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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心深处的神殿前燃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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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爱你名字的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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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专注奉献他们的希望和你的希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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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同样澎湃的激情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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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回忆告诉你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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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过去的你，现在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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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你那古老的力量武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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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愿上帝捍卫正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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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壕堑战的第一个冬天扑灭这种基调之前，拥有一点点诗歌才华的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就采用了这种基调：这是1914年8月民众普遍存在的情绪。然而，第二天，随着现实的到来，《泰晤士报》写道：“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头脑清醒，保持冷静。平静而严肃地做好你的日常本职工作。不要沉溺在激动兴奋或愚蠢的示威游行之中。”[10]这个国家有海上霸权撑腰，它认为自己知道战争的结果将会是什么样的：在一些战役中，德国海军被摧毁，德国陆军从两条战线被赶回国，人民因饥饿而屈服，这是以夸张的方式重演布尔战争。8月13日，当丘吉尔行至雷丁时，汽油用完了，他走进一家当地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们欢呼起来，“高唱《去征服吧，大不列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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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牛》杂志曾在战争的早期阶段要求将塞尔维亚从地图上抹去，它嗅到了商业需要，很快成为声音最洪亮的战争拥护者。8月15日，经过重新设计后，该杂志再次亮相，在封面上，一名海员的帽子上印着“约翰牛”和“皇家海军胜利”号。一篇名为《英国最伟大荣耀的黎明》（The Dawn of England’s Greatest Glory）的社论勉励每个英国人都要“全副武装”。它继续写道：“不一定非要成为一名士兵，但一定要拿出勇气来。”[12]关于《约翰牛》的编辑霍雷肖·博顿利的传说大多是自我美化和渲染，例如，传言他的生父是查尔斯·伯兰德拉福（Charles Bradlaugh）。伯兰德拉福是一位自由党议员，六年来一直拒绝进行宗教宣誓以担任他赢得的下院议员职位，而他和伯兰德拉福的相貌颇为相似。[13]博顿利于1860年出生在贝思纳尔格林（Bethnal Green），他在孤儿院度过了童年的部分时光，之后，他创办了一家出版公司，被撤销了关于欺诈罪的指控，投资金矿股赚了一大笔钱，成为一名花花公子和赌徒。而后，他担任自由党议员，在1912年宣布破产时不得不离开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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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牛》将成为沙文主义和猛烈抨击匈人[14]的主要机构，而博顿利将领导大规模的募兵活动，在300多个公开会议上发表演讲。1915年3月，他在《星期日画报》上开辟了一个专栏，很快，他便成为当时主要的政治煽动家，受到民众的喜爱，但遭到知识分子和精英的痛恨。在未被崇拜他的公众察觉的情况下，博顿利继续不道德的私人行为。