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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战争爆发之前,白厅就已经为动员国民做好了准备。它起草了一份名为《战争手册》的文件,概述了在紧急情况下应采取的措施,并修订了行政程序,以应对国家权力的增长。其中包括对外国人关闭军事区域,禁止与敌人进行贸易,以及征用商船。它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根据战前英国的不干涉主义标准,它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地方行政官就签署了《战争手册》所要求的征用书,不仅是马匹的征用书,还有汽车的征用书。不过,它的权力实际上相当有限。真正具有决定性权力的是《保卫王国法案》及其随后的修正案,到了1918年,该法案几乎触及了私人生活的所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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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战争手册》是莫里斯·汉基的杰作。汉基37岁,是一名皇家海军军官,在情报领域有着辉煌的职业生涯,他从1902年开始在白厅工作。自1912年起,他担任帝国防务委员会的秘书,监督这些程序的执行。后来,汉基成为白厅中负责战事指导的核心人物,随着战争的推进,他的权力也将不断扩大,这不仅是因为他掌管着政府的关键委员会,还因为他在白厅的两大对立派别——政客和高级军官——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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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在最初的几个月,“我的主要职责是让首相时刻了解战争的各个方面,以及对政府机器的工作进行监督,这些工作是由于帝国防务委员会的战前工作而产生”。[116]阿斯奎斯几乎完全信赖汉基,尽管有些方面汉基无法左右他。12月4日,当这位备受赞誉的顾问建议“立即逮捕仍在伦敦自由行动的2.5万名德国和奥地利臣民”,包括“成千上万的波兰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等,他们对英国统治者的憎恨比毒药更甚”时,阿斯奎斯说,他感到非常震惊。[117]汉基担心这些人正在策划一场大规模的破坏活动:阿斯奎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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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汉基对阿斯奎斯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的战事指挥进行了批评。他强调说,内阁没有设置秘书处来记录决定和确保执行决定,这是荒谬的,阿斯奎斯组建的战争委员会和整个内阁之间产生了冲突。阿斯奎斯不明白这一点,这说明了为什么尽管他才华横溢,却没能从和平时期的首相变成战时的首相,这让他在政治上容易受到攻击。他的继任者将设立这样一个秘书处,由汉基负责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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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在其他方面着手为战争做准备,尽管他被和平时期最后几年的较量弄得疲惫不堪。自1912年以来,他一直主持帝国防务委员会的重要会议,并确切地了解正在实施的计划。汉基与他密切合作,将他描述为“最善良、最简单、最具人性的人”,“具有无比的勇气……他决心要把战争进行到底,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犹豫或动摇”。[118]为了应对这种压力,阿斯奎斯向维尼夏·斯坦利倾吐国家机密,幸运的是,斯坦利一直保守秘密:他会在内阁会议和军事委员会(一个汇集了他令霍尔丹召集的一批高级政客和军人的机构)及其继任机构作战委员会的会议期间给她写信。他还保持着酗酒的习惯,并且——在一些同僚看来,这是所有行为中最不恰当的一种——他把尽可能多的夜晚时间用来打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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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年8月以前,阿斯奎斯在乡村别墅与维尼夏·斯坦利会面,共度周末,他们还会在伦敦开车绕着公园兜风,但战争限制了他们这样做。在指挥战争的时候,阿斯奎斯思念着她(因为无法经常见到她),给她写信,这些信让历史学家清楚地了解到他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的所作所为和想法。8月22日,星期六,他因为不能陪她度过27岁生日而特别伤心。在感情上,他依赖于她所提供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可以逃避现实:“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每天早上收到一封(信)(我每天都会时不时地重读一遍),昨天我很不耐烦,迫不及待地想要收到第二封信了(我本应该等待的)。”