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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丘吉尔的第二届政府中，几名前反绥靖主义的“反叛分子”在内阁中获得了重要职位。安东尼·艾登再次出任外交大臣。博比提·克兰伯恩，即索尔兹伯里勋爵，被任命为英联邦秘书长。战时曾在党鞭办公室任职的吉姆·托马斯被任命为英国海军大臣。麦克米伦成为住房大臣，并在两年内完成了丘吉尔竞选时的一项重要承诺，即在英国新建30万套住房。1954年10月，丘吉尔最后极不情愿地将首相一职移交给艾登的前6个月，首相为了奖励麦克米伦的成功，提拔他为国防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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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安东尼·艾登愿意奋斗，他可能已经当17年首相了。1938年2月，他辞去外交大臣一职时，他推翻张伯伦政府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艾登没有反抗的意志力，当时他没有反抗张伯伦，15年后也没有反抗日渐衰弱的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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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虽然在1955年4月获得了首相一职，却没有过多地参与他厌恶的政治阴谋。但是，他避免肮脏政治工作的机敏使他不可能迎战所面临的无数挑战。作为外交大臣，他是一个出色的谈判者，但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远离了混乱的议会政治，对于一个首相必须处理的下议院强硬的幕后操纵问题缺乏应对技巧。作为英国政坛长期的“金童”，他也不习惯批评，他认为这是人身侮辱。艾登政府的初级大臣、记者W.F.迪德斯（W. F. Deedes）说：“艾登没有每一个住在唐宁街10号的人都应该有的宽阔肩膀。”[28]1953年一次拙劣的胆囊手术导致艾登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加剧了他应对新办公室压力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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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接替丘吉尔不到一年，英国的经济开始恶化。工资和物价不断上涨，通货膨胀也在加剧。随后，信贷紧缩使经济陷入衰退。艾登的政府受到了强烈的批评，而他的支持率直线下降。《每日镜报》的头版头条写道：“连保守党都在说：艾登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在这一点上，新首相面临他执政期间最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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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7月，美国和英国撤回对阿斯旺大坝建设的援助，激怒了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纳赛尔突然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自修建以来，苏伊士运河一直在英法两国的控制下运营。纳赛尔从未关闭过这条运河，英国和法国的船只仍然能够利用这条通往中东、印度和远东的重要通道。但艾登被激怒了，他认为这是对英国声望的不可原谅的侮辱，也是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为了证明自己的强硬态度，他发誓不通过外交手段（外交部敦促如此），而是通过武力夺回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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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和几名内阁成员，包括时任财政大臣麦克米伦和理事会主席索尔兹伯里勋爵，将当时的危机与英国和法国在19世纪30年代末所处的严峻形势进行了类比。1956年是希特勒把莱茵兰地区重新军事化20周年，艾登和其他人很快就把莱茵兰和苏伊士、希特勒和纳赛尔做了比较。“我们都知道，法西斯政府就是这样行事的。”艾登宣称，“我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向法西斯屈服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29]慕尼黑事件和绥靖政策的教训被错误地运用到后来的国际危机中，这不是第一次，也肯定不是最后一次。希特勒对英国的安全和生存是一个真正的威胁，而纳赛尔不是。事实上，一些法律专家认为，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甚至没有违反国际法。[30]无论如何，他并没有阻止它的运营，而且愿意就未来运河的运营与其他国家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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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艾登和他的几位大臣，包括麦克米伦和索尔兹伯里，决定采取军事行动。1956年10月，英国与法国和以色列签署了一项秘密协议，要求以色列进攻埃及，随后英法对埃及发动军事行动。10月29日，以色列开始进攻埃及，一周后，英法联军对埃及发动攻击。美国政府对这次行动感到愤怒，英国和法国发现自己在联合国被谴责为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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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对艾登来说完全是一场灾难。