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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当阿斯奎斯夫人驾车经过伦敦时，她看到海报上印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要受到诺思克利夫和博顿利的支配吗？”[274]考虑到诺思克利夫计划达到的目的，这个海报提出了一个贴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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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下午，丘吉尔前往下院，打算就新的海军委员会发表一份声明，但是他被告知，因为重组政府，无法发布此类声明，这是他第一次听到重组政府的消息。他还被告知，他将不得不离开海军部，他不顾一切地想要留在政治前线，在劳合·乔治的建议下，他对阿斯奎斯说，如果把他调到殖民部，那么他可能会设法留在政界。然而，他树敌太多，前殖民部次官埃默特（Emmott）勋爵直言不讳地告诉阿斯奎斯，丘吉尔“的性情和举止都不适合担任这个职位”。[275]自由党议员认为，丘吉尔不仅对费希尔的事情处理不当，还与弗伦奇密谋，引发了雷普顿的撰文曝光，从而导致了政府的垮台。5月19日晚，他（似乎）在姗姗来迟中有所觉悟，他对维奥莱特·阿斯奎斯说：“我完了。”[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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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在决定他的命运之前，他的妻子给阿斯奎斯写了一封近乎歇斯底里的信，但这无济于事。丘吉尔夫人（她绝非一个歇斯底里症患者，所以，她丈夫被免职的灾难对他们来说显然是可怕的）说，海军部将因为他被免职而一蹶不振，只有德国的公众才会因为此事而重塑信心。“如果你抛弃了温斯顿，”她写道，“那么你在实施一个软弱、怯懦的行动，而你的联合政府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的政府那样强大的战争机器。”[277]阿斯奎斯夫人认为，这封信“带有一点威胁、傲慢的意味，揭露了政府的忘恩负义和没有人情味”，暴露了“一个公仆的灵魂”。[278]阿斯奎斯夫妇想知道，这封信是她的主意，还是她的丈夫向她口授的？维奥莱特认为丘吉尔“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蠢事”。[279]长期以来，他都被认为是对阿斯奎斯不忠，这不仅引起了首相的不安，更重要的是引起了首相妻子的不安。自从斯坦利小姐离开他的生活后，阿斯奎斯现在非常依赖他的妻子。几天前，劳合·乔治——丘吉尔可能将他视为忠实的盟友——告诉阿斯奎斯，“温斯顿……不仅仅是判断能力差，而且是一点判断能力都没有”。[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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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问题上，他推翻了费希尔的否决，这对他极为不利。他对战争的热情也被认为是令人反感的。劳合·乔治告诉阿斯奎斯夫人，“他不具备真正有价值的想象力”。他向弗朗西丝·史蒂文森讲述了丘吉尔对他发脾气的故事，丘吉尔指责他不在乎“我是否被敌人踩在脚下”，也不在乎“我的个人声誉”。[281]据说，劳合·乔治言辞锋利地告诉丘吉尔自己是对的，因为“我现在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赢得这场战争”。（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劳合·乔治当然想赢得这场战争，但是要以一种尽可能多地为自己赢得荣誉的方式。）5月20日，当里德尔前去看望丘吉尔时，发现他“疲惫不堪、满面愁容”，而且宣称：“我是政治阴谋的受害者。我完了！……就我所关心的一切——进行作战、打败德国人——而言，都结束了。”[282]丘吉尔还给劳写信，请求让他留任，但是，劳简略地告诉他，他被免职是“不可避免的事情”。[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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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夫人在讨论中说道：“如果温斯顿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即将上任的联合政府容不下他的话，那这将是多么讽刺的事情啊！”[284]当丘吉尔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孤立无援时，他开始采取行动来保住自己的饭碗。他告诉阿斯奎斯，他将“接受你愿意向我提供的任何职位——哪怕是最低的职位”。[285]当他们于5月22日会面时，阿斯奎斯确实向他提供了一个职位：“我知道，不管在军舰上给你安排什么职位，你都会坚强不屈、吃苦耐劳”，他的长官对他说道。[286]实际上，丘吉尔很幸运，因为阿斯奎斯设法留住他，让他担任地位卑微的、不承担任何部门职责的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事务大臣。他怒火中烧，但阿斯奎斯——被丘吉尔斥为“极其软弱，软弱到了极点”——别无选择。