[119]这种痴迷使他花在战争、地方自治和威尔士政教分离上的时间变少。斯坦利小姐学识渊博,在政治上精明能干,并且充满智慧,具有生命活力,阿斯奎斯会在关键的政策问题上征求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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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她发现阿斯奎斯对她的要求已经超出了她能承受的范围。阿斯奎斯不知道他的一个门徒、印度事务次官埃德温·孟塔古——达夫·库珀[120]令人印象深刻地将其描述为“一个用魅力抹去其丑陋的男人”——也在追求她,她开始意识到,也许孟塔古可以为她提供一个途径,以逃避阿斯奎斯令人窒息的关注。[121]首相是幸运的,因为斯坦利小姐很谨慎:他与她分享的一些秘密,尤其是关于军队动向的秘密,可能会使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并可能改变战争的进程。阿斯奎斯深知其中的风险,并完全相信她会保守秘密。幸好她以守口如瓶来回报他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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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基合情合理地批评道,虽然形势所迫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深刻变化,但内阁在适应战争形势时行动缓慢。8月6日,议会在一天之内通过了《货币和纸币法案》(Currency and Banknotes Bill),允许发行10先令和1英镑的国库券,以防止公众囤积黄金。这些纸币被称为“Bradburys”,因当时担任财政部联合常任秘书长的约翰·布拉德伯里(John Bradbury)爵士在上面签字而得名。自由党议员约翰·亨德森(John Henderson)问道,是否出于“尊严”方面的考虑而无法改进新版1英镑纸币的外观,因为它看起来“很像一张彩票,或者寄存处的小票”。[122]劳合·乔治承认,“从艺术的角度来讲,我不能说我为这个外观感到骄傲,但这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最好设计了”。[123]不久后,政府将对设计进行修改。当天,在恐慌消退后,银行利率从10%降到了6%,这安抚了金融业。第二天早上,银行重新开门营业,第一批国库券开始流通,银行利率又下调了1%。限制纸币印刷的目的是确保充足的黄金储备,以便在必要时用于支付现金款项。现在,政府发行了自己的国库券,此类国库券仅以其声誉作为背书。这表明英国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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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院领袖克鲁侯爵证实了他的同僚们与伦敦高端金融业的代表进行的讨论,并向同行们保证,他们已经咨询了行业巨头及其工作人员,大家将齐心协力。然而,这没能阻止须支付股息的几家公司宣布,由于危机,它们将暂扣这些股息。这个政策激怒了靠非劳动收入生活的富人以及正等着对这些钱征税的政府。担心业务将会枯竭的企业解雇了员工。尽管如此,英国仍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劳资和谐。虽然一些小的劳资纠纷仍在发生——没有大范围的纠纷,不过,在伦敦的建筑工人和威尔士的采煤工人中发生的一些纠纷有可能扩大并造成巨大损害——但是很快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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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方面,虽然不存在与强制征兵有关的问题,但政府最初希望扩大军队规模,在即刻招募到10万人之后,再征召50万人。当时有24.7万人在军队服役,大约一半在海外服役,另有14.5万人在后备役。8月10日,政府刊登了一则广告,招募2000名年龄在17岁至30岁之间的男大学生或者“受过良好普通教育的”男子,以便在战争期间担任临时军官。[124]第二天,政府又刊登了一则广告,招募10万名年龄在19岁到30岁之间的男子,需服役三年,“或者直到战争结束”。[125]普通指挥军官被告知,因轻罪入狱的人士如参军,可以获得免刑。阿斯奎斯证实,印度提供了两个师,“自治领正在自发地主动请求”派遣军队:但是,这些军队必须由其宗主国领导。[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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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的想法获得了极大赞同:贝尔福后来告诉保罗·康邦,阿斯奎斯的演讲是“他听过的最精彩的演讲”。[127]劳赞同政府的行为,并赞扬了阿斯奎斯和格雷。他唯一的建议是,工业和食物供应也应当进入作战状态。其他成员再次请求照顾志愿兵的妻子:几天后,政府宣布为她们和失去母亲的孩子提供军属津贴。这笔钱是未经表决通过的:下院一致给予了批准。军属津贴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由于合法的妻子和不合法的妻子作为同一个男人的家眷申请津贴,这暴露出了许多重婚者。