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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收获季节成为许多土地所有者的大问题，尽管政府要求不适合服兵役的志愿者提供帮助，但爱国的雇主们还是敦促员工前去服役。来自贝辛斯托克[25]附近的谢伯恩圣约翰村庄的诺克斯（Knox）夫人刊登了一则广告，招聘“司机、园丁和马夫……以代替那些参军的人。能够使用步枪的壮丁不需要申请”。[26]富人被劝诫牺牲舒适的个人生活，鼓励他们的员工参军。许多人纷纷效仿诺克斯夫人。据首相的女儿维奥莱特·阿斯奎斯（Violet Asquith）——她与家人住在一起——说，威姆斯（Wemyss）伯爵在格罗斯特郡的斯坦威拥有一家很大的公司，“突然向他的所有雇员、仆人等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参军或离职”。[27]威姆斯在未和妻子商量的情况下去了伦敦，留下他的妻子处理由此造成的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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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瑟兰（Sutherland）公爵将他的苏格兰宅邸邓罗宾城堡用作伤员的医院和疗养院。他设立了一个由贵族要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登记用于此类目的的房屋，并安装配备设施。这个委员会的名义领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第三个女儿克里斯蒂安（Christian）公主，她也是国王的姑母。除了萨瑟兰，该委员会还包括另外两位公爵马尔博罗（Marlborough）和波特兰（Portland），以及基钦纳、伊舍和查尔斯·贝斯福（Charles Beresford）勋爵等社会名人。在十天内，萨瑟兰就收到了250个房屋清单，主要位于南部和东部海岸附近，包括格拉米斯城堡（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的宅邸）、考德雷公园、沃尔默城堡和北汉普郡高尔夫俱乐部。布鲁塞尔贝肯达医学院的护士长艾迪丝·卡维尔（Edith Cavell）呼吁提供资金，以便为预计将在布鲁塞尔受伤的英国人提供广泛的治疗：卡维尔护士没有料到布鲁塞尔很快将会落入德国人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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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松鸡狩猎季开始时——也就是英国的四个师启程前往法国的那一天——纳茨福德（Knutsford）勋爵给《泰晤士报》写信，敦促“分发和食用这些松鸡，而不是让它们成为市场上贩卖的肉”，并将大量的松鸡冷藏起来；当鹧鸪和野鸡狩猎季开始时，也要这样处置。[28]他敦促也要猎取地面上的猎物——兔子和野兔，他说：“医院将会非常感激所得到的雄鹿。”这个呼吁得到了广泛响应，但附带条件是，在猎杀了狩猎季的动物后，猎场看守人应当去参军。精心策划的盛大的秋季集体婚礼仓促地提前举行，在新郎离开去服兵役之前，夫妻们在小型的私人仪式中结婚：许多人没有活到庆祝周年纪念日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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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年长的富裕阶层，以及各个年龄段的女性，在为慈善机构（尤其是医院）筹集资金和物资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玛丽王后（她具有德国血统，但在伦敦出生、长大，是乔治三世的曾孙女，她来自符腾堡的泰克家族，其父母为贵庶通婚）成立了全国刺绣协会——该协会的成员包括阿斯奎斯夫人、诺思克利夫夫人和兰斯多恩夫人——并吩咐地方分会的会长让女工们为军队募捐和生产服装。王后敦促组织者为失业的妇女在服装制造业寻找有报酬的工作，并为由于家中的经济支柱在外打仗而陷入贫困的妇女和儿童提供衣服。几乎整个国家都以某种方式动员起来。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曾渴望这样的团结表现，但她为此感到不安，她是一名“集体主义者，并相信爱是种族之间和个人之间的纽带”。[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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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勉励地方地主、显贵和议会议员带头鼓励所在地区的男子参军。尽管最初打算招募10万名新兵，但在蒙斯战役（英国远征军的第一次交战）后，阿斯奎斯直接宣布，招募人数没有限制：“我们需要招募尽可能多的新兵。”[30]不过，参军强调的是志愿。政府坚定地认为，为了与它力图践行的自由主义精神保持一致，它将不会，也不需要引入征兵制，尽管很有门路的《晨间邮报》猜测这是因为没有组织来负责处理这项工作。C. P.史考特再次成为传统自由主义的发言人，他遗憾地告诉前同僚伦纳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如果战争持续很长时间，毫无疑问，将会有人提议进行某种形式的强制训练，无论政府提出怎样的建议，在现有条件下都会被采纳”。