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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货币供应量的巨大增加，这是由于商业中断导致（不仅英国，而且世界各地的）纸币发行过多而引起的。2月22日，在回应将部分纸币退出流通的请求时，英国财政部财务秘书弗朗西斯·阿克兰（Francis Acland）对下院说道，“没有出现货币贬值”，这是胡说八道。[25]战前，流通中的大额纸币有2800万英镑：到了1915年2月，流通中的大额纸币为8700万英镑，其中大部分是10先令和1英镑的纸币，它们取代了1/2索维林和1索维林——这些金币要么由银行留存，要么被囤积起来，要么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但是，随着纸币加上黄金的总数超过了1914年8月之前的水平，货币的总供应量增加了。阿克兰确认，持有纸币的任何人都可以在英格兰银行随意兑换黄金，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那么随着这个国家的黄金储备被耗尽，经济将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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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冬天，政府一直都在处理劳工纠纷。食物价格以不可阻挡的速度继续上涨，这刺激着人们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伦敦码头工人要求每小时增加2便士的工资，但码头老板的代表拒绝满足他们的要求，直到贸易委员会施压。此外，人们还威胁要罢工。1915年2月，克莱德（Clyde）造船厂的工程师们因工资问题罢工，其他造船厂也出现了难以掌控的局面。政府的造船委员会宣布，向计件工人发放10%的奖金，或者向与政府签订合同的领薪员工每周发放4先令6便士的工资。工会希望的数字是15%的奖金和6先令的工资，但它妥协了，接受了这个较低的数字。但是，这没能安抚克莱德赛德（Clydeside）造船厂的工人们，由于食物和煤炭的价格上涨，他们希望每小时能多增加2便士。他们将罢工委员会重新命名为“退出工作”委员会，最终，他们同意重返工作岗位，但在回到工作岗位后，他们拒绝加班，而且在上班时，他们设法尽量少干点。[26]《泰晤士报》援引一名技工的话说，他们的行动导致弹药短缺，他对此感到抱歉，但是，“我们认为，每小时增加2便士要比军队的弹药重要得多”。在整个战争期间，克莱德赛德造船厂都令政府感到恼怒，克莱德赛德成了具有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工党的根据地，该党把战争视为扼杀资本主义的机会，并利用它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为普通工人（而非为了获得意识形态上的满足感）取得的成就，是极具争议的。报纸报道说，虽然这不是大多数人的观点，并且工会敦促人们恢复正常工作，但这种情绪煽动了公众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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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当内阁讨论劳资纠纷的形势时，阿斯奎斯感到不安，他指示丘吉尔和劳合·乔治从对不爱国的工人采取制裁措施的角度争相提出建议，包括“进行强制劳动和实行军法管制”。[27]随着法国形势的恶化，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劳工士气的崩溃和社会的分裂。然而，由于审查制度，公众对战争的真实状况、弹药的短缺以及军队对工业生产的巨大依赖一无所知，包括那些罢工工人，他们几乎肯定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造成的损害。这样一个虚幻的世界是不可持续的。《泰晤士报》不断抱怨审查制度，甚至建议把一群群的工人带到堑壕里，让他们亲眼看看，而不是在这里“为钱争吵”。[28]到了3月初，克莱德造船厂的工作逐渐恢复正常，主要原因是罢工工人家庭的钱快用完了，但是，伦敦码头工人和北安普顿制鞋工人的骚乱仍在继续，他们的工作中断可能会给战斗部队带来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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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王国法案》向政府赋予权力，让它接管了一家对战争至关重要的工厂，并迫使厂主和工人们继续进行生产。1915年3月出台的修正法案授权政府对不用于（但可能会被用于）战事的工厂进行控制。