英镑出现了挤兑，面临破产的英国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来纾困。但就像麦克米伦向艾登和其他内阁成员解释的那样，问题在于，除非停止对埃及的入侵，否则美国不会批这笔贷款。[31]麦克米伦曾极力要求军事干预，后来他改变了立场，主张停火。艾登别无选择，只能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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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影响与近20年前慕尼黑危机的影响惊人地相似。议会再一次分裂，亲密的友谊结束，晚宴上爆发了尖刻的争吵。在下议院的一次辩论中，人们非常愤怒，议长被迫中止了会议。在上议院，英国前皇家空军参谋长特德勋爵（Lord Tedder）说，他知道一些家庭“放弃了圣诞聚会，因为他们知道议会会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执”[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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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内存在分歧，艾登还是像1938年的张伯伦一样，牢牢控制着保守党在下议院的多数席位。维奥莉特·博纳姆·卡特称苏伊士运河事件为“耻辱”，她对苏伊士运河事件的愤怒，就像她对慕尼黑事件的愤怒一样。她催促保守党议员朋友们：“你们当中就没人有勇气站出来反对政府吗？”[33]在30多名反对军事干预的保守党人中，只有8人敢于违抗党鞭的威逼利诱，在1956年11月8日对艾登政府的信任投票中弃权。其中一位是鲍勃·布思比，他是唯一一个在慕尼黑和苏伊士运河问题上都无视本党指令的保守党人。另一个是奈杰尔·尼科尔森（Nigel Nicolson）——哈罗德·尼科尔森的儿子，他知道自己投弃权票可能是在政治上自杀。在投票前的辩论中，奈杰尔·尼科尔森谴责英国在苏伊士的行动“不仅不明智，而且极不道德”[34]。这让人想起了近20年前罗纳德·卡特兰和其他年轻的保守党“反叛分子”。哈罗德·尼科尔森的儿子指责艾登、麦克米伦和其他大臣：“违反了你们整个政治生涯中制定的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则，也就是忠于联盟和条约，向下议院说出真相。但你们没有说实话。”[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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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杰尔·尼科尔森认为，他就苏伊士运河问题反对政府意味着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结。20世纪30年代，就慕尼黑事件反对政府的保守党“反叛分子”被战争拯救了，但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反对政府的“反叛分子”没有得到这样的拯救：包括奈杰尔·尼科尔森在内的8人中有5人，其所在的选区协会拒绝继续支持他们，并且他们在下次选举中失去了席位。永不失败的布思比是幸存的三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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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奈杰尔·尼科尔森和其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当选的左翼年轻保守党人来说，应对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一段令人极度失望的经历，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危机期间的所作所为更令他们大失所望。他们中的许多人把麦克米伦当作良师益友，把他的进步主义和对社会改革的热情当作榜样。“我们的良师益友是巴特勒和麦克米伦，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麦克米伦，”尼科尔森说，“他曾是（我们）最喜欢的大臣，他对我们这个小团体讲话时，就好像我们已经是值得信任的同事一样。”[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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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曾在20世纪30年代像火炬一样的人物，在慕尼黑事件中展现出了勇气，却建议他的年轻同事们不要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采取同样的做法。当外交次大臣安东尼·纳廷（Anthony Nutting）为抗议政府的行为而辞职时，麦克米伦敦促他不要按照惯例在下议院发表演讲，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在读了纳廷准备的声明后，这位财政大臣摇摇头，宣布：“这是非常有害的。它很容易使政府垮台，而且对你，亲爱的孩子，它会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为什么要说这些呢？事实已经证明你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你辞职也是做了正确的事，如果你现在保持沉默，就会受到尊敬和奖赏。”[37]纳廷厌恶麦克米伦，还有他在政治上玩世不恭的伪善，他拿起自己的演讲稿，默默地离开了房间。在唐宁街10号外，他把这些纸撕成碎片，塞进下水道。