[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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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识到公众把达达尼尔海峡的惨败归罪于他后，丘吉尔一生的主要任务变成了使他们信服自己。甚至在被降职之前，他的主要论点就是费希尔已经批准了所有的事情，并且他已经按照卡登和德·罗贝克的建议采取了行动。争论的焦点在于丘吉尔是否干涉了远征计划的细节，而他坚决声称自己没有干涉。18个月后，劳合·乔治告诉C. P.史考特，丘吉尔的问题在于他的“唯我主义”——劳合·乔治对这个问题略知一二。[288]“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我们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他急于独立完成整个任务，而不愿等待地面部队的合作，因为那样一来，他就可以与基钦纳勋爵分享成功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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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的判断完全正确，但他朋友的不幸——费希尔离职，迫使政府重组为联合政府——将是他的大好机会。建立由他领导的军需部是新政府的关键要素。当过钢材商人的劳是这份工作的理想人选，他想领导这个新部门，但是，在阿斯奎斯的指示下，劳合·乔治恳求他不要坚持争夺这个职位。于是，他接受了殖民事务大臣一职，“他因为得到这样一个二流职位而感到痛苦”，他的亲信J. C. C.戴维森说道。[289]劳进入政府部门，使得他的密友、亲信和加拿大同胞马克斯韦尔·艾特肯爵士（后来获封比弗布鲁克勋爵）也进入了公众生活。劳不愿在没有他的建议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鉴于劳对联合政府的重要性，他拥有涉及军需的完全权利。然而，劳合·乔治之所以想要这个职位，是因为这个职位有助于他实现指挥战争和成为首相的野心，阿斯奎斯不希望劳获得这个职位，因为他认为殖民部才是劳的才干能够发挥的地方。这次误判是最终导致阿斯奎斯丢掉首相职位的一系列重大失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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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部的士兵和公务员负责监督武器的生产，劳合·乔治想把他们的惯常做法丢进历史的垃圾箱，他希望与商界密切合作，并利用商人，因为他们更了解生产的基本原理。他说，军需部“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商人机构”。[290]这位新上任的大臣立即招募了一些人——在3月的时候，他将他们称为“有进取心的人”——来负责与供应商进行谈判。[291]他善于发现人才，可以找到能把事情做好的人，从而改变了作战武器的生产速度，这使他在新部门取得了成功。正如威尔斯所说的那样，这是“外行绅士”指挥战争的结束。[292]在《保卫王国法案》的强有力支持下，在上任后的几个星期里，劳合·乔治——正如人们所了解的那样，他绝对不是一个绅士，当涉及政治时，他动用了各种各样不择手段的专业人士——在全国各地不停地游说，解释他的计划，并寻求工人阶层的帮助。这是一种新的、更大众化、更无情的政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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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也许有助于提高效率，但它在创造战争投机商方面也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当一些被选中的人代表政府与借调他们的公司进行谈判时，他们通常会为后者谋取利益。军需部次官克里斯托弗·艾迪生（Christopher Addison）举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威廉·赖特（William Wright）上校是一名煤矿业主，后来成为钢铁生产的负责人。人们发现，他正在为自己拥有权益的塔尔伯特港钢铁公司（Port Talbot Steel Company）寻求更加有利的条款。[293]据说，这些被选中的人都是公务员：但1916年12月之后，有些人成了大臣。人们对劳合·乔治的朋友圈持怀疑态度。诺丝敖宝兰德公爵（他于翌年冬天在西线视察了他曾经帮助招募的本土防卫部队）告诉黑格，他认为，“现在花在军火上的钱大部分都落在了某些人的手上，更确切地说，劳合·乔治的朋友们拿走了大部分薪酬，但在生产军火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贡献”。[294]不久后，“劳合·乔治认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认识劳合·乔治”变成了一首士兵们哼唱的行军歌。除了改变政府的结构外，这位威尔士奇才还成了一种更严厉的新的政治形式的象征，像阿斯奎斯那样的人无法理解这种政治形式，但这种政治形式打着救国的名义，是情有可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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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药委员会于去年10月成立，劳合·乔治曾在该委员会任职。