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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陶瓷区的自由党议员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是一个伟大陶艺家的后代,他担心信贷会耗尽、工作岗位会流失殆尽、民众会挨饿,从而引发革命。“民众不再是一百年前的温顺农奴了,”他宣称。[309](战争爆发时,韦奇伍德是第一批自愿参军的人士之一。他在达达尼尔海峡受了伤,被授予杰出服务勋章,最后成为上校。)劳合·乔治说,政府正在考虑如何确保战争期间的食物供应,并承诺将在第二天提供更多细节。他承认,他还将被迫就货币和纸币流通发表声明。一名后座议员嘲讽说,他在布尔战争中的反战立场与他现在支持开战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此,他没有公开表露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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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的大多数议员忽视了奥地利政府通过惩罚塞尔维亚来抵制内部批评的决心,也忽视了德国军事领导层推翻贝特曼、贾高和利希诺夫斯基等人的决定及发动战争的决心。对于工党来说,哈迪认为战后恢复比利时的中立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必要,可以让德国与法国决一死战。后来在工党内阁任职的自由党人亚瑟·庞森比(Arthur Ponsonby)提出了一个更慎重,因此更能说明问题的反对意见,尽管他的假设仍有问题。庞森比曾和莫雷尔一同在伊顿公学和贝利奥尔学院读书,而且还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侍从:他的岳父是休伯特·帕里(Hubert Parry)爵士。他觉得自己在见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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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见过的最悲剧性的时刻。我们正处在大战前夕,我讨厌看到人们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开始这场战争。战争狂热已经开始了。昨晚,当我走过街道的时候,我目睹了战争狂热。我看到一群群喝得半醉的年轻人挥舞着旗帜,我还看到在圣詹姆斯街的一家大型俱乐部外有一群人,他们受到从楼座里出来的俱乐部成员的鼓舞。战争狂热已经开始,这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我觉得我们陷得太快了,而且我还觉得,外交大臣的讲话表明,这些年来一直在人们的心头作怪的,是对德国野心的深切仇恨。这是为了保持势力均衡造成的——这是一种疯狂的欲望,是为了在欧洲维持一种不可能的状态,为了把欧洲的两个派别割裂成一个武装营地,用怀疑、敌意和仇恨的眼光互相怒视,时刻拿起武器防备着,并让民众为武装斗争付出流血的代价。[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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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十年,他出版了一本书《战时谎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全国范围内流传的各种各样的谎言》(Falsehood in War-time,Containing an Assortment of Lies Circulated Throughout the Nations During the Great War)。在这本书中,他引用了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的话,“战争来临时,首先倒下的是真理”,从而导致他被视为这句话的作者。他的反战态度不会动摇。他成为民主监督联盟的重要成员。该联盟是一个反战运动先驱组织,他曾与麦克唐纳和糖果商乔治·吉百利(George Cadbury)等人一起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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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格雷辩护时,煤矿主、曼斯菲尔德的自由党议员亚瑟·马卡姆(Arthur Markham)爵士无意中站在了和平主义的立场上,该立场认为此举是为了让德国待在该待的地方,而不是为了保护比利时(保护比利时才是格雷的优先考虑事项)。他说,“任何一个有自尊的国家都不可能承认欧洲大国有权践踏和打倒小国”。[311]他补充说:“我们所属的这个伟大的帝国,它的立国根基是,不允许在我国海岸附近建立一个可能对英国人民的利益构成威胁的大国。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这次犹豫不决,那我们将为大英帝国的灭亡而踉跄摇晃,因为欧洲大陆上有自尊的人永远不会相信,我们这些过去曾为自由而奋斗的人会再次为自由而奋斗。”