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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死了，就这样将我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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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国他乡的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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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我永恒的英伦大地。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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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饶的土地埋葬着一颗更加肥沃的尘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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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赋予我生命，养育我身躯，教会我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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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赐予我爱的鲜花，指明前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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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英伦之躯啊，呼吸着英伦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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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着故国河水的洗礼，享受着故国阳光的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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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忘记，这颗心，已摒弃了所有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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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永恒地跳动着，毫不吝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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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英伦赐予的精神散播到所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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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的美景和美声；幸福的甜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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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朋友的欢笑、学识；在英伦的天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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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样亲切，是那样让人内心平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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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理想主义残留的一切将会被加里波利战役的失败所摧毁。由于泥泞、鲜血、腐烂和血肉模糊的尸体深深地印在了前线士兵的脑海中，布鲁克的笔调很快就过时了，就像当时《泰晤士报》和其他期刊上发表的那些特别浮华的诗歌一样。当然，对于帕特里克·肖-斯图尔特（Patrick Shaw-Stewart）来说，战争的荣耀不再像从前那样了。肖-斯图尔特是万灵学院的研究学者，曾与布鲁克一起服役，并在布鲁克的葬礼上提供过帮助，这个葬礼是在斯基罗斯岛的野橄榄林中举行的。布鲁克的死毫无意义，这让他深受打击，以至于他在朋友逝世后似乎失去了求生的意志（1917年，他在西线战死）。在去达达尼尔海峡的途中，肖-斯图尔特写了一首诗《堑壕里的阿喀琉斯》（Achilles in the Trench），因为这首诗，人们记住了他。也许他没有多少诗歌天赋，但这首诗的结尾一定是布鲁克做梦都想描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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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我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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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伊姆罗兹岛跨越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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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喀琉斯站在堑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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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奔腾，为我呐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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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图尔特引用了《伊利亚特》[23]，在一定程度上渲染了战争的冒险部分。但是，他写诗的时间也不多了。就在布鲁克死后两天，加里波利战役的联合军事行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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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平民越来越多地投身于战斗、生产或志愿活动，全面战争的演变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它改变了人们的想象，但它也不可避免地打断或改变了正在创作的文化作品。1914年8月，罗杰·弗莱[24]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们的所有想法都结束了”。