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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工党的报纸《公民日报》（Daily Citizen）说，这篇演讲是“有史以来听到的对工人阶级的最全面控诉”，英国工人被描绘成“醉鬼……故意把自己的国家出卖给敌人”。[50]《泰晤士报》称，这让我们“不可避免地推断”，政府“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在诽谤整个工人阶级”。[51]该报声称，最喜欢喝酒的是临时工，而不是技术工人，并且只有在行情好时，他们才负担得起过量饮酒。但是，该报明白，在战争时期纵酒的后果可能非常可怕，因此，它支持对烈性酒征收重税，并支持对重要工厂高度集中的地区实施特别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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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的措施不仅激怒了工人阶级的权利保护者，还受到了统一党和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攻击。统一党除了与酿酒业有联系外，还认为他提出的对葡萄酒增税的建议损害了与英国结盟的法国出口商的利益。而爱尔兰民族主义党认为，该措施将威胁威士忌贸易和爱尔兰农民。雷德蒙谴责劳合·乔治的提议“实际上是要彻底摧毁爱尔兰的一个伟大行业”。[52]他说，劳合·乔治未能证明对爱尔兰实施这些措施是“必要的”。爱尔兰报界一致持敌对态度，并预测制酒厂、酿酒厂将关闭，并将发生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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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酒类征税计划的合理性进行证明，5月2日，政府发布了一份名为《糟糕时期船舶制造、军需和运输领域的报告和统计数据》的财政部白皮书。根据高级海军军官的调查，报告详细描述了位于泰恩和克莱德的各个造船厂因饮酒导致的延误。尽管统一党人和他们的报界支持者认为报告中的一些内容存在争议，但它确实暴露了造船厂的某些限制性做法，这种做法导致生产率如此低下。这就是“黑色班组”制度。工厂向组长支付班组工人的工资。如果组长身体不舒服（比如说因为酗酒），那么其余的人都不用工作。组长通常会带他的手下去酒吧，分付工资，然后每人买一杯酒。一个班组的人喝得烂醉如泥，这已经够糟糕的了，如果几个班组受到影响，那么损失将是巨大的。一位工厂检查员说，工资增加了，但工人们“还没有学会如何明智地支配他们的工资，这些钱大部分都被浪费掉了，因为除了喝酒，他们没有可以花钱的兴趣爱好，也没有可以花钱的地方”。[53]报告中还提到，监督船舰生产的官员提出请求，要求确保酒馆一直关闭到上午10点，因为在上班前，男人们会从大清早就开始喝酒，克莱德区的监管负责人甚至提倡禁止销售烈性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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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酒商、制酒商和他们的政治客户发誓要抵制税收。下院必须进行投票表决，鉴于爱尔兰人的愤怒，这些税收能否通过还远未可知。都柏林发生了抗议活动，声称征税违背了尚未起作用的《爱尔兰自治法案》的精神。由于全球三分之一的香槟产自英国，以及英国失去了比利时和俄国等出口市场，劳合·乔治提议的额外税将产生毁灭性的潜在影响。波尔多也发生了强烈抗议。法国议会向法国外交部提出正式控告，并敦促它与伦敦讨论这个问题。澳大利亚也在抱怨，担心这会损害南澳的葡萄酒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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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舰队的指挥官杰利科也为支持征税的说法进行声援，他说，海军因为糟糕的工作习惯而处于危险之中。在听说克莱德的男人们拒绝在星期六和星期三的下午工作，并且星期三常常休息一整天后，他说，“无论如何，这些劳工方面的难题会延误我的驱逐舰的入坞和改装，而且花费的时间将是所需时间的两倍”。[54]杰利科的言论激怒了泰恩赛德的工人，他们将原因归咎于造船厂的老板未能重新分配商船上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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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支持是白费力气。5月4日，在公布预算（该预算不会进一步增加税收）之前，劳合·乔治安排向报界透露将削减税收的消息，这惹来了如洪水般的咒骂。政府将推迟提高啤酒税，并且将不会征收葡萄酒税——此类税收旨在证明征税并不是针对某个类别进行的。不过，劳合·乔治决心对烈性酒征税，而爱尔兰人坚决认为不应该征收此类税费。但是，在5月7日与酒饮行业进一步谈判后，所有的新税都取消了（在公布之前，阿斯奎斯夫人曾向她的丈夫预言过这些税将会被取消），但禁止出售酒龄低于三年的烈性酒——这些酒浓度更高、更便宜，因此工人们买得起——所有这些烈性酒将被强制放在仓库中。不过，政府建议对军工厂周围的酒类销售点进行控制，这个建议获得批准。