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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00 那天下午，利希诺夫斯基给格雷写信说，柏林获悉俄国召集了几类后备役。“在这种情况下，”他继续说道，“我们必须亦步亦趋，因为这意味着俄国也会发布针对我们的动员令。”[104]他敦促格雷动用他在圣彼得堡的一切影响力来阻止这样的动员，并重申德国愿意接受格雷的四国调停计划。尼科尔森希望平息事态，他告诉利希诺夫斯基，虽然俄国已经起草了帝国法令，但是还没有发布。7月26日下午，身在柏林的朗博尔德写信说，尽管德国的公众舆论仍然坚定地支持奥匈帝国，但是，人们慢慢领会了战争的后果，对战争的热情正在消退。格雷不知道的是，利希诺夫斯基恳求柏林的主宰者们避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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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02 令克劳和尼科尔森感到沮丧的是，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对奥地利人说，伦敦希望他们同意塞尔维亚人的答复，而不是直截了当地告诉奥地利人要克制自己的行为。克劳发现这种迂回曲折的做法是“阴险的”——他指责贾高，他认为贾高私下里“怂恿奥地利人”——并希望格雷对此提出抗议。朗博尔德告诉格雷，柏林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与英国的感触联系起来。[105]然而，德国坚持认为，除非奥地利开始吞并塞尔维亚的领土，否则俄国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这让格雷的官员们更加恼火。与此同时，萨索诺夫主张英国应该“宣布它与俄国和法国站在一起”，共同反对奥地利。[106]阿斯奎斯觉得奥地利“决心遭受彻底、终极的羞辱”。[107]现在，他认为这是“过去四十年来最危险的局面”。[108]然而，英国将如何卷入这种局面仍不清楚；在巴黎，实际上在其他地方，信奉的仍然是伯蒂的不干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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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04 7月26日的晚些时候，布坎南给格雷发电报，恳求他在议会发表的任何声明中说明危及和平的是奥地利，而不是俄国。他说：“俄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劝诱塞尔维亚接受未与它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或现行法律相冲突的奥地利的所有要求。”[109]他重申了圣彼得堡的信念，即“对塞尔维亚实施的任何打击……实际上针对的是俄国”。布坎南警告格雷，俄国民众认为英国实际上是站在奥地利的一边，而对于英国不愿变得更加好战，沙皇“表达了极大的失望”。[110]现在，英国对俄国的立场“非常微妙”。几分钟后，布坎南发来了另一封电报，声称动员的最初迹象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已经很明显了。那天晚上，在丘吉尔的直接指挥下，海军部命令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不要离开驻地，在斯皮特海德接受检阅后，它们就一直驻扎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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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08 鉴于政治阶层意识到英国的安全可能会受到影响，以及英国甚至可能会卷入战争，在伦敦，正如英国外交大臣和其内阁同僚不得不转移注意力那样，社会活动人士和普通公众（在一两天后）最后也都没有选择，只能将注意力从爱尔兰问题转移到欧洲危机上。7月24日至26日的周末，政客们（包括大臣们）发表演讲，与公众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大法官约翰·西蒙（John Simon）子爵告诉奥特林厄姆的自由党人，在“爱德华·格雷爵士冷静、沉着的指挥下”，英国的唯一角色将是“调停人”。[111]格雷的次官弗朗西斯·戴克·阿克兰（Francis Dyke Acland）在萨塞克斯郡发表演讲，确认英国将把影响力用于“维护和平”。然而，这种观点与实际发生的情况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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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10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随着关于战争的讨论变得具体起来，而不是变得抽象，格雷不仅需要向欧洲各国的大臣们提出越来越多的紧急请求，他还发现，面对与他意见相左的自由党中不同团体的同僚（无论是和平主义者，还是丘吉尔等好战的政治家），他在不得不采取行动时受到了阻碍。西蒙等人的自由理想主义没有考虑到国际条约和义务等现实，也没有考虑到上个世纪被视为英国在欧洲之利益的问题——而这是克劳等人非常了解的。一旦自由党开始看到这些情况的后果，其内部就会出现分歧。随着英国从格莱斯顿[112]提出的践行自由放任和个人自由的国家转变成参与全面战争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成了商品，被旨在拯救国家和为帝国而战的政府所利用），在接下来的四年里，自由党人将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折磨。到战争结束时，自由党已经分崩离析，不过，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天，其支持率就已经跌入低谷。