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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信息部的工作是促进和维持平民的士气，结果却使战争变得更糟。新成立的信息部位于伦敦大学布卢姆斯伯里校区的高层建筑内，它迅速发展成一个臃肿、笨拙的官僚机构。了解内情的达夫·库珀回忆道：“新成立的部门是一个怪物……庞大、臃肿且无形，没有一个人能应付得了它。”[57]自1940年5月起，他不到一年就成了信息部的第三任部长。该部门对数量庞大的员工招聘很随意，主要是通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社交网完成的。学术界和文化艺术界的数十位信息部工作人员——博物馆馆长、历史学家、作家、艺术家、哲学家、人类学家、电影制片人——在各自的领域里非常成功，但大多数人在宣传、传媒或大众心理学方面没有任何专业知识。肯尼斯·克拉克在国家美术馆没什么事可做，负责电影部，尽管事实上“我没有资格做这份工作，对电影领域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制片人、分销商和参展商之间的区别”[58]。他最终得出结论，对他“令人费解”的任命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那个时代，电影通常被称为图片，而作为英国主要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他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图片方面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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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提高公众士气而进行的头脑风暴中，信息部工作人员提出了一些讨人喜欢的简单建议。在德国入侵波兰的当天，信息部的国内宣传部门开会，讨论了在遭遇空袭时可能采取的应对公众恐慌的行动。一位名叫格里格（Grigg）的女士是该部门的成员之一，她说：“最令人欣慰的事情，至少对女性而言，是喝茶，聚在一起讨论事情。”[59]根据会议记录，“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项最有价值的建议，也作为行之有效的手段……被考虑过。我们决定……应该呼吁房主在空袭期间或空袭之后，向附近需要茶的人供应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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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杯茶似乎不足以应对广泛传播的恐慌情绪和恐怖气氛，但至少这是一个实际的想法：可以在困难时期安慰公众。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该部门提出的鼓舞公众士气的建议是傲慢和居高临下的，是由出身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人提出的，他们对自己应该为之工作的英国公众一无所知。一群议员和其他局外人被要求就公众士气向信息部提建议，这些人称“一切都很好，而且很可能会一直很好，真正让公众感到恼火的是，他们觉得自己被毫无必要地蒙在鼓里，被当作孩子对待”[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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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宣传海报上出现了一首打油诗，呼吁人们在停电期间保持良好行为，这说明外界的建议并没有被政府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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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布朗有自己的公路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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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停电的意思是“别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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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永远不会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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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上一辆进站的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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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会在晚上挥舞手电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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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挂个白色的东西在他的公交车上当“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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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不在排队时推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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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等着轮到他。你呢？[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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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早期的政府海报，旨在安抚和鼓舞英国人民，却受到了潮水般的批评。海报以鲜红色为背景，最上面有一顶王冠，上面写着：“你们的勇气、决心和坚定信念将带给我们胜利。”它的创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团结的战争口号，它将……让我们立刻处于一种攻击性情绪中”[62]。公众认为这是冒犯，好吧，他们注意到“你们”和“我们”之间的对比，并从中解读出“下层阶级的决心将为少数特权阶级带来胜利”的含义。这张海报最终被撤回，但政府还发布了许多其他劝诫性的海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它们被安装在火车站、商店、酒吧、工厂、图书馆和公共汽车上。其中的人物就像比利·布朗那样令人恼火，举几个例子，比如“漏口小姐”（Miss Leaky Mouth）、[63]“茶杯耳语小姐”（Miss Teacup Whisper）和“郁闷锅先生”（Mr. Glumpot）。英国人民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警告：“自由岌岌可危——尽你们的全力去捍卫它”，“我们要看透它”，“一切取决于我”，“不要帮助敌人——漫不经心的谈话可能会泄露机密”[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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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英国人对这些海报不屑一顾，就像对待他们收到的没完没了的政府传单一样，这些传单要求他们在窗户上贴上胶带，晚上不要在街上抽烟，不要随地吐痰。《图画邮报》登出令人反感的评价——“官僚主义横行”[65]。《旗帜晚报》宣称：“我们在莱茵河上与大希特勒作战，并不是为了在这里培养小希特勒。”[66]查尔斯·里奇若有所思地说：“住在伦敦就像住在感化院里一样。无论你去哪儿，都会遇到一些为保护人们而设计的规则。政府就像一个学校的女舍监，钥匙在她的腰间叮当作响……只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才能让这样的政权变得可以忍受。”[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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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没有严重危险，公众也厌倦了假装有危险。英国人没有遵守政府的命令，随时携带防毒面具，[68]也没有参加避难演习。他们对空袭监督员的命令充耳不闻，监督员被视为干涉性的、政府主管部门的化身。这些戴着可笑的锡帽的人，好管闲事，因为防毒面具和停电问题骚扰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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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深秋，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写信给她的亲戚说：“我认为，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激发公众的勇气和想象力，公众的情绪就会低落……没有希望、社交，没有精神食粮，最重要的是没有消息！”[69]对维奥莉特女士和其他一些英国人来说，这场虚假战争最糟糕的不是停电、食品配给制或摆出恩赐态度的政府监管，而是民众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缺乏了解。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有关战争的所有信息实行令人窒息的审查制度，结果导致几乎没有关于战争是如何进行的消息。甚至非军事新闻也被压制，例如，由于担心向敌人泄露过多的天气信息，媒体被禁止报道冬天的严寒天气。信息部再一次因为这个问题而受到指责。毕竟，它负责发布政府信息。在这次事件中，不幸的信息部被广泛认为是“不能直接开枪的团伙”，但它是无辜的，至少在军事新闻中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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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不愿意放弃任何与战争有关的信息，信息部也没有权力强迫他们公开他们想要保密的信息。温斯顿·丘吉尔领导下的皇家海军是最严重的违法者。丘吉尔后来写道：“如果海军部可以随心所欲的话，它宁愿完全沉默。”[70]由于这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他的退路是海军的重要或有趣的消息只能由他来宣布。作为海军大臣，后来的首相，很少有英国领导人像丘吉尔这样团结英国民众，他赞同英国军队的想法，认为“平民的工作就是不问任何问题，纳税以维持军队武装力量，当军旗列队经过时，平民要脱帽”[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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