据估计，由于获得含酒饮料的难度加大，到了1918年，酒的消费量减少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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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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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限制饮酒来提高生产率是一项有用的措施，但是，为了使重要的实业公司达到战时所需的产量，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大批男性参军，人们将注意力转向了优秀女性如何为战争做出贡献；在很多情况下，此举需要打破根深蒂固的偏见。农民们仍然对女性是否有体力来承担农业劳动存有疑虑，他们更愿意雇佣因为年龄太小而不能参战的男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府却因为对想要参军的公务员设置障碍而受到指责。很明显，女性可以接受与诸多公务员工作有关的培训，然而，《泰晤士报》报道称，“对于这些职位，人们对用女性代替男性是否切实可行表示怀疑”。[55]虽然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但各部门的领导仍然不愿意向女性开放哪怕是最初级的职位，很显然，这是怀疑她们能否在智力方面与男性基层官员旗鼓相当。尽管不久后政府将带头推动妇女在国有军工厂就业，但许多私营军火企业仅把雇佣妇女作为最后的手段。为了鼓励雇主们认识到女性可以接受培训，以便从事一项需要技能的工作，这样便可以让男性去参加战斗，政府发起了一场被称为“再教育”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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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贸易委员会宣布，它希望女性能够通过职业介绍所——其保留了招募岗位的登记册——自愿参加与战争有关的工作。19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年龄在15岁到54岁之间的英国女性有1565.0778万人，其中只有550万人有工作。[56]在头八天里，有将近2.1万名女性前来报名，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伦敦。截至4月16日，有4.7万名女性自愿报名，其中8000多名正在寻找军工方面的工作。[57]许多女性来自于被称为“中产阶级和富人”的有钱人家，其中许多人表示希望在军工厂工作。[58]其他人则表示愿意开出租车或大蓬货车，或者代替男性在政府机构工作。铁路公司想要招聘女性雇员，虽然不是招聘她们当司机；零售商则招募女性到店里工作。大多数工厂都将技术类工作留给了男性，战争开始打破这些壁垒。国家没有强迫私人雇主雇用女性，也不需要这样做，因为没有女性，企业很快就会无法运行。不久后，妇女组织在其成员中发起了招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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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篇“由一名女记者”撰写的文章中，《泰晤士报》承认：“大量有能力的女性正走出大学……她们担任议会议员和其他公职人员的秘书，她们能够担任这些职位，而这些职位通常只留给那些毕业于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既没有工作经验也不热爱工作的年轻人。”[59]工人阶层的女性也有很强的适应能力。“男性垄断”的餐饮行业决定为女性提供课程，此外，1911年的人口普查发现，有4名女性担任砌砖匠，所以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她还写道，“建议让女性代表来填补议员队伍中的诸多空缺，这也许会让贸易委员会的主席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这种暂时性的尝试将会有其用处”。招募女性加入劳动大军，以及她们对战事做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将成为妇女获得选举权的无法争辩的最终理由。1915年4月，格拉斯哥市进行了一项实验，让女性充当电车售票员，这项实验宣告成功，很快，其他地方也纷纷效仿，农业学院开始培训妇女从事较为轻松的农活。虽然并非所有女性都适合从事体力劳动（尽管基钦纳告诉阿斯奎斯，他曾在桑给巴尔看到妇女往船上装载货物），但现在，强烈反对女性拥有选举权的首相开始意识到，女性也可以从事一些工作，以便让男性解放出来，即便不是为了让他们服役，也能让他们从事更加粗重的体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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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作为一种尚未开发的人力资源，女性也给社会带来了它不愿面对的挑战——维多利亚时代遗留下来的过分拘谨的作风还没有被根除——现在，政府不得不面对这些挑战：“预计这个国家将有大量的未婚妈妈。”[60]1915年1月，内阁对此进行了讨论。