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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银行休假日，议会仍然召开了会议。当危机逼近人们的生活时，这个国家出现了休闲放松和紧张焦灼共存的不安景象。寻找火车的一日游旅客发现服务被取消了，因为车辆因部队调动而改道，政府接管了铁路。许多伦敦人不再去海边旅行，而是涌向白厅街和唐宁街的周围，见证军队的来来往往。小贩们出售大量的小国旗，供人们挥舞。阿斯奎斯说，当他进出下院时，“总是被欢呼的闲散人士和度假者包围和护送”。[272]伦敦博物馆的参观人数远远低于1913年。从维多利亚开来的联运火车上坐满了人，不是英国的旅客，而是返回欧洲大陆的欧洲人。“极其严肃的表情证实了他们的焦虑，”《泰晤士报》报道说。[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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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星期一，海军后备役人员壮大了离开维多利亚的人群队伍。那些取消了旅行的人站在广场上为后备役军人欢呼。不过，对许多人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抑制他们对假日的热情：例如，有6万人坐火车从伦敦前往索森德，还有一些人坐轮船到索森德、马盖特和拉姆斯盖特。[274]近1.5万人聚集在椭圆体育场观看萨里郡对阵诺丁汉郡的比赛，比分为472比5，杰克·霍布斯（Jack Hobbs）得了226分。此外，还有坎特伯雷板球节，肯特郡打得非常好，即使紧张气氛笼罩着大地，但球迷的帐篷里几乎空无一人。不过，在其他地方，可以感知到这个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据报道，英国商船正在驶离德国港口，驶向本国或中立国的锚地。实验无线电台被关闭，商船被禁止在英国水域使用无线电。国王发布了一个公告，允许国家征用商船作为军队运输工具。此外，政府还发布了另一个公告，禁止出口可能在战争中有用的货物，从飞机到驮畜，从炸药到绷带和医用敷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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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3点前，外交大臣在拥挤的下院起立。他曾考虑将贝特曼要求英国保持中立的请求和他的答复读给大家听，但担心会引起“愤怒”，于是，他否决了这个做法：格雷认为，参战决定应该冷静地做出，而不是愤怒地做出。他认为普鲁士的军国主义“非常可恨”，但仅有个人感情是不够的。[275]因此，他在演讲中对当时的事态发展进行了冷静评估，但他没有淡化危机的严重性：“事态发展得如此迅速，要想在技术层面准确说明实际情况是极其困难的，但是很明显，欧洲的和平是无法维持了。不管怎么说，俄国和德国已经互相宣战了。”[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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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前几日的外交活动旨在维护和平，这种方法曾在1912年的巴尔干半岛危机中奏效，当时各国联合起来，即使巴尔干同盟和土耳其因为后者继续占领欧洲大陆的部分地区而开战，但各个大国——以法国和奥匈帝国为首——同意不卷入这场战斗。可是，现在外交手段已经不管用了。格雷将责任归咎于“一些国家的军事部署……迫使事情迅速走向某种结局”。[277]他希望下院“从英国的利益、英国的荣誉和英国的义务出发，着手处理我们目前的危机，而不要对和平为什么没有得以维护而变得情绪激动”。不同寻常的是，他承诺公布外交函件，以证明英国的诚信。当这本书出版时，它成了一本畅销书，并被翻译成几种语言，让公众毫不怀疑英国外交部曾试图让各国谈判，尽管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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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说，直到前一天，除了向这场争端中的任何一方提供外交上的支持外，英国没有做出任何承诺。他强调，是否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将由下院决定。他提到了英国与法国的协约，且法国无意为了塞尔维亚而与任何国家开战，但是，法国与俄国的正式联盟迫使它们为了塞尔维亚开战。英国不是这个联盟的成员，甚至不知道其条款；但他公开表示，只要第三方轰炸法国位于英吉利海峡的海岸，那么英国不会袖手旁观。“我相信这就是这个国家的感想，”他补充说。[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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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而不是感情的角度来看待英国的困境：把友好的法国军舰留在地中海非常符合英国的利益，这有助于保持开放的贸易路线。他把自己为此目的向康邦做出的声明念给大家听。不过，他说这不是宣战，也不需要采取侵略行动，而是表明在出现意外情况时，英国有义务采取这样的行动。格雷指出，德国人承诺不攻击法国北部的海岸，这是不够的。“还有一个更危急的考虑事项——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事项变得越来越危急——那就是比利时的中立问题。”