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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弗伦奇向阿斯奎斯辞行。他告诉阿斯奎斯英国远征军将在两周内就位，双方的力量可能集中在卢森堡南部，这与眼下的现实——敌军在比利时海岸到瑞士边境之间挖了一条战壕，英国军队在北部占主导地位——相去甚远。当晚，黑格声称，他已经把自己对弗伦奇的“严重质疑”告诉了国王（国王曾访问了奥尔德肖特[152]）。在日记中，他进一步描述了自己的质疑，“我发自内心地认为，在英国有史以来的危急时刻，弗伦奇非常不适合担任这个伟大的职务”。[153]黑格认为弗伦奇既缺乏军事知识，又有脾气上的缺点，但目前只有他自己和国王知道这一情况。相比之下，阿斯奎斯是这样向斯坦利小姐描述弗伦奇的，“我相信他是最佳人选”。[154]弗伦奇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战时的官方历史学家詹姆斯·埃德蒙兹（James Edmonds）爵士称他是“一个虚荣、无知、报复心强的老头，拥有令人讨厌的社会背景”。[155]弗伦奇肯定有他的缺点，他是一个有名的花花公子，幸运的是，他在1890年代初没有毁掉自己的事业，当时他与一名军官兄弟的妻子有染，导致他在随后的离婚案中被传讯。1899年，他挥霍无度，差点破产，这使得他不得不辞去自己的职务；他还喜欢钩心斗角，这种爱好在战争期间很流行。他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担任指挥官，由于表现出色，最终晋升为中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认为他能够晋升帝国总参谋长，更多的是因为有后台（他是伊舍勋爵的密友），而不是因为他的能力。由于在1914年初的卡勒事件中判断失误，他不得不辞去了总参谋长一职。黑格与他相识25年，虽然黑格自己在判断上也有失误，但他对弗伦奇缺点的认识可能是正确的，尽管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存在这样的一些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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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也就是英国对奥匈帝国宣战的那一天，最高统帅部已经开始动怒了。阿斯奎斯告诉斯坦利小姐，“基钦纳勋爵像闯进瓷器店的公牛一样笨拙、鲁莽，尤其是他对本土防卫军的无知和冷漠，让陆军部士气低落”。[156]事情的缘由是，霍尔丹组建了一支义勇骑兵队，基钦纳觉得毫无用处。阿斯奎斯的回应是“让霍尔丹去找他”，这让事情平息下来。然而，白厅和军队之间的紧张关系预示着更多的不愉快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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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基钦纳向上院发表了抚慰性的讲话，这是他16年来首次以贵族身份发表讲话，而不仅仅是以陆军大臣的身份。他解释说，他的立场并不“意味着我属于任何政党，因为作为一名军人，我没有任何政见”。[157]议会和报界的许多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他是天生的托利党人。然而，实际情况确实像他所说的那样：他周围的同僚都把政治当作事业，他很快因为缺乏他们那样的动力而与他们疏远。他认为自己的职责是拯救国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自己的责任是保持官职或加官晋爵。他把自己和那些他极力争取支持的人进行了比较：他的职业是“临时的”，和他们一样，他也签了三年的合同。他解释说，为什么签三年，因为如果战争持续很长时间，那么将会有另一波人到来，接替他们和他的位置。然而，他的许多内阁同僚并不持有这样的想法，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是职业政客，需要维持自己的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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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的城镇和村庄里，大多数时候都能看到一队队的士兵在行进，他们要么前往港口，要么前往训练营。在没有向英国公众透露风声的情况下，英国远征军抵达了法国，并且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大臣们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因为德国海军可能会袭击运兵舰。欧洲大陆的报纸已经报道了远征军的动向，德国人肯定已经获悉了这些消息。伦敦认为，德军没有对运兵舰发动攻击，这证明敌人认为自己的军队不如皇家海军，或者正如汉基推测的那样，这表明德国人拒绝相信他们在法国报纸上读到的东西，除非他们在英国的报纸上也读到这些消息。[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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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基钦纳向法国派遣了第五师。