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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些时候，张伯伦会见了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并询问他们的政党是否会加入他的政府。[22]丘吉尔也在场，敦促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同意张伯伦的提议。艾德礼一开始显得优柔寡断，但格林伍德说他确信答案是否定的。两人告诉首相，他们将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并于次日在伯恩茅斯举行会议，获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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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随着1940年5月9日柔和宜人的下午渐入黄昏，丘吉尔第二天将被任命为首相似乎已成定局。许多先前支持哈利法克斯的人，包括索尔兹伯里勋爵，都表示支持丘吉尔。在那天晚上与麦克米伦的谈话中，布兰登·布拉肯“被监视着……但似乎很高兴”。然而，张伯伦再一次重新考虑辞职问题，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这一次，促使他改变主意的动力来自阿道夫·希特勒。[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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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10日，星期五。天刚破晓，阳光明媚，天气令人心旷神怡，又是一个看似永无止境的灿烂春日。这是圣灵降临节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英国人对假期都充满期待。然而，那些一大早就打开无线电的人，却从放松的心情中惊醒了。英国广播公司宣布，德国军队自黎明前就开始涌入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炸弹像雨点一样落在低地国家和法国的城镇、村庄。经过在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考验后，纳粹的闪电战现在正横扫西欧的心脏地带。那一天，正如《图画邮报》后来所说的，英国人民“意识到全面战争终于降临到我们头上了”[24]。圣灵降临节假期被取消，政府要求所有公民恢复戴防毒面具，空袭防范人员再次做好准备，唐宁街10号外聚集了大批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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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已经休会放假，但许多议员仍留在伦敦，等待张伯伦辞职的消息。哈罗德·麦克米伦精疲力竭，整个上午都待在自家的出版公司里，试图处理积压的工作，但发现在世界一片混乱的情况下，自己很难专注于编辑事务。[25]然后，布拉肯打电话给他，告诉了他一个更令人沮丧的消息。由于德国的入侵，张伯伦决定他必须继续担任首相。在国家的危急时刻，政府更迭会带来太多的困难和混乱。他计划要求工党领导人支持他的政府，而工党同意他的要求的谣言已经铺天盖地。布拉肯和麦克米伦、张伯伦的其他对手一样愤怒。“这老头儿真是个无可救药的无赖，”休·道尔顿气冲冲地说，“他总是尝试新把戏，让自己能站稳脚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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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的敌人又采取了行动。保罗·埃默斯-埃文斯和迪克·劳见到了索尔兹伯里勋爵，索尔兹伯里勋爵告诉他们：“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观点，即温斯顿应该在一天之内担任首相。”[27]在布思比的公寓工作的克莱门特·戴维斯，在工党领导人抵达伯恩茅斯参加他们的行政会议后与格林伍德进行了交谈，并确保格林伍德否认了工党支持张伯伦的谣言。[28]索尔兹伯里和格林伍德都立即向媒体发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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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伯伦仍然相信他已经躲过了失败。在他的内阁成员看来，来自低地国家的消息似乎让他深受鼓舞，甚至“兴奋”[29]起来。事实上，尽管金斯利·伍德当天早些时候曾告诉他必须辞职，他却表现得好像埃默里对他发动的毁灭性攻击和下议院灾难性的投票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内阁会议进行到一半时，一名助手走进内阁会议室，把一张纸递给霍勒斯·威尔逊。威尔逊看了一眼，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隔着桌子把那张纸递给了张伯伦。[30]这是一封来自艾德礼和格林伍德的信，通知张伯伦，工党决定不加入他的政府，这预示着首相继续掌权的疯狂企图终结了。内阁会议休会，不到一小时，首相就启程前往白金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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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六世勉强接受了张伯伦的辞职，表达了对首相反对者的愤怒。国王回忆说：“我告诉他，我认为他受到的待遇是多么不公平，我对发生这样的争议感到非常抱歉。”[31]当他说他认为哈利法克斯应该取代张伯伦时，首相告诉他应该是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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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傍晚，一位不热情的君主把温斯顿·丘吉尔召到白金汉宫。他离开时成为首相。虽然希特勒不知道，但他刚刚遭受了第一次重大失败。多年后，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考虑到我在（挪威灾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能坚持下来真是个奇迹。”