这个修正法案几乎没有遭到议会的反对。诚然，阿斯奎斯非常不愿意采取这样的措施，并且之前在北安普顿达成的重返工作岗位的协议排除了采取此类措施的必要性。然而，在加薪20%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东北铁路发生了罢工；此外，2000名苏格兰钢铁工人要求加薪25%，4000名高炉工人要求加薪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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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之所以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人物，并不是因为他对金融的了解，而是因为他可以与工会建立融洽的关系。煤炭行业的问题是如此棘手，以至于英国的矿工联合会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加薪要求，这场会议变成了于3月17日至19日在财政部与财政大臣举行的为期三天的会议。不管国家的形势多么危险，一些工人无意做出牺牲，而物价上涨使得许多本来家境就很殷实的人生活富足，导致工人们认为这些人借此发家致富。尽管如此，会议的结果是工会（矿工联合会的34个工会）达成了一项协议（被称为“财政部协议”），愿意接受仲裁，而不是继续罢工。还达成了一项严格的谅解，即新的工作规程只适用于战争期间。更有争议的是，政府承诺工会在军需工业的管理上拥有发言权，而且利润将受到限制——这符合政府的目的，因为买单的是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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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社会的变化比人们想象的要缓慢得多。人们仍然反对女性从事男性的工作，因此，人们宁愿让男学生在田里劳作，也不愿让大量失业妇女（这些妇女的业务因为战争受到打击）从事这种工作。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访问者——例如来自多伦多大学的阿尔弗雷德·瓦特（Alfred Watt）女士，她于3月4日在伦敦发表了关于荣誉联盟的演讲——谈到了在北美的农业劳作中随处都可以见到妇女，以及如何开发节省劳动力的家用设备，使得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地里工作。然而，就在她发表演讲的当天，有报道称，莱斯特郡计划向11岁或12岁的男孩发放许可证，允许他们在春季和夏季辍学到农场工作。牛津教区的主教给《泰晤士报》写信，称这样的政策是“一个灾难性的反动措施”，而且他在一份具有预见性的观察报告中指出，在士兵们休假回家后，他所在教区的乡村牧师们看到这些士兵模样的教区居民“因为服兵役和不错的伙食而有了很大的改善”，而且他们希望从战场上回来后能过上比干农活要好的生活。11岁的男孩们很可能要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一辈子，而他们的哥哥们（如果幸存下来的话）打算远离家乡。对于那些因为足够幸运而逢时逢地的人来说，战争开阔了他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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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平民将会习惯另一种匮乏，对酒的供应和买卖的限制。3月15日，基钦纳在上院发表了一份关于新沙佩勒战役（他将这场战役称为“瞩目的胜利”）的声明，他声称，由于地面积水严重，战斗仅限于堑壕战。要么是他没有意识到，无论天气如何，机动作战都是不可能的，要么是他认为没有理由把这个情况告诉更多的人。[29]在弹药方面，他说已经向工厂下达了“大量”订单，“绝大多数”工人都“忠心耿耿地迎难而上”。[30]但是，他报告说，生产工厂出现了人力短缺和延误，并且“由于缺勤、不守时、工作懒散，导致工厂的产量显著下降”。[31]他将此归罪于“饮酒的诱惑”和工会的限制性做法，并警告上院，除非军队新兵和军需品的供应得到改善，否则“这将会严重阻碍和延误”战事的进行。弹药短缺尤其让他感到“非常焦虑”。为了激励工人，他宣布削减雇主的利润，并在战争结束时颁发忠诚服务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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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钦纳一样，劳合·乔治也认为饮酒会限制军工厂的生产力。这正是政府向公众传达的信息，将军需工业表现不佳的部分责任推给醉醺醺的工人，而不是把责任集中在陆军部的身上，因为后者需要控制这个重要的行业。