实际上，这种情况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比如辉格党和组成该党的激进派缔结联盟的时候，1890年代和1900年代工人运动兴起的时候，该运动宣称的社会主义理想让许多激进分子感到自己被深深吸引。和很多社会主义者一样，自由党的激进派发现，在任何类型的冲突中支持全俄罗斯沙皇的想法与他们的原则深深抵触。此外，作为该党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国教派厌恶帝国主义，除了党内剩下的少数最具辉格派特征的达官显贵外，其余的人都是如此。格雷是此类达官显贵之一，但是，他加入自由党已经很长时间了，对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的党内分裂记忆犹新。当时，自由党领袖亨利·甘贝尔-班纳曼（Henry Campbell-Bannerman）爵士极力反对布尔战争，他的反战言论的激烈程度仅次于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后者作为一流政治家的名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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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12 当把英国在危机中扮演的角色问题摆在内阁面前时，这引发了严重分歧，让人联想到早先的那场冲突。护民官和舆论领袖开始发表意见。7月27日，《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自由主义民意的重量级人物C. P.史考特（C. P. Scott）敦促政府不要卷入任何战争。[113]和几乎所有同僚一样，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仍然专注于爱尔兰和劳工骚乱的威胁，他在党内的选民是激进的非国教派，强烈反对战争。他告诉史考特：“毫无疑问，我们不会一开始就参战。”[114]的确，劳合·乔治——几个月来一直主张削减国防开支——曾于7月23日在下院中说道：“我不禁想到文明，它能够处理个人和国内小群体之间的争端，能够通过理智而有序的仲裁调解争端，我们应将文明这个调解手段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国家间的争端。”[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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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14 在谈到德国时，他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比几年前好多了。没有了我们过去看到的……这两个大国之间的那种咆哮，我不是说两个敌对的国家，而是两个伟大的帝国。两国的感情已经好转。两国开始意识到它们可以为共同的目标合作，而且合作领域要比可能发生争议的领域更大、更多、更重要。”[116]更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格雷和克劳的观点，劳合·乔治告诉史考特，他“知道没有哪位大臣会支持它（战争）”，他怀疑是否会有官员支持战争。但是，他确实表示，如果德国人攻击法国的海峡港口，法国在海中埋设水雷，那么英国可能会有麻烦。财政大臣还说，他相信奥地利想要战争，以便给塞尔维亚一个教训，但是德国人不想打仗。这种观点充其量只是一个天真的想法。如今，伦敦已经意识到，用克劳的话说，德国的报纸是怎样恶意地“鼓动”奥匈帝国：双重君主制国家感觉自己受到了怂恿，并相信德国会给予支持。尼科尔森和克劳知道贾高对哪些方面表示支持，也知道利希诺夫斯基对柏林的想法可能被误导，或者没有全面了解柏林的想法。和伦敦一样，在柏林，关于战争的看法也是存在分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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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16 7月27日，星期一早上的报纸突然铺天盖地地报道危机，因此，除了政治阶层之外，公众也迅速地意识到和平受到了威胁。每天下午，劳都要和格雷会面，私下讨论枢密院条款的最新修订：与格雷所在政党的非干涉主义者及和平主义者不同，统一党人（包括最激进的反德分子）无意制造麻烦。但是，劳曾警告过他，对于加入支持法国、反对德国的欧洲冲突，统一党人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不一致。那天下午，格雷回答了劳在下院就当前局势提出的问题：这是自4周前议会就弗朗茨·斐迪南被谋杀一事向弗朗茨·约瑟夫表示哀悼以来，第一次讨论欧洲局势。他概述了政府采取的路线，重申了他私下对各个大使说过的话：只要这场冲突仍保持局部化，那么英国就无权干涉，但是，如果俄国介入，那么冲突将发展成“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事情”。[117]他提到了他的“四国倡议”，但表示他在等待答复。随着这件事的公之于众，报界消除了疑虑，公众舆论也平静下来。格雷说，“很明显”，如果其他大国卷入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冲突，“那么它只会以欧洲大陆有史以来遭受的最大灾难结束：没有人知道这场冲突可能引发的问题将会波及哪些方面，它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118]即便如此，在得知消息后，下院仍花了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来讨论爱尔兰，欧洲的灾难似乎不那么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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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18 格雷提出了一个法律层面的观点，但至关重要。即如果德国破坏比利时的中立，那么将导致相关国家“一致”支持战争。[119]根据1839年签订的条约，英国与法国、德国同为比利时中立的保卫者；不过，格雷最担心的仍然是欧洲的势力均衡遭到破坏，而不是可能将英国拖入战争的任何行为。