该委员会发现，尽管基钦纳希望在战场上部署70个师，但负责军械的少将斯坦利·冯·多诺普（Stanley von Donop）爵士只订购了24个师的军械，这批军械将于1915年6月交付。在劳合·乔治的倡议下，订购的枪支从900支增加到了3000支，并将在5月底交付。该委员会还说服军械处使用不在其核准名单上的供应商。尽管对军火有着巨大的需求，但议会在6月8日才得知，新成立的军需部新增了一份包含300家公司的名单，这些公司曾表示愿意制造军械，却没有接到任何订单。[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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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制度上的谨慎和僵化，和德国人一样，英国也在与这种情况做斗争，劳合·乔治曾游说阿斯奎斯和他的同僚们，建议说有必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他召见了冯·多诺普，并从承包商那里得知冯·多诺普拒绝了他们提出的制造军火的要约，他非常不高兴。前所未有的弹药需求让他和其他高级军官们措手不及。他也没有政治手段来对付工会的限制性做法和劳动力短缺。后来，劳合·乔治将剥夺冯·多诺普的权力，不过他将留任到次年年底。在战争爆发后，冯·多诺普已经开始增加炮弹产量，尽管数量有限，但见机行事的劳合·乔治打算将此揽为己功。没有人能够质疑这位军需大臣的精力，不过，他从来没有让原则挡住他想要的任何东西，并且生存斗争使他更没有理由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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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还想继续担任财政大臣，但阿斯奎斯认为，为了让新部门应对危机，军需大臣需要一心一意。该部门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组织私营工业，为军备的生产和供应提供最有效的服务。第二个是从陆军部手上接管这些工厂的监察工作。该部门将建立一个新的军工厂网络，从铁路车间开始。这意味着基钦纳和陆军部的职责将遭到严重剥夺。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中止了《安妮女王法案》，以迫使调动工作的大臣们辞职，并争取补选。劳合·乔治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他不必忍受这样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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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希望让基钦纳靠边站（诺思克利夫和爱尔兰人也这么认为，爱尔兰人觉得他对爱尔兰国民志愿军没有同情心）的想法落了空。陆军大臣得到了统一党普通成员——他们在政治上一直认为基钦纳是他们中的一员——的支持，即使没有得到与他共事过的统一党领导人的支持，他仍然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鼓舞人心的人物，他从零开始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劳合·乔治对他的批评简单直白：“我责怪基钦纳没有从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工厂聚拢组织起来，尽管他说战争将持续三年。”[296]此外，阿斯奎斯并不知道，向基钦纳索要更多炮弹的弗伦奇对陆军元帅的做法颇有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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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6月初，立法确定了新部门的权力和责任，这是第一个被称为“部”的部门（在此之前，除了国家的重要机构外，所有的部门都被称为“委员会”）。劳合·乔治认为对工业实施中央控制是至关重要的，但他想要的消除供需鸿沟的权力直到1915年底才完全实现。他还招募了一小群科学家——尤其是化学家——来开发炸药和提高生产率。一上任，他立刻成立了一个由十几个人组成的酒类贩卖管制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成员是议员和公务员，但也包括伯明翰市市长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和他的异母兄奥斯丁，以确保他为装备军队做出的最大努力不会遭到酗酒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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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的任命被宣布为“临时的”，但他试图建立的体系并不是临时的。他下令建设国有的国家弹药工厂、国家炮弹工厂（生产重型火炮弹药）和国家灌装工厂。位于恩菲尔德、沃尔瑟姆艾比和伍尔维奇的现有的政府军工厂也得到了扩建。伍尔维奇将成为这个行业的中心。到1918年，它将覆盖285英亩的土地，包含近150英里的铁路轨道。劳动力将从1914年的15559人增加到1917年的96325人。