[31]他是对的，正如他在进一步预测中所说的那样，此举将激发劳工运动，使之成为激进分子的理想依据。然而，在给曼彻斯特的工团主义者——该工团主义者希望史考特在抗议集会上发言——写信时，史考特表达的是反对战争的许多自由党人的爱国之情：“我坚决认为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我们不应该成为战争的参与方，但是，一旦参战，我们整个国家的未来将危如累卵，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尽最大的努力争取胜利。”[32]这与左翼知识分子（比如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的普遍观点形成了及差，他们假装非常关心国家，并认为战争是令人讨厌的、不相干的。在战争将摧毁的许多东西中，自由主义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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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14年8月不存在征兵制的问题，但征召的士兵和他们组建的庞大的新军队都需要审慎的全面管理。假设格雷是对的，假设阿斯奎斯本来打算让霍尔丹留在陆军部，那么他可能是受到了公众舆论的影响才没有这样做。虽然和《泰晤士报》的军事记者雷普顿成为密友会对霍尔丹不利，但霍尔丹的不幸并非在于此。该报称，“他不是最佳人选”。[33]人们普遍认为基钦纳才是合适的人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霍尔丹曾告诉阿斯奎斯，“在我看来，你应该任命基钦纳担任陆军大臣。他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公众的信任，没有人会给这个职位带来这样的信心”。[34]有人认为基钦纳缺乏议会工作经验，对此，《泰晤士报》继续说道，“可以立刻将这种说法抛到一边”。他是印度总督委员会的成员（没有人提到他搞的阴谋和引发的问题）。[35]政府需要的不是深谙辩论巧妙之处的人，而是能够在战场上指挥军队的人——正如该报所了解的那样，他承担的将是总指挥官的工作，而不是内阁大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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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的晚些时候，基钦纳告诉阿斯奎斯，他只会以陆军大臣的身份在陆军部为国效力。阿斯奎斯觉得自己别无选择，于是开始说服他的同僚。至于基钦纳的品质是否足以弥补他的缺陷，就不那么清楚了。霍尔丹后来告诉阿斯奎斯夫人，基钦纳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而且相当无知”。他补充道：“他会改进的。”[36]1913年，鲁德亚德·吉卜林曾在开罗同基钦纳会面，觉得他是“一个冲动的胖法老……醉心于权力”。[37]几个月后，阿斯奎斯夫人这样描述基钦纳，“说真话不是他的长处，他具有有良好的判断力，但没有礼貌；他生性粗暴，不讲道理；他是一个没有想象力但不是没有想法的人……自从他接替亨利以来，陆军部一直对他感到失望”。[38]不过，她承认：“英国公众和托利党认为他是神！”实际上，全国人民都为他的新职位感到欣喜若狂。布兰奇·劳埃德指出，这项任命的“背后承载了公众的所有热情”。[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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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尽管基钦纳有种种缺点——这些缺点是那些习惯于发号施令、被调至与其地位相当的审议机构的职业军人所具有的通病——但他也有优点。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当时，阿斯奎斯和他的大多数同僚都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战争只是暂时的困难。（阿斯奎斯对基钦纳的重要性进行了证实，他对维尼夏·斯坦利——他的红颜知已，他非常希望她成为自己的情妇——说，在战争结束前，基钦纳是我们在“非常时期的要员”。[40]他在开罗的工作经历使他一直保持清醒。）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大臣了解德国人的能力，在他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他就让同僚们感到震惊不已，他警告说，“我们必须做好将数以百万计的军队投入战场以及让军队持续作战数年的准备”。[41]如果基钦纳没有意识到需要一支庞大的、更专业的、受过更好训练的军队来赢得这场战争，那么在英国远征军遭受惨重伤亡后，在需要大量的替代人员时，英国可能会遭受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在对自己职责的把握方面，基钦纳存在一个矛盾之处：尽管他意识到军队需要大量的士兵，但他却不清楚让他们继续战斗需要多少额外的弹药。