1870年，德国曾与法国作战，但没有侵犯比利时；眼下，他似乎认为历史会重演，即使冲突更广泛地蔓延到了整个欧洲大陆。然而，格雷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欧洲冲突导致同盟国的影响力增强，那么英国的安全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他逐渐意识到，英国与法国和俄国建立的外交联盟意味着，在共同参与的任何战争中，英国都不能袖手旁观——克劳等高级官员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他们对德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格雷无疑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他很快就会让他的同僚们了解这个观点，从而促使他们改变英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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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20 那天，内阁召开了会议。莫莱（Morley）子爵——他是枢密院议长，也是自由主义思想中一股崇高的道德力量——在会后不久编写的私人备忘录中指出，格雷采取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路线”。[120]他谈到了布坎南的电报，在这份电报中，萨索诺夫希望英国宣布与俄国和法国团结一致，不管英国是否参战，俄国和法国都决心要同奥地利和德国作战。根据莫莱的说法，格雷“以其特有的平静方式”说道，现在是时候在加入英国的协约国伙伴和保持中立之间做出选择了：如果内阁选择中立，那么他无法执行这样的政策。“内阁似乎叹了一口气，”莫莱回忆说，“大家陷入了片刻令人窒息的沉默之中。”[121]莫莱知道外交大臣现在认为外交干涉是毫无意义的，只有武装干涉的威胁才是有用的，但是，莫莱不清楚内阁是否意见一致。如果阿斯奎斯的政府垮台，那是“由内部分歧造成的，而不是由下院造成的”。[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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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22 翌年1月，莫莱向爱德华七世的前顾问伊舍（Esher）勋爵讲述了故事的大致内容，尽管他提到的这些事件的日期是不准确的。“7月25日，格雷参加了内阁会议，”伊舍记录道，“他认为如果我们打算支持法国，那么是时候将此告诉法国了；他补充说，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我们应该坦率说明我们打算奉行中立政策；他说，他个人觉得我们没有资格执行这项政策。”[123]莫莱表示，他将不得不辞职，根据这个说法，劳工部首席专员比彻姆（Beauchamp）勋爵、殖民地事务大臣刘易斯·哈科特（Lewis Harcourt）、西蒙、贸易委员会的主席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都点头表示同意。然而，阿斯奎斯展示出了拖延时间的才能，这最终导致了他的垮台。“对此，首相说在那个时候无法做出任何决定，并宣布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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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24 在会见了劳合·乔治后，C. P.史考特和自由党的首席党鞭[124]珀西·伊林沃斯（Percy Illingworth）进行交谈，并说了一句预言性的话：如果自由党将英国卷入战争，“那么目前的自由党组阁将会终结，下一个政府将不得不建立在激进派和工党的基础上”。[125]在内阁召开会议后，海军部、陆军部和新闻委员会——成立于1912年，作为这两个部门与报界之间的官方沟通渠道——召开了会议，向舰队街[126]告知了可能会有大量的海军和军事行动，并且必须对此保密。《世界新闻报》的董事长乔治·里德尔（George Riddell）爵士告诉官员，“如果要求报界保持沉默，那么它们将不得发表任何有害言论”。[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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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26 那天早上，《泰晤士报》报道说，在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的外交关系破裂的消息传出后，巴黎出现了“极大的骚动”。[128]“维也纳出现了战争热。”[129]为了防止其英国读者后知后觉，《泰晤士报》驻巴黎记者补充说道，“欧洲非常有可能爆发全面战争，这对法国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130]在英国，普通公众也觉得这是晴天霹雳。在过去的几天里，人们愈发意识到可能爆发欧洲战争，而英国可能卷入这场战争的看法现在也被公开。该报指出，法国国内普遍认为危机是由“德国的阴谋”所导致，比利时陆军大臣正在“采取防范措施”，他们召回了休假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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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28 在那天的社论中，《泰晤士报》问道：“可以肯定的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已经向世界证明了他对和平的热爱，那么他是否不会因为塞尔维亚未能立刻同意照会中列出的所有极具羞辱性的内容而危及其帝国的安全和欧洲的安宁？”塞尔维亚做出了“一个主权国家闻所未闻的让步”，如果奥地利予以拒绝，那么它将会把自己置于非常错误的境地。