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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失了良机！”150多名工党议员发出嘘声。在将近下午4点时，张伯伦从座位上站起来，把笔记放在他面前的公文箱上。他显得紧张和沮丧，开始长篇大论地讲述4月在挪威发生的事。他没有像一些议员所预测的那样，呼吁建立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府，只是为一场无法辩解的军事惨败提供了蹩脚的理由。[7]他对英国军队的失败轻描淡写，他说，毕竟政府只部署了相对少量的士兵，这些士兵正在撤出挪威，他还声称德国人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张伯伦呼吁国家团结，强调英国面临的严重危险。他争辩道：“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我们应该团结起来。”[8]他说，辩论中提出的任何对政府的批评都是对敌人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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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他一生中最大的政治挑战，内维尔·张伯伦未能挺身而出。奇普斯·钱农认为，首相“说话结结巴巴，没有充分说明问题。事实上，他语无伦次，似乎既疲惫又尴尬”[9]。当他讲话时，议员们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反对党的嘲笑声、嘘声，还有“错失了良机”的喊叫声越来越大。[10]海伦·柯克帕特里克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张伯伦“无法不间断地讲完一个完整的句子”[11]。哈罗德·麦克米伦虽然是张伯伦坚定的死敌，但他认为这种打断粗鲁而不公平，“不适合这样一个重大场合”[12]。利奥·埃默里坐在过道下面第三排政府长椅上，静静地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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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想，张伯伦完全误判了下议院的气氛。[13]他没有从英国在挪威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也没有召集下议院和全国人民一起去战斗，而是再次用蹩脚的借口为失败辩解。但随着英国与德国走到全面战争的边缘，人们再也不能容忍失败。“为英国发声！”8个月前，埃默里曾催促亚瑟·格林伍德。现在，他已经决定做那个为国家发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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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张伯伦在挪威事件辩论会的演讲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演讲。埃默里深知，这次演讲对他同样重要。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乏味的演说家，为此他花了好几个小时研究自己计划要说的内容，研读书籍，记下想法，仔细推敲自己的措辞。作为英国议会史的狂热分子，埃默里对奥利弗·克伦威尔时代特别感兴趣，并熟悉克伦威尔的许多演讲。那天早些时候，他坐在伊顿广场（Eaton Square）家中布满藏书的书房里，特别仔细地研究着1653年克伦威尔在议会发表的一篇演讲。他在笔记本上抄下了一个特别的句子。它是一块“难啃的骨头”[14]，可以给他的演讲提供一个有力的结论，但他不确定是否会使用这个句子。毕竟，他讲话的目的是要扳倒政府，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下议院的支持。引用克伦威尔的话是否过于有力？这会不会只引起议员们的反感？他决定等到他演讲时再决定是否引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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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结束演讲后，克莱门特·艾德礼站了起来，对政府处理挪威事件的方式进行了不温不火的抨击，有人称之为“一次政客的演讲，意欲伤害，却又不敢攻击”[15]。其他的演讲接踵而至，要么为张伯伦辩护，要么反对张伯伦。当天下午的一大亮点是英国保守党议员、一战英雄、海军上将罗杰·凯斯（Roger Keyes）的讲话。1918年，凯斯因指挥了一次在比利时一个港口对德国潜艇基地的大胆突袭而名声大噪。在达夫·库珀的催促下，那天，身材瘦小的凯斯穿着海军上将的制服来到会议室，身上戴着6行绶带和奖章，袖子上还衬着一大串金色的穗带，用迪克·劳的话说，“它好像一直到腋窝”[16]。凯斯用虚弱而颤抖的声音对政府发动了毁灭性的攻击，他认为政府缺乏勇气，没有对特隆赫姆的德军发起海上进攻。“事实上，他紧张得语无伦次，这让他的话更有力量，”劳说，“一战的英雄正在谴责这次战争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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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利奥·埃默里来说，张伯伦演讲后的几个小时是一段“痛苦不安”[17]的时间，因为他一边听着“似乎永远不会结束”的演讲，一边思考自己想要表达的观点。“这一次，”埃默里后来写道，“我知道我要说的话很重要……我急切地希望它能产生应有的效果。”然而，当他站起来让人们认出他时，下议院议长爱德华·菲茨罗伊爵士却没有点他的名。作为枢密院顾问和前内阁成员，埃默里比其他保守党后座议员更有优先权，按照传统，他应该是最早得到许可的发言人之一。但是菲茨罗伊有权决定埃默里什么时候向下议院发表演说。瘦高的菲茨罗伊戴着白色假发、穿着黑色丝质长袍，他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越过埃默里，仿佛他不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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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长虽然是政府党的成员，但理应公正地主持下议院。但是埃默里知道菲茨罗伊是同情张伯伦的，他也意识到议长知道“我是来捣乱的”[18]，很可能直到晚餐时间才会点到他，那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吃饭了。黄昏时分，下议院的人越来越少，埃默里越来越担心。如果周围没有人听他讲话，他怎么能影响这场辩论呢？当菲茨罗伊终于屈尊注意到他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了，会议室里只有十几个人。