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德尔·戴维森表示，他不赞成与士兵同居并与士兵生孩子的未婚妇女得到的帮助同已婚妇女得到的帮助一样多。“虽然大主教似乎不希望她们或她们的孩子挨饿，”劳合·乔治的情妇弗朗西丝·史蒂文森说道，她对这些事情有着深刻的见解，“但他又不希望她们被公认为应当得到救济。”[61]对这种关系略有了解的劳合·乔治主张，每一个以妻子身份与士兵一同生活的女性都应当得到平等对待，他赢了，这促使戴维森告诉政府，此举“对婚姻关系造成了致命打击，（是在）鼓励不道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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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被这场剧变的社会影响吓了一跳，担心“一股情绪激动的妄言浪潮已经开始，而且人们说的很多话都是在颠覆道德原则和国家根基”。这波私通潮的后果似乎无法低估。“妄言”指的是有人认为“在马恩河和蒙斯河作战的士兵”是将出生的孩子的父亲。该报称，这是真的，“但只是在极少数情况下”，人们在“满口胡言地”谈论“我们死去的英雄的孩子”。牧师安德鲁·克拉克在埃塞克斯教区的隐居处记录道：“在士兵们驻扎的切姆斯福德、霍尔斯特德和特林，与这些地方年轻女性的不道德行为有关的邪恶传闻传到了我的耳中。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母亲会议上，担任领导的妇女们确认，今年这三个地方的私生子数量将令人震惊，这些数字不仅打破了纪录，还令人难以置信。”[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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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继续写道：“在战争爆发引起的激动中，许多年轻女孩失去了平衡。她们需要这样一种反常的行为来揭示父母控制力的减弱、信仰的衰落、理想的堕落，以及教会在某些方面的不作为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对她们的约束。”该报的观点并不宽容。“这些人需要怜悯和帮助，而不是谴责，但我们不能愚蠢地为所发生的事情找借口，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该报宣称，“对这些女孩和妇女的悲惨处境负有责任的战斗部队要么属于本土防卫军，要么属于新成立的军队”。人们指责为军队安排宿营的城镇过于拥挤，这为私通提供了机会。英国成立了一个战时婴儿和母亲联盟，并宣布到1915年4月，它已经处理了4000多起案件，为这些婴儿和母亲发放食物补贴。它在全国范围内呼吁筹集资金。卡莱尔主教对这个问题进行说教，并指责家庭没有负起训导的责任；萨里郡的副主教宣布，他将请求即将召开的宗教会议关注“提供管理良好的产房的必要性，在这些产房中，未婚女孩可以因为分娩而入住，并可以接受与自我管控和洁生自好有关的教导”；迟做总比不做好。[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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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律法者担心这样的孩子是否可以获得合法权利，但授予合法权利将对继承法产生影响，而且取决于知道孩子父亲的身份。国家对这些妇女和儿童提供的援助不受欢迎，因为人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女孩的父母本来应该把她赶出去。“我们已经在削减对婚姻关系的特殊认可方面走了很长一段路，在很大程度上以及在现实中，婚姻关系都是国家的整体结构所依赖的基石，”《泰晤士报》继续写道，“如果每一位女孩（这些女孩跟她们称为士兵的未知男子生孩子）都能得到国家的补助，那么我们的社会状况将会发生一场几乎不可想象的剧变。实际上，我们要说的是，未来的每一场战争都将是一个信号，表明国家将滥发许可证，而国家将为此付出代价。”第二天，该报又回到了这个话题上，暗示如果能够证明某个士兵是私生子的父亲并且已经死亡，那么孩子可以得到一些补助，但是，父母没有义务抚养成年的女儿，并且雇主完全有权利解雇她们，“不能为了荒淫的行为而废除”这些严苛的权力，这似乎有些残酷。[64]该报认为，任何法律上的变通都应当保持在最低限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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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在议会上又被提起，但遭到了冷遇，理由是那些在报纸上报道这个话题的人显然沉迷于性。统一党议员詹姆斯·霍普（James Hope）问道：“为了妥善处理在报纸上报道这个话题的、患有性歇斯底里症的作者们，修订精神失常法不是更加重要吗？”[65]伯特兰·罗素收到一封信，来自他的导师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这封信让他觉得很好笑。桑塔亚纳曾在西班牙的一家报纸上读到关于“战时婴儿”的报道，他在信中写道：“基钦纳在组建军队的过程中创造了爱。对于一个以前只知道结婚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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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妇女大量涌入重要的工作岗位，也不足以满足军队对男性的需求。