[25]鉴于战争会给创造力带来新的方向，弗莱的说法是对的。我们将文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而这些文化往往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战后几年里将之记录下来的人创造的文化。例如，1924～1928年，福特·马多克斯·赫弗（Ford Madox Hueffer）以英国化的名字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出版了《行进的目的》（Parade’s End）四部曲；齐格弗里德·沙逊（Siegfried Sassoon）、埃德蒙·布伦登（Edmund Blunden）和罗伯特·格雷夫斯在战后重述了他们对堑壕的记忆；诸如拉尔夫·沃恩·威廉斯和亚瑟·布里斯等作曲家也是如此，他们的音乐深受战争经历的影响。除了个别例外，这些经历并没有立刻以文化的形式输出。但是，一些艺术家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他们在战争期间创作的作品，因为他们在停战前死去，比如维尔浮莱德·欧文[26]和诗人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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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广义的文化——尤其是音乐、艺术和文学——在战争期间发挥了两个主要作用。第一，它保持了一种认知，即文明要高于与英国交战的那些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因此，它在解释为什么要击败德国方面提供了一些助益。第二，它让公众放松，提供了消遣和灵感。甚至当布鲁克的战争思想被彻底否定时，创造性的艺术也没有对与德国人作战的正义性提出质疑。那些不入流的小说——尤其是每周为男孩和年轻人刊登的冒险故事——很快就被战争故事和英勇士兵的传奇所取代，这些士兵做着一份残忍但必要的工作。伦敦后备骑兵团的少尉塞西尔·默瑟（Cecil Mercer）每周都会写一些英勇事迹，他一直写到1915年3月他的军团前往埃及的时候；他活了下来，在两次大战的间歇期，他以多恩福德·耶茨（Dornford Yates）的名字成了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从1915年1月起，H. C.麦克尼尔（H. C. McNeile）船长的前线故事开始出现在诺思克利夫的报纸上。由于服役军官被禁止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诺思克利夫给皇家工程师麦克尼尔起了一个化名叫“工兵”。麦克尼尔非常了解战场上的情况：1914年11月，他和英国远征军抵达法国，参与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伊普尔战役及索姆河战役；在1918年9月参与“大攻势”后，他获得了军工十字勋章，以陆军中校的身份结束了战争，并在电报中多次被提及。战争期间，他在法国待了32个月，他说他开始写作是因为无聊。在战争结束前，他的名字（或者说化名）已经家喻户晓，他的短篇小说集《中尉及其他》（The Lieutenant and Others）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卖出了13.9万册。他后来创作了《斗牛犬德拉蒙德》（Bulldog Drum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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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娱乐生活在继续，音乐会照常举办，剧院、电影院——主要是新闻影片和美国无声电影——继续开放，还出现了新的文学作品。剧院里上演的戏剧或音乐剧大多是困窘的艺术家创作的爱国主义作品，比如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演员之一西摩·希克斯（Seymour Hicks）的《英伦企盼》（England Expects）和爱德华·诺布罗克（Edward Knoblock）的作品。希克斯带着他的巡演剧团到法国去鼓舞士气，获得了一枚英勇十字勋章。《英伦企盼》含有以下歌词：“我们不想失去你，但我们认为你应该去参战。”在幕间休息时，霍雷肖·博顿利站在英国国旗的面前，讲述了匈人的恶行，并敦促还没有入伍的年轻人赶紧参军。在大多数演出中，一些人即刻被征召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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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些人难以或无法适应全国高涨的情绪。一些战前剧作家（例如高尔斯华绥和萧伯纳）的作品要比以前少，萧伯纳因为想对战争和爱尔兰发表不可接受的评论而经常被审查员找麻烦。皮涅罗（Pinero）已经过时了，和埃尔加（Elgar）的作品一样，他的作品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观念，在经历了短短几个月的战争后，这个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埃尔加加入了特别任务警察队，但战争使他变得非常沮丧，导致他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创作出什么作品：戏剧配乐《星光快车》（The Starlight Express）和芭蕾舞剧《血腥范》（The Sanguine Fan）远远比不上他最具灵感的作品。《英伦的精神》（The Spirit of England）是以比尼恩的三首诗为背景，当埃尔加于1915年开始写这部作品时，这三首诗非常符合当时的气氛，但当他于1917年完成时，这三首诗就不那么应景了。1916年5月，在女王大厅，为红十字会举办的一系列慈善音乐会的第一场音乐会的开幕式上演奏了两首歌曲，第一首是为比尼恩的《谨献给阵亡将士》谱写的曲子，国王和王后观看了这场表演。不过，他的创作贫乏期可谓是适逢其时，因为爱国的乐队经理在音乐会中编排了越来越多的英国音乐。（试图禁止演奏瓦格纳、贝多芬和勃拉姆斯音乐的做法以失败告终，这表明在大多数市场上，品质占据了上风。）当战争接近尾声时，埃尔加的创作突然经历了一个小阳春，在1919年的《大提琴协奏曲》中达到了顶点：但是，随着埃尔加夫人在1920年去世，这个小阳春刚刚开始便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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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战争年代还是产生了著名的经久不衰的创造性作品。在埃及为红十字会工作时，E. M.福斯特（E. M. Forster）一直在撰写《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但直到1924年才发表。尽管阿诺德·本涅特在宣传部工作，负责对法宣传工作，但1916年，他写完了《老两口》（These Twain），由此完成了《克莱汉格》（Clayhanger）三部曲，而后，他写了两部与战争有关的小说《漂亮女郎》（The Pretty Lady）和《点名》（The Roll Call），这两本小说都于1918年出版，根据他在白厅的战时经历写成的小说《雷明戈勋爵》（Lord Raingo）直到1926年才出版。虽然他的朋友威尔斯后来参与了宣传工作，但仍继续创作小说，其中的三部作品直接涉及战争的影响，并呼吁人们抱有希望：《波列特林先生把他看穿了》（Mr Britling Sees it Through）、《乔恩和彼得》（Joan and Peter）以及《主教的灵魂》（The Soul of a Bishop）。在1915年参军前不久，赫弗出版了《好兵》（The Good Soldier），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背井离乡来到泰晤士河畔的里士满，战争期间，她只出版了《远航》（The Voyage Out），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写于1910～1912年之间，但这本书确实开启了她作为小说家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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