沮丧的埃默里想知道他是否应该坐下，第二天再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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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克莱门特·戴维斯溜到了埃默里身后，在他耳边低声说，他必须说话，自己会确保他有听众。[19]独立议员戴维斯离开了会议室，去召集吸烟室、大厅和图书馆的议员，而埃默里则对之前的演讲做了一些评论，为自己争取时间。当他终于讲到演讲的核心部分时，大厅里几乎坐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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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为我们的失败给出了一个合理却有争议的理由，”埃默里说，“每次失败后都可以这样做。提供理由和打赢一场战争不是一回事。战争的胜利不是靠事后解释，而是靠深谋远虑、明确决断和迅速行动。我承认，我觉得首相的讲话中没有一句话……表明政府预见到了德国的意图，或做出了明确的决定……或在整个可悲的事件中迅速或一致地采取行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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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伯伦声称德军损失惨重的说法，埃默里表示不屑，他指出，敌人损失了20艘运输车、几艘战舰和几千名士兵，这“对德国来说不值一提”[21]。德国得到了挪威，“德国的战略优势大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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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辩论中，埃默里告诉他的同僚们，他们和议会受到的审判和首相及其手下受到的审判一样多。“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埃默里说，“那将不是这个或那个短暂政府，而是作为一个机构的议会将因未能履行职责而受到谴责。”[22]他明确表示，这项职责就是推翻现政府。“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说，“必须有所改变。”必须建立一个小而强大的战争内阁，内阁成员有权监督战时工作。必须把这3个政党都纳入政府，联合起来，利用所有的资源和全体人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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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说，新一届政府的领导人不能是“不适合打仗的和平时期的政治家”，他瞥了一眼坐在下议院前排的人。“妥协和拖延是人的天性……对和平时期的政治领袖来说，它们可能无伤大雅，但它们在战争中是致命的。远见、大胆、迅速和果断才是赢得胜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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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环顾房间，他的声音变小了。“无论如何，”他接着说，“我们必须成为在战斗精神、战斗勇气、战斗决心和对胜利的渴望上能与敌人匹敌的政府官员……要找到这些人可能并不容易。只有通过试炼，无情地抛弃所有失败者，才能找到他们……但我们必须找到他们，因为今天我们是在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自由，为我们所有的人而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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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停顿了一下。大厅里一片寂静，他的同僚们全神贯注地听着每一个字。他想起了那天早上草草记下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的话。他现在必须做出决定。他应该读出这句话吗？这句话言辞尖刻，甚至残酷。但当埃默里当晚研究了同僚们的表情后，他知道他可以指望他们，还能让下议院的议员站到他这边。[24]他“极不情愿”[25]地说：“因为我说的是我的老朋友和老同事，但我认为这些词适用于当前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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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低头看了看笔记。“当克伦威尔认为议会不再适合管理国家事务时，他对议会这样说，”他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目光紧盯着那些坐在前排长椅上的内阁成员，“你在这儿坐得太久了，对你所做的任何事都没有好处！走吧，我说，让我们了断后离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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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上帝的份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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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的话像子弹一样划破了空气。大臣们的脸色变了，大厅里一片嘈杂的喘息声。显而易见，人们很震惊。惊呆了的哈罗德·麦克米伦认为埃默里最后说的话是“我听过的最可怕的攻击……”[27]在麦克米伦看来，埃默里的“富有逻辑、充满力量、令对方哑口无言”的讲话“以罕见的技巧，将每个听众心中正在形成的想法融入引文的框架中”。爱德华·斯皮尔斯说：“就好像埃默里在政府的玻璃屋内投掷和自己一样大的石头……”[28]虽然听不到玻璃的碎裂声，但效果抵得上一连串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每日电讯报》的记者J.E.