。爱德华·斯皮尔斯怒气冲冲地对空军部长金斯利·伍德说,空投传单是“可耻的”[14],只不过是一场“针对毁灭整个国家的残忍敌人发动的五彩纸屑之战”。英国“组织这样的‘狂欢节’是在自嘲”。这样的举动对希特勒的影响无异于“在一个杀人狂最疯狂的时候给他上了一堂关于行为举止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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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齐恩斯基给斯皮尔斯提供了一份被德国轰炸的波兰城镇和村庄名单,斯皮尔斯告诉伍德,他计划在下议院就英国对波兰人缺乏支持的问题公开发表意见。伍德建议他重新考虑,说他正在触及一个军事战略问题,因而涉及国家安全。英国的指挥官们认为,空袭对波兰人没有帮助,只会刺激德国人报复。斯皮尔斯回答说,他并不建议英国皇家空军飞到波兰。但是,攻击德国的机场和通信设施显然可以减轻波兰的压力。无论如何,斯皮尔斯厉声说道:“当我们连德国都没有轰炸的时候,怎么能证明首相说过我们会立刻全力以赴支援波兰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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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受到伍德国家安全观点的影响,斯皮尔斯决定不在下议院发言。尽管他不接受不采取行动的理由,但他不想冒危及英国安全的风险,不管这种风险有多小。“现在我很后悔保持沉默,”斯皮尔斯后来写道,“不管怎样,如果我们做些什么,波兰人会觉得,有人愿意冒险帮助他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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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皮尔斯告诉利奥·埃默里他与伍德的谈话时,埃默里讲述了自己与空军部长会面时的遭遇。众所周知,德国著名的黑森林里藏有军工厂和军事设施,埃默里敦促伍德向该地区投掷燃烧弹。结果伍德惊恐地看着他。伍德喊道:“你知道这是私人财产吗?怎么,你是让我下一步就轰炸埃森(鲁尔的一个工业城市)!”[17]埃默里“生气地走了”,他说,至少“我们可以……让德国人民意识到他们在打仗,而不仅仅是平静地观望希特勒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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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一时间,希特勒向他的将军们发出指令,宣布德国取得战争胜利的“最大危险”[18]是“脆弱的鲁尔地区。如果德国工业生产核心区受到打击,德国战时经济会崩溃,从而削弱军事抵抗能力”。然而,只要张伯伦继续掌权,鲁尔地区就不会受到英国轰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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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无援的波兰人在德国空军和装甲部队的包围下,奋力抵抗德国的闪电战,尽其所能地对抗一场前所未有的残酷战争。1939年9月10日,波兰8个陆军师在华沙以西的布祖拉河对岸发起反攻。3天里,他们击退了德国第8集团军,仅用一个师就俘虏了1500多名德国人。波兰人一直努力坚持到9月17日,也就是法国的条约义务要求对德国进行报复性攻击的那一天。那一天到来了,苏联从东部入侵波兰,法国什么也没做。波兰武装部队知道自己的国家已经在劫难逃,于是向边境进发,决心重组,然后从外部继续战斗。在13个德国步兵师的包围下,华沙日夜遭受炸弹和炮弹的袭击,但华沙人民仍然坚持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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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英国,政府和媒体对波兰人民所承受的苦难表达了深深的敬意。《泰晤士报》宣称:“在波兰人殉国的痛苦中,他们也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安慰,因为他们知道,不仅他们在西欧的盟友,还有全世界所有文明人,都对他们表示同情和尊敬。”[19]1939年9月20日,英国广播公司向华沙人民播送了一则消息:“全世界人民都钦佩你们的勇气……我们——你们的盟友,打算继续为恢复你们的自由而斗争。如果可以,请回复这条消息。”[20]不屈不挠的华沙市长斯特凡·斯塔琴斯基(Stefan Starzynski)明确表示,华沙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鼓励。“英法两国什么时候才能有效地帮助我们摆脱这种可怕的局面?”他问,“我们正等着呢。”[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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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华沙落入德国人手中,10月5日,希特勒控制了波兰全境。与此同时,英国国王陛下的政府宣布,完全有意让波兰重获自由,但这个承诺直到德国最终被击败都没有实现。在给英国驻外大使馆的电报中,英国政府解释道:“用数百架英国飞机来应对德国的空袭,意味着会取得巨大的成功,但(这也意味着)损失不可避免。这些飞机将更有效地应用于西部前线。”[22]对许多英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理由。“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可怕的事件,”《曼彻斯特卫报》社论称,“不管借口是什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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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1939年9月10日被派往法国的英国远征军来说,也是一场虚假的冲突。