11月初，每天大约有4000名男子参军，陆军部将规定身高从5英尺6英寸[67]降至5英尺3英寸，以便能够招募到更多的士兵。服装厂和军工厂夜以继日地工作。但是，5英尺3英寸这个标准还不够矮。由于工人阶级长期营养不良，如果不放低身高和胸围的标准，那么将难以招募到足够的士兵。于是标准放宽了，随之出现了“矮脚营”，士兵身高不足5英尺3英寸，胸围不到34英寸。最初，政府允许拥有大量工业人口的四个城镇（曼彻斯特、利兹、伯肯黑德和伯里）建立这样的军营。经过一番抗议，1915年2月，该方案扩展到了格拉斯哥和爱丁堡。到了2月下旬，一些军团的士兵身高已经低至5英尺1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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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累募兵的另一个因素是，许多人不愿意参军，因为他们的家庭靠着向妻儿发放的军属津贴无法过活，此外，虽然许多雇主承诺战后为男人们保留工作岗位，但其他雇主却没有这样做。丘吉尔就此事劝说劳合·乔治，称这种情况是一种“耻辱”：“任何士兵的妻子都不应当靠着慈善施舍才能生活下去。”[68]男人们担心他们从前线回来后将失业，或者在作战行动中被杀，从而让家人陷入贫困。为此，政府还同意向有亲属（例如母亲或祖母）需要抚养的未婚男子提供津贴，以便鼓励他们应征入伍。不管怎样，工会声称，如果制定更慷慨的津贴制度，那么就不必声嘶力竭地呼吁人们参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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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逃避责任者”，人们义愤填膺，以至于德比建议，应当给那些志愿参军但被发现不合格的人，以及那些正在从事重要工作或等待穿上制服的人颁发徽章。随着关于强制征兵的争论日益激烈，人们开始主动劝说男性参军，甚至在举行足球比赛时，也会有人向人群（和球队）发表演讲。哈里·劳德（Harry Lauder）——国王最喜欢的音乐厅演奏者——在征得陆军部的批准后，带着一队风笛手在苏格兰巡回演出，招募了1000名新兵。为了进一步劝诱人们参军，许多招聘广告特别说明他们只需要不适合参军或年龄太大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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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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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志愿兵正在接受长达八个月的训练以便奔赴海外服役时，军事局势继续恶化。第一次伊普尔战役[69]瞻前顾后，而新沙佩勒战役让人难堪，在这些战役中，由于缺乏弹药导致未能充分利用早期的战果。在基钦纳上任时，内阁（成员中鲜有人具备军事专业知识）对他心怀敬畏，但这种敬畏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们预料他能迅速取得成功，结果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政客们既没有为新型工业化武器及其可能造成的杀戮做好准备，也没有为消耗战（即堑壕战）做好准备。10月25日，劳合·乔治告诉里德尔——他不只是他那家乏味报纸的老板，还是位于萨里郡沃尔顿希思（Walton Heath）的钦赐住宅[70]的房东，这种安排在今天是不会获得通过的——“他（基钦纳）是个大人物，但他不了解英国人的生活，无论他过去取得过怎样的成就，他都不注意细节，也没能很好地管理手下。他只是个徒有虚名的大人物。”[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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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在内阁会议上，劳合·乔治斥责基钦纳未能在志愿兵中组建爱尔兰军团和威尔士军团，他认为组建这些军团将有助于士兵招募，但基钦纳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争论说，如果基钦纳不接受威尔士军团，那么士兵们不应在列队行进中或军营里说威尔士语。这并不是他们的第一次争论。一个月前，当基钦纳抱怨将非国教派牧师派往前线时，劳合·乔治不适宜地将这种情况与锡克教徒和廓尔喀人进行了比较，因为后两者可以在军队里拥有和自己信仰相同的牧师。“如果你打算派一支由英国国教徒组成的军队上前线，就直说吧！”劳合·乔治宣称，“但是，你不能带着半个国家上战场”。[72]基钦纳做出了让步，但是，这一次，他告诉阿斯奎斯，“纯粹的威尔士军团是不可信任的，（他说）他们常常粗野无礼，不服从命令，应该在军团中注入些英国兵或苏格兰兵，以便使他们更强大”。[73]陆军部未能妥善管理军属津贴，引发了麻烦，劳合·乔治就此对基钦纳进行了抨击。当基钦纳对别人的指责感到愤怒时，他会提醒自己必须像其他人一样接受批评。基钦纳意识到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10月29日，在与劳合·乔治发生争吵后的第二天，他告诉阿斯奎斯，他认为双方很快就会耗尽弹药。