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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马恩河战役中被击退的敌人继续向其他地方推进，逼近了西北部的加来（在后来的第一次伊普尔战役中，英国人占领了该地区）时，反德情绪变得更加严重。10月23日，国王告诉阿斯奎斯，他和王后收到了“成堆的信件”，辱骂他们的德国表亲们对抗英国。一位记者把血缘关系更为紧密的巴腾堡亲王路易斯[87]（他是国王的表亲，也是第一海务大臣）叫作“该死的德国间谍”。[88]阿斯奎斯发现国王为路易斯亲王“感到焦虑不安”，并为他在另一边作战的表亲们辩护。“他很天真地告诉我，”阿斯奎斯向斯坦利小姐转述说，“他的堂兄阿尔伯特‘并不是真正地站在德国人的一边作战’：他只是被派到柏林附近‘管理一个英国俘虏营’！——这两者还是有细微区别的。”阿斯奎斯访问了位于萨里郡/汉普郡边境的迪普切特（Deepcut）的一个拘留营，发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被关在那里：“他们都非常邋遢——服务员、理发师、伦敦东区白教堂地区的渣滓，还有少量医生、教授和受过教育的人。”[89]10月27日，政府公布了一份沿海地区的名单，在这些地区，即使登记在册、遵纪守法的敌国侨民也无法进入，以防他们观察到船舰的动向。这些地区包括：诺福克郡、萨福克郡、萨塞克斯郡和蒙茅斯郡；苏格兰的大部分沿海地区，以及奥克尼和谢德兰群岛；还有除伦敦以外的几乎英国的每一个港口。第二天，这个由于为新士兵提供食宿和装备而苦苦挣扎的国家，已经没有足够的居住空间来容纳这些被拘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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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到反德情绪攻击的受害者中，路易斯亲王并不是唯一一位社会上层人士。另一个受害者是萨纳托根[90]的老板，战争期间，身在德国的他无法从英国子公司那里收取任何利润。此时，英国也停止向乔治三世最后幸存的孙女、92岁的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Mecklenburg-Strelitz）大公夫人——她是剑桥的奥古斯塔郡主，由乔治三世的第七子所生，是玛丽王后挚爱的姑妈——支付3000英镑的年金，因为大公夫人（出生在肯辛顿宫，并在白金汉宫嫁给了她的大公表兄）躲藏在波美拉尼亚的新施特雷利茨[91]。还有埃德加·施派尔（Edgar Speyer）爵士，他是1890年代和1900年代伦敦地下铁路和电气化项目的主要出资人之一。1906年，他被授予从男爵爵位，更不寻常的是，1909年他成为枢密院顾问。他之所以获得这些荣誉，来自于他对自由党的慷慨捐赠。他于1862年出生在纽约，父母都是德国犹太人，他后来在法兰克福接受教育。他在家族金融公司施派尔兄弟（Speyer Brothers）担任董事长，也是该公司纽约和法兰克福分公司的合伙人。1887年，他接管了伦敦分公司，并于1892年取得英国国籍。他和妻子小提琴演奏家莱昂诺拉·冯·斯托施（Leonora von Stosch）是古典音乐的慷慨赞助人，两人于1902年结婚。埃尔加、理查德·施特劳斯和德彪西是他的朋友。为了丰富在入籍国家的文化生活，从1902年到1914年，他还在皇后大厅举办了十三届逍遥音乐会[92]，这是他从事的众多慈善活动之一，其他活动包括为斯科特的南极探险之旅提供资金，担任白教堂艺术画廊的创始人之一，以及向多个医院进行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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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的那一天，施派尔辞去了法兰克福分公司的职务，一个月后，他又辞去了美国合伙人的职务，因为英国臣民被禁止与任何仍在同德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公司（例如纽约分公司）做生意。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对他的攻击。他不得不让女儿们退学，并辞去了慈善委员会的职务。几个月来，一名警察和他住在一起，以便守护他的房子。他在诺福克郡的奥弗斯特兰德海岸有一处房产，据传（没有任何支持性证据），他曾从那里向德国舰队发送信号。1915年5月，在“卢西塔尼亚”（Lusitania）号沉没后，在一片反德情绪的激流中，他提出辞去枢密院的职务，并被剥夺了从男爵爵位。阿斯奎斯说，国王坚决认为施派尔不是亲德派，并补充说，他自己非常了解施派尔，也认为施派尔不是亲德派。然而，施派尔辞去了伦敦地下电气铁路公司的主席一职，当解除他枢密院顾问一职的运动开始时，他已经受够了。他开始表现出他的朋友雷丁勋爵所说的“故意不尊重”的态度，并带着妻子和女儿去了纽约。他对英国的敌意越来越大，以至于在1921年，他和家人被取消了英国国籍（以及他的枢密院顾问职务）。