[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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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说，根据1839年和1870年的条约，英国有义务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他援引了格莱斯顿在1870年说过的话，格莱斯顿说，如果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是普法战争的必然结果，那么英国的荣誉和利益就是建立在保护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之上。他向下院报告了他与巴黎和柏林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并透露了比利时国王刚刚请求乔治五世进行“外交干预”。[280]格雷做出了这些干预，但事态的发展似乎已经超出了他所采取的干预措施。为了比利时，也为了可能受到大国威胁的其他欧洲小国，他重申了英国在维护比利时独立方面的“重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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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问题，格雷再次引述格莱斯顿的话来处理1914年8月面临的问题。在1870年的时候，格莱斯顿曾说过：“比利时的独立关系到我们的切身利益，这比我们书面上保证的利益还要广泛。你可以从针对下面问题的回答中有所了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被赋予了影响力和权力的国家是否会袖手旁观，对史上最严重的玷污历史篇章的罪行熟视无睹，从而成为这一罪行的帮凶？”[281]在格雷和政府看来，这些话描述的是当前的情况：不采取任何行动，将会使格莱斯顿所说的其他大国的“无度扩张”成为可能，并将鼓励对小国的攻击行为。如果法国被打败（尽管格雷说他确信法国不会被打败），那么欧洲将会处于德国的主宰之下。[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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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说了一番可能在将来引起麻烦的话。在说明支持比利时的理由后，他补充说，“如果我们卷入战争，我们将会遭受损失，但这些损失只不过比我们袖手旁观所遭受的损失多了那么一点”。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没有预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导致无数人的死亡。他的理由是，即使英国不参战，对外贸易也会停止，因为没有客户；在战争结束后，英国将既没有财富，也没有道德权威来消除战争期间造成的一切伤害。“我敢肯定，”他说，“我们的道义立场将使我们失去所有人的尊敬。”[283]私下里，他认为，如果英国不参战，它就会“被孤立、丧失信誉并遭到憎恨”。[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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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证实政府还没有做出派遣远征军的决定，但他确认政府下达了动员舰队和军队的命令，与此有关的公告将于第二天发布。基于他已经阐述的理由，以及为了避免“最危险和最严重的经济后果”，他拒绝代表英国发表一项无条件中立的声明。[285]他在结束语中说道：“政府正担负着最棘手的任务：确定就下院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提出建议……我们相信，无论后果如何，无论形势的发展或他国采取的行动将迫使我们采取怎样的措施，我们都将得到整个下院的支持。”[286]他补充道：“我认为，在如此快速的时间里，国家就被逼到了这个地步，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它也许还在考虑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的争端，而不是由这个争端所引发的问题的复杂性。”由于事态发展迅速，不仅仅是公众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带着显而易见的困惑表情承认：“很难描述到底发生了什么。”[287]然而“如果国家弄清楚危险何在，真正的问题何在……我们将获得全面的支持，不仅获得下院的支持，还将获得举国上下的决心、毅力、勇气和耐力的支持”。休·塞西尔勋爵（一位不容易取悦的托利党人）对一位朋友说：“格雷的演讲非常精彩——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演讲……这是我听过的最伟大的劝说艺术的范例。”[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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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确信格雷和政府已经竭尽所能来维持和平，并且无论政府为国家的“荣誉和安全”做了什么，反对党都会毫不犹豫地提供“支持”。