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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张伯伦告诉他妹妹，如果战争爆发，他会辞职，因为他知道“下达给这么多人带来死亡、伤害和痛苦的指示，对我来说是多么痛苦的事啊”[48]。但事实证明，他后来写道：“这场战争与我预想的大不相同，我发现情况还是可以忍受的……”[49]张伯伦没有提到的是，他决心保持现状，他向妹妹坦白道：“我从来就没打算当一名战争大臣。”[50]1939年12月，当他访问法国远征军时，他说“看到铁丝网、药盒、枪支和反坦克障碍物，想起它们在上次战争中的意义”，这让他感到“恶心”[51]。在视察了蒙哥马利将军位于比利时边境附近的部队后，首相把蒙哥马利拉到一边，低声问：“我认为德国人无意攻击我们。你怎么看待此事呢？”[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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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的愚钝和一厢情愿让蒙哥马利感到震惊，尤其是考虑到英国情报部门报告说，德国正在为进攻西方做越来越多的准备，蒙哥马利反驳道，袭击肯定会到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等寒冷的天气过后，麻烦就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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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府在对抗德国的问题上继续退缩，迫使张伯伦卷入战争的议员们只能沮丧地干瞪眼，无能为力。尽管议会通过让张伯伦对波兰宣战在与他的第一次交锋中占了上风，但在短暂的胜利之后，议会授予了张伯伦及其政府惊人的权力，并在此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主导权。当战争爆发时，爱国主义和忠诚的浪潮席卷全国，下议院迅速通过一系列紧急法案，给政府开了一张“空白支票”，让它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以确保公共安全和与敌交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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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人身保护令等宝贵的维护自由的法令被取消。政府有权不经审判就无限期监禁任何被判定为危害公共安全的人。这种做法可以防止人们举行示威或悬挂旗帜。政府也有权征用从马到铁路等一系列工具或设施，而无须支付任何建筑物或其他财产的使用费用。政府还有权告诉农民种植什么和如何处理他们的作物，以及有权未经警告或不必出示搜查令就可以进入任何人家中。一本英国法律杂志写道：“很有可能这种对（个人）权利的干涉……从来没有在议会进行充分的讨论。”[53]海伦·柯克帕特里克认为，英国人民“自愿接受了一个独裁政权，这个政权就像他们正在与之斗争的独裁政权一样控制一切”[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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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明显柯克帕特里克是在夸大其词，但毫无疑问，张伯伦政府已经被授予了随心所欲的独裁许可。三大政党都同意在战争期间不举行普选，因此，首相甚至不用担心被英国公众问责。《每日电讯报》的议会记者J.E.休厄尔（J. E. Sewell）写道：“我相当有政治头脑……朋友们开始相信，如果政府变得足够强大，能够有效地指挥这场战争，下议院在这场斗争中不可能扮演重要角色。（议员们）或许能够对官僚们的行为进行某种形式的监督。在那以后，他们就不再重要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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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张伯伦希望议员们尽量少出现。“我私下里觉得他讨厌下议院，”奇普斯·钱农写道，“毫无疑问，他非常蔑视议会的干涉。”[56]战争爆发后，首相希望议会再次长时间休会。虽然一项要求议会每周只开3天会的折中提案被接受了，但来自议员们的激烈反对终结了张伯伦的这一想法。张伯伦的另一个计划是将下议院从伦敦疏散到内陆的某个地方，遭到了议员们更猛烈的攻击。当收到撤离通知时，愤怒的乔赛亚·韦奇伍德告诉大卫·马杰森他不会撤离。此外，他还说，一旦他知道议会的新址，“我会立刻告诉希特勒”[57]。关于议会迁址的通知，马杰森已经收到了潮水般的抗议，他疲惫地回应，除非白金汉宫被炸，否则不会撤离。在韦奇伍德和其他许多议员看来，议员根本不应该撤离。韦奇伍德在一封信中写道：“如果有危险，我们的责任就是站在危险的岗位上，特别是因为希特勒发动的战争是反对民主的。”[58]这封信被刊登在几家英国报纸上，他还写道：“我个人并不认为有多危险，但我担心，撤去其他地方的建议来自那些不喜欢且鄙视议会的高层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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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竭力反对绥靖政策的保守党“反叛分子”来说，他们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无力感。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他们想为国家服务，但似乎没有什么人让他们这么做，他们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张伯伦当然不会让他们做什么，他迫于压力将两位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丘吉尔和艾登请进内阁，还明确表示不想与其他人有任何瓜葛。当艾登在一次内阁会议上递给张伯伦一张纸条，建议他给埃默里一份工作时，用艾登的话说，首相“恼怒地哼了一声”[59]，就把纸条推开了。张伯伦不打算因为从前的朋友背叛而奖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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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卡特兰和其他一些“反叛分子”还很年轻，可以参战，但其他人大多数已经40多岁了，年纪太大，不能再回到部队。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尤其是那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他们还想参战。达夫·库珀就是其中之一，他把自己的旧制服换了，穿上了绑腿，系上了萨姆·布朗（Sam Brown）的皮带，试图回到掷弹兵部队。但是有人告诉他，没有部队能接纳一个49岁的少尉。他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时，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现在我能做的事情太少了。”[60]当一个朋友注意到希特勒经常在演讲中谴责库珀时，库珀说：“希特勒是当今欧洲唯一记得我的人。”[61]作为一名业余诗人，库珀在诗中描述了自己无所事事时的不满和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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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去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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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深沉而可怕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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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着，玩弄着无用的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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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着炉火喋喋不休。