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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劳合·乔治，英国自由党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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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底取代阿斯奎斯出任首相，领导战时内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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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黑格，陆军元帅，1915年底始任英国远征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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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170636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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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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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的不是一个军事故事。它讲述的是自由放任原则塑造的具有强大的海军和商业实力的政府和人民如何打破其文化、自由、教义和习俗等传统，并适应全面战争。它讲述了1914年8月，英国是如何迅速而又不确定地突然下达动员令，如何组建一支庞大的军队，限制行动和言论自由，并战胜了一个强大的敌人，以及这个国家如何以激进的方式崛起并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它从英国的角度描述了国际事件：由于一名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在遥远的波斯尼亚谋杀了奥地利大公，政府如何使英国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这场战争对英国及其人民的影响；在全面战争后重新适应和平时的困难，妇女可以投票的新时代的出现，俄国革命对工人阶级的鼓舞，以及“新派男人”组成的联合政府如何做出几乎不可能兑现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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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计划出版的四卷本中的第三卷，这些书是关于1838～1939年间的英国，这是一个变革的世纪，甚至超越了发生罗马入侵、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和宗教改革的那些世纪。从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到1919年6月28日签署《凡尔赛和约》的五年间，英国发生了一场具有隐喻意义的革命，与欧洲部分地区和俄国发生的具有明示意义的革命形成对比；不过，1918年12月，爱尔兰通过投票箱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一项革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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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数百万人自愿参军或被征召入伍，他们因此过早地结束了生命，或者生活被颠覆。虽然妇女们仍然希望一家人齐齐整整的，但她们失去了亲人，应征参加工作，取得了进步，并获得了选举权。1917年初，曾有一段时间，这个国家似乎会因饥饿而屈服。轰炸机袭击了英格兰的南部和东部，船舰炸毁了东海岸的城镇。英国负债累累，税负沉重；然而最严峻的情况是，这个国家膨胀起来，对人民的生活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控制。这场战争成为一个创建福利国家的契机，早在签署停战协定之前，政府就已经有了改善医疗、住房和教育的打算。英国还必须学会如何应对和照顾大批伤残退役军人，以及阵亡将士的遗孀和孤儿。然而，英国无法始终尽善尽美地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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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前两卷《高远之见：维多利亚时代与现代英国的诞生》（对1838～1880年的英国进行探讨）和《堕落时代：1880～1914年的英国》（将视角转向欧洲危机的爆发前夕）一样，《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力图探究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的历史。但是，由于战争造成的绝望境地，以及随之形成的认知——如果英国要取得胜利，那么每一个男人、女人和诸多儿童都必须做出贡献——政府和政客们前所未有地凌驾于普通公民之上。由于国家在个人生活、所选择的方向和巨大的战争投入中起着核心和主导作用，因此，较之于前几卷，本卷将不可避免地更多关注于政治和政治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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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还描绘了英国在与德国作战时必须应对的第二个冲突：爱尔兰冲突。士兵、水手和战役都不可避免地贯穿于本书，因为他们是最终由威斯敏斯特和白厅所制定的战略的一部分，并且他们的命运对那些遗属产生了影响。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已经讲述过有关这场战斗的故事和冲突的详细国际背景。对于英国和爱尔兰来说，这是动荡、悲惨的五年，长期以来，这五年间在西线和其他战区上演的恐怖事件都被掩盖了。本书对它们进行了全新、详细的探究，并描绘了一个国家如何从近乎傲慢的笃信状态走向因蒙受伤痛和损失而出现的不安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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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18年12月，爱尔兰举行大选，主张独立的新芬党赢得73%的选票，成立了第一届爱尔兰议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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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170636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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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第一章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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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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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6月28日（星期日）下午4点，位于伦敦的英国外交部收到一封电报，说奥匈帝国的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和他以贵庶通婚的方式迎娶的妻子霍恩贝格（Hohenberg）公爵夫人遇刺。大公是83岁的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皇帝的侄子和王位的假定继承人。