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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The Times，4 March 1915，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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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The Times，5 March 1915，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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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The Times，5 March 1915，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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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The Times，6 March 1915，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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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The Times，20 May 1915，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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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The Times，22 May 1915，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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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Asquith，Diary：Margot Asquith’s Great War Diary 1914-1916：The View from Down-ing Street，edited by Michael and Eleanor Broc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41.如需了解这些苦难的详细叙述，请参阅Heffer，AD：The Age of Decadence：Britain 1880 to 1914，by Simon Heffer （Random House，2017）.，Chapters 14 to 18 pas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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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第三章 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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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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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国王召开了新的议会会议，御前宣言只涉及一个主题：“继续我们所参与的战争，以取得胜利。”[1]不管三个月前人们是怎么想的，如今，两支军队在法国和佛兰德斯[2]深挖堑壕，而预期中的海战（以及英国迅速取得胜利）仍然遥遥无期，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这场战争将会持续很长时间。《泰晤士报》报道说，国王“慎重、严肃地”发表了演讲，“演讲内容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3]王后和在场的许多贵族夫人都穿着黑色或紫色的衣服，以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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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劳合·乔治提出了紧急战争预算，旨在应对旷日持久的战争。在此之前，他通知说，将向下院提交2.25亿英镑的新的未规定具体内容的预算数字。正如他所说，报纸低估了战争的成本，在他宣布新的未规定具体内容的预算数字之前，“公众……对战争大业的成本毫无概念”。[4]当时英国有200万人服役，预计几个月内还会再增加100万人，而且“我们还养着一支庞大的海军”。[5]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军属津贴“更加慷慨”，在另外一百万人入伍后，政府每年在军属津贴上的开销将达到6500万英镑。战前，政府估计公共支出将达到近2.07亿英镑，即便如此，仍将有1100万英镑的缺口。预计该年的额外战争支出为3.28亿英镑，因此，英国面临着有史以来开销最大的一年，它不得不从某个地方筹集近3.4亿英镑。布尔战争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花费了2.11亿英镑：预计这场战争的第一年就将至少花费4.5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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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征税来筹集全部款项是“不可能的”，但是，未能“征收税费和重税”将背离在迄今为止的每一场战争中所采取的政策，并将破坏英国的财务稳健。[6]在拿破仑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中，超过一半的支出是使用贷款支付的，剩下的来自税收。对于那些工资较低的群体，皮特（Pitt）和格莱斯顿按财富比例增税，如果劳合·乔治照搬这个举措，那么政府根本不需要借贷。