军工厂24小时开工，政府尽快增建了工厂，但这远远不够，真正需要的是以工业化的方式大规模地生产军需品，以应对战争的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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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基钦纳让自由党的激进派感到不安，史考特说，这标志着自由党政府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联合政府”的政府。[42]与其说基钦纳是一名组织者，不如说他是一个管理者。他不知道如何委派工作。他还失去了陆军部最优秀的参谋人员，因为他们被召去了前线。他将公务员和内阁同僚视为下属，他的行为举止就像一个不习惯被质疑或批评的陆军元帅。到了9月中旬，他仍然穿着便服出席内阁会议；之后，随着局势愈发严峻，他重新换上了陆军元帅的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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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志愿参军者的人数激增，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允许他们同日常生活中的朋友和同事一起服役。一些营是根据这些人在和平时期的职业角色或共同背景组建的。8月21日，伦敦市市长组建了一个股票经纪人营；9月11日，他又组建了4个公立学校营。另一些营则把来自同一社区或城镇的人聚集在一起——即伙伴营。8月29日，德比伯爵组建了利物浦伙伴营，它是国王（利物浦）军团的一部分。德比被称为“兰开夏郡郡主”，是乔治五世的知己，也是西兰开夏地方协会的主席，他致力于招募志愿军，他发表的公认的募兵演说惹恼了劳工运动，演说中包括这一承诺：“在战争结束后，我打算尽我所能只雇用曾在前线执行任务的人。我还要进一步承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两个人来找我要一个农场，而其中一个曾在前线服役，那么谁将得到这个农场，将是毫无疑问的事情。”[43]许多城镇组建了伙伴营，他们的名字被刻在英国各地的纪念碑上，或者以隐喻的方式被写入传说。9月2日，阿克宁顿的镇长成立了阿克宁顿伙伴营，几天之内，布拉德福德伙伴营和利兹伙伴营也纷纷组建起来。诺丝敖宝兰德明火枪团组建了12个伙伴营，皇家燧发枪团组建了10个，米德尔塞克斯、曼彻斯特和韦尔奇军团以及皇家爱尔兰步枪团各组建了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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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们是如此渴望与他们的邻居一同服役，以至于当来自埃塞克斯郡的志愿参军者被告知埃塞克斯军团因“满员”而不再招募时，他们感到十分难过。[44]之后，该军团被获允再招募1000名士兵，并在几天之内就招满了，随后即被告知不能再招了：任何想要在埃塞克斯报名参军的人都不得不加入一个与当地没有联系的军团，这让一些人打消了参军的念头。人们恳求陆军部在郡军团中增加更多的营，陆军部很快就这么做了；但是，战斗部队迟迟没有意识到将士兵与其家乡联系在一起而带来的情感吸引力。虽然根据士兵的来源地建营可能有助于募兵，但将士兵集中在按地域划分的战斗部队中，当军团参与特别血腥的战斗（尤其是从索姆河开始的战役）时，将会让社区遭受严重的人员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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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著名的基钦纳募兵海报（9月5日公布）出现之前，就有大批人要求参军，这给许多家庭造成了经济困难。对于那些技能熟练的工人阶级和以上阶层的人来说，服役将带来经济上的损失。意识到这一点，8月6日，威尔士亲王——他20岁，在掷弹兵卫队服役，但基钦纳禁止他参加战斗，以免他被俘——发起成立了一个救济基金会。在第一周内，该基金会就筹集了100万英镑。王后特别向妇女发出了呼吁。亚历山德拉王后为士兵和水手家庭协会发起了一项呼吁，在布尔战争期间，她曾与该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她征召各郡的首席治安长官、各大城市的市长担任地方代表。在一周之内，政府整合了这些呼吁，并发表了一份意向声明，旨在减轻所有困难，特别是由于军人的死亡、被捕或受伤所造成的困难。公众自发地做出了慷慨回应：国王带头捐赠了5000英镑；作为英国财政实力的标志，佩斯利的棉花生产商乔治·高士（George Coats）捐赠了5万英镑。1916年，他被提升为贵族，成为格伦塔纳尔（Glentanar）勋爵。到了1915年3月底，这项呼吁已经筹集到490.7万英镑，其中196万英镑已经拨付。[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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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缺少了经济支柱的家庭如何在没有慈善机构的情况下继续生存下去，这个问题困扰着政府。9月16日，内阁同意发放按人口增减的军属津贴，例如向没有子女的妻子每周发放12先令6便士，向有4个或以上子女的妻子每周发放22先令6便士。“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比以前过得更好，”阿斯奎斯对斯坦利小姐说道。[46]以没有孩子的妇女为例，如果她的丈夫在战争中阵亡，那么她将得到6先令6便士的遗孀抚恤金，而有孩子的妇女将会得到更高的抚恤金。