[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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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朋友会避开施派尔夫妇，其他人会从施派尔的银行撤资，但是，在1914年10月，阿斯奎斯夫妇仍在唐宁街与施派尔夫妇共进晚餐。这不是首相最后一次款待他们，不过，有资格出席晚宴的一些人不会在他们面前讨论与战争有关的话题。不幸的是，施派尔的哥哥詹姆斯（James）——他在纽约经营生意——宣布自己支持德国，并接待了德国驻华盛顿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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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亲王是一名海军军官，自1868年加入英国国籍以来，他不得不忍受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带头对他的人格进行的污蔑。丘吉尔对阿斯奎斯说，路易斯亲王必须辞职，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也不是因为他行为不检点，只是因为他的出生，就像那个经营北安普顿有轨电车的人一样。阿斯奎斯同意了，丘吉尔与亲王进行了一次“最伤脑筋、最痛苦的会面”，由于亲王的外甥莫里斯亲王（维多利亚女王最小的外孙）于前一天在伊普尔丧命，这次会面变得更加痛苦。阿斯奎斯说，路易斯亲王即刻辞职，表现出了“极大的自尊和公德心”。第一海务大臣做了一个简要的汇报，他给丘吉尔写了一封简短而庄重的信，说道：“最近，我痛苦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的出生和门第在某些方面对我在海军部的作用造成了影响。”[94]国王命令亲王担任枢密院顾问，以表明相信他的忠诚和正直：“这个国家没有比他更忠诚的人了。”[95]《泰晤士报》——诺思克利夫的报纸，该报并没有迫使他离职——称这场运动“部分是正当的（尽管不合时宜），部分是非常不公正的”。[96]丘吉尔说：“在我的公职生涯中，没有一件事让我如此悲伤。”[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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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反德情绪，人们对间谍活动的恐惧和对形势的担忧大大增加。自8月5日以来，苏格兰场[98]的侦探们一直在搜捕可疑的间谍，其中一人“住在海德公园附近的一家时髦酒店里”。[99]据报道，当天有21人被捕，其中有10多人在伦敦被捕，许多人在造船厂附近被抓：根据1911年《官方保密法案》（Official Secrets Act），4人在弓街被还押候审，其中3个是德国人，第4个是出生于德国的英国臣民。数天来，报纸都在报道与逮捕和间谍引发的恐慌有关的消息，其中包括迪尔（Deal）市长被捕的传言，以及一名澳大利亚人拿着摄像机在温莎城堡水厂附近“开展可疑活动”的谣传。8月中旬，费利克斯托警察局的牢房里“挤满了作为间谍被逮捕的人”。[100]为了应对这种蔓延的情况，MO5（g）的工作人员增加了不止一倍，从17人增加到了1914年底的40人，但仍然无法应对工作量。[101]一年后，它将在伦敦阿德菲（Adelphi）的一座建筑内开拓新的区域，并招募另外227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因受伤而不适合服现役的军官，但他们能够以同样重要的方式为国效力。不过，它的大部分职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这是妇女为战争做出贡献的开创性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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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战时处置的第一个间谍卡尔·汉斯·洛迪（Carl Hans Lody）于11月6日拂晓被枪决。在詹姆斯党人叛乱[102]后，自1747年处决洛瓦特（Lovat）勋爵以来，伦敦塔就再也没有处决过任何人了。10月2日，洛迪在基拉尼被捕，之前他发往瑞典的电报被MO5（g）发现，后者将此视为敌对行动。在逃往爱尔兰之前，他观看了福斯湾的海军演习。他向柏林寄送的信件被截获，里面塞满了与舰队有关的信息，并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签上了“纳粹”的字样（这好像有些时代倒错）。[103]军事法庭对他进行了公开审判（尽管在讨论国家安全问题时要求闭庭），在审判中，他坐在被告席上，两名拿着刺刀的士兵看着他，内容严肃的报纸对该审判进行了几乎一字不差的报道——政府希望向敌人展示它的反间谍防御有多棒——虽然判决是私下宣布的。洛迪否认了所有指控。令议员们感到愤怒的是，从他被处决到宣布这个消息相隔了4天。哈默史密斯的议员威廉·布尔（William Bull）爵士说：“让人难以明白的是，为什么没有立刻将洛迪被枪决的消息传遍整个帝国。有很多间谍从来不相信我们会枪决任何人。”