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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证明，印度事务大臣的职位比埃默里或他的支持者预期的更具实质性。随着战争蔓延到欧洲以外，印度成为英国至关重要的作战基地，为在中东和远东前线的盟军提供了成千上万的部队。这也给英国官员带来了战争中最大的政治难题之一，甘地和印度国民大会党宣布，他们打算让印度摆脱英国的统治，与此同时，缅甸和其他印度的东南亚邻国正落入日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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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在印度事务部的工作为他的旺盛精力提供了充足的施展空间，但也致使他与丘吉尔本已恶化的关系，随着战争的进行而变得更加恶化。的确，丘吉尔把印度事务部的职位给了埃默里，这很奇怪，因为未来这个英国殖民地是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两人过去存在很大的分歧。后来，他们在印度问题上的分歧扩大了。到1940年，埃默里认为印度应该在英联邦中获得完全独立，而丘吉尔仍然坚定地认为印度应继续在英国的统治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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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以前一样，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丘吉尔的魄力和专心对备战和鼓舞同胞至关重要，这常使那些与他一起工作的人生活艰难。他不喜欢别人反对自己的观点，用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Mackenzie King）的话来说，他“非常霸道，恐吓他的同事们……他总是在关键的讨论中压制讨论”[5]。然而，与大多数内阁成员不同的是，埃默里没有被丘吉尔吓倒，他拒绝被这种行为吓倒，当首相在内阁会议上对他大喊大叫时，埃默里也大声回击。他写道，其他的内阁大臣们“对他能直截了当地跟温斯顿说话感到有些震惊，也有些高兴”[6]。在这些有争议的交流背后是他们的宿怨，它可以追溯到他们还是哈罗公学里红头发、满脸雀斑的少年时。然而，丘吉尔一再明确表示，他终于赢得了这场竞争。埃默里在他的默许下为政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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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丘吉尔的内心深处，似乎有一种疑虑挥之不去，那就是他的老同事正在密谋推翻他，就像埃默里和其他“反叛分子”密谋推翻张伯伦一样。1940年7月下旬，当他发现埃默里一直在与英国驻印度总督通电报，谈论通过承诺战后印度独立来安抚圣雄甘地和印度国民大会党其他领导人的可能性时，首相勃然大怒。在埃默里的内阁同僚看来，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就这个问题对总督进行试探。[7]但丘吉尔坚决反对印度独立，也坚决反对与印度激进分子谈判。他指责埃默里企图在印度煽动革命，并坚持要看他和总督之间的私人信件。[8]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丘吉尔猛烈地谴责埃默里，让亚历山大·卡多根浑身不自在地起身离开了房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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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埃默里来说是一次耻辱的经历。他告诉丘吉尔，如果现在是正常时期，他早就辞职了。在战争后期与首相发生类似的冲突后，他再次考虑却又放弃了辞职的想法。正如他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早期的日记所揭示的那样，他反过来对丘吉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在1942年写道：“和温斯顿这样的人打交道是一件可怕的事，他既专横、善于雄辩，又脑子糊涂。”[10]关于他的内阁同事，埃默里补充道：“当温斯顿出丑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真正有勇气站出来告诉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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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也为自己和丘吉尔未能克服分歧，似乎注定要继续争执而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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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和温斯顿有过任何私人接触。如果他有办法的话，他从来不征求我的意见，我想自从我在他的政府里任职以来，从来没有和他谈过一个钟头的话……奇怪的是，他好像怕我。无论是否回到我们在年轻时的对立位置，或者是我曾经在鲍德温内阁的帝国问题上指责他，又或是后来在印度问题上我击败了他，他本能地倾向于不同意我所说的任何话，还认为我想动员舆论反对他，甚至他曾经说过，我有取代他的想法。我希望能消除他的这种想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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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鲍勃·布思比指出的，丘吉尔似乎确实不信任并憎恨埃默里和其他帮助他上台的保守党“反叛分子”。这是温斯顿·丘吉尔的众多矛盾之一，尽管他自己多年来一直被视为一个叛逆者，但正如罗伯特·罗兹·詹姆斯指出的那样，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13]。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渴望成为权力机构的一部分，而不是破坏它。虽然丘吉尔、英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从帮助推翻张伯伦的议会起义中获益，但他似乎从未认同过这场起义的必要性或有效性。他从来没有承认埃默里和其他“反叛分子”在他成为首相的过程中的重要性，事实上，他们对英国和西方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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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埃默里，他从不后悔在帮助丘吉尔掌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他在丘吉尔任首相后不久就宣称：“他既是一位真正的战时领袖，也是一位值得效忠的领袖。”