[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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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军需法》禁止工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辞职。这引起了后来被称为“红色克莱德赛德[298]”运动的强烈反对，这个运动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工人，让他们反抗资本主义，而不是直接对抗德国人。克莱德劳工委员会称该法案是“向雇主提供人力机器的一种途径，它将彻底粉碎工会自由和惯例的整体结构”。[299]这个运动决定根据工人的地位组织工人，“坚持阶级斗争，直到推翻工资制度”。赢得战争是优先级较低的目标。对其他工人来说，还有一个不同的问题：他们的工资涨得太多，以至于他们现在每周工作三到四天，其余时间则喝得酩酊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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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成立的军需部处理军火生产的做法将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劳动力中女性人数的大幅增加，她们被称为“弹药厂女工”，而这些工作曾被认为是男性专属。这使得劳合·乔治需要与工会进行谈判。在许多地方，当地协议允许技能不熟练和半熟练的男女工人从事某些工作，从而“稀释”了对技能熟练的工人的需求，但在其他地区，这是禁止的。新部门也推动了20世纪后期所称的健康安全条例的发展，尽管这些条例未能阻止战争期间发生的三个可怕的爆炸事件：1916年4月2日，位于法弗沙姆（Faversham）的工厂发生了爆炸（造成115人死亡，死者均为男性，因为当时是星期天，工厂里没有女工）；1917年1月19日，位于西尔弗敦（Silvertown）的工厂发生了爆炸（造成73人死亡）；1918年7月1日，位于奇尔韦尔（Chilwell）的工厂发生了爆炸（造成134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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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中，阿斯奎斯设法将统一党人排除在内阁的主要职位之外。他对格雷不舍不弃，这让他的妻子感到惊讶，她将格雷描述成“极其自私”，在危机期间“毫无用处”。[300]虽然劳合·乔治办事高效，但由于他喜爱阴谋诡计且反复无常，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对阿斯奎斯也是无益的，不过，他在党内和国家中拥有庞大的支持者，所以他留任内阁是不可避免的。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挑战阿斯奎斯权威的人，并且阿斯奎斯知道，不管他对劳合·乔治持怎样的怀疑态度，对他继续担任首相来说，劳合·乔治都是至关重要的。1920年10月，劳告诉汉基，统一党人认为加入联合政府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人们预计联合政府不会持久”。[301]在托利党的圈子里，有人认为，拒绝合作将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伤害，格温曾用这个论点来为他和《晨间邮报》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进行辩护。另一个选择是进行大选，他告诉巴瑟斯特夫人，这“比让德国人占领加来还要糟糕”。[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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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斯奎斯来说，最大的苦恼是，在劳的坚持下，他不得不解雇霍尔丹，霍尔丹以一个哲学家应有的斯多葛主义[303]的态度接受了解雇。令人安慰的是，阿斯奎斯保住了根据功绩勋章（因服务于科学和哲学而获得）进行任命的权力。对包括他本人和阿斯奎斯夫人在内的许多人来说，解雇亲密的老朋友是向报界屈服的表现。阿斯奎斯坚持让检察总长巴克马斯特接替霍尔丹的议长职务。“没人知道，”阿斯奎斯对塞缪尔说道，“我有多么痛苦。我真的愿意不当首相了。”[304]在劳合·乔治、克鲁、麦克纳和贝尔福参加的会议上，阿斯奎斯指着麦克纳对劳说：“我打算让我的这位朋友留任目前的职位，他对我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你有什么要说的吗？”[305]劳抗议说，人们认为麦克纳在担任内政大臣期间未能有效处理敌国侨民问题，阿斯奎斯问麦克纳是否愿意换个岗位，但麦克纳说，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最好还是留在内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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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前银行家麦克纳最终接替劳合·乔治出任财政大臣。阿斯奎斯原本打算在担任首相的同时担任财政大臣一职，但遭到了统一党人的强烈抵制，他们表示，如果阿斯奎斯担任两个内阁职位，那么他将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指挥战事的工作之中。