两天后，15岁左右的骑自行车的侦察兵约翰·帕尔（John Parr）成为第一个在西线阵亡的英国人。8月22日，英国远征军刚抵达蒙斯，几乎立刻就投入战斗。有关战斗的第一条消息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8月16日，德军占领了列日，8月24日拂晓，基钦纳首先向阿斯奎斯、然后向丘吉尔报告说，位于蒙斯以东45英里的戒备森严的城镇那慕尔可能已经陷落。这座三十年前建造的要塞根本无法与德国的重型火炮抗衡。弗伦奇告诉阿斯奎斯，他将下令英国远征军从蒙斯的前线“撤军”。阿斯奎斯感到很惊骇，“因为我们都认为那慕尔是安全的，即使攻破它不需要两周的时间，至少也需要两三天”。[159]弗伦奇发来电报，要求按照他之前派遣人数的10%提供增援，这意味着损失惨重。“虽然伤亡名单还没有出来，”阿斯奎斯对斯坦利小姐说，“但一想到名单上可能会出现哪些名字，人们就瑟瑟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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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钦纳警告阿斯奎斯，关于是否应该立刻派遣第六师，他正在等待弗伦奇的答复。在答复英国远征军需要增援的消息——基钦纳向雷普顿透露了这个消息，前一天的《泰晤士报》上登载了这个消息，这导致内阁同僚们对他进行了指责——时，内阁决定向埃及派遣印度军队的两个师，8月28日，感觉自己寡不敌众的英国远征军被告知继续向马赛前进，他们将在那里登陆。在此之前，基钦纳想要让英国远征军驻守亚眠，以防法军被击退：而法国人想要让英国远征军驻守在位于蒙斯正南、比利时边境以东90英里处的莫伯日（Maubeuge），也就是他们一开始进行战斗的地方。由于威尔逊（他是弗伦奇的副参谋长）的坚持，基钦纳输掉了这场争论：如果他赢了，英国远征军就不会在蒙斯被击溃，或许可以更好地抵御德国人。基钦纳和威尔逊的关系因此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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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蒙斯撤退的过程中，英国远征军伤亡1600人。在8月20日到23日的四天里，法军伤亡14万人。当时阿斯奎斯或任何英国人都不知道这场溃败的严重程度。阿斯奎斯不了解事实，在听取了基钦纳的汇报后（基钦纳对盟友感到非常愤怒），他认为法国人把他们的作战计划“搞得一团糟”，这与“真正勇敢的”比利时人形成了鲜明对比。[160]正如阿斯奎斯所描述的那样，弗伦奇向伦敦汇报说，法国盟友们“由于犹豫和某种类似于恐惧的情绪而不知所措”，他们阻止了“最急于采取攻势”的英国远征军做好其本职工作。[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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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知道大多数法国军队都集中在法国东部边境附近，并预见到德军将绕过他们到达里尔、敦刻尔克和大海。军事形势证实了基钦纳的观点，他已经向内阁同僚概述了这个观点，即到1915年4月，还需要60万到70万名士兵。到目前为止，他请求增援10万人，结果英国派出了12万人。“他一点也不气馁，”阿斯奎斯对斯坦利小姐说，“我也没有气馁。”[162]但是，对于丘吉尔来说，光靠志愿兵来完成他们的爱国职责是不够的。在8月25日的内阁会议上，他提议说“有必要强制征兵”，这是大多数自由党人深恶痛绝的。[163]根据教育委员会主席约瑟夫·皮斯（Joseph Pease）的说法，丘吉尔向同僚们发表了半个小时的“高谈阔论”。尽管这样的举措对大多数大臣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但基钦纳也认为有必要这样做。不过，他承认，在4月份之前，他无法向更多的士兵提供装备。这件事本应使内阁对武器生产的低效率有所警觉，但是，当1915年春天与此有关的丑闻爆出时，内阁声称感到非常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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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远征军从蒙斯撤退以及法军在那里遭受的溃败，不仅突出了增兵的必要性，而且也证实了在英国参与的战斗中，伤亡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8月24日，当坏消息传来时，军需总监、将军约翰·考恩（John Cowans）爵士在和阿斯奎斯夫妇共进午餐，他认为英国远征军总共可能有6000人阵亡、受伤、被俘，并且他说道，“如果是这样，那是一件好事”。这让阿斯奎斯夫人感到惊恐。[164]当她质问考恩为什么会认为这样的损失是“好事”时，他告诉她：“亲爱的阿斯奎斯夫人，这场战争的损失将是非常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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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不打击士气、不揭露导致失败的错误的情况下，向公众传达伤亡消息。在这些战役后的第二天，阿斯奎斯前往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刚刚听说“安菲翁”号（Amphion）巡洋舰在前一天击沉了“路易斯王后”（Königin Luise）号巡洋舰——它被发现在哈里奇（Harwich）和索思沃尔德（Southwold）附近布下水雷——但该舰被其中的一个水雷击沉。