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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5年1月24日的多格滩海战之后，海军中将戴维·贝蒂（David Beatty）爵士的旗舰在一次原本成功的行动中受创，这个消息被掩盖了，阿斯奎斯向斯坦利小姐抱怨说，这种保密行为“相当幼稚……这样做绝对骗不了德国人，无疑，他们很清楚自己击中并且击伤了‘雄狮’号，当真相大白的时候，英国民众会义正词言地说，我们没有以开诚布公的态度对待他们”。[184]海军部在三天后的一份简短公报中承认“雄狮”号受创。然而，直到几年后，西线的真实生死报道才走近英国报纸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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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向巴黎进发，冲过兰斯和埃佩尔奈的香槟镇，军事形势继续恶化。报纸刊登了德军越过边界、进入法国的地图和巴黎周围要塞的示意图（从这些示意图可以衡量事态的严重程度），以及英军正从里尔和亚眠撤离的消息。9月2日，来自西线的第一份伤亡名单又加剧了这些如雪崩一般的坏消息，该名单显示有188名军官和4939名士兵死亡、受伤或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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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适时发表了一篇社论，呼吁英国人坚称自己的文明要优于野蛮的匈人，在这篇社论的同一页还刊登了大英博物馆印刷图书部的管理员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的一首诗。作为一名诗人，他的声誉足以使他在1913年有机会获得桂冠诗人的称号，但最终，这一称号却被布里吉斯（Bridges）获得。他的诗歌《谨献给阵亡将士》（For the Fallen）是为了回应第一波重大伤亡而作，这首诗将渗入英国人的国民意识，尤其是下面的四行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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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永远不会变老，而我们这些留下来的终将日渐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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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不会使他们厌烦，岁月不会留下沧桑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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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太阳落下，每当清晨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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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会想起他们。[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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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阿斯奎斯听说俄军在东普鲁士被德军击退了：指望沙皇的军队击溃所有先头部队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就像指望比利时的防御工事坚不可摧一样。这就是坦嫩贝格战役，情况比伦敦意识到的还要糟糕。保罗·冯·兴登堡[186]的第八集团军摧毁了俄国第二集团军，造成3万人死亡、失踪，4万人受伤，9.2万人被俘，约500门重炮被毁：后来，这支军队又击溃了俄国第一集团军，使俄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基本上无能为力。然而，奥军在伦贝格吃了败仗的消息很快传来，在那里，俄军造成奥军32.4万人受伤、死亡，俘虏了10万人，击溃了奥匈帝国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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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线传来了更坏的消息。9月6日，邮局以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名义印发的每周公报提到，在战争的第一次行动中，有1.5万人死亡、受伤或失踪，并报告说英国远征军现在位于马恩河以南。兰斯陷落了，巴黎成为德国的目标。政府将公布伤亡人员名单的时间推迟到通知其近亲之后，但这次公布的消息证实了英国为战斗付出的代价，并引发了对德国军队更胜一筹的担忧。9月8日，阿斯奎斯宣读了英国驻布加勒斯特使团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德皇曾告诉罗马尼亚国王，“位于法国的德军将在20天内击溃英法联军……然后，他将留下50万德军占领法国，并将‘注意力转向’俄国。咱们拭目以待吧”。[187]8月底，当比利时难民抵达巴黎时，一些巴黎人开始自发地向更南的地方撤离，政府撤退至波尔多。否则，随着德军穿过法国北部向他们逼近，而英国远征军尚未站稳脚跟，这座城市就要像1870年那样准备应对一场漫长的围攻了。法国人预计德军将向大海进发，而布洛涅[188]需要做好应对准备：并且英国政府知道，一旦德军到达那里，他们距离英国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为了保卫安特卫普，比军要求并得到了2000万发子弹，这加剧了人们对枪支和弹药供应的担忧。