[104]伦敦塔还将进行10多次这样的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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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检察长斯坦利·巴克马斯特（Stanley Buckmaster）爵士被派去监督新闻局。他直截了当地提醒布尔，不仅需要保护国家安全，确保发布的信息准确无误，对敌人毫无用处，而且稍不留意，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他对他们说，“我们是站在报界和严厉程度没有限制的军法管制之间的唯一机构”。[105]根据《保卫王国法案》，报纸受到军法管制：由于只刊登新闻局批准的东西，这样报纸就可以对关于它危害国家安全的任何指控进行有效辩护。公众并不愚蠢，他们将死亡和受伤的报道以及战争根深蒂固的本性与报纸上所谓的“欺骗性乐观主义”进行了对比。《泰晤士报》尖锐地指出，“让公众对事件持有不公正看法的真正责任在于审查”。[106]报纸确认，它们的客户所读到的消息与事实相差甚远，再没有比这更加确凿的证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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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判洛迪之后，公众对间谍或其他背叛行为越来越警惕。众所周知，坎伯兰（Cumberland）公爵和奥尔巴尼（Albany）公爵都是英国臣民（后者出生在英格兰），但现在，他们都在积极协助国王的敌人。坎伯兰是乔治三世的曾孙，是德皇的坚定支持者；奥尔巴尼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利奥波德（Leopold）的遗腹子，他正在指挥德国军队。1900年，16岁的他继承了堂叔阿尔弗雷德亲王（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的爵位，成为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他的教育是由表兄徳皇负责监督管理。议员斯威夫特·麦克尼尔（Swift MacNeill）询问阿斯奎斯两位公爵是否犯下了叛国罪，是否应该在第一时间剥夺他们的英国爵位，并禁止他们进入上院。阿斯奎斯意识到这可能会让国王尴尬，因为这两人是国王的堂兄弟，于是说可以等到战后再做决定。然而，1917年，当国王决定将他的姓氏从让人讨厌的萨克森-科堡-哥达改为更英国化的温莎（Windsor）时，这个问题又被重新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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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恐慌过了头，但安保措施却惊人的松懈。洛迪假扮成一名美国游客进入英国，在纽卡斯尔下船。政客、官员和他们的妻子都在轻率地闲聊军队的调动、战略和政策，以至于伦敦社交圈里的任何人能够在几天内了解到正在发生的很多事情。在爱尔兰，尽管民族主义党人聚集在英国国旗前，但充满煽动性的反募兵宣传册随处可见。11月18日，米斯（Meath）伯爵告诉上院，爱尔兰充斥着德国的金钱和间谍，“此刻的都柏林正在被文学作品淹没，我认为这些文学作品属于严重的叛国罪”。[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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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伦敦警察厅助理局长巴兹尔·汤姆森（Basil Thomson）的话来说，间谍热“形成了一种致命的流行病，伴有妄想症，难以治疗”，它把怒火转向了阿斯奎斯最亲密的政治朋友、亲德派人士霍尔丹。[108]由于不愿屈从于这种偏见，霍尔丹在上院谈到了一些被拘留者的不公平待遇，例如有一个男人出生于德国，他的两个儿子正在为国王而战，而他却在集中营里备受煎熬。所有这些都不能减轻统一党人及其报界朋友对霍尔丹的怀疑，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亲德派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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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泰晤士报》担心霍尔丹（而不是基钦纳）将会被任命为陆军大臣时，该报再次试图抹黑霍尔丹。该报承认，霍尔丹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但“长期以来，他对德国怀有强烈的偏爱之情，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在“那个国家接受过部分教育，他经常在那里度过闲暇时光，他对德国文学和哲学的不懈研究使他的思想变得丰富多彩，他珍视与许多德国人结下的亲密友谊”。