劳合·乔治的自由党选民（主要是非国教派）与禁酒运动密切相关，所以，对饮酒采取强硬路线对他个人是有帮助的，甚至在战争的早期，就已经有足够多的醉酒和旷工的报道来刺激政府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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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地方当局控制酒馆的营业时间，但此举只能在发生骚乱的情况下实施。1914年11月，由马尔博罗公爵夫人率领的代表团会见了内政大臣麦克纳，要求政府“立刻采取措施，以便处理女性饮酒人数不像样的增长”。[32]几位贵妇告诉内政大臣，她们认为——不清楚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开始喝酒的女人一般会在早上喝酒，所以，她们要求他禁止酒馆在中午之前开业。他告诉她们，他觉得自己无法就这样一项举措获得议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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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税收增加了，但在军工厂和与军火生产有关的其他工厂（如纺织厂和机械厂）里，工作时间延长了，这意味着可支配的收入有所增加。这些增加的收入大部分花在了饮酒上。不管怎样，统计数据确实证明，不仅是女性饮酒的情况增多，而且这种增多是在全国的总体饮酒量下降的情况下出现的，毫无疑问，这是因为目前众多男性受到军纪的约束，而女性正在从受到严密监督、薪酬微薄的家政服务行业进入工厂。在2月28日的班戈会议上，财政大臣说，“饮酒造成的损害……比所有德国潜艇加起来还要大”。[33]这个演讲不仅在酒饮行业，也在担心禁酒令的公众之中引起了巨大的不安。报界被告知，这次演讲是一次警告，而不是威胁，但是，劳合·乔治打算满足自由党长期以来的愿望，即控制托利党支持的酿酒业，同时声称这样做是出于爱国理由。问题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同时即不惹恼饮酒人士，又不损害财政部的收入，或者不会对私人企业进行不可接受的干预。阿斯奎斯夫人——她声称自己几乎滴酒不沾——“强烈反对这个举措，既对那些不喝酒的工人充满了同情，也对那些‘想要从可怜人的手中夺走啤酒’的人充满了愤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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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向国王——他私下里称国王为“我可怜的德国朋友”——建议，如果国王在战争期间放弃喝烈酒，并在所有王室宫殿里实行这个规定，那么全国将会效仿。[35]国王同意了：但凡有可能，他都会小心翼翼地做出爱国的姿态。在公共场合，他现在只穿军装或海军制服；他已经减少了自己的社交生活，放弃了外出就餐；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当粮食恐慌达到顶峰时，白金汉宫宣布，在此期间王室只吃普通的食物。王室做出牺牲的先例早已有之。他在日记中热情洋溢地写道：“我完全支持采取严厉的措施，并赞成在战争期间禁止饮酒。”[36]阿斯奎斯不打算戒酒，他为此感到不安。有传言说他是一个酒鬼，这种说法是基于对“酒鬼”这个词的宽泛定义：他确实大量饮酒，就像他那个时代和那个阶层的大多数人一样，而且他确实喝得太多，超过了妥善处理国家大事所需限定的理想水平。[37]随着压力的增加，他的酒精摄入量也增加了，同僚们偶尔发现他的体力衰退。1916年夏天加入内阁的克劳福德勋爵说，64岁的阿斯奎斯“表现出一副令人昏昏欲睡的样子——他的双手颤抖，双颊下垂”，“他的眼睛湿湿的，他的五官在神经质地抽搐”。[38]劳合·乔治告诉阿斯奎斯，他当然可以享有医疗费用豁免。丘吉尔也在通往这种状态的途中，他说，如果被迫戒酒，他也会向医生进行咨询。劳合·乔治被认为是一个绝对禁酒者，他在19岁的时候就签署了禁酒誓约，并且他高度依赖非国教派的支持。不过，他一生适度饮酒，而且他似乎认为敦促国王也发誓戒酒并没有任何虚伪之处，然而，作为一个已经发过誓的人，他却有组织、有计划地违背了不喝酒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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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大臣将自己置于这个国家的自我牺牲精神的最前沿，但他自身却没有做出太多的自我牺牲。他在演讲中说：“我们正在与德国、奥地利及喝酒作战，在我看来，在这三个致命的敌人中，最大的敌人是喝酒。”