志愿组织设法让妇女有事可做，并获得报酬——无论是为军队制作服装，还是培训年轻妇女成为护士，尽管当时的社会习俗认为这些职业最适合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的女性。念过大学的女性被鼓励成为护士，她们就读的机构之一——伦敦贝德福德学院——开始为那些感兴趣的人举办广泛的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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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也团结起来，开始关心自己的同胞。在约克郡的许多矿井里，矿工们每周向一个基金会捐赠2便士，以帮助那些被征召加入本土防卫军的矿工同胞的妻子和孩子。利兹的工程人员为军工生产工作更长的时间，他们同意将加班工资拨入一个单独的基金会，以资助这些家庭。《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被派到利兹去进行报道，他发现，“四处弥漫着一种真正无私的精神，并且爱国主义也展现出它美好的一面”。[47]西雷丁的牙医自愿免费为新兵进行检查。位于利兹的庞大的犹太居住地承诺建立一支志愿兵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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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女性就业、取代男性、增加家庭收入方面，玛丽王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妇女经营的小企业都受到了战争的影响，王后希望帮助这些企业维持下去。她派朋友克鲁夫人向首相概述了她的愿望。一直以来，阿斯奎斯都是反对妇女参政的领头人，因此，王后担心他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领悟到女性在工业方面做出的贡献，王后有这样的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他很高兴国家救济基金会通过了这项计划，该计划将被证明是减轻妇女困难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成功手段。潘克赫斯特（Pankhurst）夫人宣布，在战争期间，妇女参政论者的活动将暂停。不过，她的女儿克丽斯特贝尔（Christabel）声称：“俾斯麦夸耀德国是一个男儿国，但我们不想要男儿国。”[48]8月10日，追求国家团结的内政大臣雷金纳德·麦克纳（Reginald McKenna）宣布，国王将赦免所有争取妇女参政权的囚犯，并将无条件释放她们。（之前被判犯有人身攻击罪的罢工者也被释放，麦克纳表示，希望这两个组织都能提供帮助，而不是破坏这个国家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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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妇女在战略和经济上日益重要，一场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将在战争期间以更加微妙的形式继续进行。克丽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Christabel Pankhurst）的妇女杂志《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ette）更名为《大不列颠》（Britannia）。不久，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的妇女参政论者成立了一个妇女急救队，其目的是培训女医生、护士和摩托车信使。该急救队演变成由卡斯尔雷夫人领导的妇女志愿兵后备队。1915年，在其丈夫继承侯爵后，卡斯尔雷夫人成为伦敦德里（Londonderry）夫人。她还成立了妇女军团，培训了4万名穿着卡其布制服的妇女志愿者，帮助她们成为司机、机械师、农场工人和厨师；不少女性在战争中丧生。作曲家保罗·鲁本斯（Paul Rubens）在战争爆发后的几天内发布了一首名为《你的国王和你的国家》（Your King and Your Country）的歌曲。它的叠句歌词广为人知，“我们不想失去你，但我们认为你应该去”，这首歌是女人唱给男人听的。这张散页乐谱的版税被捐给了玛丽王后的妇女工作基金会，由于这首歌非常受欢迎，它筹集到了近50万英镑。一些流行的音乐厅艺人［如维斯塔·蒂丽（Vesta Tilley）］也选择了这首歌，并进行了演唱，目的是说服听众中的男人们直接到募兵办公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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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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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最重要的文化名人之一乔治·萧伯纳[49]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就没那么乐观了。