[289]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领袖约翰·雷德蒙说，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在英国的困难时期，由于为地方自治采取的举措，爱尔兰人的支持已经发生了转变。他说：“在可能发生的每一次考验和每一次危险中，爱尔兰的民众将带着最大的担心和同情转向这个国家。”[290]他希望威胁要发动内战的爱尔兰的两个志愿者团体——统一党和民族主义党——能够以“同志之谊”来保卫“我们的国家”。[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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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齐·麦克唐纳代表工党发言。他称赞了格雷的演讲，但说道：“他错了。我认为他所代表的以及为之发言的政府是错的。我认为历史的结论将是他们错了。”他不相信格雷关于荣誉的观点，他将克里米亚和南非的冲突归咎于荣誉问题。他的政党将支持保卫比利时，但战争不会仅仅涉及比利时问题。鉴于劳工对全俄罗斯的独裁者心怀憎恨，他不愿卷入一场将巩固俄国势力的战争。他要求格雷描述法国所处的危险，但格雷一直不愿这么做，而是宁愿通过谈论对比利时的义务来为战争正名。他以一记狠狠的打击结束了发言，他说，英国的中立立场更符合“执政党的传统”。[292]他的演讲造成工党内部发生分歧，一旦战争爆发，他的地位就会遭到削弱，于是他在8月6日辞去了工党主席一职，亚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接替了他。前一天晚上，麦克唐纳对乔治·里德尔爵士说，“再过三个月，就会发生饥饿骚动，届时我们应发挥作用”。[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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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议员都想针对格雷的演讲进行辩论，阿斯奎斯说，下院将有机会讨论危机，但不是今天。这引起了一阵恐慌，议长宣布休会两个半小时，直到七点再复会，以便各方进行讨论，以及让格雷了解下院的最新情况。在英国外交部，私人秘书告知尼科尔森，格雷取得了“巨大成功”，这表明“现在方向已经明确了，但这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294]在格雷讲话时，德国询问比利时其能否“和平地”占领列日，前者要求比利时在12小时内做出答复。比利时说，他们的部队将“立刻”向领土内的德国人开火，并认为德国军队已经越过了默兹河。[295]在回复法国提供五个军团的提议时，比利时表示，目前它还没有向担保国寻求帮助——不过，它也提醒德国，保护其独立地位的一个担保国是普鲁士王国。这减缓了冲突的升级，并为英国赢得了更多一点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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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天晚上，维利尔斯告诉格雷，德国声称法国打算借道比利时入侵德国，所以军队正在做准备，以保卫比利时免受法国的攻击。德国人承诺“为所有战争必需品支付现款，并赔偿在比利时造成的所有损失”，如果比利时愿意让他们通过，他们将在媾和时撤离比利时的领土。德国威胁比利时，如果比利时采取“敌对态度”，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将“通过武力解决”。比利时嘲笑德国对企图借道攻击法国的意图所做出的解释，并承诺“将尽其所能击退”德国的进攻。[296]随即，德国大使离开巴黎前往柏林：德国已经对法国宣战。霍尔丹——他已经履行了动员令——要求派遣六个步兵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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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在伦敦，沿着林荫大道，挥舞着旗帜的人群从特拉法加广场一直延伸到白金汉宫。前一天晚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这使阿斯奎斯想起了沃波尔[297]说过的话：“现在他们正在摇铃，再过几个星期，他们就只能搓手干着急了。”[298]正是由于人们意识到国家是在捍卫正义和道德，信守保卫比利时的承诺，才引发了战争狂热；并且，由于完全不了解现代战争的真正含义，这助长了战争狂热。这个国家是在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帝国冒险故事和《男孩周报》的言论中成长起来的，更不用说诺思克利夫多年来发表的危言耸听的反德言论了，它即将有机会以正义和正派的名义，对抗不久后所称的“德国的骇人行径”，为英国的光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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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报道说，“每隔几分钟，爱国歌曲的歌声中就会夹杂着对国王的高声呼喊”。[299]晚上8点15分、9点和9点45分，国王和王后出现在阳台上，向民众挥手致意：“爱国和忠诚以几近欣喜若狂的方式表现出来。”