他的报应在战后到来，在一次与法律和秩序力量进行的对抗中，他失败了，被判犯有欺诈罪。在战争期间，他是这个国家最自吹自擂的爱国者之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告诉朋友亨利·休斯顿（Henry Houston），“这场战争将是我的机会”，在被狂妄自大致命性地击倒之前，他是对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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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店主挂起“欧洲版图重划期间照常营业”的招牌来表现他们的幽默感，但和其他人一样，他们很快就会发现“照常营业”已经结束了。[16]农民们最早体验到了这种情况。陆军部征用了大量的马匹，这让东部各郡陷入了困境——那里的农业以耕地为主——因为这些马匹都是在收获季节被征用的。阿斯奎斯下令停止这项工作，同时停止征用拖运食物和燃料所需的马匹。但是，政府征用了铁路上所有的运马棚车，赛马大会很可能被取消。肯特郡的板球俱乐部委员会表示，坎特伯雷板球周将继续进行，但希望公众不要误以为“他们对影响国家的严重危机漠不关心”。[17]在对阵萨塞克斯郡的比赛中，肯特郡获得了107分，该郡慢速球左臂投手、英格兰板球对抗赛的运动员科林·布莱斯（Colin Blythe）获得了6分：他后来于1917年11月在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战役中阵亡。政府责令萨里郡在战争期间不得在椭圆体育场举办赛事，因为那里被用来进行军事训练。尽管人们在异常情况下想要维持正常生活的表象，但最终不得不屈服于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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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年龄和阶层的男人都涌向了募兵中心。对许多工人阶级的小伙子来说，吸引他们的不仅仅是战争的刺激（相较于战争而言，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事的是不需要技术的工作），还因为这份工作提供一日三餐、一双结实的靴子、新衣服和自己的床。人们的热情如此高涨，以至于政府对那些明显不到年龄的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医生们（每让一个人通过体检就会得到半克朗的报酬）也习惯于对他们眼前经常看到的营养不良、身体虚弱的人抱着过分乐观的态度。在英国的一些地方，向达到服役年龄的人提供的慈善或教区援助被中断，迫使他们去参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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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阶层也同样热情高涨。对于一些刚走出校门的人（比如罗伯特·格雷夫斯[19]）来说，这意味着以一种受欢迎的方式告别大学。对于那些生活似乎很乏味或令人失望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冒险。公立学校的校友协会在较为出名的报纸上刊登广告，表示愿意帮助校友获得军官资格。那些没什么权势的群体遇到了更大的麻烦：R. C.谢里夫（R. C. Sherriff）18岁，刚刚离开一所很棒的文法学校，在那里，他曾担任运动会的队长（1928年，他的戏剧《旅程的终点》被誉为前线生活的最伟大的代表作之一），他被拒绝授予军官资格，因为一名副官告诉他：“我们接到的指示是，申请军官资格的所有人必须从认可的公立学校选出，而你的学校不在其中。”[20]最后，他在东萨里郡获得了一个军官职位。战争将改变军队中阶级至上的特性，“临时绅士”[21]也可以加入旧有军官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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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更加深谙世事或更有经验的人来说，他们由于认清了现实，热情慢慢地淡下来：不言而喻的一点是，一部分人永远不会回来了。8月10日，在前往法国之前的告别晚宴上，在卡勒事件前担任陆军大臣的杰克·希利上校对乔治·里德尔爵士说，“死亡人数将触目惊心”。[22]伯特兰·罗素——他后来声称自己预见到了屠杀，而大多数人都没有预见到——回忆道，“战争的前景使我充满了恐惧，但更让我恐惧的是，90%的人在预料到战争造成的屠杀时竟是愉快的。我不得不修正我对人性的看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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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社会的核心思想是年轻人应当尽忠职守。当皇家音乐学院的院长休伯特·帕里爵士在1914年9月的新学期欢迎学生返校时，他提到了那些“受到荣誉鼓舞而参与和冒险经历军旅生活的人”——包括杰克·莫伦（Jack Moeran）和亚瑟·布里斯（Arthur Bliss）等学生，他们在战争中活了下来，并成为著名的作曲家，以及拉尔夫·沃恩·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等老师，他余生创作的音乐受到了战争经历的影响。[24]他补充说：“我们对他们肃然起敬。当我们看到同胞们以美好和高尚的动机面对现代战争的可怕状况时，我们对他们感到由衷的钦佩——他们为了崇高的理想而甘冒生命危险，有时情况比这还要可怕。”