[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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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支持英国，库珀和他的妻子一起去了美国，在那里的反英、反张伯伦情绪高涨的时候，他做了一系列的演讲来为自己的国家辩护。库珀知道有些人在指责他逃避战争。但看在上帝的份上，这是一场虚假战争，有什么可逃避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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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麦克米伦则一如既往。他的家族出版公司也是如此。在开战的前几个星期，麦克米伦匆忙前往伦敦，一次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编辑洛瓦特·迪克森（Lovat Dickson）问他，公司是否应该像其他许多出版商那样，发布一则公告，宣布从伦敦撤离。麦克米伦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拿出一叠纸，写了一两分钟。他把那叠纸递给迪克森，说道：“写点类似的话。”[63]这则公告刊登在报纸上，与麦克米伦所写的一模一样：“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在回应众多作家、书商和公众人士的询问时，希望着重声明，本公司在伦敦圣马丁街WC2号继续营业，直到它被征税、被投保为止……或者被炸得无影无踪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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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著名的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合伙人，麦克米伦至少有一个高级职位可以留作退路。但他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把自己局限于出版业中。他的儿子莫里斯在开战的第一天就离开牛津，加入军队。麦克米伦也想跟随儿子的脚步入伍参战。然而，和达夫·库珀一样，当他试图回到自己原来的掷弹兵部队时，也遭到了拒绝。掷弹兵预备队也拒绝了他。他45岁了，年纪太大了，而且仍然承受着早期战争创伤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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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麦克米伦来说，未来看起来黯淡得令人沮丧。他的婚姻破裂了。在他和多萝西难得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彼此表现得像有礼貌的陌生人；多萝西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布思比身上，多年来一直如此。麦克米伦的政治生涯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在议会待了15年，不像和他同时代的几位议员，他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政绩。尽管库珀很沮丧，但在他50岁之前，至少担任过两个高级职位。艾登30多岁时担任过外交大臣。甚至抱着“不在乎”态度的布思比也担任过财政大臣的议会私人秘书。这些事麦克米伦一件也没做过，看来他也不太可能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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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时，他甚至请求布思比为他向丘吉尔求情。布思比照办了，在给新任海军大臣的信中写道：“我过去与哈罗德·麦克米伦有过个人化的分歧和难题，但我们在政治上一直密切合作……当然，他应该被任命在新的负责经济战的部门，那里需要经济领域最高水平的建设能力。”[64]可是那封信没起作用，政府里似乎没有人想要麦克米伦，即使是一个低职位也不想提供给他。既然议会“似乎不太可能在正在上演的戏剧中扮演重要角色”[65]，那对议会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呢？麦克米伦闷闷不乐地想，也许他可以自愿为库克菲尔德乡村地区议会开卡车，就在他位于苏塞克斯郡乡下的住宅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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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反叛分子”相比，利奥·埃默里年纪要大得多，经验也丰富得多。战争爆发时，他发现自己除了读普鲁斯特（Proust）的作品，没什么更好的事可做。作为一名前内阁大臣，他对自己无法发挥作用有特别强烈的挫败感。“现在我被弃之不用，这太荒谬了，”他给杰弗里·道森的信里写道，“毕竟，在温斯顿旁边……我比（内阁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战争，更不用说我对欧洲事务有更深的了解以及我在自治领方面的权威性。如果按实际年龄计算，我比温斯顿年长，但我想，生理上我可比他年轻得多……”[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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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岁的埃默里终于和他的老对手联手反对绥靖政策，他渴望和丘吉尔合作。埃默里认为，海军部第一大臣是战争内阁中唯一具有“进攻性战斗精神”[67]的人，如果不是正在开战，他应该负责“协调防御事务”。抛开几十年来他对丘吉尔的强烈不满，埃默里在给丘吉尔的信中写道：“如果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比如撰写海军领域以外的一般政策备忘录，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为你效劳，请命令我。我非常乐意为你工作。”[68]丘吉尔答道，他怀疑张伯伦是否会赞成这样的计划，但他会努力为埃默里谋得一个可能的位置。然而，没有任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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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也好。埃默里对战争的最大贡献是反对政府，而不是辅佐一位大臣。在慕尼黑事件之后，他曾相信张伯伦关于国家将会尽快做好战争准备的承诺。但埃默里很快就发现，这些承诺并没有兑现。从开战的第一天起，他就确信，在如此关键的时刻，首相不是领导英国的合适人选。埃默里不像许多其他同事那样，认为张伯伦是个恶棍。在他看来，他的老朋友只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平民，头上顶着战争的帽子，被它带来的痛苦所困扰，并决心在有可能的情况下避免战争……他不知道敌人邪恶的驱动力、我们能够牺牲的程度，以及只要领导得当，我们的人民可以取得怎样的成就”[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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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府的混乱和惰性日趋严重，埃默里不再读普鲁斯特，也不再死气沉沉，成了一个好斗的“老拳手”。本着坚决不让张伯伦在议会横行的决心，他重新加入这场争斗。在反绥靖主义战斗中，他退居丘吉尔和艾登之后，如今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保守党反对派领袖。在下议院，他继承了丘吉尔的衣钵，成了保守派政府的资深批评者，对政府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都未能做好战争准备而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攻击。埃默里坚信，张伯伦和他的手下应该对他们对作战行动混乱的、外行的摸索以及由此给英国带来的危险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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