[39]卫理宗的循道会教堂的禁酒部非常喜欢这句话，于是制作了一幅海报，贴满全英国，以便宣传这句话。4月1日，报纸刊登了一封信，宣布国王、他的家人和王室将从4月6日起停止饮酒，直到战争结束。基钦纳宣布他也将效仿。劳合·乔治和麦克纳签署了禁酒誓约，英国国教也发出了“节制”饮酒的官方呼吁。英国首相的女儿伊丽莎白·阿斯奎斯（Elizabeth Asquith）在谈到基钦纳时说，“无论是战争开始时的撤退，还是新沙佩勒（战役），都不会像喝了3天的柠檬汁那样对他的精神造成严重影响”。[40]欧克·阿斯奎斯正在跟随皇家海军分队前往达达尼尔海峡，途中，他给父亲发了一封电报，上面写着：“据报道，戒酒的做法正在蔓延，这让我们既警惕又惊喜。愿您坚持到底。”[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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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过多久，国王开始方寸大乱，因为其他公众人物都没有真正以他为榜样，而且他对其他大臣没有效仿他的做法感到特别愤愤不平。他让斯坦福德汉告诉劳合·乔治推迟颁布禁酒令，但劳合·乔治告诉他不可能。随后，国王向阿斯奎斯夫人抱怨说，除非政府通过“关于这个问题的严厉立法”，否则他永远不打算戒酒。[42]他对劳合·乔治处理禁酒誓约的方式感到非常生气，恶语不断。一年多后，在向劳合·乔治的前任次官亚瑟·李（Arthur Lee）授予爵位时，国王对李说道，劳合·乔治“劝说他在战争期间戒酒，以作为表率，但不幸的是，公众没有回应，他感觉自己被愚弄了”。[43]在公共场合，大多数时候国王都无视这一誓约。国王偶尔会将酒精用于医疗目的，比如1915年的晚些时候，他在视察军队时从马上摔了下来并受了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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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劳合·乔治希望发布禁酒令——阿斯奎斯认为禁酒令会导致大罢工——但国王不答应。之后，他又寻找其他方法来控制酒的消费，他认为政府应该买下所有的酒馆，首相对这个建议“完全不认同”。[44]在那之后，他尝试大幅提高酒类税，但未能取得一致同意。而后，他想将酒饮行业国有化，以控制酒的生产和销售，这将花费纳税人2.5亿英镑。阿斯奎斯告诉斯坦利小姐：“我警告过他要小心行事，我认为国家垄断酒饮行业是政治上最危险的事情。”[45]然而，在听说了这个提议后，劳在4月7日给劳合·乔治写信，并说道，如果这样的措施被认为是“成功开展战事活动所必需的”，那么他的政党（该政党获得酿酒商和制酒商的资助）将会给予支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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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政府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控制饮酒。1915年5月中旬，政府颁布了《保卫王国法案》的修正案，允许政府在任何被认为是对生产或运输战争物资至关重要的地区对酒类的销售实施特别规定。政府还建立了一个中央酒类控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及其执行的政策在极大程度上减少了酗酒，被认为是战争期间实施的最有效的官僚主义行动。此外，酒类销售许可法——它是20世纪大众生活的祸根——诞生了，在执行这些法律的同时，委员会下令生产酒精浓度很低的啤酒，并限制外卖酒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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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禁酒运动的终点。在该年的暮春时节，劳合·乔治试图提高酒类税，这给政府带来了麻烦，要不是阿斯奎斯当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陷入了困境，他本可以摆脱这些麻烦的。4月29日，财政大臣在下院谈到了政府的饮酒政策，以及他对执行这项政策所负有的“令人困惑和不愉快的”的职责。[47]他声称，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众多因素中，饮酒排在第三位，排在劳工流动性和可用性限制，以及工会的限制性做法之后。他声称，多亏了《保卫王国法案》以及他与工人代表的谈判，另外两个因素已经得到了解决。现在只剩下饮酒了。一名海军上将报告说，在一家拥有135名装配工的造船厂，周一只有60人全天工作。