由4个正规步兵师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在法国和比利时边境安营扎寨,阵地在马其诺防线以北,距离最近的德国部队有100多英里。英军指挥官没有任何进攻德军的计划。法国人也没有,他们指望马其诺防线——一个布满带刺铁丝网、碉堡和坦克陷阱的280英里长的地下堡垒,来阻止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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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样的战争,什么样的游戏?”[24]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威廉·L.夏伊勒在一次播自处于和平环境的德国的广播中逼问道。夏伊勒的问题有多种答案:对英国军队来说,这是一场“无聊的战争”;对法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奇怪的战争;在美国,这场战争被称为“虚假战争”。所谓的“西部战线”,到处是一派田园风光的和平景象:牛在地里吃草,法国农民在地里收割庄稼。在指挥英国第一批装甲部队的罗杰·埃文斯少将看来,这是一种不光彩的战争方式,“与东线的伟大战斗形成了不光彩的对比,在东线,波兰虽然拼死抵抗,但被大量德国的强大武器击溃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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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军团的两名指挥官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e)和约翰·迪尔(John Dill)将军来说,缺少行动是天遂人愿,因为在他们看来英国军队完全不适合作战。英国军队自1930年以来就没有举行过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用一位观察员的话来说,“它纯粹是一支阅兵场上的军队”[26]。除了训练不足外,部队所需战略物资(卡车、野战炮、无线电、重型火炮牵引车、防空炮和弹药、反坦克炮、迫击炮、机枪和运载工具,尤其是坦克)严重短缺。当德国人用他们的坦克和机械化步兵横扫波兰时,英国还没有有效的中型或重型坦克,直到1941年才有了大量坦克。正如伯纳德·劳·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少将指出的那样,缺乏现代坦克尤其令人愤怒,因为这种坦克是英国发明的,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于对抗德国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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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克将军在战争后期受命指挥整个英国军队,10月初,他在日记中写道,由于缺少装备且士兵训练不充分,他和迪尔“非常沮丧”[28]。布鲁克补充说,英国“正以三心二意的态度面对这场战争”。他的结论是,政府派远征军去法国并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作为一种公关姿态,表明正在采取一些行动,尽管这些行动是那么微不足道。“最令人沮丧的是,盟军总司令部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些困难有多大!”[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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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马利在法国接管了陆军第三师的指挥权,他用更有力的语言描述了政府的无能,称其为“可耻的”[30]和“不道德的”。后来他写道:“我厌恶发生的一切。当德国吞并波兰时,法国和英国裹足不前;当德国军队向西挺进时,显然准备攻击我们,我们依旧按兵不动。我们耐心地等待着被攻击,在这段时间里,还不时地用传单‘轰炸’德国。如果这是一场战争,我就无法理解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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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英国陆军和英国皇家空军都没有参战,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月里,只有英国皇家海军参加了真正的战斗。恰当地说,负责英国皇家海军的内阁大臣是唯一一位在战争中重组了军务的英国官员,他还要求所辖部队对敌人采取迅速而有力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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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接受海军大臣一职的那一刻起,温斯顿·丘吉尔就表现出一种特殊的紧迫感,与仍在上午11点到唐宁街开始工作的外交部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约翰·科尔维尔抱怨说,他不得不在上午9点30分这个“让人讨厌的时间”[32]开始工作。他说,张伯伦的办公室的运转节奏与和平时期大体相同。“没有不适当的匆忙。一切工作都按照……例行程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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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丘吉尔的风格。