在列出应被取消资格的理由后，社论作者认为这些理由“无关紧要”。“与他为促成英德友谊付出的艰苦……努力相比，与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他无意中让英国人对德国野心勃勃的傲慢统治目标产生了模糊的印象相比，这些理由似乎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事实是，霍尔丹有胆量对德国采取与诺思克利夫不同的态度，这激起了后者发表既充斥偏见又无知的长篇大论，即使以他经营的《泰晤士报》的标准来看，这些长篇大论也是极端的。然而，在狂热的情绪中，这些言论击中了要害。即便如此，该报仍宽宏大度地主张让霍尔丹继续担任议长。关于霍尔丹的谎言将会流传好几个月，这一切都归功于诺思克利夫，而这些谎言将激怒那些知道本土防卫军（其中的许多成员即将被派往国外）存在的同僚。虽然诺思克利夫出版了一本利己主义的小册子《贩卖恐怖》（Scaremongerings）——吹嘘《每日邮报》预测德国好战是多么正确——由此煽动民众的情绪，但他不是最坏的罪魁祸首。对大法官的主要攻击来自极端保守的《晨间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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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丹保持冷静，坚持原则。11月，在上院关于间谍的辩论中，他强调说，“大规模拘捕外国人，无论他们有罪还是无罪，无论他们是否有妻子或有家庭需要赡养，你可能会让绝对无辜的人遭受最大的困难，这是一个既不人道又无效的政策”。[109]然而，在当时，公众没法领会这样的道理和敏感性，主要是因为其他人的引领作用。前总督和统一党领导人寇松勋爵嘲笑霍尔丹说，“这位高贵、博学的子爵似乎更关心这些行动可能给外国人造成的不舒服的程度，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值得惊慌或抱歉的事情，他没有对这个国家的当务之急给予足够的重视”。圣·戴维斯（St Davids）勋爵清楚地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感受：“我一点儿也不想让任何外国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如果你把外国人关进集中营，我认为他们应该和我们的士兵一样得到食物。我不想让他们遭受任何不必要的困难。但是，即使这些外国人确实遭受了苦难，这个国家也不能冒任何不必要的风险。在战争时期，所有国家都不得不面临困难……陛下的大臣们应该铁石心肠，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应该采取更激烈的观点。”[110]甚至霍尔丹的军队改革也被用作反对他的理由，因为有人认为，通过削减正规军和建立本土防卫军，他削弱了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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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秋去冬来，公众相信东海岸有很多间谍在给德国船舰发信号，尽管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帝国防务委员会的秘书莫里斯·汉基坦言，乡间到处都是闪烁的灯光，通常来自汽车，或者是士兵夜间的演习信号。[111]在11月25日关于间谍的另一场辩论中，克劳福德（Crawford）伯爵和巴尔卡雷斯（Balcarres）伯爵声称，“在很多情况下，归化的英籍德国人比敌国侨民更加危险。我不会相信任何一个放弃了母国国籍的人”。[112]军情五处的记录显示，在战争期间，有65名德国特工根据《外国人限制法案》被定罪或监禁；德国档案显示，他们向英国派遣了120名特工。[113]不久后，德国士兵和水手将作为战俘来到乡下的营地，这为英国人提供了另一个机会，让他们目睹敌人的性格缺陷和缺点。一位曾在萨里郡的弗莱姆利见过一些战俘的《泰晤士报》记者报道说：“据我们判断，他们在围区内感到满足和自在。条顿人的性格使得他们听天由命，而不是在逆境中保持乐观，也许这些人的主要烦恼是营地生活的单调和无聊。”[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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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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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 P.泰勒（A. J. P. Taylor）在1914～1945年关于英国的调查中指出：“在1914年8月以前，任何一个明智、守法的英国人都可以平稳地度过一生，除了邮局和警察，鲜有人会意识到国家的存在。他可以住在自己喜欢的任何地方，想住哪儿就住哪儿。他没有正式编号和身份证。他可以在没有护照或任何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出国旅行或永远离开他的国家。