包括船长在内的17名军官和143名船员获救：但是，五天后公布了148名海军士官和船员的死亡名单，这是接下来的四年里一连串伤亡名单中的第一份，也是较短的一份。丘吉尔告诉下院，政府并不是“感到惊慌或不安”，而是觉得“文明世界的国家需要认真考虑”这种作战方法。[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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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还抨击报纸制造谣言。为了国家利益，报纸采取了一种自我克制的做法，但不管怎样，政府几乎没有向它们告知战事消息。战地记者们在家里徒劳地等待出发的命令，但一个月后他们被告知不能奔赴前线（这种情况将在第二年春天发生改变）。一些人私底下去前线，但是如果被发现，可能会被法国当局逮捕。丘吉尔（他之前也是一名战地记者）声称，由于新闻审查制度阻碍报纸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在缺乏事实的情况下，报纸倾向于用流言蜚语来填满它们的专栏，这些流言来自沿海地区不负责任的消息来源”。[166]他的言论将加剧与舰队街的紧张关系，并让同僚和他自己处境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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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每日邮报》的特别版刊登了一篇关于荷兰附近大海战的报道，一位统一党议员——日后将担任内政大臣的威廉·乔伊森-希克斯（William Joynson-Hicks）——说：“似乎每一个细节都缺乏真实性”，乔伊森-希克斯敦促政府“停止这种无耻的行为”。[167]内政大臣麦克纳证实了这篇报道是杜撰的，并敦促下院和他一起“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编造虚假新闻的行为”。他推测此举可能是“为了帮助提高报纸的发行量而故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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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自由党政府采取了国家紧急状态所必需的最新的非自由主义措施，并设立了新闻局。在位于查令十字街一幢废弃的海军部大楼里，新闻局开设了一个办事处，由海军大臣的密友F. E.史密斯指挥。史密斯是一名统一党议员、律师，也是一位效力于卡森的政治煽动家。作为英国收入最高的律师之一，他过着一种与此相称的生活，并担心自己会遭受经济损失：他的朋友艾特肯确信他的银行账户透支高达7000英镑。[168]该局由海军和陆军军官组成。在海军处于作战状态、但英国远征军尚未到达前线的时候，麦克纳相信，没有一家报纸会刊登未经该局批准的海军活动。这种限制也将扩展到陆军的活动。为了在确保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让人们了解战事，在广播普及前的时代，政府安排在各个邮局张贴新闻局的公告，并且每周日进行更新。就像战争期间的许多重要事件一样，审查制度的制定也是临时的，而不是根据任何伟大的政府计划制定的。埃塞克斯大雷伊教区的牧师安德鲁·克拉克（Andrew Clark）对战争期间的生活进行了详尽的记录，他称这些公告“提供了极少的信息”。[169]8月9日，他所在村庄的乡绅告诉他，英国远征军正在集结——这是从乡绅的儿子（冷溪近卫团的团长）那里获得的消息——所以他对此并非一无所知。在大多数城镇和村庄，由于鲜有人能够获得可靠的消息，因此各种达到荒谬程度的谣言纷至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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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们很快意识到有必要利用宣传来鼓舞士气和迷惑敌人，而建立新闻局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核心。担任本土防卫军上尉的史密斯被授予了上校军衔，因此他利用军事职权来履行领导新闻局的职责。然而，他在这方面做得不是特别好，部分原因是他有时候脾气急躁——尤其是在他开始每天大量饮酒之后——还有部分原因是该局人手不足。不久后，他遇到了麻烦。8月30日，《泰晤士报》的一个周日特刊和《每周快讯》（诺思克利夫经营的另一家报纸）刊登了关于从蒙斯撤退的不光彩但生动的报道，声称它们是从一个自称位于亚眠的人那里获悉，军队溃败，在稍微有些混乱的局面中仓促撤退，最重要的是，军队伤亡惨重。《晨间邮报》的编辑H. A.格温对女老板巴瑟斯特（Bathurst）夫人说，他认为《泰晤士报》刊登这些报道的“行为非常恶劣”。[170]他补充说，“即使审查员给予批准，也不能成为刊登这些报道的理由。在没有制定相关法律的年代，每个编辑必须是他自己的审查员”。格温甚至不愿意登载伤亡名单，他担心这会破坏士气，并认为，“在我看来，在这样的时刻，诺思克利夫的存在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危险”。