财政部的官员们不喜欢劳合·乔治，也从来不认为他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但他们很高兴麦克纳回来了，他曾在甘贝尔-班纳曼政府担任财政大臣。西蒙（当他因宣战而试图辞职时，他的职业生涯几近结束）拒绝了议长一职，成为内政大臣。他只有42岁，他觉得自己很年轻，不想离开下院。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领袖雷德蒙反对把卡森纳入内阁，他拒绝充当制衡力量，并且坚持民族主义党不加入英国政府的原则。和卡森一样，兰斯多恩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统一党人，他同意成为上院的联席领袖和不管部大臣[306]，尽管有报道称他的健康状况不适合担任内阁职位。民族主义党承诺支持联合政府，前提是统一党人不会把反对爱尔兰自治的观点强加给他们。阿斯奎斯拒绝让统一党人在爱尔兰政府任职。这些承诺将受到毁灭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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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新政府真正代表整个国家，工党领导人亚瑟·亨德森受到邀请。亨德森是一位来自格拉斯哥的铸铁工和绝对禁酒主义者，尽管他12岁就辍学了，但他却成为教育委员会的主席。他是一个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和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在同僚之中受到广泛欢迎和普遍尊重；他是第一位担任内阁大臣的工党议员，他的一个儿子后来在1916年的战役中阵亡。寇松以掌玺大臣的身份加入内阁——不久后，他因为自己倾向于从事自由职业而激怒了阿斯奎斯，致使阿斯奎斯告诉克鲁，“他很快就将丢掉自己的乌纱帽”。[307]塞尔伯恩成为农业大臣和地方政府委员会的常任主席，因此，除了寇松之外，内阁还纳入了其他三个在党内拥有相当多追随者的统一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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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霍尔丹在写回忆录时，对针对他的那些攻击保持着理性的态度。他回忆说，1912年，他因公务访问柏林，他的对手后来歪曲了这一事实，尽管讨论的所有问题——主要涉及通往巴格达的铁路和针对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的政策——都可以通过外交部发表的文件得到澄清，但外交部不愿这么做。除此之外，“关于我的各种荒谬故事到处流传。例如，我娶了一个德国妻子，我是德皇的异母兄，我曾与德国政府秘密通信，我早就知道他们要发动战争，却把这件事瞒着我的同僚，在派遣远征军方面，我推迟了动员”。[308]烦扰他的不只是诺思克利夫的报纸。“某天，为了响应《每日快报》的呼吁，上院收到了不少于2600封抗议信，声称我对国家利益不忠。”[309]霍尔丹承认，他知道很多关于德国和德国人性格的消息，这对他是有好处的，但遗憾的是，他的同胞们知道得太少。1914年秋，他曾向阿斯奎斯提出辞职，但阿斯奎斯一笑置之。霍尔丹没能成功辞职，然而，令他愤怒的是，英国外交部拒绝对战前谈判进行澄清，这让他遭受了不必要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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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解雇霍尔丹几乎引发了另一个横祸。格雷认为这件事“极其不公”，5月26日，他对阿斯奎斯说，霍尔丹是因为国家利益才没有辞职。[310]不过，他提醒阿斯奎斯，关于霍尔丹“背着同僚们与德国密谋”、“削弱军队，特别是减少大炮数量的做法”、“反对或阻挠”向法国派遣英国远征军等指控不仅是无稽之谈，而且与事实相反。“此后”，格雷继续说道，“人们把霍尔丹单独挑出来，对他进行特殊攻击，并指责他缺乏爱国主义或公共精神，这是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完全无知、恶意或疯狂的例子”。[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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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私下里和劳见面，试图让他改变主意，但劳暗示说，他的政党已经授权他这么做了。联合政府是必要的，如果没有统一党人，这一切就无法实现，而统一党人容不下霍尔丹。在保守党跌宕起伏的历史中，这是最耻辱的事件之一，更糟糕的是，阿斯奎斯——他告诉格雷，这些攻击是“最卑鄙的个人和政治怨恨的无耻纪念碑”——未能妥善地向霍尔丹解释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了。[312]霍尔丹继续参与引人注目的公共服务，他一有机会就去战区，担任法官，从事英勇的工作，以激发人们创建新大学的兴趣，并为战后的校外学生提供机会。1924年，他作为第一届工党政府的大法官再次担任议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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