[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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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短缺的担忧引发了恐慌性采购,进而推高了价格,导致资金也变得紧张起来,这使得穷人更难养活家人。议员敦促政府确定面包、肉类和其他食品的价格;并要求政府命令农民种植牧草、储存谷物以供政府分配,并在下个季度种植更多。虽然政府不赞成对农民的私人事务进行干涉,但没有驳回这个意见。8月6日,一个内阁委员会建议对食物制定最高价格,但这个建议遭到忽视:此外,政府宣布接管面粉厂。在后来的战争中被称为“黑市商人”的群体在伦敦东区发起了一场贩卖交易活动,他们让一小群儿童带着钱去商店购买尽可能多的食物,这样他们就能以高昂的价格出售食物。政府实事求是地认为不会出现食物短缺,除非是被这种交易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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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与“富裕阶层的恐慌和贪婪(这些富裕阶层真的很丢脸,他们在商店外面排起了长长的车队,并尽可能多地抢夺(原文如此)能说服商店出售的食物)”——这番话出自贸易委员会主席沃尔特·朗西曼(Walter Runciman)之口——有关的故事流传开来的时候,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尽管朗西曼在8月8日的时候坚称恐慌已经结束。[129]为确保食物供应,政府将寻求权力,以便征用被认为是“无合理理由被扣留”的食物,无论是被商人扣留,还是被农民扣留:尽管他预计不可避免的价格上涨将吸引更多的进口。这也是一个几乎不加掩饰的警告,那就是政府可能会对囤积者采取措施。政府必须确保有足够的额外供应被送到正在集结本土防卫军的小城镇,以避免因大批士兵涌入而需购买大量食物,从而导致当地居民挨饿。8月20日,政府接管了糖业,因为到目前为止,英国三分之二的食糖供应来自德国和奥匈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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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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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战并不意味着可以把政府在1914年7月的最后一周前关心的事情搁置一旁不予理会。尤其是爱尔兰问题,这是不容忽视的。阿斯奎斯感到沮丧和困惑,因为这些事情妨碍了他把注意力放在战争上。作为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领导人,雷德蒙曾对劳合·乔治进行游说,声称议会休会的计划并不能阻止将《爱尔兰自治法案》写入法典;8月5日,在与“势不两立”的爱尔兰统一党领袖爱德华·卡森爵士会面后,他对阿斯奎斯说了同样的话。[130]他说,如果政府屈服于卡森——卡森威胁说统一党人将阻挠重要立法的颁布——那么,这将给爱尔兰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阿斯奎斯将失去“爱尔兰历史上最伟大的机会来赢得爱尔兰人民对帝国的忠诚”。阿斯奎斯说,该法案将被写入法典,但也会继续进行短暂的休会。保守党对此做出的回应是,劳和兰斯多恩策划了一场报界活动,抨击政府在90名议员(多数是统一党人)应征入伍、无法投票的情况下,仍在推行地方自治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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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与地方自治有关的争论具有潜在危险,但阿斯奎斯认为他已经化解了争论,方法就是建议暂停《爱尔兰自治法案》,直到政府通过一项修正法案(其中规定阿尔斯特省不参加地方自治)。内阁出现了分歧。8月10日,阿斯奎斯在议会休会两周后确认,一旦议会复会,该法案将得到处理。休会期间,政府将试图达成协议,以确保在需要与外部敌人作战时,爱尔兰的争议不会困扰威斯敏斯特和这个国家:反对地方自治的主要煽动者劳称,这将是“一场国家灾难”。[131]另一位著名的统一党人奥斯丁·张伯伦警告劳合·乔治说,党派斗争将会对“伦敦、金融业以及所有分支机构的信贷构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并且“必然会导致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132]同大多数保守党人一样,他希望在敌对状态结束之前什么都不要做,爱尔兰人认为这等同于无视下院的意愿。8月21日,雷德蒙回到英国,会见了阿斯奎斯,在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后,阿斯奎斯认为雷德蒙会接受的唯一选择——正如他预测的那样——是将《爱尔兰自治法案》写入法典,但阿尔斯特省的六个郡不参与地方自治,这六个郡将有三年的时间来决定是否永久性不参与地方自治。雷德蒙回到了爱尔兰,布政司奥古斯丁·比雷尔(Augustine Birrell)告诉他,政府将按照他所希望的路线走——尽管尚不确定统一党人将会做何反应。