这不仅仅是因为纳税人——劳合·乔治指出，为了筹集资金，可以对很多东西征税，而不仅仅是收入——意识到了自己对国家的责任，他们也意识到自己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他们不想让后代背上需要支付利息的巨额债务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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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前年度来说，他需要找到1600万英镑，第二年需要找到5000万英镑，才能弥补收入损失和支付贷款利息。此外，在战争爆发前直接或间接做出税收贡献的200万人，一年后也许会在海外服役，并且也许不再纳税。借钱来支付这些费用将“让财政账面变得极度不光彩”。[7]他为增税提出了另一个理由，那就是大部分额外的政府开支——可能是五分之四——将在英国产生，这将对工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此，征收高额税费才是明智的做法。他预计战后将会有一个复兴计划。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将会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先见之明的评估。因此，所有可以通过税收来筹集的钱都应该这样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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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议将每英镑的个人所得税提高一倍，从1先令3便士增加到2先令6便士。与烈性酒相比，啤酒的税率很低（相对于其酒精浓度而言），因此，他提议每半品脱啤酒加收半便士的税费，他通过调查研究得知，这是通常喝的量。他宣称：“一个人每喝半品脱酒，就会为战事的继续进行做出贡献。”这实际上是把喝酒变成了爱国行为。他承认，1909年烈性酒的税率大幅提高导致财政部损失了一大笔钱，因为这降低了消费，并严重打击了酒商。因此，他不会增加此类税率，但是，他将对每磅茶叶收取3便士的税费，他预计一年能筹集320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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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无法弥补额外的支出——他估计增税后仍有3.21亿英镑的“缺口”——因此，他宣布了战争贷款。[8]政府将发行一种息率为3.5%的债券，可以在1928年3月1日赎回，或者经提前三个月通知后，在1925年3月1日之后赎回（前提是该时期恰好是低息借款时期）。由于预计政府将会推出这样一笔贷款，机构和个人出资了1亿英镑，并且政府将立刻发布招股说明书，以便筹集总额为3.5亿英镑的资金。为了证明此举是正当合理的，他说：“这是一笔贷款，用来帮助这个国家为生死存亡而进行的战争，为了让我们拥有的一切债券升值而进行的战争。胜利意味着升值，失败意味着贬值。这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大不列颠的信用在市场上仍然是最好的，而且在这场战争结束后，它将是一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的投资。再也不会有关于大英帝国衰落和垮台的信口胡说和恶意言论。”[9]他说，对于那些年纪太大或病得太重而无法上战场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为战斗做出贡献的绝佳方式。在一次几乎没有党派之分的演讲中，影子大臣[10]奥斯丁·张伯伦支持了他的提议，尤其是关于贷款的建议。第二天，下院开始考虑为军人、家属、寡妇提供适当的财政支持，并为那些因受伤而不能工作的人提供慷慨的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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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劳合·乔治用尽了聪明才智，但英国作为一个庞大的债务国的角色还是开始了，并将无限期地扮演这个角色。由于一些盟友的信用状况不确定，英国一直在借钱（主要是向美国借）以便贷款给它们，但英国须对这些债务负责，这使英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后来，俄国在革命后以及在与同盟国缔结单边和平条约后违约，这产生了非常可怕的经济后果。还有其他国家（例如该年秋天的罗马尼亚），它们在拒绝了德国的提议后，要求英国作为盟国向它们提供资金。正如贝尔福在12月告诉作战委员会的那样：“如果我们要成为许多国家的司库和万能的资金提供者，我们必须维持良好的经济状况。”由于预计战争将持续数年，随着更多的男性被征召入伍，即使女性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岗位，经济也将因为他们的离开而遭到削弱。这种紧张局面将在1915年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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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战火烧到了英国本土。德国海军对英格兰最东端的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发动了一次突袭——按照审查员的命令，英国报纸没有进行报道。这次突袭似乎印证了基钦纳的观点，即德国正在对英国发动侵略战争，不仅在欧洲大陆，也在英国本土，英国需要在北海南部部署更多船舰。德军向该镇发射了炮弹，但炮弹落在了海里，这既恐吓了居民，又为德国的另一次布雷行动提供了掩护。然而，与此同时，来自南大西洋的消息称，英国在科罗内尔海战[11]中损失了船舰，这导致一些本来要去东海岸的增援部队被派往科罗内尔，并导致了1914年12月在福克兰群岛与德国海军中将格拉夫·冯·斯佩（Graf von Spee）率领的德国东亚舰队开战。虽然德国公海舰队直到1916年5月才出现在日德兰半岛，并且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但阿斯奎斯对大雅茅斯的袭击感到局促不安，对科罗内尔海战感到愤怒。他告诉斯坦利小姐，指挥第四舰队的海军少将克里斯托弗·克拉多克（Christopher Cradock）爵士并没有随“好望角”号一同“沉没”，“他应当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12]这种想法极度不公平，也表明阿斯奎斯的消息不灵通。即使自己的部队处于极大的劣势，克拉多克仍与敌人交战，而且表现得极为英勇，在被击沉前的三天，他曾请求增援，但被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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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拂晓，德军对斯卡伯勒、哈特尔普尔和惠特比发动了一轮更加恶劣的突袭，这又一次证明了丘吉尔的轻浮，也表明他不明白，他那夸夸其谈的措辞并不总是恰当的。