他注意到“开战时间对海军来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33],于是在宣战的当晚,他就履行了新职务。海军部图书馆立即变成了一个每天24小时运转的作战室,里面有地图和海图,标出了英国及其盟国所有军舰和商船的当前位置。丘吉尔精力充沛,每天工作长达16个小时,他的幕僚和军事指挥官被一大堆要求“今天采取行动”的备忘录淹没了。战争刚开始3天,他就命令海军舰艇护送商船,保护商船免受德军的袭击。当他发现没有一艘海军舰艇装有雷达时,立即下令部署安装雷达。他极力推动加快造船速度,宣称目前的进度“无法让人接受”[34],还下令对行动迟缓的承包商处以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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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丘吉尔让海军做好了自卫的准备,但他的总体观点并不具有防御性。从开战的第一天起,他就希望英国政府大力打击德国,并动用海军来完成这一任务。例如,在开战后的第一个星期,他提议对德国在波罗的海的船只发动海上攻击,他称之为“皇家海军采取的海上最猛攻势”[35]。此后不久,他提出要尽一切可能阻止铁矿石从瑞典沿挪威海岸运往德国。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来阻止运输这批德国战时急需的矿石,丘吉尔建议在挪威领海内埋设地雷,或采取其他措施。这样的策略将迫使德国的矿石运输船进入公海,在那里英国舰艇可以攻击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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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和其他内阁成员急于避免与德国,或像挪威这样的中立国对抗,因此认为发动进攻的时机尚未成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愤怒的丘吉尔一再敦促首相和其他大臣继续发动袭击,结果他们的反应更加犹豫不决。从一份空军参谋部便笺上的潦草评论中,可以看出丘吉尔极度沮丧,那份便笺表明他提出的进攻计划遭到了反对。在“结论似乎是……”这句话之后,丘吉尔插了一句,“基于错误的前提和精心的设计,目的是阻碍英国的行动,同时让敌人自由”[36]。这句话的意思是,对德国人的报复是“无利可图的”,海军第一大臣讽刺地写道:“亲爱的,别惹他们!”在他的回忆录中,丘吉尔写道:“这种不激怒敌人的想法并没有让我感到满意……看来善良、正派、有教养的人在被打死之前决不应该发动袭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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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开战的头几个月里,尽管政府中最具进攻意识的内阁大臣尽了最大的努力,却被迫负责执行一项防守任务。德国海军对进攻不感到内疚,英国在海上损失惨重。1939年9月18日,一艘德国潜艇在南威尔士附近的布里斯托尔海峡击沉了英国最早的航空母舰之一“勇敢号”,造成600多人死亡。不到一个月,一艘德国U型潜艇滑过作为反潜网的沉船和铁链,驶入了斯卡帕湾隐蔽的环礁湖。斯卡帕湾位于苏格兰北部,是英国本土舰队的海上锚地。1939年春天,斯卡帕湾的高级军官曾警告说,基地的防御能力严重不足,但海军部对报告置若罔闻。丘吉尔上任后,下令立即采取防御措施,但这些措施未能及时落实,英国海军未能阻止德国潜艇穿透本应坚不可摧的海盆。U型潜艇的第二枚鱼雷击沉了皇家“橡树号”驱逐舰,造成8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指挥第二战斗中队的海军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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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两艘船的沉没对英国是严重的打击,但德国给英国商船带来的损失对英国来说更大。当时,英国政府坚持只攻击德国的军事目标(而且攻击次数不多),德国的U型潜艇和突袭机绕过丘吉尔的护航系统,整天对英国和中立国的商船进行攻击。在开战的第一个星期,共计11艘载有65000吨货物的船只被击沉。两周后,被击沉的船只总数达到26艘,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快速增长。由于德国“捕食者”的成功,英吉利海峡、泰晤士河和泰恩河曾于不同时期被暂时关闭,禁止航运。[38]当德国用上了磁性水雷,用降落伞将它们空投到英国的海峡和港口,对英国航运造成更大的破坏时,丘吉尔想通过向莱茵河投放水雷来进行报复。在法国政府宣布这种“侵略性行动”[39]只会“招致德国对法国的报复”之后,该计划也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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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战的最初几个月里,英国没有发动军事进攻,原因很简单:首相认为没有必要发动军事进攻。1939年11月,他的政府对德国实施了海上封锁,英国皇家海军舰艇拦截了来往德国运送食品、原材料和其他货物的船只。张伯伦相信,封锁将足以“使希特勒屈服”[40],从而在没有太多流血的情况下结束这场冲突。他写道,他有一种“预感”,战争将在1940年春天结束。他说:“不是因为德国人在战场上失败,而是因为德国人意识到,他们赢不了,在他们可能马上得到解脱的时候,我们不值得继续变瘦、变穷。”他的预感在现实中几乎没有依据。虽然封锁对德国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但它本身并不足以战胜敌人。鉴于与希特勒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正通过提供食品和原材料来弥补德国的部分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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