他可以不受限制地把钱兑换成任何其他货币。他可以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购买商品，就像他在国内购买商品一样。”[115]现在，突然之间——尽管强调了英国公众为战争献出了身心、时间和资源——这个国家开始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仅征用马车、铁路和公共汽车，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海报宣传和报纸广告来敦促年轻的、身体健全的男子参军。这些是为了在全面战争中全面征召公众入伍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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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战争爆发之前，白厅就已经为动员国民做好了准备。它起草了一份名为《战争手册》的文件，概述了在紧急情况下应采取的措施，并修订了行政程序，以应对国家权力的增长。其中包括对外国人关闭军事区域，禁止与敌人进行贸易，以及征用商船。它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根据战前英国的不干涉主义标准，它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地方行政官就签署了《战争手册》所要求的征用书，不仅是马匹的征用书，还有汽车的征用书。不过，它的权力实际上相当有限。真正具有决定性权力的是《保卫王国法案》及其随后的修正案，到了1918年，该法案几乎触及了私人生活的所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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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战争手册》是莫里斯·汉基的杰作。汉基37岁，是一名皇家海军军官，在情报领域有着辉煌的职业生涯，他从1902年开始在白厅工作。自1912年起，他担任帝国防务委员会的秘书，监督这些程序的执行。后来，汉基成为白厅中负责战事指导的核心人物，随着战争的推进，他的权力也将不断扩大，这不仅是因为他掌管着政府的关键委员会，还因为他在白厅的两大对立派别——政客和高级军官——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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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在最初的几个月，“我的主要职责是让首相时刻了解战争的各个方面，以及对政府机器的工作进行监督，这些工作是由于帝国防务委员会的战前工作而产生”。[116]阿斯奎斯几乎完全信赖汉基，尽管有些方面汉基无法左右他。12月4日，当这位备受赞誉的顾问建议“立即逮捕仍在伦敦自由行动的2.5万名德国和奥地利臣民”，包括“成千上万的波兰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等，他们对英国统治者的憎恨比毒药更甚”时，阿斯奎斯说，他感到非常震惊。[117]汉基担心这些人正在策划一场大规模的破坏活动：阿斯奎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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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汉基对阿斯奎斯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的战事指挥进行了批评。他强调说，内阁没有设置秘书处来记录决定和确保执行决定，这是荒谬的，阿斯奎斯组建的战争委员会和整个内阁之间产生了冲突。阿斯奎斯不明白这一点，这说明了为什么尽管他才华横溢，却没能从和平时期的首相变成战时的首相，这让他在政治上容易受到攻击。他的继任者将设立这样一个秘书处，由汉基负责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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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在其他方面着手为战争做准备，尽管他被和平时期最后几年的较量弄得疲惫不堪。自1912年以来，他一直主持帝国防务委员会的重要会议，并确切地了解正在实施的计划。汉基与他密切合作，将他描述为“最善良、最简单、最具人性的人”，“具有无比的勇气……他决心要把战争进行到底，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犹豫或动摇”。[118]为了应对这种压力，阿斯奎斯向维尼夏·斯坦利倾吐国家机密，幸运的是，斯坦利一直保守秘密：他会在内阁会议和军事委员会（一个汇集了他令霍尔丹召集的一批高级政客和军人的机构）及其继任机构作战委员会的会议期间给她写信。