和大雅茅斯突袭一样，这次突袭也是为布雷作掩护，但这一次炮弹并没有全部落入海里。根据当时的官方数字，轰炸从上午8点刚过开始，一直持续到上午8点50分，这三个城镇有137人死亡，360人受伤（后来修改为455人）。后来，汉基声称，仅哈特尔普尔就有86人死亡，426人受伤。[13]当时没有建造防空洞的计划，当晚陆军部通告说，西哈特尔普尔的民众“都挤在街头，大约有22人死亡，50人受伤”。[14]不过，报告说，这三个城镇“完全没有恐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可能会增加伤亡人数，因为人们在袭击期间选择不躲起来。许多房屋被毁，哈特尔普尔的三座教堂和煤气厂遭到袭击。在惠特比，修道院的残存部分遭到破坏，斯卡伯勒的一座教堂和一家医院被毁，大饭店也遭到破坏。在恢复秩序后，哈特尔普尔市长发布公告，建议民众待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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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军舰行驶在距离海岸10英里到12英里的地方。官方报道称，皇家海军追击它们，但在大雾中追丢，并且未能击沉它们。看来派去追击的船舰根本不够快。根据1907年在海牙会议上达成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斯卡伯勒和惠特比是没有设防的城镇，因此，这些突袭是非法的。丘吉尔失言了，他给斯卡伯勒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中总结道：“不管德国海军今后取得什么样的战功，当水手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都将给他们的军官和士兵打上斯卡伯勒婴儿杀手的烙印。”[15]阿斯奎斯夫人被他的语气激怒了，“因为在战争时期，人们无法忍受的东西就是煽动性言论”。她的丈夫表示同意，认为这封信“太老套了，内容是一大堆廉价的空谈言论，夹杂着愤怒的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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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众似乎站在了丘吉尔的一边，这些突袭激起了反抗和愤怒，报纸要求知道为什么伤亡人数如此之高。长期以来，《泰晤士报》一直呼吁制定一套详细的方案，以指导平民如何保护自己，它斥责政府“以零敲碎打和偷偷摸摸的方式处理这件事”。[16]当局按照《保卫王国法案》将敌国侨民从被袭城镇转移到30英里外的内陆，在对个别情况进行调查后才允许一些人返回。尽管如此，东海岸还是暴露出其脆弱性。12月21日，多佛的海军码头显然成了盘旋在英格兰上空的一架飞机的第一次轰炸目标，当时一架飞机在附近海域投下了两枚炸弹，12月29日，人们在英国海岸的上空发现了第一艘齐柏林飞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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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认为德国可能会为了试图打破欧洲大陆的僵局而入侵英国，但除了早先向沿海各郡的首席治安长官下达的命令外，政府在推进正式的本土防御工作方面几乎毫无作为，这是不合逻辑的。与沿海各郡接壤的其他郡没有收到任何指示，即使敌人登陆后几乎肯定会到达这些郡。在上院的压力下，上院的自由党领袖克鲁被迫承认，这些计划已经被修改，而且可能会遭到进一步的修改。不过，他表示，向各个郡发布指示，或者让每个郡都有一名本土防卫协调员，这是“不可取的”。[17]寇松将此番言论视作克鲁的高傲自满，并被此激怒。他说：“12月16日早上8点，斯卡伯勒的无辜百姓走上街头，他们没有时间去找警察，也没有时间询问紧急委员会主席的地址。”[18]他希望发布的紧急指令能让所有人都看到并了解，而不是在某个特定群体中保密。他还批评志愿兵训练军团——由超过服役年龄的男士组成的团体，目的是鼓动他们的干劲——缺乏协调，认为该军团在紧急情况下将“毫无用处”。[19]在斯卡伯勒，火车站已经被想要逃离的人群包围：寇松担心，一旦发生猛烈的袭击，这里将会发生“踩踏事件”，并指责政府没有制定应急运输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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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齐柏林飞艇带着致敌于死命的意图再次出现。从晚上8点20分开始，炸弹——据说是从那天下午在荷兰海岸发现的三艘飞艇上扔下的——对大雅茅斯进行了10分钟的轰炸。市政当局立即关闭了路灯，与斯卡伯勒和哈特尔普尔的突袭不同，在这次突袭期间，人们待在家中。东海岸实行了实验性灯火管制。飞艇继续轰炸克罗默、谢林汉姆，并于晚上11点轰炸了金斯林（King’s Lynn）。这次轰炸造成四人死亡——金斯林的一名鞋匠和一名老太太，大雅茅斯的一名14岁男孩和一名26岁的士兵遗孀。一名婴儿和一名休班士兵受伤。随着间谍热笼罩着全国，有传言称，一辆装有闪光灯的汽车引导着飞艇。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这辆车属于国王的家庭牧师，他要去桑德林汉姆的教区。那天早上，王室回到了伦敦。齐柏林飞艇并不是故意瞄准克罗默和金斯林的，它们在亨伯河上寻找工业厂房，但在大雾中迷失了方向，并在它们看到的第一个城区投下了炸弹。突袭使沿海各郡的当局惊慌失措。在伦敦，所有的临时警察都被召集起来执行防空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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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所料，人们对突袭感到愤怒。“德国政府和德国人民已经以一百种方式向全世界表明，他们随时准备实施任何暴行，并且不打算遵守上帝或人类的任何法律，”《泰晤士报》宣称。[20]“他们对弱者和无助的人实行了无情和不人道的毁灭。”该报称，这种暴行——是“一千年来世界上从未发生过的”——将在更大范围内继续，但它说英国不应该报复，而是应当集中精力打败德国军队，赢得战争。德国人的这种“兽性”表现应该不足为奇：威尔斯在他1908年的小说《太空战》（The War in The Air）中预言了这一点，书中展示了大后方和军事前线是怎样合二为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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