晚上7点，格雷回到下院，概述了德国照会和比利时答复的细节。他说，政府正在“认真考虑”此事的严重性。[300]国王评论说，格雷的演讲“完全改变了公众舆论”。[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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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座议员[302]席传来一个反对的声音。它来自菲利普·莫雷尔（Philip Morrell），一位来自牛津的酿酒世家的后裔，这对于自由党来说很不寻常。莫雷尔在伊顿公学和贝利奥尔学院接受教育，通过他的妻子奥托林（Ottoline）夫人（波特兰公爵同父异母的妹妹）游离于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他们的婚姻不同寻常：两人都有很多风流韵事（被奥托林夫人征服的最有名的人物是伯特兰·罗素），而且莫雷尔有好几个私生子。奥托林夫人在贝德福德广场举办了一场宏大的自尊自爱沙龙：莫雷尔夫妇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在牛津郡嘉辛顿的乡村别墅后来成为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的避难所，这些人包括利顿·斯特雷奇[303]、克莱夫·贝尔[304]和邓肯·格兰特[305]。她的丈夫在那天晚上发表的演讲使他站到了这场运动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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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尔声称自己代表许多自由党人发言，但他并不怀疑格雷为和平所做的努力，而是怀疑“他是否真的做出了足够的努力来与德国达成公平条款”。[306]这番话揭示出一个很深的误解——德国欺凌比利时的做法表明，它没有真正弄明白“公平条款”——但这确实暗示了格雷在最初阶段存在惰性。正如格雷表现的那样，在前五周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被动的，尽管他的官员们（尤其是尼科尔森）几乎从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的那一刻起就觉察到了潜在的灾难。这是在进行外交斡旋之前的事，但是，如果他愿意的话，他本可以在48小时内到达柏林，与贾高进行面对面的交谈，这也许会改变历史。不过，考虑到在柏林，普鲁士人主导的德国军队决心发动一场战争，以维护国家霸权，这些努力也可能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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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尔声称，德国承诺尊重比利时的领土完整；一名质问者喊道“是在战争结束后！”，这才是重点。[307]他说，如果德国吞并或占领比利时，他将同意英国必须采取行动。几天后，英国基本上这么做了。莫雷尔讽刺了格雷的论证，忽视了格雷对条约的详细诠释，声称“仅仅因为在比利时领土的某个角落里可能有几个德国军团就要求我们参战。我不打算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参战的政府”。他认为，报界助长了“对德国野心的恐惧和嫉妒”，由此造成了这种局面。确实，报界——尤其是诺思克利夫经营的那几家报纸——长期以来把德国描绘成天敌。然而，对战争的外交背景进行的研究表明，这种情感与格雷不情愿做出的主战决定没有关系。莫雷尔与社会党人站在了同一战线上，他说，要求英国参战，“既是为了维护俄国的专制，也是为了干涉德国的野心”。[308]虽然他对德国没有好感，但对俄国的好感就更少了。他认为“保持光荣的中立”是可能的，尽管他没有一开始就通过分析比利时和法国的看法来阻止下院的行动，并且他坚定地无视德国向布鲁塞尔发送的照会所体现出来的傲慢和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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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陶瓷区的自由党议员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是一个伟大陶艺家的后代，他担心信贷会耗尽、工作岗位会流失殆尽、民众会挨饿，从而引发革命。“民众不再是一百年前的温顺农奴了，”他宣称。[309]（战争爆发时，韦奇伍德是第一批自愿参军的人士之一。他在达达尼尔海峡受了伤，被授予杰出服务勋章，最后成为上校。）劳合·乔治说，政府正在考虑如何确保战争期间的食物供应，并承诺将在第二天提供更多细节。他承认，他还将被迫就货币和纸币流通发表声明。一名后座议员嘲讽说，他在布尔战争中的反战立场与他现在支持开战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此，他没有公开表露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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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的大多数议员忽视了奥地利政府通过惩罚塞尔维亚来抵制内部批评的决心，也忽视了德国军事领导层推翻贝特曼、贾高和利希诺夫斯基等人的决定及发动战争的决心。