无论是基钦纳还是任何其他人都没有预见到，上演的会是夹带频繁炮击的持续不断的堑壕战，而不是断断续续的大型战役。因此，没有人预见到弹药的消耗速度会如此之快。到了春天的时候，这将产生严重的军事和政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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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火车从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开来时，大批伤员或步行或躺在担架上陆续抵达站台，这成了伦敦火车站的常见景象。为了帮助他们，大量年轻女性——约4.7万人——加入了志愿救护队，为玛丽王后的帝国护理部队的专业护士提供帮助，到了1918年，专业护士的人数从700人增加到1.36万人。[189]在公布第一批伤亡人员名单的那天下午，国王和王后主动到白金汉宫附近的一家医院探望了伤员，这是众多此类探视中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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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名军官阵亡时，他的家人最先从陆军部发来的电报中获悉消息，电报上印有如下刻板话语：“非常遗憾地通知您，（姓名）于（日期）在行动中阵亡。基钦纳勋爵向您表达深切的同情。”几天后，国王和王后发来电报：“您的儿子为国捐躯，国王和王后对您和军队所遭受的损失深感遗憾，并对您的不幸深表同情。”对于士官和其他军衔的军士，通知是使用信件发送的，有时会附上阵亡将士的排长写的信作为引言。这是一个严酷、凄凉的通知，成千上万的家庭将熟悉它们，它们的到来将使众多家庭提心吊胆。政府做出不遣返尸体的决定，部分原因是许多尸体被严重肢解、造成无法挽救的残缺或无法辨认。在一个习惯了丧葬仪式的文化里，不能埋葬尸体是一种混乱不堪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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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前线的晦暗消息导致了新一轮的募兵潮。在伦敦郡本土防卫军主席伊舍的呼吁下，仅9月1日就有超过4000人加入了伦敦的本土防卫军；1488人加入了伯明翰的本土防卫军，并且全国有3万人在该日应征入伍；9月2日，有同样数量的人应征入伍。[190]当正规军在法国作战时，现有的本土防卫军正在进行艰苦的训练，或者被派去守卫码头、要塞、铁路和军火库：然而，下一波浪潮是募集参加海外服役的士兵。军队迫切需要海外服役的士兵，用于接替伤亡的“老不齿”——这是参加战争的正规军战前给自己起的绰号，用来嘲笑德皇的一句话，德皇曾说，英国正在派遣“弗伦奇将军那支不齿的小部队”去打德国人。[191]小镇里到处都是身穿卡其色军装的人：虽然他们纪律严明，但基督教男青年协会还是在350个地点设立了分会，以便劝诫本土防卫军，并通过提供“廉价的无酒精饮料、桌上游戏、唱歌和健康的娱乐活动”，设法使他们远离妇女和酒精的诱惑。[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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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兵的大量涌入造成了各种实际问题。当时根本没有足够的老兵来训练新兵，在找到人来教这些新兵如何与敌人交战，如何使用他们最终将得到的武器之前，他们通常需要进行数周的训练或行军，以达到强健体魄的目的。陆军部同意，在士兵们等待训练和等待入住营房期间，每天向他们支付3先令，以便他们可以将钱寄回家，这让基钦纳大为恼火：在这件事情上，阿斯奎斯否决了基钦纳的提议。本土防卫军和新兵被安置在训练营地附近的平民家中，这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寻找或创建空余的房间。安置过程由不得民众的意愿，而那些拒绝合作的人需要服从严格的军事纪律。为了应付如此庞大的数字，陆军部花了一些时间。9月9日，南部蒙茅斯郡的议员、少将艾弗·赫伯特（Ivor Herbert）爵士在下院发言，将这种情况归咎于“陆军部缺乏合理的预见性”。[193]他声称，由于军营过于拥挤，那些入伍三年或在战时入伍的士兵被列入了后备役，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此举是违反合同的。更糟糕的是，在政府知道征召士兵是非常重要的时候，以及在这个国家被蒙斯战役搞得仍然迷迷糊糊的时候，新兵们“被送回他们的家乡，散布官方无能和管理不善的消息”。[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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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些士兵是住在营地还是住在平民家中，都没有适当的制度来确保他们获付工资；更令人感到侮辱的是，那些放弃工作但被暂时列入后备役的人，每天只能按照后备役的标准获得6便士的工资。住在营地里的士兵发现食物不足，几乎没有厕所或洗涤用品。有些士兵不能住在营地里，他们被迫与流浪汉同住一间旅馆，饱受虱子的侵扰。有些人宁愿睡在外面，而且不愿盖毯子，因为毯子上也长满了虱子。赫伯特问，为什么想参军的人不能仅仅登记一下，然后回家继续他们的正常生活，直到军队能够妥善安置他们时再入伍。陆军部似乎认为，可以采用老办法来大规模征召50万名士兵，即“通过在街道的拐角处召集游荡者和流浪汉来招募士兵。这些人不知道，一直以来，那些主动站出来的人都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劳动者”。[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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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的姐夫杰克·坦南特（Jack Tennant）是陆军部的次官，他在下院向基钦纳汇报工作。