[17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久之后，诺思克利夫将被称为“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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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不仅遭到议员的攻击，还遭到了格温（他表现得更加克制）等编辑的抨击，8月31日，下院让史密斯承担责任。阿斯奎斯说，“虽然我们极力称赞整个报界因为爱国而表现出来的缄默”，但这份特殊报道却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败笔”，这惹恼了诺思克利夫。[173]他说公众应该得到更好的信息，而且会得到的。《泰晤士报》为自己辩护说，这篇报道“出自一位经验丰富、值得信赖的记者之手……绝对没有被毫无根据的谣言所欺骗”。[174]审查员史密斯看过了报道，还进行了“润色”。因此，该报“自然而然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是政府希望这条消息出现在报纸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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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事情就清楚了，史密斯为了鼓励募兵而对这篇报道进行了添油加醋。对其行为进行攻击的是自由党议员亚瑟·马卡姆爵士，他不仅反对史密斯的工作，还反对史密斯任命弟弟哈罗德（也是一名议员）担任新闻局的秘书。马卡姆曾收到报社编辑的投诉，称史密斯兄弟“在与报界打交道时，行为更像是徳皇的参谋人员之一”。[175]他要求将审查员的工作交由一名内阁成员负责。阿斯奎斯说，考虑到所有同僚在通过紧急立法的过程中承担的工作量，他不愿再向他们委派更多的工作。哈里·劳森（Harry Lawson）是自由统一党议员，他的家族拥有《每日电讯报》，他提出了一个与战事有关的观点：虽然个别士兵的证词可能是真实、准确的，但他们只看到了行动的一小部分，而由弗伦奇从他的指挥官那里获得并转告伦敦的全部情况才更加接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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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员史密斯为自己辩护说，他从来没有想过担任这个职位，而职责却是“非常艰巨的”。[176]他和职员都是在工作中摸索学习，并且《保卫王国法案》的最新修正案将惩罚那些利用在军事敏感领域获得的信息来引起“恐慌或离叛”的人，这使得编辑们在发表伤亡报道之前需要三思。[177]他为弟弟和职员进行了有力辩护，并（以一名优秀的托利党人的身份）为诺思克利夫的报纸进行了辩护。伊舍简要地说道：“F. E.史密斯曾因允许刊登这封电报（来自亚眠的电报）而遭到指责，但他说，他认为这样做对国家有益。可是，基钦纳勋爵不这样认为。”[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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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误导了下院。他说，当他退回那篇建议不要发表的经过审查的文章时，他应该写一份补充说明。事实上，他确实附上了一份补充说明，但说明中谈到，他对不得不审查“这条最有用、最有意思的消息”感到“抱歉”，并敦促该报“利用我批准的文章中的部分内容来推行这个告诫——向军队增援并立刻进行”。[179]9月，麦克纳开始负责新闻局的工作。两周后，史密斯辞去了局长一职，并试图带领他的地方自卫军团（即牛津郡轻骑兵团）前往法国，但以失败告终。随后，他被派往马赛与印度军队会面，负责撰写与他们的事迹和英雄行为有关的报道，这些报道可以被发往印度。然而，他在战争中扮演的非凡角色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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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毫无悔过之意。如果这篇报道是准确的，那么审查员让它出版就是对的；如果它不准确，则是审查员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不管怎样，我们是清白的。”[180]丘吉尔被派去训斥诺思克利夫，但诺思克利夫告诉他：“它（这篇报道）不仅仅获得了批准，而且经过了精心编辑，并伴有进行登载的强烈呼声，除了这是政府的明确愿望之外，我们得不出其他可能的结论。”[181]对于诺思克利夫允许《泰晤士报》刊登这篇报道所造成的“伤害”，丘吉尔对他痛斥了一番，并说道：“我没有想到你会拿新闻局作挡箭牌，尽管他们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诺思克利夫（他对丘吉尔说“现在不是英国人争吵的时候”）坚持自己的立场——这篇报道“不仅仅获得了批准，而且经过了精心编辑，并伴有进行登载的强烈呼声”，所以他得出结论，认为是政府“刻意希望”看到它被刊登出来。[182]如今，报纸（尤其是诺思克利夫的《每日邮报》）上充斥着与德国暴行有关的报道和照片，这些都对公众的坚定态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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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轻报界和公众对瞒报的担忧，政府决定派一名官方“目击证人”欧内斯特·斯温顿（Ernest Swinton）少校到前线，以便向英国报界发回经过批准的报道，他直到1915年7月才被解除这一职务，后来成为牛津大学奇切尔军事史教授。