他还保持着酗酒的习惯，并且——在一些同僚看来，这是所有行为中最不恰当的一种——他把尽可能多的夜晚时间用来打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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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年8月以前，阿斯奎斯在乡村别墅与维尼夏·斯坦利会面，共度周末，他们还会在伦敦开车绕着公园兜风，但战争限制了他们这样做。在指挥战争的时候，阿斯奎斯思念着她（因为无法经常见到她），给她写信，这些信让历史学家清楚地了解到他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的所作所为和想法。8月22日，星期六，他因为不能陪她度过27岁生日而特别伤心。在感情上，他依赖于她所提供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可以逃避现实：“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收到一封（信）（我每天都会时不时地重读一遍），昨天我很不耐烦，迫不及待地想要收到第二封信了（我本应该等待的）。”[119]这种痴迷使他花在战争、地方自治和威尔士政教分离上的时间变少。斯坦利小姐学识渊博，在政治上精明能干，并且充满智慧，具有生命活力，阿斯奎斯会在关键的政策问题上征求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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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发现阿斯奎斯对她的要求已经超出了她能承受的范围。阿斯奎斯不知道他的一个门徒、印度事务次官埃德温·孟塔古——达夫·库珀[120]令人印象深刻地将其描述为“一个用魅力抹去其丑陋的男人”——也在追求她，她开始意识到，也许孟塔古可以为她提供一个途径，以逃避阿斯奎斯令人窒息的关注。[121]首相是幸运的，因为斯坦利小姐很谨慎：他与她分享的一些秘密，尤其是关于军队动向的秘密，可能会使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并可能改变战争的进程。阿斯奎斯深知其中的风险，并完全相信她会保守秘密。幸好她以守口如瓶来回报他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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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基合情合理地批评道，虽然形势所迫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深刻变化，但内阁在适应战争形势时行动缓慢。8月6日，议会在一天之内通过了《货币和纸币法案》（Currency and Banknotes Bill），允许发行10先令和1英镑的国库券，以防止公众囤积黄金。这些纸币被称为“Bradburys”，因当时担任财政部联合常任秘书长的约翰·布拉德伯里（John Bradbury）爵士在上面签字而得名。自由党议员约翰·亨德森（John Henderson）问道，是否出于“尊严”方面的考虑而无法改进新版1英镑纸币的外观，因为它看起来“很像一张彩票，或者寄存处的小票”。[122]劳合·乔治承认，“从艺术的角度来讲，我不能说我为这个外观感到骄傲，但这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最好设计了”。[123]不久后，政府将对设计进行修改。当天，在恐慌消退后，银行利率从10%降到了6%，这安抚了金融业。第二天早上，银行重新开门营业，第一批国库券开始流通，银行利率又下调了1%。限制纸币印刷的目的是确保充足的黄金储备，以便在必要时用于支付现金款项。现在，政府发行了自己的国库券，此类国库券仅以其声誉作为背书。这表明英国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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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院领袖克鲁侯爵证实了他的同僚们与伦敦高端金融业的代表进行的讨论，并向同行们保证，他们已经咨询了行业巨头及其工作人员，大家将齐心协力。然而，这没能阻止须支付股息的几家公司宣布，由于危机，它们将暂扣这些股息。这个政策激怒了靠非劳动收入生活的富人以及正等着对这些钱征税的政府。担心业务将会枯竭的企业解雇了员工。尽管如此，英国仍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劳资和谐。虽然一些小的劳资纠纷仍在发生——没有大范围的纠纷，不过，在伦敦的建筑工人和威尔士的采煤工人中发生的一些纠纷有可能扩大并造成巨大损害——但是很快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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