失去亲人的民众是如何在不引发骚乱的情况下承受之前从未体验过的生命消逝，仍然是这场冲突中令人震惊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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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帕里暗示，失去这么多年轻人将会造成损失——虽然他指的是音乐天才，但随着这个国家未来的领导人、教师、艺术家和科学家遭到屠杀，很明显，这个国家也将失去其他领域的许多卓越人才。“我们的学生和普通学校的学生不同。他们有一种罕见而特殊的天赋。他们中的一些人天赋极高，他们的逝去几乎是无法弥补的。这对整个社会来说将是一个特别的损失……这个世界承受不起将这样的生命白白浪费掉，就好像这些生命无足轻重，就如同这些生命并没有给人一种罕见的特殊希望一样。”他问，如果瓦格纳在1849年的德累斯顿骚乱中被杀，那时《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手》、《尼伯龙根的指环》或《帕西法尔》等歌剧还没有问世，这将意味着什么？但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悖论：“那些愿意为了风险主动献身的人往往是最优秀的人，但这个世界往往容不下这样的人；而那些不主动献身的人，很多不过是游手好闲者、逃避责任者，他们不会有任何损失，甚至会因为被迫面对枪口、了解到获得一些真正艰苦生活的经验对他们而言将是多么大的收获而感到更好、更快乐。”这种主旋律贯穿了接下来的几个月。尽管需要更多的士兵，但自愿参军的人更少了。虽然很多人希望参军，但家人迫使他们不要去，或者雇主告诉他们退役后将失去原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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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战争初期，普遍盛行的是一种冒险精神：年轻人借来了摩托车，这样他们就可以作为骑摩托车的信使为国效力；一些没有参军的人试图成为战地记者，但因为法国拒绝让此类人士出现在其国土上，这个职业受到了阻碍。年长的人士放弃了退休，这样年轻人就可以离职去战斗了。自8月17日开始登记以来，许多人自愿成为临时警察。几个月后，一支志愿军团——后来被正式命名为“国防志愿军”——纳入了更多的老年人，他们遵循的路线与希特勒战争中国土警卫队奉行的路线相类似。男童子军被招募去做志愿工作，例如保卫电话线路、铁路桥和水库，担任信使，以及后来在地里干农活。女童子军负责协助护士，在医院工作，但也学会了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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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收获季节成为许多土地所有者的大问题，尽管政府要求不适合服兵役的志愿者提供帮助，但爱国的雇主们还是敦促员工前去服役。来自贝辛斯托克[25]附近的谢伯恩圣约翰村庄的诺克斯（Knox）夫人刊登了一则广告，招聘“司机、园丁和马夫……以代替那些参军的人。能够使用步枪的壮丁不需要申请”。[26]富人被劝诫牺牲舒适的个人生活，鼓励他们的员工参军。许多人纷纷效仿诺克斯夫人。据首相的女儿维奥莱特·阿斯奎斯（Violet Asquith）——她与家人住在一起——说，威姆斯（Wemyss）伯爵在格罗斯特郡的斯坦威拥有一家很大的公司，“突然向他的所有雇员、仆人等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参军或离职”。[27]威姆斯在未和妻子商量的情况下去了伦敦，留下他的妻子处理由此造成的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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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瑟兰（Sutherland）公爵将他的苏格兰宅邸邓罗宾城堡用作伤员的医院和疗养院。他设立了一个由贵族要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登记用于此类目的的房屋，并安装配备设施。这个委员会的名义领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第三个女儿克里斯蒂安（Christian）公主，她也是国王的姑母。除了萨瑟兰，该委员会还包括另外两位公爵马尔博罗（Marlborough）和波特兰（Portland），以及基钦纳、伊舍和查尔斯·贝斯福（Charles Beresford）勋爵等社会名人。在十天内，萨瑟兰就收到了250个房屋清单，主要位于南部和东部海岸附近，包括格拉米斯城堡（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的宅邸）、考德雷公园、沃尔默城堡和北汉普郡高尔夫俱乐部。布鲁塞尔贝肯达医学院的护士长艾迪丝·卡维尔（Edith Cavell）呼吁提供资金，以便为预计将在布鲁塞尔受伤的英国人提供广泛的治疗：卡维尔护士没有料到布鲁塞尔很快将会落入德国人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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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松鸡狩猎季开始时——也就是英国的四个师启程前往法国的那一天——纳茨福德（Knutsford）勋爵给《泰晤士报》写信，敦促“分发和食用这些松鸡，而不是让它们成为市场上贩卖的肉”，并将大量的松鸡冷藏起来；当鹧鸪和野鸡狩猎季开始时，也要这样处置。[28]他敦促也要猎取地面上的猎物——兔子和野兔，他说：“医院将会非常感激所得到的雄鹿。”这个呼吁得到了广泛响应，但附带条件是，在猎杀了狩猎季的动物后，猎场看守人应当去参军。