[131]但是，该报还提出了英国可能卷入欧洲战争的问题，认为这是奥地利固执己见造成的必然结果：“如果任何时刻需要检验我们是否遵循了原则——公开宣布结盟和捍卫欧洲的势力均衡——那么将会发现，正如过去那样，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并下定决心用整个帝国的力量来维护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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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30 这样的言论不仅让公众意识到英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也让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陷入了暴跌，就如同欧洲大陆的证券交易所那样。星期一上午，格雷回到办公室，获悉了奥地利发布动员令的消息。在7月26日午夜发出的两封电报中，德邦森告诉格雷，预计奥地利将在7月31日之前完成动员，并将在8月5日之前在塞尔维亚边境集结部队。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对德邦森说，他的国家现在认为奥匈帝国“决意要开战，俄国无法置之不理”。[132]俄国加大向英国施加的压力，但布坎南仍然毫不动摇，尽管俄国人坚持认为，只有当英国公开其与法国和俄国的结盟时，德国才会采取行动阻止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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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32 克劳向格雷清楚地解释说奥地利正在进行动员；俄国将紧随其后；之后，德国也将如法炮制，鉴于德国的动员主要针对法国，法国将不得不立刻效仿。克劳认为奥地利从一开始就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诉诸战争。如果他对此的看法是正确的——他肯定自己是正确的——那么“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俄国动员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公平、不明智的”。[133]由于阻止俄国动员一直以来都是格雷政策的核心，为了采纳德国问题专家克劳的建议，需要内阁同意对策略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格雷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旦奥地利和俄国都进行动员，那么难以想象有什么措施能够阻止它们或者阻止德国和法国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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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34 克劳接着说：“然而，这意味着在24小时内，国王陛下的政府将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这场奥地利强行迫使不情愿的法国卷入的争吵中，英国要么袖手旁观，要么选边站。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尼科尔森将塞尔维亚的答复告诉了格雷，他说他觉得塞尔维亚“几乎同意了奥地利提出的所有要求，很难想象，在塞尔维亚做出如此巨大的让步之后，奥地利如何能够正正当当地开展敌对行动”。[134]奥地利的大部分无端指责都是要求塞尔维亚进行解释说明。克劳认为塞尔维亚的答复“是合理的”，“如果奥地利要求绝对服从它的最后通牒，那么只能意味着它想要开战”。因此，格雷的两位高级顾问都认为，如果奥地利人攻打塞尔维亚，那么他们就犯了大错，因为俄国将不得不进行动员，而英国将不得不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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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36 尼科尔森越来越感到沮丧，因为德国虽然口口声声地说想要和平，却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阻止奥地利。法国曾要求德国驻巴黎大使敦促德国政府采取此类行动，但德国含糊其辞地答复了这个请求。尼科尔森也明白，奥地利想要取代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因此渴望战争。7月27日下午，德邦森的电报对此进行了确认，他告诉格雷：“我认为奥匈帝国彻底下定决心要与塞尔维亚开战，它认为自己的大国地位岌岌可危，它用这样的措辞拟写照会就是为了让战争无法避免，在塞尔维亚受到惩罚之前，它不太可能听取调停的建议。”[135]他认为德国人什么也做不了，并说他是在一个“欣喜若狂”地展望战争的国家写这封电报。“前景非常糟糕，”读到这封电报时，克劳这样说道，“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德国准备走哪条路。”[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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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38 那天下午，当英国外交大臣在下院发表声明后，利希诺夫斯基告诉他，德国同意在奥地利和俄国之间进行四国调停，同时保留其作为盟友的权利，以便在奥地利受到攻击时帮助奥地利。利希诺夫斯基似乎真诚地相信这就是其政府的观点；但是，目前还不清楚柏林是否对这位被视为过于亲英的大使直言不讳，并且利希诺夫斯基可能并不清楚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谁主宰欧洲的问题，德国的军事高层正在施加怎样的压力，以便要求与该国的对手作战。利希诺夫斯基代表德国政府请求格雷建议俄国保持克制。格雷的仁慈本能正在消退，他告诉利希诺夫斯基，在安抚奥地利方面，塞尔维亚人的所作所为已经大大超出了预期，他认为这是由于俄国对贝尔格莱德施加影响所致。