他的这些话反映了公众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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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议员卢埃林·威廉姆斯(Llewellyn Williams)指责报界为一场公众不希望看到的战争制造了热情,并指责格雷试图散播对德国势力的恐惧,而另一位自由党同僚认为不可能像建议的那样让小国受奴役。自由党议员罗伯特·奥斯韦特(Robert Outhwaite)则认为,德国军队穿越比利时与法国作战,这是“从法律的角度”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而不是“征服”比利时。[312]他提醒下院,是专制的俄国通过动员引发了更广泛的战争,而不是德国。这也是一种令人不舒服的说法。正如自由党议员约瑟夫·金(Joseph King)指出的那样,政府遭到了自身成员的攻击(只有一人除外),而统一党则保持沉默。金问道:“我想知道,我们正在实施的政策是否得到了内阁的一致支持。我们在下院的内部和外部都听到了传言,说内阁存在分歧,甚至有一位内阁大臣辞职了。”[313]另一个议员喊道:“这是一个恶毒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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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情上,金完美地阐述了激进的观点,他谴责沙皇的“残暴的专制政府”及其“残忍”和“不公正”。[314]另一位自由党人威廉·拜尔斯(William Byles)爵士问道,如果法国进军比利时以攻打德国,那么英国是否会与法国作战。最后,在对格雷进行了连续几个小时的抨击后,拉纳克郡的自由党议员威廉·普林格尔(William Pringle)发表了一篇庄严的演讲,谈到自由党的传统是要求英国站在“国际道德的一边,反对铁血势力”。[315]最后,前统一党首相贝尔福发言,请求结束休会期间的辩论,并等待机会,因为阿斯奎斯曾答应在他和格雷等人出席时适当地讨论这项政策——他们整晚都没有出席。统一党人正在做着充足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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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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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完演讲后,格雷回到英国外交部,接待了他的朋友和亲信J. A.斯宾德(J. A. Spender)。斯宾德是《威斯敏斯特公报》的编辑,也是自由党的拥护者。两周前,当人们对欧洲危机谈论甚少时,可能是在格雷的建议下,斯宾德写了一篇文章(在国外广泛传阅),提请塞尔维亚人明白奥匈帝国是有理的一方,并尽其所能避免“使事态复杂化以至于有可能走向战争”。[316]现在,所有这一切都被交付给了历史:自由党大臣的主流意见认为英国必须参战,而这种观点能够获得支持几乎全靠格雷。他这样描述他与斯宾德的会面:“我们当时站在我办公室的窗户旁边。天快黑了,我们向下眺望的场所亮起了灯。我的朋友回忆说,我当时是这样讲的:‘整个欧洲的灯火正在熄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再也看不到它们被重新点燃了。’”[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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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格雷认为这场战争需要这么长的时间?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担任外交大臣已经九年了——他了解所有其他有关各方的动机。他知道沙皇的政权是多么的脆弱,而假借斯拉夫同胞的名义战胜德国将被视为巩固罗曼诺夫王朝的完美手段。他也知道德国是如何看待俄国的,认为它是一个由一群野蛮人组成的未开化的国家,这些野蛮人完全敌视欧洲文化,德国将会如何竭尽全力地击退这些野蛮人,并在东欧扩展自己的影响力。他知道奥匈帝国决心竭力压制崛起的邻国塞尔维亚,这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还因为奥匈帝国的皇帝将近84岁,帝国境内的民族主义团体鼓动变革,和俄国一样,它需要向其人民展示实力。最重要的是,格雷知道法国已经下定决心不再重蹈1870~1871年的耻辱,正是那场耻辱,导致普鲁士人割走了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为此,必要时法国将战斗到底。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向各个大国负有义务或与之达成了谅解。正如许多外交官和政治家所了解的那样,自1878年柏林会议以来,欧洲一直生活在不安之中,总有一天,重新排序的事情一定会发生,而当它发生的时候,那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性的战争。格雷知道那一刻已经到来,但他未能阻止这个时刻的到来——或者说他未能以更加和平的方式确保重新排序——这个事实几乎压垮了他,并对他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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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对事态的看法与格雷一致,但事实证明,他不太适应战争的要求。