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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阶梯的另一端，奥托林·莫雷尔夫人在贝德福德广场44号创办了一家沙龙，在人们听说该沙龙之前，她实际上是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成员。她和丈夫——自由党议员菲利普——一同挥舞着和平主义的旗帜。白天，莫雷尔夫人为穷困潦倒的德国人做善事，帮助那些遭到英国公众舆论攻击的人士。但是，从1914年11月开始，每个星期四的晚上，她都要在44号举办晚会，让上流社会的人高兴起来，或者至少是让那些不认为莫雷尔“亲德”、觉得能够参加晚会的人高兴起来。这些人包括艺术界的精英，例如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s）、邓肯·格兰特、马克·格特勒（Mark Gertler）、沃尔特·西克特（Walter Sickert）和奥古斯都·约翰（Augustus John）[58]，以及作家和思想家，例如利顿·斯特雷奇、J. M.凯恩斯（J. M. Keynes）、伯特兰·罗素和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t）。“那些出席的人经常穿上艳丽的波斯、土耳其和其他东方服装，我有大量这种衣服，”奥托林在她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写道。[59]当英国的正规军在马恩河被击败时，莫雷尔弹起自动钢琴（“一种新玩具”），格兰特“就像俄国芭蕾舞演员一样跳来跳去”，罗素“个头小，身体僵硬，他像孩子一样跳上跳下，当他发现自己在做一件像跳舞这样的普通事情时，脸上流露出惊讶的欣喜表情”。不幸的是，周四夜晚的活动在1915年4月停止了，当时奥托林夫人和她的小伙伴们撤离到了莫雷尔夫妇在嘉辛顿的乡村别墅，那里将成为征兵制实行时期，和平主义者与出于良心而拒服兵役者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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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样的人是少数。许多人与莫雷尔夫妇及其朋友有着共同的艺术兴趣，但他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战争。在不情愿地转为支持战争后，现在，劳合·乔治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战斗中，并以阿斯奎斯似乎无法做到的方式掌握了主动权。9月2日，在劳合·乔治的建议下，查尔斯·马斯特曼（Charles Masterman）——他是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曾与福特·马多克斯·许弗尔（后来将名字改为福特·马多克斯·福特）一同担任《英国评论》的联合编辑——邀请25位“杰出的文学家”到惠灵顿馆成立了一个秘密的战时宣传局。这些人包括阿诺德·本涅特、切斯特顿、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许弗尔、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吉卜林、约翰·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纽伯特、G. M.屈勒味林（G. M. Trevelyan）和威尔斯。也许是因为疏漏，罗伯特·布里奇（Robert Bridges）缺席了，那天早上，他把这场战争描述为，他眼中的“基督与魔鬼之间的战争[60]”。这段描述表明，从尼采开始，德国人就在哲学上处于领先地位。[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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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灵顿馆的行动——该馆的存在直到1935年才得到官方证实——成为英国向中立国进行宣传的一个协调点。不过，政府也领悟到了公众阅读最喜欢的作家赞美英国战斗的文章所带来的巨大好处。马斯特曼委托他的文学朋友撰写一些与匈人的邪恶有关的宣传册，例如福特写的《当鲜血成为他们的论据》（When Blood is Their Argument）。福特是一位德国移民的儿子，他强烈反对萧伯纳的《战争常识》。《战争常识》认为交战双方都是错的，愈发火上加油的是，《战争常识》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具有战争意识的平民就会失去理智”。[62]纽伯特开始为男孩们撰写冒险故事，灌输爱国主义美德，在全国各地发表题为《诗歌与爱国主义》的巡回演讲。他的听众一度只有一小群人，“大部分是编织工人”。[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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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现代史学院的教师们协助内阁大臣和文人们鼓吹战争，到9月14日，他们已经出版了一本薄薄的红色硬皮书，名为《我们为什么开战：大不列颠的理由》（Why We Are at War：Great Britain’s Case）。该书记录了自1870年以来欧洲的紧张局势，并描述了德国在1914年7月间的背信弃义行为。它论述了宪法哲学：“英国现在与德国进行的这场战争，从根本上讲是两种不同主义之间的战争——一种是国家至上主义，另一种是法律规则主义。”[64]它回忆了斯图亚特王室和议会之间的古老斗争，前者选择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后者争取将王权纳入法律并服从法律。作曲家艾弗·诺韦洛（Ivor Novello）在《让国土烈火继续燃烧》（Keep the Home Fires Burning）中从更加通俗的角度传达了这个信息。据说，他写这首歌是因为他的母亲厌倦了《去蒂珀雷里的路途很遥远》（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于是请求他谱写其他歌曲。[65]这首歌第二段的歌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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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传来了恳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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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帮助一个陷入困境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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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这个任务交给光荣的小伙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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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感要求我们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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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任何一个勇敢的自由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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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会屈服于暴君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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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尚的心灵必须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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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神圣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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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牛津大学的教师们说明他们为什么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之前，政府就已经确定了要走的路线：德国是侵略者，而英国只是力图阻止这场战争。