这对皇室夫妇在访问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时遇害。波斯尼亚之前归属于奥斯曼帝国，于1908年和黑塞哥维那一同并入奥地利。这封电报是由驻萨拉热窝的副领事J·弗朗西斯·琼斯（J. Francis Jones）向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Edward Grey）发送的。“根据这里收到的消息，法定推定继承人［原文如此］及其配偶今天早上遭到炸弹暗杀。”[1]两个小时后，英国驻维也纳大使莫里斯·德邦森（Maurice de Bunsen）爵士证实了这个消息，并补充说：“我从另一个消息来源获悉，在他们前往市政厅的途中，有人先是向他们的马车投掷炸弹，造成数人受伤；后来，在他们返回科纳克（Konak）酒店时，一位年轻的塞尔维亚学生使用左轮手枪向他们开枪射击。”[2]消息立刻传到了国王和王后那里，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当时他们正在白金汉宫的花园里喝茶。“这对亲爱的年迈的皇帝来说将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乔治五世在日记中写道，“是非常令人惋惜和悲伤的。”国王在他的新邮票目录上标注了这个事件[3]，以此来宽慰自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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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当英国从报纸上得知了谋杀事件时，琼斯向格雷发送了最新消息。“当地报纸说，这是无政府主义者犯下的罪行，但很可能是很早以前就预谋的塞尔维亚领土收复主义者的所作所为。”[5]1913年弗朗茨·斐迪南访问英国时，格雷曾与他见过面，格雷代表政府和他本人向弗朗茨·约瑟夫“表示沉痛的哀悼，并致以诚挚的问候”。在践行君主制的欧洲，对一个国家的攻击被视为对所有国家的攻击：在这个问题上，英国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会与奥地利为敌。国王宣布宫丧一周，《泰晤士报》报道称，王室成员“极为震惊，难以言表”。[6]格雷给奥地利驻伦敦大使门斯道夫（Mensdorff）伯爵写信说：“无论是出于政治情感还是个人情感，我都同情你。”[7]格雷和门斯道夫关系密切：在这场愈演愈烈的悲剧中，好几个高层官员之间的友谊破裂了，他们也是其中之一。当天下午，国王亲自前往位于贝尔格雷夫广场的奥匈帝国大使馆，向门斯道夫表达遗憾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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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怀有同情之心，并且在表达同情时，也不是所有人都怀有特别深切的感情。哈布斯堡家族在他们的历史上有过一段悲惨的经历，而这只是最近的一个插曲。1867年，弗朗茨·约瑟夫的弟弟、墨西哥的马西米连诺皇帝被推翻他的政府处决；1889年，他的儿子兼继承人鲁道夫（Rudolf）被发现和情人一同死于皇家狩猎小屋，据推测（但未得到证实）是死于自杀，并发生在与父亲的争吵之后；他的妻子茜茜（Sisi）遭到暗杀（他们的婚姻大概破裂了）；在鲁道夫死后，弗朗茨·斐迪南的父亲放弃了王位继承权，因此弗朗茨·斐迪南成了王位继承人，但他的伯伯和宫廷中的大多数成员都不喜欢他，几乎没有什么人哀悼他。不仅仅在实行双重君主政体的奥匈帝国，在欧洲大陆，弗朗茨·斐迪南也遭到了人们的厌恶。他的死令布达佩斯松了一口气，匈牙利股市因此上涨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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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下午，在英国下院召开会议时，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表示，他将提出一项动议，以便向被谋杀的大公表示哀悼；但对于他本人和他领导的政府来说，暗杀事件并不是当务之急。内阁一直被爱尔兰的地方自治问题所困扰。[9]相比之下，在遥远的萨拉热窝发生的事件似乎对英国没有任何影响。阿斯奎斯在动议中说：“下院获悉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殿下被暗杀，对此感到深深的愤慨，并深切关注此事。”他还请求国王向奥地利皇帝转告下院“对罪行的憎恶和对他们的深切同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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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赞扬了年事已高、失去亲人的弗朗茨·约瑟夫“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耐心、勤勉和无私的自我牺牲”，称赞他已经实现了“君主所能取得的……最高理想”，是“一个强大国家的英雄元首”。他补充说：“一直以来，他和他的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11]反对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附和说道：“今天，全世界都对这位年迈皇帝的孤独和凄凉感到悲伤和怜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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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没有费心去猜测暗杀事件可能造成的后果。但是，他的一些职员做到了。经验丰富的英国外交官意识到，考虑到奥地利与其主要盟友德国关系密切，两国有着共同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并且有着共同的国际目标，谋杀可能会在德国激起人们的强烈情绪。6月30日，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第一秘书霍勒斯·朗博尔德爵士（Horace Rumbold）给格雷写信说，德国外交部告诉塞尔维亚应当“自发地……尽其所能帮助波斯尼亚政府”，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与导致这一可怕罪行的动机无关”。[13]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兼高级常驻官员亚瑟·尼科尔森（Arthur Nicolson）爵士当天给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写信说：“我希望最近发生在萨拉热窝的悲剧不会导致任何更为复杂的情况；虽然很明显，奥地利人把这些可怕的事件归咎于塞尔维亚人的阴谋诡计。”[14]不过，即使是亚瑟爵士也能看到乌云背后的一线光明，因为新的继承人，也就是皇帝的侄孙卡尔（Charles）会比他死去的叔叔更受欢迎，“尽管这么说似乎有点残忍”。如同证明他的观点一样，德国人并没有立刻诉诸战争，而且似乎正在努力避免中欧紧张局势的恶化。在英国，人们继续过着平静的生活：7月1日，《泰晤士报》就“公务员问题”发表了意见，声称“这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15]那年夏天，困扰这个国家的其他问题还包括铁路车厢里惹人讨厌的狗，以及汽车喇叭发出的令人苦恼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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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7月3日，朗博尔德感觉到柏林的情绪发生了变化——指挥军队的普鲁士军官阶层强烈要求支持奥地利，并向伦敦发出了警告。他告诉格雷，谋杀“几乎让德国人感到惊愕不已”。[16]朗博尔德强调说，弗朗茨·斐迪南是徳皇的“亲密朋友”，并且德国人普遍对弗朗茨·约瑟夫“怀有同情”。柏林的一些报纸“指出缔造更加伟大的塞尔维亚的愿望对欧洲和平构成了威胁”。[17]在谋杀事件五天后，身在德国的英国外交官首次向伦敦表明，有可能发生一场把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拖进来的冲突，但格雷直到三天后才收到这份声明，因为朗博尔德是通过外交邮袋寄送的，而非电报。他提醒格雷，柏林方面“正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说道，毫无疑问，谋杀这对皇室夫妇的阴谋是在塞尔维亚策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