他没有反驳赫伯特的说法，而是暗示说蒙茅斯郡的运气向来都不太好，这使得其他选区的议员（他们也发出了类似的抱怨）纷纷质问坦南特。他承认，“那些不得不负责招募如此庞大数目的士兵的人也只是普通人”。[196]事实证明，那些负责安置志愿兵并确保他们接受适当培训的地方官员力有未逮，此外，需要几周的时间，所有的事情才能顺利步入正轨。这些话没能安抚任何人，第二天，阿斯奎斯谈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截至前一天晚上，共有43.9万人加入了基钦纳的军队。参军人数达到最高纪录的一天是9月3日，该日有33204人应征入伍，仅在曼彻斯特就有2151人参军。[197]地方协会被要求帮助提供新兵，而且它们一般都会这样做。政府正在建立训练中心，以缓解“拥挤”。[198]阿斯奎斯发现郡议会和市政当局拥有许多建筑物和房产——学校、市政厅等——这些可以被用于安置和培训新兵。他的告诫唤醒官场意识到这是一场全面战争，这场战争的规模在英国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在一个世纪前拿破仑的威胁达到顶峰时，英国也没有发生这种规模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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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和政府最担心的是，公众将目睹国家无力妥善处置新的战斗力量，以及在“老不齿”被击溃时人们将停止争当志愿兵。他一边盯着记者席，一边告诉议员：“我们都知道，爱国主义精神总是——当然，现在更加重视和热衷于这种精神——激励着社会的各个阶层，我完全相信，如果他们相信国家确实需要他们服役，并在适当的时候向他们提供足够的训练和装备，那么他们将愿意忍受目前的困难和不适。”[199]他证实，一旦实现了征召50万名新兵的最初目标，国家将再招募50万人，以建立一支超过120万人的军队。这需要再次对资金问题进行投票，而下院几天内就进行了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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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的故事充斥报端的时候，一些蜂拥着应征的人暂时继续过着平民生活，而这有时候使他们成了英国国内不愉快场景的无辜受害者。几乎就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退休的皇家海军中国区舰队的副指挥官、海军中将查尔斯·库珀·彭罗斯·菲茨杰拉德（Charles Cooper Penrose-Fitzgerald）组建了一个白羽协会。该协会怂恿女性给达到服役年龄、穿着便服的男性一根白色的羽毛——这个传统的标识给这些男人打上了“逃避责任者”或“懦夫”的烙印。海军中将向福克斯顿的30名妇女提供了大量的白色羽毛，让她们合理分发。尽管这种当面羞辱缺乏男子气概的人的做法非常粗俗且不正当，但十分有效，并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这让那些已经应征却发现自己遭到女性责难的人感到非常气愤（尽管许多女性觉得这种活动很可怕）。议员们请求向男士们发放徽章，让他们把徽章戴在纽扣孔上，以表明他们已经应征入伍。坦南特答应考虑这个主意。公众向那些显而易见的新兵给予了大力支持，但这种支持并不总是受欢迎的。10月下旬，基钦纳敦促平民不要在酒吧为士兵买酒来表达感激之情，因为只有“通过努力工作和严格的节制，他们才能保持强健的体魄”，才能完成他们的任务。他敦促在士兵密集的地区成立委员会来监督和执行这些要求，但没有证据表明公众把这些要求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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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当阿斯奎斯去奥尔德肖特视察军事准备工作时，传来了英国远征军将德军赶回马恩河并向兰斯进发的好消息，他发现，“所有的街道和小路都挤满了基钦纳的新军——有些人穿着卡其布制服，但绝大多数人穿着伦敦东区的服装四处游荡，这样的聚集场景是非常少见的”。[200]他目睹了等待训练的军团，到那时止，已有21.3万名士兵和5.7万匹马被派往法国。[201]不久后，弹药短缺的问题便显现出来，军靴和军服短缺的问题也相应出现。很快，陆军部的采购主管就被撤换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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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对那些负责指挥战事的人产生了巨大影响。9月2日，阿斯奎斯夫人说，格雷“几乎要崩溃了”，他的同僚们都感到压力重重，但据她的丈夫说，丘吉尔是“内阁中唯一快乐的人……”。[202]比阿特丽斯·韦伯和丈夫西德尼曾在8月28日与格雷共进晚餐，她觉得格雷“很痛苦……他过于敏感地认为自己对没能阻止战争负有个人责任”。[203]不过，丘吉尔也不像阿斯奎斯夫人认为的那样镇定。他渴望发动一次海军进攻，以便把德军赶出去，但他的顾问们都不同意，这使他大为恼火。包括海军部士兵在内的军人发现，如果他们提出丘吉尔不同意的意见，那么丘吉尔一定不会再征求他们的意见。“我无法忍受这些反对我的人，”他对参谋A. H.奥利沃特（A. H. Ollivant）中校说道。[204]然而，这没能增加他们对他的尊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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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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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阿斯奎斯在伦敦市政厅发表了关于英国各组成部分的四篇演说中的第一篇，旨在证明宣战是正当的。