[32]如果没有保守党“反叛分子”以及工党、自由党和独立盟友们的帮助，他不可能坚持下来，当然也不可能成为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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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民主卫士，议会终于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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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国家领导人的第一天，温斯顿·丘吉尔就向英国人民、德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明确表示，绥靖政策终于结束了，英国要参战了。“你们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1940年5月13日，丘吉尔向下议院宣布，“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那就是：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胜利，不顾一切牺牲和恐怖夺取胜利。不论道路多么漫长，多么崎岖，一定要夺取胜利！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取胜，就不能生存。”[33]听着这些话，利奥·埃默里笑了。“这是我们在那漫长、压抑、沮丧的几个月里一直在等待的。”他后来写道，“对我来说，这是我自己努力争取的理由，就是为了在这样的场合拥有当之无愧的领导权。”[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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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埃默里回忆了他那个桀骜不驯的学生时代的朋友，如何转变为一个应时而生的人：“最重要的是，（丘吉尔）相信他自己，相信他的同胞。他一生都在为伟大的事业而奋斗。现在，他占着天时地利，可以乘机而上。”[35]许多人以前认为丘吉尔的品质有严重的缺陷——他的战斗精神、浮夸的言辞、高涨的浪漫主义、自我中心——在这些灾难性的日子里变成了基本美德。“这一次，”埃默里评论道，“民主找到了一位领袖，他不仅能表达民主精神，而且还是伟大的战争大师。”他带着可以理解的自豪感补充道：“我想我在促成这件事上起了很大的作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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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就职的几小时内，唐宁街和白厅的大部分部门被迫摆脱了井井有条、悠然自得的日常工作。新首相“像喷气式火箭一样抵达现场”[37]。一直担任丘吉尔私人秘书的约翰·科尔维尔回忆道：“他的步伐变得狂躁……他提问后，几分钟内就希望得到答复，稳重的官员们实际上开始跑起来，铃声响个不停。”[38]参谋长和他们的规划委员会几乎一直在开会，一些政府办公室夜以继日地工作，对大多数高级官员来说，再也没有悠闲的乡村周末了。“我们意识到，”科尔维尔说，“我们处于战争状态。”随着丘吉尔的加入，人们也不再谈论如果伦敦遭到轰炸，议会或白厅关键部门将撤离的问题。丘吉尔宣布，在任何情况下，高级别政府机构都不会离开英国首都。[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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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看法是，在丘吉尔掌权时，英国人民陷入了昏沉的状态，新首相只是在紧要关头把他们从昏迷中惊醒。正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所说，“丘吉尔把懦夫变成勇者”[40]。事实上，英国人从来没有得到过表现勇敢的机会。许多英国人，即使不是大多数，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投入战斗。几个月来，他们一直渴望有人领导他们。在就挪威事件辩论前不久，一位驻伦敦的美国外交官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詹姆斯·雷斯顿（James Reston）：“这个国家需要的只是一首主题曲。英国人需要一个伟大的领袖，来给他们鼓劲儿呐喊。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就有了赢得战争的人力和勇气。”[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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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社会研究组织“大众观察”也赞同这一观点。“各地的人们都在急切地等待指示，”该组织的一份报告称，“他们渴望有事情做。”[42]丘吉尔接任后，一位年轻女性对一位“大众观察”的研究人员说：“不可否认，这个国家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恨意汹涌，群情激昂。我真的希望丘吉尔……将宣布调动我们的资源，人们对此非常渴望。”[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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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首相在1940年5月13日宣布：“来吧，让我们团结一心，共同前进。”他的同胞们欣然接受了动员。在英国政府号召组建地方志愿军抵御德国侵略者的几天内，就有超过25万名男子参加了志愿服务。[44]到6月底，已有超过50万人应征加入地方志愿军。与此同时，随着许多工人自愿采用每周7天工作制和10～12小时轮班制，经济迅速得到了调动。劳资纠纷急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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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上任后不久抵达伦敦的美国记者本·罗伯逊说：“街道上、报纸上和其他地方都弥漫着抵抗情绪。”[45]一位住在伦敦南部的老妇人告诉他，她的邻居们都准备与德国人作战。“我自己有一把屠刀，”她说，“我要跟德国人同归于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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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随着关于欧洲大陆的坏消息接踵而至，英国人民的决心和意志经受了第一次真正的考验。在被德国入侵5天之内，荷兰就被摧毁了，比利时也差点投降。100多万德国军队和1500辆坦克包围了被大肆吹嘘的马其诺防线（“现代史上最大的欺诈”，据说《图画邮报》称之为不可逾越的防御链），穿过阿登森林，横渡默兹河，在法国乡间纵横驰骋。无法与南部法国军队联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英、法军队寡不敌众，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陷阱，敌人就要把笼子门关上。