对于工党来说，哈迪认为战后恢复比利时的中立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必要，可以让德国与法国决一死战。后来在工党内阁任职的自由党人亚瑟·庞森比（Arthur Ponsonby）提出了一个更慎重，因此更能说明问题的反对意见，尽管他的假设仍有问题。庞森比曾和莫雷尔一同在伊顿公学和贝利奥尔学院读书，而且还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侍从：他的岳父是休伯特·帕里（Hubert Parry）爵士。他觉得自己在见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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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见过的最悲剧性的时刻。我们正处在大战前夕，我讨厌看到人们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开始这场战争。战争狂热已经开始了。昨晚，当我走过街道的时候，我目睹了战争狂热。我看到一群群喝得半醉的年轻人挥舞着旗帜，我还看到在圣詹姆斯街的一家大型俱乐部外有一群人，他们受到从楼座里出来的俱乐部成员的鼓舞。战争狂热已经开始，这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我觉得我们陷得太快了，而且我还觉得，外交大臣的讲话表明，这些年来一直在人们的心头作怪的，是对德国野心的深切仇恨。这是为了保持势力均衡造成的——这是一种疯狂的欲望，是为了在欧洲维持一种不可能的状态，为了把欧洲的两个派别割裂成一个武装营地，用怀疑、敌意和仇恨的眼光互相怒视，时刻拿起武器防备着，并让民众为武装斗争付出流血的代价。[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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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十年，他出版了一本书《战时谎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全国范围内流传的各种各样的谎言》（Falsehood in War-time，Containing an Assortment of Lies Circulated Throughout the Nations During the Great War）。在这本书中，他引用了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的话，“战争来临时，首先倒下的是真理”，从而导致他被视为这句话的作者。他的反战态度不会动摇。他成为民主监督联盟的重要成员。该联盟是一个反战运动先驱组织，他曾与麦克唐纳和糖果商乔治·吉百利（George Cadbury）等人一起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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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格雷辩护时，煤矿主、曼斯菲尔德的自由党议员亚瑟·马卡姆（Arthur Markham）爵士无意中站在了和平主义的立场上，该立场认为此举是为了让德国待在该待的地方，而不是为了保护比利时（保护比利时才是格雷的优先考虑事项）。他说，“任何一个有自尊的国家都不可能承认欧洲大国有权践踏和打倒小国”。[311]他补充说：“我们所属的这个伟大的帝国，它的立国根基是，不允许在我国海岸附近建立一个可能对英国人民的利益构成威胁的大国。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这次犹豫不决，那我们将为大英帝国的灭亡而踉跄摇晃，因为欧洲大陆上有自尊的人永远不会相信，我们这些过去曾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会再次为自由而奋斗。”他的这些话反映了公众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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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议员卢埃林·威廉姆斯（Llewellyn Williams）指责报界为一场公众不希望看到的战争制造了热情，并指责格雷试图散播对德国势力的恐惧，而另一位自由党同僚认为不可能像建议的那样让小国受奴役。自由党议员罗伯特·奥斯韦特（Robert Outhwaite）则认为，德国军队穿越比利时与法国作战，这是“从法律的角度”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而不是“征服”比利时。[312]他提醒下院，是专制的俄国通过动员引发了更广泛的战争，而不是德国。这也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说法。正如自由党议员约瑟夫·金（Joseph King）指出的那样，政府遭到了自身成员的攻击（只有一人除外），而统一党则保持沉默。金问道：“我想知道，我们正在实施的政策是否得到了内阁的一致支持。我们在下院的内部和外部都听到了传言，说内阁存在分歧，甚至有一位内阁大臣辞职了。”[313]另一个议员喊道：“这是一个恶毒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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