他的《卖花女》（Pygmalion）——由帕特里克·坎贝尔（Patrick Campbell）夫人饰演伊丽莎·杜利特尔（Eliza Doolittle），赫伯特·比尔博姆·特里（Herbert Beerbohm Tree）爵士饰演希金斯（Higgins）教授——自去年4月在伦敦上映后，获得了当年戏剧界的巨大成功。然而，当萧伯纳在9月下旬告诉一位美国记者，双方的士兵都应该“射杀他们的军官，然后回家”时，他的人气一落千丈。[50]一直以来，很多人都找他撰写关于战争的新闻，但他却发现自己的电话突然不再响了。到了11月，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11月14日，他在《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上发表了一本名为《战争常识》（Common Sense about the War）的小册子，声称这本小册子“从民主的角度阐述了战争”，展示了战争如何向社会底层的人们赋予权利和选举权，并帮助他们从资本主义势力的手中夺取控制权。[51]这使他遭到了更多的辱骂，在战争期间，他在塑造公众舆论方面所起的作用将受到限制。甚至连克丽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都称他是“玩笑开得太过火了”。[52]平常赞同他的一些人，比如同样好辩的G. 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感到大为震惊，而H. G.威尔斯（H. G. Wells）——战前他和萧伯纳针锋相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战争的看法变得更加萧伯纳化——兴奋地拥护他，称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青少年”。[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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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哈迪过于激进地挑战了团结的氛围。他反对战争，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而且他认为在战争中工人最有可能成为受害者。他谴责与沙皇结盟，因为沙皇是劳工运动的主要敌人。然而，在表明对战争的憎恶时，他对战事指挥进行了抨击，甚至是工党的议员们也感到尴尬和委屈，其中包括与他一同代表梅瑟蒂德菲尔的议员埃德加·琼斯（Edgar Jones）。11月16日，琼斯在下院列举了哈迪的过分言行：哈迪选择不出席下院会议。哈迪说，“对妇女的蹂躏总是伴随着战争而来”，这似乎轻视了比利时妇女在德国入侵期间所遭受的痛苦——这种痛苦激怒了英国人。[54]他暗示在“国内”的军营周围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并声称士兵们的信件遭到了审查，因为它们提到了“关于法国盟友仍在进行某些活动的可怕传闻”。[55]不出所料，他把更严重的罪行归于英国的俄国盟友；更令人震惊的是，他说，德国人犯下的那些暴行“目前正在被法国盟友重新占领的城镇和村庄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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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迪还说，任何议和条件都将由俄国人说了算，并声称比利时人在刚果犯下了暴行；他曾“嘲笑”印度军队的忠诚；他曾污蔑博塔将军“不可信”，后者正在动员南非人民支持协约国。[56]他谈论说，政府“打开了谎言工厂的大门，德国暴行的故事就是在这个工厂里产生的”，他称这是“协约国没有取得进展的一个迹象”。最糟糕的是，他将宣称具有军事领导能力的徳皇与“喜欢围炉陪伴家人的英国国王”进行了比较。[57]这最后的嘲讽尤其使国王陛下在梅瑟蒂德菲尔的忠实臣民大为恼火，因此，这也给琼斯带来了大麻烦，导致琼斯和他们产生了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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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阶梯的另一端，奥托林·莫雷尔夫人在贝德福德广场44号创办了一家沙龙，在人们听说该沙龙之前，她实际上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她和丈夫——自由党议员菲利普——一同挥舞着和平主义的旗帜。白天，莫雷尔夫人为穷困潦倒的德国人做善事，帮助那些遭到英国公众舆论攻击的人士。但是，从1914年11月开始，每个星期四的晚上，她都要在44号举办晚会，让上流社会的人高兴起来，或者至少是让那些不认为莫雷尔“亲德”、觉得能够参加晚会的人高兴起来。这些人包括艺术界的精英，例如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s）、邓肯·格兰特、马克·格特勒（Mark Gertler）、沃尔特·西克特（Walter Sickert）和奥古斯都·约翰（Augustus John）[58]，以及作家和思想家，例如利顿·斯特雷奇、J. M.凯恩斯（J. M. Keynes）、伯特兰·罗素和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t）。“那些出席的人经常穿上艳丽的波斯、土耳其和其他东方服装，我有大量这种衣服，”奥托林在她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写道。