[14]1941年11月，英国军队在中东处于守势，盟军的运输损失急剧上升，埃默里给陷入困境的丘吉尔写信说：“我们在印度问题上可能有分歧，但我对你们在更广泛领域所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表示钦佩，我只是想给你我力所能及的一切帮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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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埃默里与丘吉尔的关系令人沮丧、充满争议，但在战争期间，埃默里有一个更大的忧虑。当他和英国政府的其他成员都致力于击败德国的时候，他的大儿子约翰却安居在柏林，做着亲纳粹的广播节目，试图说服英国战俘改变效忠对象，为德国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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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埃默里被一位作家形容为“终日游手好闲的人”[16]，他从孩提时代就几乎一直陷于麻烦之中。在父母的溺爱下，他在15岁的时候得到了一辆跑车，几年之内，他就积累了70多张罚单。他脾气暴躁，嗜酒如命，16岁时离开哈罗公学，开始在欧洲漫无目的地旅行，并参与了一系列见不得光的商业冒险活动。他父母多次试图帮助他，但所有努力都化为泡影，到他20岁出头，已经欠下了巨额债务，他的父亲觉得有责任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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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利奥·埃默里说，1936年夏天西班牙内战爆发时，当时23岁的约翰自愿加入了佛朗哥的军队，为叛军做了几个月的军火贩子。[17]他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尽管他的父亲是犹太人并且坚定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但他强烈地反犹太主义。离开西班牙后，约翰漂泊在欧洲各地，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他在法国。第二年春天，埃默里在巴黎视察了马其诺防线之后，试图说服他的儿子回国并应征加入英国军队。约翰告诉父亲，他目前正在从事电影制作公司的工作，如果不能很快成功，他就会回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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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德国对法国的征服终结了约翰·埃默里归国的可能性。法国沦陷后，他被关押在那里。当德国官员发现他是一位英国内阁大臣的儿子时，招募他为宣传人员并将他带到柏林。自从法国沦陷以来，约翰·埃默里焦虑的父母就很少听到他的消息。后来，在1942年11月17日，一位美国记者告诉利奥·埃默里，他的儿子在德国首都，显然是被纳粹收买了。更糟糕的是，据报道，他正准备对英国进行亲德广播。“一个朋友告诉我，为了他们邪恶的目的，德国人在阿德伦酒店里养了一大群人，如伍德豪斯，他们似乎已经拉拢约翰加入了。”[18]利奥·埃默里在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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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1月18日，当他陪同丘吉尔去哈罗公学听音乐会时，埃默里向首相介绍了自己儿子的情况，并补充说，如果形势令丘吉尔和他的政府很尴尬，他准备辞职。“上帝啊！”丘吉尔喊道，“我不希望你辞职！”[19]首相自己的儿子伦道夫（Randolph）也不止一次让他的父母感到担忧，他向埃默里保证，没有人会因为“一个成年儿子的反常行为”而责怪他。尽管他们多年来一直争吵不休，但丘吉尔在最重要的时候展现了忠诚和同情。为此，埃默里永远心存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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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晚上，利奥·埃默里和弗洛伦斯·埃默里在伊顿广场的客厅里打开了收音机，准备迎接一场痛苦的折磨。[20]在半个多小时里，他们听到了自己的儿子通过柏林电台发表的长篇大论，谴责犹太人、苏联人和美国人，并敦促英国公众推翻他们的政府。“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是否够长；我们的孩子是否为了英国的利益而牺牲；平民是否为了英国而受苦、受难，还是让他们成为一小撮不择手段之人的利益牺牲品。”他宣称，“这取决于你，取决于你的常识。你，一个走在街头的男人，能阻止这种罪行。只有你能推翻那些把我们国家搞得如此堕落的人……他们违背英国的利益，让我们的国家与苏联人和美国人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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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儿子的广播对埃默里夫妇来说是一段令他们心碎的经历，他们决定通过以“演讲者是一个用约翰名字的冒名者”的说法来处理这件事。“亲爱的温斯顿，”埃默里第二天写信给丘吉尔，“我听了两次宣称是我儿子播的广播节目，我和我妻子都相信这个播音员的声音不是我儿子的，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声音，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演说家和播音员的声音。”[21]但那是约翰·埃默里的声音，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约翰·埃默里做了几次广播和演讲，和他父母听过的那次差不多。他还参观了盟军战俘集中营，招募英国军人与德国人一起对抗苏联。他将自己的呼吁描述为“用武器捍卫所有文明，反对亚洲人和犹太人的兽行”[22]。（只有一名英国战俘响应了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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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布兰登·布拉肯的介入，大多数英国报纸很少或根本没有刊登关于约翰·埃默里广播的报道，布拉肯在1941年取代了达夫·库珀成为信息大臣。