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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没来得及隐蔽就被发现了，也遭到了猛烈的火力攻击。卡特兰从沟里稍稍站起，开始侦察。就在他这么做的时候，他的头部中了一枪。卡特兰当场死亡，他是第一个在二战中被杀的议员。他的士兵蹲在几码外，随后被押往德国人的集中营。尽管他们使数不清的英国军队能够到达敦刻尔克，但实际上，卡塞尔的士兵无一人到达海滩。[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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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卡特兰部队的其他人都被俘虏了，他的命运几个月来一直是个谜。1940年6月6日，他的母亲接到陆军部发来的两份电报，通知她，罗纳德和她的小儿子托尼——林肯郡团的一名28岁的上尉，在行动中失踪。在应对法国的溃败和敦刻尔克撤退期间，温斯顿·丘吉尔给玛丽·卡特兰打了三次电话，问她是否得到了罗纳德的进一步消息。[66]在一次通话中，他告诉她，如果她儿子回来，他计划给他一个内阁大臣职位。丘吉尔还给她写了一封慰问信，在玛丽表示感谢后，他给她发了一封电报，只有简单的一句话：“我常常思念他。”[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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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41年1月4日，这种不确定性才结束。玛丽·卡特兰收到了一封信，是罗纳德手下一个下级军官的母亲写来的，她刚收到儿子的信，这位母亲的儿子已是德国战俘了。在信中，这位年轻的军官详细描述了卡特兰的死。消息公布后，玛丽和芭芭拉·卡特兰收到了500多封吊唁信。[68]“我非常悲痛地获悉，您已收到罗纳德阵亡的消息。”丘吉尔在给卡特兰夫人的信中写道，“请接受我最深切的同情，您失去了如此杰出、卓越的儿子，如果他不是这么骄傲地为祖国献出了生命，他的非凡才能将使他获得更大发展。”[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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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有着巨大潜力的青年男性或女性的死亡，几乎总能唤起人们在考虑那些永远无法实现的承诺、希望和梦想时深切的痛苦和无力。但在罗纳德·卡特兰的例子中，痛苦的倾泻、岁月的蹉跎，以及认为他的死给英国带来了巨大损失的看法，都是值得注意的。迪克·劳在写给利奥·埃默里的信中说：“我越想这件事，就越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国家的损失。”[70]劳补充道：“政治是一项阴暗而痛苦的事业，像罗纳德这样的人给它投下了一抹光辉，让它变得可以忍受。一想到我们的道路曾经相通，即使只是片刻，我也常常欢喜。你不觉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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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一次又一次把卡特兰说成他那一代政界的有前途的年轻人，说他有一天可能会实现他少年时代的目标，成为首相。“罗纳德的前途一片光明，”安东尼·艾登说，“我们都确信战后他将在世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我认识的所有年轻人中，他的前途是最光明的……他是最能扛起责任的人。”[71]鲍勃·布思比呼应了这一观点，他写道：“罗尼会成为建设者之一。他的去世所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72]劳后来说：“要充分描写罗纳德是不可能的。我永远认为他是我所认识的真正伟人之一。”[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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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听到卡特兰的死讯时，埃默里用了一个上午仔细阅读英国议会议事录，并阅读了从1936年首次发表演讲以来，罗纳德在下议院的所有演讲。[74]“我既被它们所蕴含的勇气，也被它们极具建设性和前瞻性的观点所打动。”埃默里告诉劳。在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中，埃默里指出，他所说的罕见的和光辉的勇气在卡特兰为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和他反对绥靖政策的斗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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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观者》中，哈罗德·尼科尔森宣称死亡是“罗纳德·卡特兰唯一能做的投降”[76]。对尼科尔森和其他反绥靖主义的“反叛分子”来说，卡特兰“不仅是一个榜样，也是一个教训……他体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一代年轻人真正相信自己。他给了我们信心”。当听说卡特兰被杀的消息后，尼科尔森像他的许多议会同僚一样，回想起不到一年前这位年轻议员的演讲。他当面称张伯伦为独裁者，预言很快“我们可能会战斗，可能会死”。尼科尔森写道：“我们将永远记得他当时的样子，他不屈不挠，忠诚可靠，富有献身精神，勇敢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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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2月18日，德国空军开始夜间空袭伦敦6个月后，人们在离特拉法加广场不远的田野中的圣马丁教堂为罗纳德·卡特兰举行了悼念仪式。[77]教堂南面的窗户在一次突袭中被炸毁，教堂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布兰登·布拉肯代表首相，还有许多反绥靖政策的“反叛分子”——哈罗德·尼科尔森、利奥·埃默里、迪克·劳、哈罗德·麦克米伦、罗纳德·特里、爱德华·斯皮尔斯、邓肯·桑兹、保罗·埃默斯-埃文斯也出席了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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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斯-埃文斯听着悼词，回忆起1939年初一个寒冷的日子，他和卡特兰在离威尔士边境不远的什罗普郡的埃文斯庄园附近徒步旅行。[78]当他们沿着小路散步时，卡特兰开始谈论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忧虑。他确信战争即将来临，而且“所有旨在防止战争的善意努力都会失败”。与此同时，他说，他相信英国和英国人民最终会取得胜利。卡特兰停了一会儿，朝窗外望去，威尔士的群山在冬日灰蒙蒙的天空的衬托下显得格外苍翠。他转向埃文斯，一本正经地说，自己“不会在那里看到这些事情发生”，就像他一直在谈论天气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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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会结束时，来自卡特兰母校查特豪斯公学的唱诗班，演唱了赞美诗《啊，勇敢的心，荣耀来到了》[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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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安静地躺着，证明了你骑士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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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热爱的土地上，你的记忆是神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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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这位年轻议员的朋友和同事们离开了教堂，回到被炸弹炸毁的伦敦街头，回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回到白厅，回去处理战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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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ugh Dalton，The Fateful Years：Memoirs 1931-1945，London：Muller，1962，p.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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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nston Churchill，The Gathering Storm，Boston：Houghton Mifflin，1948，p.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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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ugh Dalton，The Fateful Years：Memoirs 1931-1945，London：Muller，1962，p.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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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ugh Dalton，The Fateful Years：Memoirs 1931-1945，London：Muller，1962，p.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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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ugh Dalton，The Fateful Years：Memoirs 1931-1945，London：Muller，1962，p.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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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ohn Barnes and David Nicholson，The Empire at Bay：The Leo Amery Diaries 1929-1945，London：Hutchinson，1980，p.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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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S. Amery，My Political Life，Vol. 3，The Unforgiving Years 1929-1940，London：Hutchinson，1955，p.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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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S. Amery，My Political Life，Vol. 3，The Unforgiving Years 1929-1940，London：Hutchinson，1955，p.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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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arold Macmillan，The Blast of War：1939-1945，New York：Harper & Row，1967，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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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arold Nicolson，The War Years：Diaries and Letters，Vol. 2，1939-1945，New York：Atheneum，1967，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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