纳廷没有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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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任投票两周后，安东尼·艾登的情绪和身体都崩溃了，他前往牙买加进行了漫长的休整，震惊了整个国家。1957年1月，在执政仅21个月后，他辞去了他大半个政治生涯都渴望得到的职位。几乎所有人都期待拉布·巴特勒被选为继任者，艾登还在牙买加的时候，巴特勒曾主持过政府工作。然而，1月10日下午早些时候，哈罗德·麦克米伦收到了白金汉宫的召唤。不到一小时，麦克米伦就以新首相的身份前往唐宁街10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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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63岁的麦克米伦上任时，政界猜测他撑不过6周。英国经济一片混乱。英国的国际威望以及与最重要的盟友美国的关系都受到严重损害。保守党士气低落，严重分裂，看来工党将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下次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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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证明，麦克米伦的任期超过了6年。与艾登、布思比、卡特兰或达夫·库珀不同，麦克米伦年轻时从未被吹捧为可能的首相人选。在任职期间，他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主持了英国新富裕社会的诞生，1959年他以“我们大多数人从未有过如此美好的生活”为口号，赢得连任。作为一个意志坚定的实用主义者，他承认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时代已经结束，大英帝国残余的部分也开始瓦解，这让保守党内的许多人感到震惊。1960年，他在南非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之风”演讲，承认了非洲民族主义有助于加速英国的非洲殖民地和保护国走向独立的进程。此外，麦克米伦还改善了英美关系，并敦促约翰·F.肯尼迪总统与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就禁止核试验条约进行谈判。肯尼迪的妹妹嫁给了多萝西·麦克米伦的侄子。1963年8月，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Limited Test Ban Treaty）最终签署时，把麦克米伦称作哈罗德叔叔的肯尼迪，称赞英国首相是该条约的“助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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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麦克米伦的私生活仍然充满紧张气氛。在苏格兰荒原上，多萝西·麦克米伦第一次与鲍勃·布思比牵手，30年后，两人的关系仍然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这位广受欢迎的首相夫人一直与她丈夫的一位亲密同事兼前朋友发生婚外情。如今，她已经发福，满头白发。布思比和麦克米伦夫妇过着奇怪而又分裂的生活，一直持续了许多年。虽然布思比和多萝西夫人对他们的关系相当谨慎，但他们经常见面，一起吃午餐和晚餐，几乎每天都互通电话或信件。然而，多萝西·麦克米伦仍然是一位典型的、忠诚的政治家妻子，她在丈夫每次选举出行、出国访问和国宴上，都站在丈夫一边。在喧嚣的政治活动中，她还是比他轻松得多，多萝西致力于推动麦克米伦的事业，而麦克米伦则严重依赖多萝西的政治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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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只是偶尔察觉到这种奇怪安排背后的紧张情绪。20世纪50年代，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研究员安妮·格林-琼斯（AnneGlyn-Jones）在麦克米伦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旧报纸的剪报，上面写着萨拉·麦克米伦还是个小女孩时对马的喜爱。这是一个吸引人的故事。一天晚上，当麦克米伦夫妇和其他家庭成员在晚餐前喝鸡尾酒时，格林-琼斯把这份报纸拿给他们看，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萨拉是布思比的女儿，她刚说完“我这有一份20世纪30年代关于萨拉的报纸”，她回忆道：“一阵冰冷的沉默就降临了，麦克米伦先生在一瞬间穿过房间，从我手里抢走了那份报纸。这是我见过的他唯一一次表现得粗鲁无礼。”[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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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米伦为掩盖多萝西和布思比的婚外情，与布思比保持着令人惊讶的友好关系，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但在他担任首相期间，这种关系一直困扰着他，事实上，在很多人看来，这也影响了他对臭名昭著的普罗富莫丑闻的反应——普罗富莫丑闻导致他的政府在1963年突然提前结束。战争大臣约翰·普罗富莫在1940年投票反对张伯伦，谎报了他和一个叫克里斯汀·基勒的派对女郎的关系。普罗富莫事件是麦克米伦政府在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平稳期后，遭遇的几次政治倒退事件之一。在普罗富莫婚外情消息传出前的几个月，有关这位内阁大臣与基勒关系的传言就在伦敦传开了。基勒也与一名苏联武官有关系。