8月3日的午夜,他坐在首相府,给莫莱写信说:“我们有30年的至交,在承受巨大危机带来的沉重压力的时刻失去了你的友谊,这是一场我一想到就不寒而栗的灾难,如果它成为现实,我将永远感到悔恨。”[318]阿斯奎斯恳求他,“我真心诚意地希望你三思而后行,在你采取可能会让政府失去一个智囊、让我陷入困境而变成孤家寡人的行动之前,请你多想想,再思考几次”。[319]莫莱回忆道,“除了精神上的痛苦外,没有什么能够扼住我的咽喉”,但他告诉阿斯奎斯,他仍然坚决反对:“向法国发誓,就等于把自己和俄国绑在一起……你的呼吁如此慷慨感人,我做此答复,感到深深的痛苦,我一生中都没有写过这样痛苦的回信。”[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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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其他大臣来说,德国向比利时发送的照会将他们逼到了忍耐的极限。8月4日上午9点30分,格雷请求戈申转告柏林,“德国违反其作为共同缔约国签订的条约,国王陛下的政府一定会对此提出抗议,而且必须要求德国保证其向比利时提出的要求不会得到执行,德国将尊重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戈申被告知需“立刻获得答复”。刚收到这个消息,德国驻伦敦大使馆就给英国外交部发了一封贝特曼写的信:“由于法国在8月1日向德国领土发动了多次军事攻击,德国现在正处于与法国交战的状态。”[321]那天下午,英国发布了动员令,召集所有后备役军人,并邀请退役名单上的军官重新申请服役。不久后,海军部宣布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John Jellicoe)爵士将指挥本土舰队。现在,阿斯奎斯不得不迅速地任命基钦纳,因为局势发展得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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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上午,格雷告诉伯蒂,他已经建议挪威、荷兰和比利时政府抵制德国向它们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放弃中立立场的任何企图。它们将获得英国的支持,并将加入俄国和法国的行列,“共同行动,以便抵制德国对它们使用武力,并保证它们在未来几年维持独立和完整”。[322]他命令伯蒂请求法国政府也提出类似的建议。一旦德国人进入比利时并拒绝离开,那么英国就会与他们开战。上午11点20分,格雷从维利尔斯那里得知,德国告诉比利时外交大臣,由于比利时政府拒绝了德国的“善意”提议,他们将“非常遗憾地在必要时动用武力,鉴于法国的威胁,他们将被迫采取必不可少的措施”。[323]中午,利希诺夫斯基向英国外交部出示了一封来自贾高的电报,重申了德国“绝不使用任何借口”吞并比利时领土的“正式保证”。“务必请爱德华·格雷爵士明白,”贾高继续说道,“借道比利时,将不会使德军暴露在法国人的攻击之下,而这是根据绝对无懈可击的情报所做出的决策。因此,德国不得不无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对德国来说,阻止法国前进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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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点,格雷向戈申发了一封电报,提到德国向比利时发送的消息,以及他收到的比利时的领土根曼尼克(Gemmenich)遭到“侵犯”的消息。[325]他让戈申告诉德国政府,英国仍在等待有关比利时中立问题的答复,并希望在伦敦时间晚上11点前得到答复。“如果没有得到答复,那么你必须索要你的护照,并表明,国王陛下的政府认为有义务采取一切措施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和遵守条约,德国和我国都是该条约的缔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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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戈申拜访了贝特曼和贾高。在一封直到8月13日才抵达伦敦的电报中,戈申告诉格雷,他们“很遗憾”无法给出格雷想要的答复。[326]他觉得自己和贝特曼的会面“非常痛苦”。“他(贝特曼)不得不将此视为一件无法容忍的事情,因为他们采取了唯一可行的办法来将帝国从灾难中拯救出来,而英国却为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攻击他们。他认为英国对目前可能发生的事情负有全部责任。我问他是不是不明白,我们在道义上必须尽力维护我们所保证的中立。他说:‘但是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后来,戈申告诉格雷,贝特曼“非常激动地”用英语对他进行了长达20分钟的慷慨陈词,说“中立”这个词在战时经常被忽视,英国政府的行动“只是为了一张废纸”。[327]贾高告诉他,德国政策的中心目标是与英国建立更友好的关系,并通过英国拉近与法国的距离。现在,这一切都遭到了严重破坏,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英国人认真对待条约,而德国人却没有。