在那个阶段,阿斯奎斯并不打算推迟实施《爱尔兰自治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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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其政党制定对策,劳向英国卓越的宪法历史学家A. V. 戴雪(A. V. Dicey)征求意见;9月1日,戴雪告诉劳,阿斯奎斯做出了一项“绝对不应该给予的”保证,即这个法案将被载入法典,然而,戴雪似乎忘记了1911年《议会法案》的通过(他也反对该议会法案),该议会法案规定,一旦下院连续三次通过了一项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将成为法律。[133]从爱尔兰的新教地区招募士兵意义重大,这多亏了卡森:不过,国民志愿军——1914年8月前集结的支持地方自治的军队,旨在反对任何非法的统一党人阻止爱尔兰的地方自治——正在等待雷德蒙的消息。阿斯奎斯希望将《爱尔兰自治法案》写入法典,并附带一项条款,那就是将法案的实施推迟到战争结束后。坎特伯雷大主教担心《威尔士政教分离法案》(Welsh Disestablishment Bill)将会终结,但他得到了安抚,因为政府向他保证该法案将会得到同样的待遇。阿斯奎斯本来有意安抚统一党人,但8月下旬,英国远征军在蒙斯与敌人的第一次交战中遭遇了挫折,于是这种意向化为了泡影。事实上,当蒙斯的消息传来时,国王就给阿斯奎斯写信,让他解决爱尔兰问题:但到了那个时候,由于事件的影响,阿斯奎斯已经不需要任何提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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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在得知阿斯奎斯的计划后,劳“深感遗憾”,并指责他不守信用。[134]为了国家的利益,自由党人试图缓和局势。9月13日,丘吉尔给张伯伦写信说道:“亲爱的奥斯丁,我恳求你认识到,在这个危机时刻,在这里,在殖民地,尤其是在美国,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党人挑起一场争吵,对我们任何一方来说,都是多么鲁莽和愚蠢的行为。”[135]在战争结束和大选之前,“让法典中存在一份不起作用的法案”,政府的这个计划将仅仅创造一种“情感上的满足”,他认为,较之对英国造成威胁的“爱尔兰的公开不忠”,这样做肯定要好些。他承诺,那些已经参军的阿尔斯特人“永远不会”成为被胁迫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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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伯伦是难以抚慰的。他反驳说,由于爱尔兰国民志愿军的“敲诈”,阿尔斯特省成了牺牲品。尽管如此,考虑到国家的紧急情况,他的政党认为必须停止反对政府。9月14日,统一党人在卡尔顿俱乐部开会,以讨论策略:该党承认失败,并决定,在劳把这个举措告诉下院时,他应当答复阿斯奎斯,并且只有他才能做出答复。史密斯向卡森保证,在战争结束后,统一党人“应该回到最极端的斗争立场”。[136]在“长时间的大声欢呼”中,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勋爵在会上说,他不再认为政府成员“配得上绅士群体”的称号,而是将他们视作“老仟”。有人批评阿斯奎斯在“国家进入最高紧急状态”时,以“爱国主义精神”为借口违反先前做出的保证。于是在通知下院时,阿斯奎斯竭力对这种说法进行澄清。[137]如果政府无法就如何制定爱尔兰法案的修正法案达成协议,那么需要就暂停讨论该法案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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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描述了自战争爆发以来爱尔兰发生的“伟大的爱国起义”。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成员加入了爱尔兰军团,为国王和国家而战,而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给爱尔兰人理由来指责英国人背信弃义,从而毒化这种情感,或者激怒美国和英帝国的爱尔兰群体。《爱尔兰自治法案》——和《威尔士政教分离法案》一样——将被写入法典,但其实施将会暂停12个月,如果一年后战争仍在继续,那么该法案将在枢密院令确定的期限(这个期限不能超过战争的持续时间)内暂停实施。不过,他表示,为了允许某些郡不参与地方自治,在《爱尔兰自治法案》生效之前,需要重新出台修正法案。考虑到“严峻及前所未有的国家紧急情况”,阿斯奎斯认为这是“公平、合理和公正行事”的唯一手段。[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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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和他的政党不同意:当他听说政府如何“利用我们的爱国心背叛我们”时,他说这种感觉“与其说是愤怒或怨恨,倒不如说是伤心”。[139]劳说阿斯奎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他在没有先达成修正法案的情况下准备让王室批准《爱尔兰自治法案》,并且——他将话题转移到六个星期以来没有听到的党派偏见上——问道,为什么反对党会相信在法案实施前将出台一项修正法案的承诺。卡森说:“在英国议会的历史上,大概从未出现过如此严重的违背承诺和誓言的情况。”