劳和贝尔福都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以示支持，坎特伯雷大主教向他授予了属灵权柄[205]。阿斯奎斯的计划（随后将在加的夫、爱丁堡和都柏林发表演讲）是这样设想的：在去都柏林的路上，他可能会在北威尔士停留，顺道在斯坦利小姐家人的房子（这座房子位于安格尔西岛的彭罗斯）里和她会面。不管借口是什么，这个演讲都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在《泰晤士报》所称的“教育运动”中实现全国范围内的露面。在市政厅，他说这场战争是“强权与公理之间的血腥仲裁”。他还补充说，如果英国不参战——无论是“出于胆怯、扭曲的算计、自身利益，还是出于荣誉感和责任感上的麻木”——都将使英国“背弃承诺，对朋友不忠”。[206]“当今世界面临的无穷无尽的苦难”，责任全在于德国；他赞扬了帝国大有可为的人才和他们给予的支持，特别提到了印度；他让人们回想起与拿破仑的作战，并引用了皮特的话；他恳请更多的人志愿参军。这场演讲是对公众开放的，听众超过了市政厅可以容纳的人数。演讲结束时，一个新招募的军士在外面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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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分歧继续被掩埋。政府宣布，在此期间将不会举行有争议的补选（随着爱尔兰新芬党的崛起，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任何政党均可以提名其前任议员的继任人。由于欧洲正受到“军事专制”的威胁，工党（其领导人一直反对战争）公开宣布支持与德国作战的决定。该党要求国家为来自工人阶级的参军士兵的家庭提供适当资助。此时，政府的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将在全国各地巡游，要求对德国进行更加猛烈的抗击。自称从1912年初开始流亡巴黎、令伦敦警察厅鞭长莫及的克丽斯特贝尔·潘克赫斯特宣布，她将于9月8日在皇家歌剧院发表首次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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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阿斯奎斯在爱丁堡向“时而深深沉默、时而狂野热情”的民众发表了第二次“全国”演讲。[207]同一天，在伦敦女王大厅发表的演讲中，劳合·乔治戏剧性地证实了他最近对战争涌现出来的热情。“一直以来，我们都过得太舒适，太懒散了——很多人也许非常自私，”他说，“命运的粗暴之手正驱使我们，使我们站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维系一个国家伟大永恒的东西——我们已经忘却的荣誉、职责、爱国主义，以及裹藏在白色光辉中的牺牲的峰巅，它像一只粗糙的手指直指苍穹。”[208]英国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被屏蔽的山谷里”。正如杰拉德·德格鲁特（Gerard DeGroot）描述的那样，我们要传达的信息是，“我们不是为新事物战斗，而是为光荣而古老的事物战斗”。[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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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那时，德国U艇一天内在北海击沉了三艘巡洋舰，这进一步打击了士气，因为潜艇战似乎威胁到皇家海军所谓的无敌和获胜的必然性。消息传出时，汉基正在唐宁街吃午餐，他说：“我不记得，在战争的这一阶段还有哪些事件能像今天的事件这样导致如此沮丧的气氛。”在刊登“霍格”号（48人丧生）、“克雷西”号（560人丧生）和“阿布基尔”号（527人丧生）的伤亡名单时，《泰晤士报》用了整整一页的小字来列出他们的名字。在接下来的一页中，几乎用了半页来列载英国远征军的阵亡人员。海军的损失令人惋惜，但战前组建的正规军正在遭到摧毁。10月4日，圣保罗大教堂的主教威廉·英奇（William Inge）——由于初期的悲观主义情绪，他后来获得“悲观院长”的绰号——在坦普尔教堂的一次集会上警告说，这场战争将改变英国的国民性格，因为由于这场战争，英国将“面对丧亲之痛、贫困，并失去曾经坚信不疑的100多年来包裹我们的安全感”。[210]不过，他确实希望能够恢复民族自尊，并希望这次危机能够促使人们理智地看待最近几年的政治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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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的下一场演讲在都柏林举行，民族主义党人和统一党人也参加了演讲。他支持雷德蒙关于派遣爱尔兰旅的呼吁——事实上，他说希望看到一支爱尔兰军团。《泰晤士报》报道说，“阿斯奎斯先生在爱尔兰的募兵呼吁没能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211]在接下来的一周，他来到了加的夫，此前不久，劳合·乔治在该市招募了一支5万人的强大的威尔士军团。此时（即10月初），安特卫普遭到了德军的攻击，比军告诉伦敦，他们将撤离这座城市。丘吉尔身负使命，前去会见比利时国王和他的大臣们，“试图给他们打气”。[212]丘吉尔——极不情愿回国——成功说服他们不要撤退到奥斯坦德，但不得不承诺英国将提供进一步的援助，尽管英国远征军已经寡不敌众，并超出了承受能力。令他的顾问们恼火的是，他决心插手战事，他提议利用驻守保护海军基地的士兵和一些新兵（印度士兵将接替他们的职责）来组建皇家海军分队，并建议将他们派往安特卫普。基钦纳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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