但是利奥·埃默里知道他儿子的变节成了伦敦的八卦话题，尽管他的朋友和同事都团结在他周围，但是他仍感到羞愧和耻辱。战争结束后，英国陆军部和对外情报机构军情六处收集了对约翰不利的证据，以叛国罪起诉他，这一点也让埃默里感到困扰。“我想知道，他那不幸而又十分可怜的父亲是否会把年轻的埃默里从他应得的命运中拯救出来。”[23]一名陆军部职员在1942年底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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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约翰·埃默里重新定居意大利。1945年春天，他在那里被游击队抓获，并被移交给英国当局。他于7月9日被带回英国，并被押往旺兹沃斯监狱。这是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暗色石头建筑，位于伦敦南部一个破旧地区的中央。事态逐渐明朗，英国政府打算以儆效尤。大约140名英国人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因与德国人勾结而被起诉，他们中的一些人，像约翰·埃默里，做过亲德广播。[24]然而，只有约翰和臭名昭著的“哈哈大人”威廉·乔伊斯被控叛国罪，被判处死刑。其他人被控罪行较轻，大多数人只在监狱里待了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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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1月28日，约翰·埃默里走上了位于伦敦老贝利街的中央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他面容憔悴，没有刮胡子，长长的黑发卷曲在大衣领子上。法官席前的3张桌子上坐满了穿着黑色礼服的律师、特别警察和军事情报官员，可见政府对此案非常重视。[25]首席检察官是英国司法大臣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Sir Hartley Shawcross），他刚刚结束在纽伦堡审判戈林和其他德国战犯的英国首席检察官职务，回到英国。在法庭上，埃默里唯一的家人是他的弟弟朱利安，在过去的4个月里，他一直在努力为约翰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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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了8项罪名的起诉书后，法庭书记员问埃默里是否认罪。他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我承认所有罪名。”[26]他的回答几乎震惊了法庭上的所有人，他们知道，32岁的被告判了自己死刑，没有别的话可说，也没有上诉。上了年纪的法官，戴着白色的假发，穿着红紫相间的长袍，身子前倾。他说：“在没有确信完全了解被告的所作所为以及立即会有什么结果之前，我从来不会接受被告的认罪。”[27]埃默里的辩护律师答道：“我可以向您保证，被告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与此同时，一块黑色的方巾被戴在了法官的头上。他直视埃默里，宣布：“你现在已经承认自己背叛了国王和国家，你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权利。”[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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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后来说，他认罪是为了让家人免受漫长审判的痛苦和羞辱。他的父亲认为，如果不是因为他之前内阁大臣的身份，约翰就不会死，这让他备受折磨，利奥·埃默里努力游说，希望约翰得到宽大处理。“我对他处于今时今日的境遇感到有某种责任，”他写信给英国内政部说，“因为他是我的儿子，这一事实让德国人觉得有必要接近他，然后使他的言行高调、出位，否则他们不会收买他。”[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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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利奥·埃默里的请求，一位杰出的医生兼埃默里一家的朋友霍德尔勋爵（Lord Horder），向内政部提交了一份报告，证明约翰·埃默里多年来精神不稳定，并宣称他无法分辨是非。[30]在对囚犯进行检查之后，两名由内政部指定的精神病医生同意霍德尔的观点。他们的结论是，约翰·埃默里无法对自己的行为形成道德判断，因此，他不应该被处决。两份报告都被置若罔闻，要求宽大处理的请求也被驳回。“这个国家允许死刑，作为一种威慑，因为普通人相信，法官执行法律时无所畏惧、毫不偏袒，”英国内政部的一份备忘录称，“如果埃默里被判缓刑，就很难让普通人相信（他）没有得到特殊对待和特权待遇。”[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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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子被处决的前一天晚上，利奥·埃默里和弗洛伦斯·埃默里去旺兹沃斯监狱探望了他。“你们给了我最后一次欢送。”[32]约翰对他们说。第二天早上，在预定的行刑时间9点前不久，利奥·埃默里把佣人们叫到伊顿广场的家里。利奥·埃默里读了一首他写的关于约翰的诗，在场的每个人都背诵了主祷文。几乎与此同时，英国著名的刽子手阿尔伯特·皮埃尔波因特（Albert Pierrepoint）进入了约翰·埃默里在旺兹沃斯的牢房。囚犯伸出手来，“皮埃尔波因特先生，”他说，“我一直想见你，当然不是在这种情况下。”[33]吃惊的皮埃尔波因特握了握约翰的手，然后轻轻地把他转过来，把他的两臂捆在背后，领他上了绞刑架。在旺兹沃斯外，朱利安·埃默里坐在一辆车里等着。上午9点08分，一名监狱长在监狱外墙钉了一块布告牌：“今天对约翰·埃默里执行了死刑。”[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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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埃默里的尸体被埋在监狱的土地上。第二年，他的母亲请求到他的墓前祭拜，但遭到了政府拒绝。1948年，有埃默里家人参加的圣公会教牧师问约翰死前曾为他提供过咨询的旺兹沃斯监狱牧师，是否愿意见一下埃默里太太，谈谈她的儿子。这一要求遭到了政府的再次拒绝。“探访被处决者的亲属被认为是不可取的，”内政部的一份报告称，“政府绝不能偏袒前内阁大臣的家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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