在接下来的四天里，分别只有90人、86人、77人和103人前去上班；在和平时期，正常轮班期间的工时本应为7155小时，现在只有5664.5小时，损失了30%，况且现在并非和平时期，战争要求工人尽最大努力工作。[48]综观全国，在私营工厂和造船厂的每1000名工人中，就有493名工人的每周工作时间低于45小时，这是灾难性的：工资的上涨非但没有激励工人，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因为工资增加使得他们有更多的钱拿去喝酒，并减少了他们的加班需求。另一方面，根据劳合·乔治的说法，在皇家军工厂，男性每周工作长达80个小时，劳合·乔治未对此做出任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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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宣布将葡萄酒的税费增加三倍，并对高浓度啤酒征收附加税。他提议将烈酒税增加一倍。由于含气葡萄酒的税费从每加仑2先令6便士上调至15先令，使得一瓶上好香槟的价格将升至1英镑——事实上，啤酒价格的上涨之所以看起来不那么像一场类别之争，并不是因为泰恩赛德（Tyneside）造船厂的工人在酒类饮品方面做出的选择。“四便士麦芽酒”——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长期以来它的价格一直都是每夸脱4便士——的价格在第一次战争预算中曾上涨到每夸脱6便士，现在将升至8便士，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价格翻了一番。高浓度的啤酒（比如吉尼斯黑啤酒或巴斯啤酒）将会更贵。一瓶像样的红葡萄酒将从2先令6便士上涨到4先令，威士忌将从4先令6便士涨到7先令。更有争议的是，对于销售酒类将“有损于”当地工厂的产出或当地驻军健康的地区，政府将在这些地区关闭酒馆或者限制烈性酒和高浓度啤酒的销售，但政府将对生活因此受到损害的人给予补偿。[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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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工党的报纸《公民日报》（Daily Citizen）说，这篇演讲是“有史以来听到的对工人阶级的最全面控诉”，英国工人被描绘成“醉鬼……故意把自己的国家出卖给敌人”。[50]《泰晤士报》称，这让我们“不可避免地推断”，政府“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在诽谤整个工人阶级”。[51]该报声称，最喜欢喝酒的是临时工，而不是技术工人，并且只有在行情好时，他们才负担得起过量饮酒。但是，该报明白，在战争时期纵酒的后果可能非常可怕，因此，它支持对烈性酒征收重税，并支持对重要工厂高度集中的地区实施特别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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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的措施不仅激怒了工人阶级的权利保护者，还受到了统一党和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攻击。统一党除了与酿酒业有联系外，还认为他提出的对葡萄酒增税的建议损害了与英国结盟的法国出口商的利益。而爱尔兰民族主义党认为，该措施将威胁威士忌贸易和爱尔兰农民。雷德蒙谴责劳合·乔治的提议“实际上是要彻底摧毁爱尔兰的一个伟大行业”。[52]他说，劳合·乔治未能证明对爱尔兰实施这些措施是“必要的”。爱尔兰报界一致持敌对态度，并预测制酒厂、酿酒厂将关闭，并将发生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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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酒类征税计划的合理性进行证明，5月2日，政府发布了一份名为《糟糕时期船舶制造、军需和运输领域的报告和统计数据》的财政部白皮书。根据高级海军军官的调查，报告详细描述了位于泰恩和克莱德的各个造船厂因饮酒导致的延误。尽管统一党人和他们的报界支持者认为报告中的一些内容存在争议，但它确实暴露了造船厂的某些限制性做法，这种做法导致生产率如此低下。这就是“黑色班组”制度。工厂向组长支付班组工人的工资。如果组长身体不舒服（比如说因为酗酒），那么其余的人都不用工作。组长通常会带他的手下去酒吧，分付工资，然后每人买一杯酒。一个班组的人喝得烂醉如泥，这已经够糟糕的了，如果几个班组受到影响，那么损失将是巨大的。一位工厂检查员说，工资增加了，但工人们“还没有学会如何明智地支配他们的工资，这些钱大部分都被浪费掉了，因为除了喝酒，他们没有可以花钱的兴趣爱好，也没有可以花钱的地方”。