然而，麦克米伦的幕僚们曾犹豫是否向首相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知道，通奸这个话题对麦克米伦来说是多么令人反感和痛苦。他的一个私人秘书说：“我想他并不想听这种闲话，因此，他也许忽视了应该认真对待它。”[39]1963年6月，普罗富莫辞去了办公室和议会的职务，4个月后，69岁的麦克米伦也下台了。根据他的传记作者阿利斯泰尔·霍恩的说法，他“从来没有完全摆脱普罗富莫丑闻：他突然间显得更老了，也更孤独，再也没有恢复成以前干练的样子”[40]。当麦克米伦在奥科伯患上严重的前列腺疾病时，他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自己患上了癌症。他决定辞去首相一职。在接受手术后，他和多萝西回到了桦木林，经过长时间的休养之后，他重新开始工作，担任家族出版公司的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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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到3年，多萝西·麦克米伦在桦木林的大厅里突然倒下，死于严重的心脏病。她的丈夫和布思比都崩溃了。在她死后，麦克米伦让自己沉浸在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的工作中，当他回到桦木林的家中时，就躲到阁楼上的一间小公寓里。“当她（多萝西）在的时候，你会觉得房子被填满了。”一位熟人说，“她死后，桦木林突然变得安静起来。”[41]而布思比则喝得酩酊大醉，用一位朋友的话来说，他似乎“精神崩溃了”[42]。每当电话铃响起，他就跳起来去接，他多么希望听到多萝西的声音。[43]然而，慢慢地，他恢复了自己的理智，多萝西死后一年多，他娶了旺达·塞纳（Wanda Senna），一个他认识了十多年的年轻撒丁岛女子，比他小32岁。婚姻给布思比带来了极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然而，他永远也不能把多萝西完全抛在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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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妻子去世后不久，麦克米伦在桦木林发现了大量布思比写给她的信件，他决定将这些信件烧毁。他把几百封信拿到花园后面的焚化炉里，开始往里面塞。但是一阵突如其来的风把它们从他手中夺了过去，它们在花园里旋转着，麦克米伦在后面疯狂地追赶着。有一天，他用幽默的口吻向布思比讲了这个故事，他煞费苦心地拿自己开玩笑——这位威严、目光短浅的前首相在追着找亡妻情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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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麦克米伦和布思比在故事的结尾都没有笑。两个上了年纪的男人静静地坐在那里，40多年前，理想主义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让他们第一次走到一起。“一切就这样结束了。”[44]麦克米伦最后说，接着又是一阵沉默。“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布思比附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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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哈罗德·麦克米伦去世，享年92岁，一份报纸的标题称他为“战后政治巨人”。几家报纸的讣告称他是自丘吉尔以来英国最成功的首相。《每日邮报》称：“他给国家带来了多年的繁荣、和平与进步。”对他生活的其他描述则集中在他令人厌倦的犬儒主义，以及他在战后政治斗争中狡诈无情的名声。然而，无论人们对他作为政治家和活动家的评价如何，由于他那贵族般慢吞吞的腔调、慵懒的神态、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举止和猎松鸡的喜好，在很大程度上麦克米伦都被看作一个来自过去时代的人，一个与现代无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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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死后的许多故事中，年轻的麦克米伦——一个梦想家、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与绥靖主义抗争的十字军战士，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然而，与对他的余生描写不同的是，前文具有永恒的吸引力，因为它展示了一小群缺乏政治权力或影响力的人，是如何通过坚持他们的信仰来改变历史进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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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个人的行为——不是客观的历史力量和“扭转乾坤的力量”，也不是无形的鬼斧神工——导致内维尔·张伯伦辞职和1940年5月温斯顿·丘吉尔上台。无论麦克米伦和其他议会的“反叛分子”在后来的生活中变得多么愤世嫉俗、疲惫不堪、投机取巧，或在政治上执迷不悟，在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中，他们在最重要的时刻都表现出坚毅和道义上的勇气。“政治，确实是一门‘可能的艺术’，”[45]保罗·埃默斯-埃文斯曾说，“但是伟大的事业只有通过那些坚定的人的活力和努力才得以成功，他们试图把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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