戈申强烈抗议试图将责任推给英国的任何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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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下午,阿斯奎斯向下院发表了讲话,由于近100名被征召为后备役军人的议员缺席,以及约翰·伯恩斯缺席国务大臣席,下院的议员数量锐减。首相提到了最近外交往来的三封电报:第一封是比利时国王的呼吁;第二封来自维利尔斯,确认由于比利时决心保持中立,德国将通过武力进入比利时以进攻法国;第三封是比利时公使馆发来的电报,宣称德国侵犯了比利时的边境。“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我们都不认为这是一次令人满意的沟通,”他继续说道,“在答复时,我们已经重申了我们上周向德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即他们应该向我们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就像法国上周向我们和比利时做出的保证一样。我们已经要求德国对这个请求做出答复,并……要在午夜前对今天上午的电报做出满意的答复。”[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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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认为,德国声称法国正在策划入侵比利时以攻击德国的说法是“一个昭然若揭的谎言”。[329]他告诉下院,由于“非常紧急的情况”,国王正在召集本土防卫军,并保护航运以确保食物供应。他走到下院的白线[330]处,鞠了一躬,然后走到主席台前,把国王亲笔签署的军队动员公告交给了议长。下午4点17分,下院休会,等待德国方面的消息。阿斯奎斯对可能爆发战争深感悲痛,他的感受与海军大臣的感受反差巨大:“温斯顿已经穿上了战袍,他很想在清晨打一场海战,以击沉戈本号。”史考特谴责丘吉尔“漫不经心,不负责任”,并将这种态度与格雷在一次内阁会议上“痛哭流涕”的行为(西蒙向他转述了这个场景)进行了对比。[331]对于丘吉尔来说,战争是他一直渴望的伟大而又浪漫的冒险;对阿斯奎斯来说,事情不会像他希望的那样发展,尤其是因为他无法调和浪漫与现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朋友劳合·乔治在最后一刻改变了反战的想法,劳合·乔治通过保持镇定、暗中行动和表里不一,最终把这场冲突变成对他个人有利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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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一名德国外交官致电英国外交部说,“有关一名德国士兵越过了法国边境的说法完全是谣传”。[332]克劳说,法国人声称他们在自己的领土上射杀了一些德国军官。维利尔斯报告说,德国人试图迫使列日投降,但遭到了反击。巧合的是,下午4点17分——当下院正在开会时——英国外交部截获了贾高使用普通文字向利希诺夫斯基发送的英文电报(使用这种方式发送电报,目的就是希望被截获),证明德国入侵比利时是正当的,电报说,“我们知道法国准备入侵”(比利时),并承诺“只要英国保持中立,我们的舰队将不会攻击法国的北部海岸,并且我们将不会破坏比利时的领土完整和独立”。[333]到了下午5点左右,大多数总指挥官收到了陆军部发来的只有一个单词的电报:“动员。”[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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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格雷告诉美国政府:“德国有两种人:一种是像德国首相冯·贝特曼·霍尔韦格先生和德国驻伦敦大使利希诺夫斯基亲王那样的人,他们信奉的是‘我们怎样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怎样处理’;另一种是军方人员,他们对这些事情一点儿也不尊重。”[335]格雷所说的“这些事情”指的是条约义务,他认为条约义务是“对文明进步的检验”,是“国家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他解释说,如果德国主宰了法国,那么比利时、荷兰、丹麦、甚至挪威和瑞典等国的港口都将由德国支配,这些国家名义上的独立都将变成“空想”。格雷认为,德国主宰西欧将“使我们的处境变得愈发不可忍受”。美国大使佩奇(Page)回忆道,格雷的“眼里噙满了泪水”,说道:“因此,一生的努力都白费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浪费生命的人。”[336]格雷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莫莱和伯恩斯辞职,但他认为他们的决定是基于“深刻而真诚的信念”,而不是“胆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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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格雷给利希诺夫斯基发了最后一封信。