[53]报告中还提到，监督船舰生产的官员提出请求，要求确保酒馆一直关闭到上午10点，因为在上班前，男人们会从大清早就开始喝酒，克莱德区的监管负责人甚至提倡禁止销售烈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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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商、制酒商和他们的政治客户发誓要抵制税收。下院必须进行投票表决，鉴于爱尔兰人的愤怒，这些税收能否通过还远未可知。都柏林发生了抗议活动，声称征税违背了尚未起作用的《爱尔兰自治法案》的精神。由于全球三分之一的香槟产自英国，以及英国失去了比利时和俄国等出口市场，劳合·乔治提议的额外税将产生毁灭性的潜在影响。波尔多也发生了强烈抗议。法国议会向法国外交部提出正式控告，并敦促它与伦敦讨论这个问题。澳大利亚也在抱怨，担心这会损害南澳的葡萄酒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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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舰队的指挥官杰利科也为支持征税的说法进行声援，他说，海军因为糟糕的工作习惯而处于危险之中。在听说克莱德的男人们拒绝在星期六和星期三的下午工作，并且星期三常常休息一整天后，他说，“无论如何，这些劳工方面的难题会延误我的驱逐舰的入坞和改装，而且花费的时间将是所需时间的两倍”。[54]杰利科的言论激怒了泰恩赛德的工人，他们将原因归咎于造船厂的老板未能重新分配商船上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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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支持是白费力气。5月4日，在公布预算（该预算不会进一步增加税收）之前，劳合·乔治安排向报界透露将削减税收的消息，这惹来了如洪水般的咒骂。政府将推迟提高啤酒税，并且将不会征收葡萄酒税——此类税收旨在证明征税并不是针对某个类别进行的。不过，劳合·乔治决心对烈性酒征税，而爱尔兰人坚决认为不应该征收此类税费。但是，在5月7日与酒饮行业进一步谈判后，所有的新税都取消了（在公布之前，阿斯奎斯夫人曾向她的丈夫预言过这些税将会被取消），但禁止出售酒龄低于三年的烈性酒——这些酒浓度更高、更便宜，因此工人们买得起——所有这些烈性酒将被强制放在仓库中。不过，政府建议对军工厂周围的酒类销售点进行控制，这个建议获得批准。据估计，由于获得含酒饮料的难度加大，到了1918年，酒的消费量减少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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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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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限制饮酒来提高生产率是一项有用的措施，但是，为了使重要的实业公司达到战时所需的产量，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大批男性参军，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了优秀女性如何为战争做出贡献；在很多情况下，此举需要打破根深蒂固的偏见。农民们仍然对女性是否有体力来承担农业劳动存有疑虑，他们更愿意雇佣因为年龄太小而不能参战的男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却因为对想要参军的公务员设置障碍而受到指责。很明显，女性可以接受与诸多公务员工作有关的培训，然而，《泰晤士报》报道称，“对于这些职位，人们对用女性代替男性是否切实可行表示怀疑”。[55]虽然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但各部门的领导仍然不愿意向女性开放哪怕是最初级的职位，很显然，这是怀疑她们能否在智力方面与男性基层官员旗鼓相当。尽管不久后政府将带头推动妇女在国有军工厂就业，但许多私营军火企业仅把雇佣妇女作为最后的手段。为了鼓励雇主们认识到女性可以接受培训，以便从事一项需要技能的工作，这样便可以让男性去参加战斗，政府发起了一场被称为“再教育”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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