精心策划的盛大的秋季集体婚礼仓促地提前举行，在新郎离开去服兵役之前，夫妻们在小型的私人仪式中结婚：许多人没有活到庆祝周年纪念日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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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年长的富裕阶层，以及各个年龄段的女性，在为慈善机构（尤其是医院）筹集资金和物资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玛丽王后（她具有德国血统，但在伦敦出生、长大，是乔治三世的曾孙女，她来自符腾堡的泰克家族，其父母为贵庶通婚）成立了全国刺绣协会——该协会的成员包括阿斯奎斯夫人、诺思克利夫夫人和兰斯多恩夫人——并吩咐地方分会的会长让女工们为军队募捐和生产服装。王后敦促组织者为失业的妇女在服装制造业寻找有报酬的工作，并为由于家中的经济支柱在外打仗而陷入贫困的妇女和儿童提供衣服。几乎整个国家都以某种方式动员起来。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曾渴望这样的团结表现，但她为此感到不安，她是一名“集体主义者，并相信爱是种族之间和个人之间的纽带”。[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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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勉励地方地主、显贵和议会议员带头鼓励所在地区的男子参军。尽管最初打算招募10万名新兵，但在蒙斯战役（英国远征军的第一次交战）后，阿斯奎斯直接宣布，招募人数没有限制：“我们需要招募尽可能多的新兵。”[30]不过，参军强调的是志愿。政府坚定地认为，为了与它力图践行的自由主义精神保持一致，它将不会，也不需要引入征兵制，尽管很有门路的《晨间邮报》猜测这是因为没有组织来负责处理这项工作。C. P.史考特再次成为传统自由主义的发言人，他遗憾地告诉前同僚伦纳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如果战争持续很长时间，毫无疑问，将会有人提议进行某种形式的强制训练，无论政府提出怎样的建议，在现有条件下都会被采纳”。[31]他是对的，正如他在进一步预测中所说的那样，此举将激发劳工运动，使之成为激进分子的理想依据。然而，在给曼彻斯特的工团主义者——该工团主义者希望史考特在抗议集会上发言——写信时，史考特表达的是反对战争的许多自由党人的爱国之情：“我坚决认为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我们不应该成为战争的参与方，但是，一旦参战，我们整个国家的未来将危如累卵，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尽最大的努力争取胜利。”[32]这与左翼知识分子（比如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的普遍观点形成了及差，他们假装非常关心国家，并认为战争是令人讨厌的、不相干的。在战争将摧毁的许多东西中，自由主义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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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14年8月不存在征兵制的问题，但征召的士兵和他们组建的庞大的新军队都需要审慎的全面管理。假设格雷是对的，假设阿斯奎斯本来打算让霍尔丹留在陆军部，那么他可能是受到了公众舆论的影响才没有这样做。虽然和《泰晤士报》的军事记者雷普顿成为密友会对霍尔丹不利，但霍尔丹的不幸并非在于此。该报称，“他不是最佳人选”。[33]人们普遍认为基钦纳才是合适的人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霍尔丹曾告诉阿斯奎斯，“在我看来，你应该任命基钦纳担任陆军大臣。他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公众的信任，没有人会给这个职位带来这样的信心”。[34]有人认为基钦纳缺乏议会工作经验，对此，《泰晤士报》继续说道，“可以立刻将这种说法抛到一边”。他是印度总督委员会的成员（没有人提到他搞的阴谋和引发的问题）。[35]政府需要的不是深谙辩论巧妙之处的人，而是能够在战场上指挥军队的人——正如该报所了解的那样，他承担的将是总指挥官的工作，而不是内阁大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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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的晚些时候，基钦纳告诉阿斯奎斯，他只会以陆军大臣的身份在陆军部为国效力。阿斯奎斯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于是开始说服他的同僚。至于基钦纳的品质是否足以弥补他的缺陷，就不那么清楚了。霍尔丹后来告诉阿斯奎斯夫人，基钦纳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而且相当无知”。他补充道：“他会改进的。”[36]1913年，鲁德亚德·吉卜林曾在开罗同基钦纳会面，觉得他是“一个冲动的胖法老……醉心于权力”。[37]几个月后，阿斯奎斯夫人这样描述基钦纳，“说真话不是他的长处，他具有有良好的判断力，但没有礼貌；他生性粗暴，不讲道理；他是一个没有想象力但不是没有想法的人……自从他接替亨利以来，陆军部一直对他感到失望”。[38]不过，她承认：“英国公众和托利党认为他是神！”实际上，全国人民都为他的新职位感到欣喜若狂。布兰奇·劳埃德指出，这项任命的“背后承载了公众的所有热情”。[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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