他估计，双方每天使用的弹药是之前任何战役的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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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迫切需要士兵，阿斯奎斯夫人认为基钦纳对待变革和创新的态度证明了他的“愚蠢和缺乏想象力”。她曾问过基钦纳，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从她的卧室窗户可以看到）的募兵站是否应该搭建一个帐篷，这样男人们就不必在雨中排队了。是否应该安排一支军乐队在旁边演奏，这样“热泪盈眶的女人们就会觉得他们是英雄”。[74]当劳合·乔治没能说服基钦纳建立威尔士军团时，他开始对基钦纳挥舞拳头，并对他说：“你真以为自己是个独裁者吗？你只不过是18名成员中的一员！”据说这位陆军元帅一边指着陆军部的窗外，一边回答说：“好吧，如果你认为你能比我做得更好，那么你来做。”他带着一丝怨恨向劳合·乔治让了步，很快，他们似乎又和好了，尽管双方的感情是表面化和形式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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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大臣们——尤其是阿斯奎斯——更多时间思考，从11月初开始，内阁会议从每天一次改为每周三次。目前，海军问题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基钦纳认为，在欧洲大陆遇到阻碍的德军将试图入侵英国。这个论点与其说给人带来了恐惧，不如说给人带来了希望：大臣们和长官们认为，任何入侵企图都将以德国海军的溃败而告终，都将巩固英国的海上霸权，打击敌人的士气，并朝着胜利迈出重要的一步。在获得大舰队的指挥官、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爵士的全面批准后，费希尔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把战舰开进北海南部和英吉利海峡，以应对任何入侵企图。然而，掌握制海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德国广泛布雷，不仅击沉了“大胆”号，也击沉了几艘较小的船舰和商船。皇家海军扫雷舰在北海清扫出“安全”的航道，并告知哪些航道是友好船只可以使用的，哪些是供海军巡逻的，但是，德国U艇仍在多佛海峡击沉英国船舰，例如10月31日“赫尔墨斯”号（HMS Hermes）巡洋舰被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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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持续担忧英国是否有能力打一场胜利的陆战。阿斯奎斯对西线局势的担忧导致了他与军队关系紧张，这让基钦纳从军人变成了政客，处在了招人怨尤的境地。更糟糕的是，军队内部也关系紧张。弗伦奇听说政府对他失去了信心——这是不真实的，尽管他和基钦纳（他俩同为高级军官，也是两兄弟）的关系不好——于是，他把副官弗莱迪·盖斯特（Freddie Guest）——一位自由党议员，也是丘吉尔的堂弟——送回伦敦，以表达他的不满。对此，阿斯奎斯写了一封长长的赞美信，竭力安抚他。不幸的是，弗伦奇对英国远征军的指挥在内阁中遭到了攻击，基钦纳立刻提出用将军伊恩·汉密尔顿爵士（他在英格兰南部指挥反入侵部队）取代弗伦奇，所以，弗伦奇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更糟糕的是，盖斯特向阿斯奎斯汇报的前线战况“令人震惊”。[75]报纸上充斥着在前线阵亡的正规军军官的简短讣告，其中许多人是在威斯敏斯特和白厅参与战事的人所认识的，而且被屠杀的士官和士兵的人数遭到了低估。损失如此之大，以至于“现在一个军团的人数只比一个师多一点”，而增援部队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前线。汉基（阿斯奎斯对他寄予极大的信任）告诉阿斯奎斯，英国远征军需要休息，而这只有在法国军队给予支援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但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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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阿斯奎斯极度依赖充当精神科社工的维尼夏·斯坦利，并于11月18日向她抱怨说，“我感到非常孤独”，他试图重新确立自己对战事的指挥。[76]为了精简决策流程，他让军事委员会成为一个更加正式的机构，并将其名称改为“作战委员会”。到目前为止，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都是阿斯奎斯想要的人——也就是当他需要讨论事态发展时，碰巧在他身边的大臣或长官。现在，该委员会由他领导，成员包括劳合·乔治、格雷、丘吉尔和基钦纳。丘吉尔担任海军大臣，基钦纳担任帝国总参谋长。作为向反对党做出的让步，贝尔福——因为阿斯奎斯看重他的经验——也被邀请加入。汉基担任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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