除了投降，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向西北撤退，撤退到敦刻尔克的海滩，他们希望能够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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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丘吉尔、埃默里和其他绥靖政策的反对者多年来所预言的那样，英国正因前几届政府未能为战争做好准备而自食其果。“我们当时准备不足，”多年后，最坚定的绥靖主义者之一比弗布鲁克勋爵承认，“我们面临的危险让人无法理解。”[47]当听到1940年5月13日德国轰炸鹿特丹的消息时，利奥·埃默里想起了张伯伦在这场虚假战争中坚决拒绝轰炸任何德国非军事目标，也不愿意轰炸任何军事设施、飞机、卡车或船只。埃默里写道：“从希特勒用战火把毫无防备的鹿特丹烧成灰烬，以显示他对‘人道主义’空中休战的看法时，有什么比能够不受干扰地使用铁路、公路、运河和河流等来发动这场浩劫更称德国人的心呢？”[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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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空军最终被派往法国对抗敌军，但几乎立即被德国空军的优势力量击溃。经过10天的战斗，被派去帮助保卫法国的135架英国轰炸机中，超过80%被击落或歼灭。[49]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的伤亡情况和飞机的损耗情况几乎同样严重，据报道，在战斗的前3周里，有300多名飞行员死亡或失踪。“从英国皇家空军的角度来看，法国之战是一场彻底的混乱。”[50]一名英国飞行员后来回忆说：“我们没有情报，通信不畅，一切似乎都是临时的。”英国军队的作战行动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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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0年5月的最后一周，德军似乎势不可当。英军开始向敦刻尔克撤退，在德军的追击和俯冲轰炸机的扫射下，英军沿着尘土飞扬的大路和小路逃向敦刻尔克港口。在法国的其他地方，成千上万的法国军队正在投降。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丘吉尔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提出了与希特勒进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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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当战争内阁开会讨论最近从法国前线传来的一连串灾难性消息时，哈利法克斯认为这场战争是无法取胜的。前一天，意大利大使告诉他，墨索里尼愿意充当同盟国和希特勒的中间人，讨论和平条款。哈利法克斯敦促政府接受墨索里尼的提议。为了维护英国的独立和自由并且保住大英帝国，外交大臣准备承认希特勒对欧洲大陆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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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丘吉尔来说，德国在控制欧洲其他国家的同时允许英国自由的想法是一种荒谬而极其危险的幻觉。他说：“我们会成为一个奴隶国家。”[51]在战争内阁进行了4天的辩论，他扼杀了绥靖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最后一丝气息。1940年5月28日，首相会见了全体内阁成员，并向欢呼的大臣们发誓，无论敦刻尔克发生什么，“我们都将奋战到底”[52]。意识到自己被打败了，哈利法克斯让步了。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写道，丘吉尔“当时拯救了英国、欧洲和西方文明”[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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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张伯伦辞职和丘吉尔就职的消息让罗纳德·卡特兰非常高兴，此时他和他的部队刚刚越过法国边境，加入了在比利时的战斗。他匆匆给母亲写了一张便条：“我想，这是一个伟大的新政府。我太高兴了……现在证明我们做对了。而温斯顿，我们的希望，他也许还能拯救文明。”[54]然而，卡特兰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政府更迭的后果。他是一名少校，指挥着第53反坦克团皇家炮兵连，这个炮兵连正处于战斗最激烈的时期。尽管战争带来了混乱和屠杀，但卡特兰发现自己喜欢当兵，而且事实证明他非常擅长当兵。“他热爱军队，”迪克·劳回忆说，“他对自己的成功有一种孩子般的喜悦。”[55]丘吉尔任首相消除了卡特兰对未来的悲观情绪，他天生的乐观情绪和生活情趣再次得到充分展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非常健康，也非常桀骜不驯——总之，我亲爱的吉尔伯特，我一如既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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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比利时的崩溃，卡特兰和他的部队像其他英国远征军一样，被命令撤回法国。关于这次向西飞行，这位年轻的议员在给一位女性的信中写道：“天气很好，这个国家看起来很美。花草和花园都处于最佳状态。”[57]但他也告诉她，他看到烧焦的尸体、燃烧的房子，“战争的所有恐怖都变成了现实……炸弹落下，我听到德国飞机的嗡嗡声。他们在追我们……我们的（高射炮）太令人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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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他的心思仍然集中在伦敦的新政府上。交接两周后，他迫不及待地想了解更多的情况。“没有信和文件，”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几乎不知道哪些人是新内阁的成员，也不知道部长和副部长是谁——当然我想知道很多。据我所知，温斯顿的表现是一流的。对此我感到很高兴——我终于可以全心全意地支持政府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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