“对于维也纳，现在确实需要施加让其克制的影响力。”[137]坚定路线的格雷也让俄国人知道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想法，即英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袖手旁观”的说法是错误的，而且不解散舰队的决定也对这个说法进行了反击；然而，格雷明确表示，尽管做好了军事准备，但此时他只承诺采取外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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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40 由于普恩加莱不在国内，巴黎的外交活动几乎陷于停顿。不过，现在总统取消了从圣彼得堡前去拜访挪威和丹麦国王的行程，急匆匆打道回府。伯蒂告诉格雷，巴黎的代理外交部长已经会见了德国大使，但后者把球踢给了俄国。伯蒂说，法国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个不好的迹象”。[138]克劳认为德国人试图在俄国和法国之间挑拨离间；尼科尔森认为英国最好不要插手法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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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42 那天晚上，在听说德国已经对四国调停的可取性改变了立场后，格雷声称调停相当于进行仲裁，并且贾高认为，除非奥地利和俄国提出请求，否则不可能进行调停。贾高确认，如果俄国在北方进行动员，那么德国将不得不进行动员；如果俄国在南方进行动员，那么德国可能不会进行动员。一切似乎都太迟了：门斯道夫来到英国外交部，告诉格雷，“为了进行自卫”，奥地利准备对塞尔维亚动用武力。奥地利认为这样做“符合欧洲的利益”，因为塞尔维亚曾是一个“多么不安定的因素”。[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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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44 门斯道夫说，他的政府认为，“他们可以指望我们在一场迫使他们接受的战争中给予同情，如果有必要，还可以指望我们帮助他们将战争局部化”。格雷回答说，他无法理解奥地利人对塞尔维亚的答复所做出的解释，他和利希诺夫斯基讨论了这个问题；门斯道夫说，这个答复似乎令人满意，但是，如果拒绝与奥地利的官员和警察合作，将会容许进一步的破坏活动。格雷表示惊讶，因为奥地利似乎认为自己可以在使俄国不卷入的情况下与塞尔维亚开战；而且奥地利不明白这样一场冲突的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德国政府在表达对和平的渴望时使用了这个词。格雷告诉门斯道夫，虽然他无法威胁政府让英国出面干预，但由于英国政府感到“不安”，舰队并没有按计划解散。他认为塞尔维亚的答复是“我所见过的一个国家遭受的……最大耻辱”，但令我失望的是，奥地利仅仅将这种跪拜视为“令人不满意的，从而直接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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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46 7月27日，伯蒂从巴黎给格雷写了一封私信说：“我相信，法国政府不想开战，应该鼓励他们向俄国政府施压，不要假设无论斯拉夫国家的行为举止如何，俄国都是这些国家的保护伞，因为这种荒谬、过时的态度将会导致战争。”[140]他还说，巴黎的报纸错误地报道说，德国曾威胁法国说，除非其他大国不介入这场争端，“否则它们将不得不让德国来处理，并有可能面临一场欧洲的全面战争”。[141]格雷认为，德国拒绝对话，这“决定了欧洲的命运是走向和平还是战争”。[142]他后来在1918年告诉牛津大学希腊语学钦定教授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 Murray），“德国拒绝召开会议，这使我失去了能用于和平的唯一有效工具”。[143]即使经过四年的反思，格雷似乎仍然没有意识到，开展更积极的外交活动——离开伦敦，但不是为了钓鳟鱼，而是为了会见一些欧洲国家的大臣，以便向他的同行施压，表明欧洲可能爆发的这场灾难性冲突将会牵扯所有的大国，即使他无法威胁政府让英国出面干预——可能是一个更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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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60948 7月27日至28日的晚上打响了大战的第一枪。7月28日，格雷获悉，匈牙利人抓获了两艘塞尔维亚商船，两艘塞尔维亚蒸汽机船遭到攻击。克莱肯色普主动敦促塞尔维亚政府保持“最大的谨慎和克制”。然而，从这一刻起，所采取的每一步似乎都无法挽回。格雷从布坎南那里获悉萨索诺夫更倾向于进行“调停”，但不久后，他收到了德邦森的电报，报告说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和奥地利外交部次官进行了会晤。[144]大使说“不可能”将冲突局部化，因为俄国之前已经在这些事情上让了步，以后不会再这样做。[145]大使要求进行会谈，但是，次官提到了多瑙河上的“小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塞尔维亚的船只遭到了破坏，尽管他说塞尔维亚人是侵略者。[146]不过，奥地利人暗示他们将授权奥地利驻圣彼得堡大使与萨索诺夫进行直接会谈。克劳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是“第一缕希望之光”，格雷声称此举“非常令人满意”。[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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