[140]统一党人希望全面暂停法案——也就是不颁布法案和修正法案,但保证在需要颁布法案时,《议会法案》的条款仍然适用。他们原以为政府准备这样做,因为这些建议在前一周就已经讨论过了,现在,他们觉得自己上当了。劳抱怨说,如果不是因为战争,企图按照阿斯奎斯的计划行事的任何做法都会导致阿尔斯特省发生叛乱。[141]和卡森一样,劳也觉得政府现在对阿尔斯特省的看法是,“即使我们对它施加了任何不公,我们仍然可以指望它”。[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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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把背信弃义与德国入侵比利时进行了对比,在结束演讲时,他带领自己的政党离开了会场,“这不是抗议,更不是示威。我们离开会场,是因为我相信,在目前的情况下,迫使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这压根就是不体面的,我们不应参与这种不体面的活动”。[143]《暂停执行法案》在下院未受阻挡,并于第二天在上院获得了通过。“下院的所有人都站了起来,疯狂地欢呼”,阿斯奎斯把下院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斯坦利小姐。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144]劳在演讲中对阿斯奎斯的信用提出了质疑,这让首相意识到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绝望”。[145]雷德蒙表示,他希望在修正法案出台时,在紧迫的情况下,统一党人和民族主义党人已经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但事实证明,他将会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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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爱尔兰政府法案》及其附带的《暂停执行法案》获得了王室的批准,《威尔士政教分离法案》也获得了王室的批准。这是英国宪法的历史性时刻。它们是经议长确认符合1911年《议会法案》所述条件的法案,因此可以成为法律,尽管上院没有同意。国王很不高兴。“我很遗憾地说,我不得不同意《爱尔兰自治法案》和《威尔士政教分离法案》……必须出台针对前者的修正法案,政府已经承诺了这一点。”[146]在阿斯奎斯颁布法案后,雷德蒙发表了一份战争“宣言”,号召爱尔兰人民为争取民主而战,号召派遣一支爱尔兰旅作为英国远征军的一部分,这样爱尔兰人就可以一起战斗,并可以担任军官。他告诉他的人民,“大不列颠的民众最终且不可撤销地决定信任他们,并将把民族自由还给他们”,他敦促爱尔兰人全面参与“一场正义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令人无法容忍的德国军事专制挑起的”。[147]然而,新芬党憎恶雷德蒙的亲英情绪,认为地方自治是迈向共和制的第一个和不完整的阶段,在目前这个阶段,他们与大多数爱尔兰人的意见不一致。不幸的是,爱尔兰军团中以新教徒为主的军官阶层将激进的统一党人基钦纳作为领导人,他们以轻蔑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之前的民族主义党的志愿军,这阻碍了募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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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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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阿斯奎斯执政期间的战事管理工作涌现出了一种批评声音,那就是它偶尔带有外行或自满的味道。一个早期的例子是,在宣战后,军事委员会——其首要任务是决定如何部署英国远征军——的第一次会议无法进行下去,因为它需要听取法国武官的意见;于是会议延期到第二天上午。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由阿斯奎斯主持,成员包括格雷、霍尔丹、海军大臣丘吉尔和军队长官。约翰·弗伦奇爵士、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新任命的英国本土陆军总司令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ton)爵士和基钦纳(他在会议结束后才被任命为陆军大臣)都出席了会议;与会者还有陆军部的元老、陆军元帅罗伯茨(Roberts)伯爵,他是一名镇压印度民族起义的老兵,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扭转了英国的命运。罗伯茨快82岁了,没过几周他就过世了。虽然这个组织将会正式化,但它开创了一个新的宪法方面的先例。那就是政府内阁被边缘化,因为战争的紧迫性需要迅速做出决策。当这个委员会最终开始运作时,黑格赞成基钦纳的意见,说道,由于德国和英国正在为国家存亡而战,这将是一场“持续数年的”战争,需要立刻招募一支拥有一百万人的军队,“双方都不会在短暂的较量后认输”。[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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