尽管他的报道不偏不倚，但报界认为他的报道是不恰当的，于是掀起了一场允许派遣记者上前线的运动。直到1915年5月，这个目标才得以实现，即便如此，所有报道都将根据《保卫王国法案》受到审查。谣言工厂非但没有尽力获取事实，反而加紧了谣言的传播，如果它们增加对普通英国陆军士兵的赞赏和对匈人的憎恨，政府就会宽恕他们的谣言；如果诸如蒙斯撤退的消息被传了出去，它们就必须进行反击，政府也需要进行抨击。《蒙斯的天使》《被刺刀刺中的婴儿》、《被强奸的修女》《百万俄军在阿伯丁登陆，向西线挺进》等报道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些报道偶尔讲述了事实，并集合了神话和谎言。并非每篇报道都是轰动新闻或者来源不清不楚。阿斯奎斯曾与一名来自蒙斯的伤兵交谈，这名伤兵声称，他目睹了德军躲藏在一群比利时平民的身后向前挺进，这些人被后人称为“人体盾牌”。另一种说法是这些平民是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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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保密的执迷反映出公众舆论是多么的狂热，以及为什么与英国远征军在伊普尔附近遭受的惨重伤亡有关的报道是如此之少。一些军团只剩下8月初动员的少数军官和士兵。例如，在第二高地轻步兵团中，一千名士兵只剩下了三十名。而后，10月27日，“大胆”号（HMS Audacious）无畏舰与大舰队[183]进行了射击演习，在多尼戈尔郡附近被德国水雷击中，幸运的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时正值巴腾堡亲王路易斯准备辞去第一海务大臣一职。杰利科要求对失去了海军最强大的战舰之一予以保密：阿斯奎斯和丘吉尔同意了，然而，不久后谣言四起，部分原因是“泰坦尼克”号的姐妹船“奥林匹克”号（RMS Olympic）上的乘客目睹了沉船，这艘船曾试图将“大胆”号拖进港口。尽管有人抗议，但直到休战后三天，当海军部宣布这艘船沉没后，英国报纸才刊登消息。这个习惯于信息自由流通的国家发现，对新闻进行限制的做法让人难以理解，尤其是发布新闻对敌人并没有什么助益。11月11日，也就是国王发表演讲的那天上午，“尼日尔”号（HMS Niger）被鱼雷击沉，数小时内，舰队街便得知了这个消息：但这个消息直到第二天早上的报纸付印后才得到证实，这让许多议员感到费解，他们认为推迟一天发布消息并没有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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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5年1月24日的多格滩海战之后，海军中将戴维·贝蒂（David Beatty）爵士的旗舰在一次原本成功的行动中受创，这个消息被掩盖了，阿斯奎斯向斯坦利小姐抱怨说，这种保密行为“相当幼稚……这样做绝对骗不了德国人，无疑，他们很清楚自己击中并且击伤了‘雄狮’号，当真相大白的时候，英国民众会义正词言地说，我们没有以开诚布公的态度对待他们”。[184]海军部在三天后的一份简短公报中承认“雄狮”号受创。然而，直到几年后，西线的真实生死报道才走近英国报纸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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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向巴黎进发，冲过兰斯和埃佩尔奈的香槟镇，军事形势继续恶化。报纸刊登了德军越过边界、进入法国的地图和巴黎周围要塞的示意图（从这些示意图可以衡量事态的严重程度），以及英军正从里尔和亚眠撤离的消息。9月2日，来自西线的第一份伤亡名单又加剧了这些如雪崩一般的坏消息，该名单显示有188名军官和4939名士兵死亡、受伤或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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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适时发表了一篇社论，呼吁英国人坚称自己的文明要优于野蛮的匈人，在这篇社论的同一页还刊登了大英博物馆印刷图书部的管理员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的一首诗。作为一名诗人，他的声誉足以使他在1913年有机会获得桂冠诗人的称号，但最终，这一称号却被布里吉斯（Bridges）获得。他的诗歌《谨献给阵亡将士》（For the Fallen）是为了回应第一波重大伤亡而作，这首诗将渗入英国人的国民意识，尤其是下面的四行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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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永远不会变老，而我们这些留下来的终将日渐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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