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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格从林肯郡来到伦敦时，“心情非常糟糕”[69]。经过两天的辩论，他仍在为如何投票而苦恼。他坚定地忠诚于保守党，但他也认为政府在应对战争时“完全没有勇气”[70]。他的上级告诉他投政府的票，如果他做不到，就投弃权票。正如他后来所说，“这届政府必须被推翻”。他在板凳上坐了近6分钟，这是分配给一个部门的时间。就在看门人准备动手锁大厅门之前，奎尼汀·霍格从座位上站起来。他毅然大步走到会议室后面，左拐进了表示“反对”的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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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投票结束后，议员们纷纷回到议会厅等待结果，所有人都“非常紧张”[71]，斯皮尔斯记得，“他们看起来就像绷紧的电线在颤动”。房间里又挤满了人。议员们挤在过道上，簇拥在议长的椅子周围，旁听席上的每个座位都坐满了人。在漫长的等待之后，4个计票员走进来，在议长面前站定，按惯例鞠躬。大卫·马杰森站在右边，这意味着政府赢了。但是赢了多少票呢？大厅里鸦雀无声，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政府首席党鞭那瘦高的身影上。马杰森用平静、平和的声音读出了票数：赞成，281票；反对，200票。议员们倒吸了一口凉气，寂静消失在一片混乱之中。张伯伦的得票数由通常的250或更多减少到81票！42名保守党议员投了反对票，超过40人故意弃权，以示对政府的不满。总共有超过20%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公开反对他们的首相。大家都很清楚张伯伦表面上的胜利实际上是一场令人震惊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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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和自由党的议员们，连同哈罗德·麦克米伦和其他一些保守党的“反叛分子”，一跃而起，欢呼，叫喊，挥舞着他们的议事日程表，而张伯伦的支持者们则目瞪口呆地坐在座位上。“辞职”和“看在上帝的份上，走”的喊声回荡在空气中。乔赛亚·韦奇伍德唱起了英国皇家海军军歌《不列颠万岁》（Rule，Britannia），坐在他旁边的麦克米伦也一起唱。[72]在一片狂乱之中，张伯伦突然站起来，脸色苍白。当马杰森指示保守党的忠实支持者们站起来为这位地位不稳的首相欢呼时，张伯伦跨过前排长凳上同僚的脚，走出了会议室。他的妻子，身穿黑色外套，戴着黑色礼帽，佩戴着一束紫罗兰，从旁听席上看着，“无限怆然”[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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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场的几乎每一个人，甚至是那些为了这一天而努力工作数月甚至数年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时刻。利奥·埃默里在舷梯下面的座位上看着，他并不后悔自己的致命一击——他坚信这是必需的——但他为自己给老朋友造成的个人伤害感到遗憾。鲍勃·布思比站在议长的椅子旁边，望着张伯伦驼背的身影，张伯伦看起来“非常悲伤和可怜”[74]，他的身影慢慢地走进椅子后面的黑暗走廊，消失在他的视线中。布思比想起了慕尼黑事件后凯旋的张伯伦，周围人潮涌动，不禁“在他倒下的这一时刻，为他感到非常遗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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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首相的铁腕支持者对保守党的同僚们却没有这种宽宏大量，他们认为这些人对张伯伦的羞辱负有责任。当天晚上下议院休会后，财政部财务长尤安·华莱士（Euan Wallace）没有进入议员的大厅，因为他后来说，如果他进去了，就会把20年前他在加拿大的副官麦克米伦干倒。[76]那些冒险进入大厅的议员们目睹了几次对峙。一位亲张伯伦的议员轻蔑地对一位保守党“反叛分子”说，他和他的朋友们就像“穿着保守党制服降落在我军后方的敌军空降队”[77]。罗纳德·特里被几位忠于政府的人围攻，他们指责他投票反对政府。“你已经得到了你一直努力想得到的东西，”一个人咆哮道，“我只希望你会后悔一辈子。”[78]事实上，首相的一些支持者已经下决心要让他真的后悔。特里曾被提名为英国皇家赛艇舰队的会员，但在投票后的第二天，他的提名被否决了。后来有人告诉他，前一天晚上他离开家时，无意中听到一个党鞭在说：“我会好好把握修理特里的机会。”[79]特里称这种拒绝让他加入俱乐部的行为是“孩子气的报复”。这当然是报复。事实很快证明，特里并不是唯一被报复的保守党异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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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反对首相的年轻军官也受到威胁和指责。投票后的第二天早上，大卫·马杰森对约翰·普罗富莫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责他背叛了他当选时所支持的每一个原则。“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个卑鄙的小混蛋，”马杰森吐了一口唾沫，接着说，“在你余生醒来的每一个早晨，你都会为昨天晚上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愧。”[80]多年后，普罗富莫指出，首席党鞭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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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林肯郡的路上，一位同为保守党议员的同僚给了奎尼汀·霍格类似的威胁，霍格反驳道：“6个月后再对我说这些！”[81]他重新加入了他的步枪队，直到后来才知道，在投票后的几天里，他家收到了数百封来自政府支持者的恐吓信。妻子没有把这些信转寄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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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月后，霍格和他的部队在中东与德国人作战。他的保守党同僚从未回应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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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rlord for Peacemaker，” Time，May 20，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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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arold Macmillan，The Blast of War：1939-1945，New York：Harper & Row，1967，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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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un Wyburn-Powell，Clement Davies：Liberal Leader，London：Politico’s，2003，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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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R. Rose，Baffy：The Diaries of Blanche Dugdale 1936-1947，London：Valentine Mitchell，1973，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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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eville Chamberlain to Hilda Chamberlain，May 4，1940，Chamberlain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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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ir Edward L. Spears，Assignment to Catastrophe，Vol. 1，Prelude to Dunkirk：July 1939-May 1940，New York：A. A. Wyn，1954，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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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arold Macmillan，The Blast of War：1939-1945，New York：Harper & Row，1967，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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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 E Sewell，Mirror of Britain，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41，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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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obert Rhodes James，ed.，“Chips”：The Diaries of Sir Henry Channon，London：Phoenix，1999，p.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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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ouse Is Hostile，” New York Times，May 8，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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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elen Kirkpatrick，Chicago Daily News，May 8，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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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Harold Macmillan，The Blast of War：1939-1945，New York：Harper & Row，1967，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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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S. Amery，My Political Life，Vol. 3，The Unforgiving Years 1929-1940，London：Hutchinson，1955，p.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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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John Barnes and David Nicholson，The Empire at Bay：The Leo Amery Diaries 1929-1945，London：Hutchinson，1980，p.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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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 E Sewell，Mirror of Britain，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41 p.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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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理查德·劳未出版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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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L.S. Amery，My Political Life，Vol. 3，The Unforgiving Years 1929-1940，London：Hutchinson，1955，p.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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