休厄尔从记者席上往下看，意识到政府刚刚遭受了“自战前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攻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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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议院晚上休会很久之后，议员们挤满了吸烟室、大厅、酒吧和威斯敏斯特宫的其他受欢迎的集会场所，他们都在谈论埃默里激动人心的演讲。[30]很明显，埃默里说服了一些之前没有公开反对张伯伦的保守党人，让他们相信了张伯伦应该辞职。[31]但在国家危机时刻，他们是否敢投票反对本党执政府，仍是个未知数。也就是说，即使工党真的决定举行信任投票，仍不能确定结果是什么。正如休·道尔顿和其他工党领袖反复指出的那样，如果有机会罢免张伯伦，相当一部分保守党人将不得不放弃对政党的忠诚，转而与工党、自由党一起投票。反对派领导人必须决定是否冒险要求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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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工党的主要议员们第二天早上开会讨论该怎么办时，结果是道尔顿最不愿意要求进行投票。他确信，尽管许多保守党人可能会弃权，但真正鼓起勇气投票反对政府的人不会超过12人。[32]马杰森的控制力太强了，党派忠诚的拉力太大了。道尔顿认为，投信任票是一场可怕的赌博。如果事与愿违，促使保守党成员团结起来支持张伯伦，将使这位相信失败主义的首相在英国面临历史上最大危险的时候继续掌权。但是埃默里的演讲说服了艾德礼和其他人去冒险。[33]他们不顾道尔顿的反对，决定在当晚深夜辩论结束时要求分组投票。亚瑟·格林伍德说，如果赌博失败，保守党将承担责任。“任何改变的责任都不在我们，”格林伍德说，“这是保守党的责任，他们的责任远远大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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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当天上午的同一时间，索尔兹伯里勋爵的监察委员会的成员们正在他位于阿灵顿街的豪宅里开会，决定他们自己的行动计划。索尔兹伯里的言论很难让道尔顿和其他工党领袖放心。他认为，如果工党要求分组投票，保守党“反叛分子”应该通过弃权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34]然而，监察委员会的大多数其他成员得出的结论是，弃权作为一种抗议太无力了。“埃默里的话在我们耳边回响。”[35]哈罗德·麦克米伦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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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政府被埃默里演讲的影响震惊了。一夜之间，张伯伦和他手下的自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日益增长的焦虑和恐慌。“今天早上，每个人都处于低潮，比我所见过的低潮还要低落。”[36]约翰·科尔维尔写道。当天下午，当下议院再次开会时，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宣布，工党在辩论结束时要求分组投票，实质上是对首相发起信任投票，使张伯伦的支持者变得更加不安。“当时我们就知道这将是一场战争。”[37]钱农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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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森刚说完，张伯伦就跳起来，脸涨得通红。前一天晚上，他以前的朋友埃默里的讲话震惊了他，也激怒了他，他决心要进行反击。“我并不想逃避批评，”他厉声说道，“但是我要告诉我在下议院的朋友们——我在下议院也有朋友——除非得到公众和议会的支持，否则任何政府都无法有效地发动战争。”[38]面对保守党议员，首相激动地宣布：“我接受这个挑战。我对此表示欢迎。至少我会看到谁支持我们，谁反对我们，我呼吁我的朋友们今晚在大厅里支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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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采用他熟悉的战术，要求他的“朋友”，即忠诚的保守党议员投票支持政府，还直接威胁了那些打算不这么做的人。以前这种做法起作用：威胁、欺凌、坚持对政党和首相的忠诚胜过其他任何考量。再一次，就像处理慕尼黑事件的余波和战争爆发时一样，他似乎只关注自己。他又一次把关乎国家最高利益的问题变成了纯粹的个人问题。“他把这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变成了谁是他的朋友、谁不是他朋友的问题，这是极度顽固、极度致命的性格。”[39]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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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的挑战只会加剧议会各方的敌意和愤怒，演讲者越来越多地被对手的嘘声和嘲笑声打断。达夫·库珀站起来谴责首相，宣布他计划投票反对政府。大卫·劳合·乔治即将年满80岁，他对自己的宿敌发起了猛烈抨击，称首相在战争中无所作为，使下议院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说：“这不是谁是首相朋友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40]注意到张伯伦呼吁牺牲，劳合·乔治轻蔑地把笔记本扔到面前的桌子上，说：“首相应该树立牺牲的榜样，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什么比他牺牲官职的封印更能促进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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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库珀和张伯伦的大多数敌人一样，劳合·乔治采取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手段，试图把张伯伦和他的政府赶下台，同时试图保护温斯顿·丘吉尔不受其影响。“我认为海军大臣不应该为在挪威发生的所有事情负责。”[41]劳合·乔治说，但丘吉尔跳起来，宣布他“对海军部所做的一切负全部责任”。劳合·乔治告诫丘吉尔，这样的忠诚是错误的。海军大臣不能“让自己变成一个防空洞，防止炸弹碎片击中他的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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