他告诉利希诺夫斯基,戈申准备回国,并补充说:“我荣幸地通知阁下,按照今天向德国政府发送的通知中载明的条款,国王陛下的政府决定,从今天晚上11点开始,两国进入战争状态。谨随函附上阁下、阁下家属和职员的护照。”[337]那天晚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唐宁街与阿斯奎斯和其他同僚一起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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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林,戈申按照外交惯例,于8月6日清晨和工作人员乘坐出租车离开了大使馆,并乘坐火车到达荷兰角,然后返回英国。他带来了德皇写给国王的简短信件,徳皇在信里宣布放弃他作为英国海军上将和陆军元帅的任命。由于奥地利对法国和俄国采取了敌对行动,8月12日午夜,英国向奥地利宣战;8月14日,德邦森乘坐前往瑞士边境的火车以便回国,前一天,“贝希托尔德夫人(外交大臣的妻子)和维也纳社交界的其他女士打电话向德邦森夫人告别”。[338]格雷向门斯道夫传达了一个口信,请他在8月13日的上午造访:“我想跟您告别,握握手,并向您保证,我们之间的个人情谊将不会改变。”[339]会面是在格雷的家里“私下”举行的。门斯道夫对宣战“深感悲痛”,但“我非常感激并衷心地回报了他所表达的友好的个人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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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求医生、摩托车驾驶员、铁匠、卡车司机、屠夫、面包师和其他行业的人士自愿参军。军官们在返回部队之前举办了婚礼。民众在白金汉宫外唱歌欢呼。英国王室分别在晚上7点、9点30分和11点(也就是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的期限届满之时)向他们致意。晚上10点45分,国王在白金汉宫召开了枢密院会议,比彻姆(他即将接替莫莱成为枢密院议长)和两名朝臣批准对德宣战。“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国王写道,“但这不是我们的错。”[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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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汉基走过圣詹姆斯公园时,他遇到了“一群兴奋的人……他们不时地手挽着手,高唱爱国歌曲”。[341]休·斯特拉坎(Hew Strachan)爵士在他的《冲突史》一书中写道:“虽然并不是民众的热情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如果民众没有参战的意愿,那么世界大战也就不可能发生。”[342]这种意愿的产生,是由于人们不了解现代战争的实际后果,特别是机械化屠杀的容易程度,以及布尔战争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只有少数人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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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1点,人群聚集在唐宁街,想要知道德国人是否接受了英国的最后通牒。在白厅街,当宣战的消息传到大街上时,民众大声欢呼,情绪激昂。他们离开了唐宁街,聚集在陆军部前,在那里,爱国游行一直持续到凌晨。[343]不仅仅是民众认为战争是正确和正义的。四天前,时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教员的伯特兰·罗素开始收集签名,准备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一份声明,以表达对战争的反对。他告诉奥托林·莫雷尔(Ottoline Morrell)夫人:“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愚蠢的,是非常不得人心的。”[344]他回忆道:“但到了宣战那天,几乎所有的人都改变了主意。”[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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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中午12点15分,英国外交部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声称由于政府要求尊重比利时中立地位的请求遭到“断然拒绝,从8月4日晚上11点起,英国和德国将处于战争状态”。当大本钟在午夜敲响的时候,虽然还没有正式确认英国处于战争状态,但是,“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巨大的欢呼声,回荡了将近20分钟。人们内心激动,庄严肃穆地唱起了国歌,这表明民众在对待眼前的重大问题时严肃认真并具有责任感”。[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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