[59]当英国的正规军在马恩河被击败时，莫雷尔弹起自动钢琴（“一种新玩具”），格兰特“就像俄国芭蕾舞演员一样跳来跳去”，罗素“个头小，身体僵硬，他像孩子一样跳上跳下，当他发现自己在做一件像跳舞这样的普通事情时，脸上流露出惊讶的欣喜表情”。不幸的是，周四夜晚的活动在1915年4月停止了，当时奥托林夫人和她的小伙伴们撤离到了莫雷尔夫妇在嘉辛顿的乡村别墅，那里将成为征兵制实行时期，和平主义者与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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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样的人是少数。许多人与莫雷尔夫妇及其朋友有着共同的艺术兴趣，但他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战争。在不情愿地转为支持战争后，现在，劳合·乔治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战斗中，并以阿斯奎斯似乎无法做到的方式掌握了主动权。9月2日，在劳合·乔治的建议下，查尔斯·马斯特曼（Charles Masterman）——他是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曾与福特·马多克斯·许弗尔（后来将名字改为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一同担任《英国评论》的联合编辑——邀请25位“杰出的文学家”到惠灵顿馆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战时宣传局。这些人包括阿诺德·本涅特、切斯特顿、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许弗尔、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吉卜林、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纽伯特、G. M.屈勒味林（G. M. Trevelyan）和威尔斯。也许是因为疏漏，罗伯特·布里奇（Robert Bridges）缺席了，那天早上，他把这场战争描述为，他眼中的“基督与魔鬼之间的战争[60]”。这段描述表明，从尼采开始，德国人就在哲学上处于领先地位。[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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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灵顿馆的行动——该馆的存在直到1935年才得到官方证实——成为英国向中立国进行宣传的一个协调点。不过，政府也领悟到了公众阅读最喜欢的作家赞美英国战斗的文章所带来的巨大好处。马斯特曼委托他的文学朋友撰写一些与匈人的邪恶有关的宣传册，例如福特写的《当鲜血成为他们的论据》（When Blood is Their Argument）。福特是一位德国移民的儿子，他强烈反对萧伯纳的《战争常识》。《战争常识》认为交战双方都是错的，愈发火上加油的是，《战争常识》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具有战争意识的平民就会失去理智”。[62]纽伯特开始为男孩们撰写冒险故事，灌输爱国主义美德，在全国各地发表题为《诗歌与爱国主义》的巡回演讲。他的听众一度只有一小群人，“大部分是编织工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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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现代史学院的教师们协助内阁大臣和文人们鼓吹战争，到9月14日，他们已经出版了一本薄薄的红色硬皮书，名为《我们为什么开战：大不列颠的理由》（Why We Are at War：Great Britain’s Case）。该书记录了自1870年以来欧洲的紧张局势，并描述了德国在1914年7月间的背信弃义行为。它论述了宪法哲学：“英国现在与德国进行的这场战争，从根本上讲是两种不同主义之间的战争——一种是国家至上主义，另一种是法律规则主义。”[64]它回忆了斯图亚特王室和议会之间的古老斗争，前者选择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后者争取将王权纳入法律并服从法律。作曲家艾弗·诺韦洛（Ivor Novello）在《让国土烈火继续燃烧》（Keep the Home Fires Burning）中从更加通俗的角度传达了这个信息。据说，他写这首歌是因为他的母亲厌倦了《去蒂珀雷里的路途很遥远》（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于是请求他谱写其他歌曲。[65]这首歌第二段的歌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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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传来了恳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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