与此有关的证据是在8月6日提交的，当时，在首相发表演讲之前，这场危机的所有外交信函都已经交给了下院。唯一的其他资料是德国在8月4日公布的，但不完整，没有提到英国和德国之间的谈判。采用这个路线是一个明智的宣传举措，有助于确保不会削弱公众的决心，因为公众认为英国是站在正义的一边。阿斯奎斯证实，为了让英国不要卷入战争，德国提出了一个建议：让英国背弃对比利时的承诺，无视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比利时人正在战斗，在献身，”他对下院说，“如果我们同意这个臭名昭著的提议，面对这样的场面，大不列颠今日的处境将会是怎样呢？”[66]他不可能接受这种“背叛”和“耻辱”。[67]他赞扬格雷为维护和平所做的努力，并宣称“我们正在为正义的事业拔出我们的剑”，他对为什么要宣战给出了明确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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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而战，我会用两句话来回答。第一，是为了履行一个庄严的国际义务，如果这是私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缔结的义务，那么这个义务不仅被认为是法律方面的义务，也被认为是荣誉方面的义务，但凡有自尊心的人都不可能否认这一点。第二，我们是为了维护这样一个原则而战，那就是在当今时代，武力（即必要的武力）有时似乎是人类发展的主要影响力和因素；我们也是为了维护这样一个原则而战，那就是任何一个强大和喜欢征服的国家都不得无视国际诚意，不应随意践踏任何小国。[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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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战争的起因归结为一种简单的二元论（即正直的英国力图把具有侵略性的、狡诈的德国赶出被压迫的国家），对公众如何看待生活在英国的德国人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迅猛影响，并使他们成了被怀疑的对象。防范德国人渗入英国生活的本能愿望很快演变成了反德主义。8月5日，在内阁召开会议——该会议请求议会通过一项1亿英镑的未规定具体内容的预算数，以支付战争的初期费用，阿斯奎斯本着两党合作的精神，立即与劳进行了磋商——后，首相会见了国王，他发现国王“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告诉斯坦利小姐，国王“变得非常反德”。[69]同日，议会提出了一项《外国人限制法案》（Aliens Restriction Bill），用雷金纳德·麦克纳的话说，该法案“旨在消除或限制不受欢迎的外国人的活动”，帮助防止间谍活动。[70]军情五处的中央登记处（职员均为女性）将外国人分成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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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绝对英国化或绝对结盟——毫无疑问是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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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英国化或结盟——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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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介于英国化或德国化之间，偏向于英国化——不确定，但可能是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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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介于英国化或德国化之间，偏向于德国化——不确定，但可能是怀有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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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德国化——怀有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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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非常德国化——毫无疑问是怀有敌意的。[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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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案规定，这些人进出英国以及他们的活动和居住地都将受到严格控制。法律将对那些帮助外国人逃避此类限制的人施以惩罚。那些被认为是怀有敌意的人将被关押在拘留营——或者政府所称的“集中营”。[72]由此出现了被拘留者的妻子和孩子陷入贫困的案例，管理济贫院的地方监护委员会获得了资助来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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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提出了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由自由党议员约瑟夫·金提出——关于那些在英国生活多年的德国人，他们“在感情上比德国人更加亲英”。麦克纳说，只要他们不生活在禁区，只要当局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秘密参与了针对这个国家的行动”，那么在登记后，他们将不会受到干扰。[73]该法案在几分钟内获得了通过，没有人对它的紧迫性提出质疑。几天后，自由党议员埃德蒙·哈维（Edmund Harvey）强调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我们处于战争状态，但我们对德国民众没有怨恨或敌意。我们对他们没有任何不友好的感觉，在危机时刻，我们可以对我们之中那些不幸的陌生人表现出友好和自制。”然而，在报界的大肆渲染以及德国针对平民的暴行后，英国的这种态度没能持续多久。在第一个月内，有66773名德国人、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进行了登记，其中37457人居住在伦敦，949人居住在爱尔兰。到11月1日为止，已有17283名敌国侨民被拘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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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德国特色的痕迹也从英国人的生活中消失了。位于伦敦和其他地方的德国轮船公司的办公室被关闭。德国人开的商店都起了英国名字。一家德国熟食店的连锁店贴出告示，宣称“店主是归化的英国臣民”。作为额外的预防措施，另一则告示上写道：“战时，本人所有店铺收入的25%将捐给英国红十字会。”[75]报纸刊登了改名换姓者的公告，在三年内，王室也将更改姓氏。利物浦的治安法官菲利克斯·罗森海姆（Felix Rosenheim）改成了罗斯先生；来自霍洛威的叫席根贝格的两兄弟，选择了贵族名字寇松（Curzon）；而股票经纪人阿尔弗雷德·沙克特（Alfred Schacht）则改成了阿尔弗雷德·丹特（Alfred Dent）。[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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