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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赋予我生命，养育我身躯，教会我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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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赐予我爱的鲜花，指明前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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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英伦之躯啊，呼吸着英伦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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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着故国河水的洗礼，享受着故国阳光的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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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忘记，这颗心，已摒弃了所有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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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永恒地跳动着，毫不吝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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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英伦赐予的精神散播到所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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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的美景和美声；幸福的甜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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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朋友的欢笑、学识；在英伦的天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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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样亲切，是那样让人内心平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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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理想主义残留的一切将会被加里波利战役的失败所摧毁。由于泥泞、鲜血、腐烂和血肉模糊的尸体深深地印在了前线士兵的脑海中，布鲁克的笔调很快就过时了，就像当时《泰晤士报》和其他期刊上发表的那些特别浮华的诗歌一样。当然，对于帕特里克·肖-斯图尔特（Patrick Shaw-Stewart）来说，战争的荣耀不再像从前那样了。肖-斯图尔特是万灵学院的研究学者，曾与布鲁克一起服役，并在布鲁克的葬礼上提供过帮助，这个葬礼是在斯基罗斯岛的野橄榄林中举行的。布鲁克的死毫无意义，这让他深受打击，以至于他在朋友逝世后似乎失去了求生的意志（1917年，他在西线战死）。在去达达尼尔海峡的途中，肖-斯图尔特写了一首诗《堑壕里的阿喀琉斯》（Achilles in the Trench），因为这首诗，人们记住了他。也许他没有多少诗歌天赋，但这首诗的结尾一定是布鲁克做梦都想描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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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我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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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伊姆罗兹岛跨越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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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喀琉斯站在堑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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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奔腾，为我呐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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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图尔特引用了《伊利亚特》[23]，在一定程度上渲染了战争的冒险部分。但是，他写诗的时间也不多了。就在布鲁克死后两天，加里波利战役的联合军事行动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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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平民越来越多地投身于战斗、生产或志愿活动，全面战争的演变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它改变了人们的想象，但它也不可避免地打断或改变了正在创作的文化作品。1914年8月，罗杰·弗莱[24]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我们的所有想法都结束了”。[25]鉴于战争会给创造力带来新的方向，弗莱的说法是对的。我们将文化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联系起来，而这些文化往往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战后几年里将之记录下来的人创造的文化。例如，1924～1928年，福特·马多克斯·赫弗（Ford Madox Hueffer）以英国化的名字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出版了《行进的目的》（Parade’s End）四部曲；齐格弗里德·沙逊（Siegfried Sassoon）、埃德蒙·布伦登（Edmund Blunden）和罗伯特·格雷夫斯在战后重述了他们对堑壕的记忆；诸如拉尔夫·沃恩·威廉斯和亚瑟·布里斯等作曲家也是如此，他们的音乐深受战争经历的影响。除了个别例外，这些经历并没有立刻以文化的形式输出。但是，一些艺术家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依赖于他们在战争期间创作的作品，因为他们在停战前死去，比如维尔浮莱德·欧文[26]和诗人爱德华·托马斯（Edward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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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广义的文化——尤其是音乐、艺术和文学——在战争期间发挥了两个主要作用。第一，它保持了一种认知，即文明要高于与英国交战的那些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因此，它在解释为什么要击败德国方面提供了一些助益。第二，它让公众放松，提供了消遣和灵感。甚至当布鲁克的战争思想被彻底否定时，创造性的艺术也没有对与德国人作战的正义性提出质疑。那些不入流的小说——尤其是每周为男孩和年轻人刊登的冒险故事——很快就被战争故事和英勇士兵的传奇所取代，这些士兵做着一份残忍但必要的工作。伦敦后备骑兵团的少尉塞西尔·默瑟（Cecil Mercer）每周都会写一些英勇事迹，他一直写到1915年3月他的军团前往埃及的时候；他活了下来，在两次大战的间歇期，他以多恩福德·耶茨（Dornford Yates）的名字成了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从1915年1月起，H. C.麦克尼尔（H. C. McNeile）船长的前线故事开始出现在诺思克利夫的报纸上。由于服役军官被禁止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文章，诺思克利夫给皇家工程师麦克尼尔起了一个化名叫“工兵”。麦克尼尔非常了解战场上的情况：1914年11月，他和英国远征军抵达法国，参与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伊普尔战役及索姆河战役；在1918年9月参与“大攻势”后，他获得了军工十字勋章，以陆军中校的身份结束了战争，并在电报中多次被提及。战争期间，他在法国待了32个月，他说他开始写作是因为无聊。在战争结束前，他的名字（或者说化名）已经家喻户晓，他的短篇小说集《中尉及其他》（The Lieutenant and Others）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卖出了13.9万册。他后来创作了《斗牛犬德拉蒙德》（Bulldog Drum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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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娱乐生活在继续，音乐会照常举办，剧院、电影院——主要是新闻影片和美国无声电影——继续开放，还出现了新的文学作品。剧院里上演的戏剧或音乐剧大多是困窘的艺术家创作的爱国主义作品，比如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演员之一西摩·希克斯（Seymour Hicks）的《英伦企盼》（England Expects）和爱德华·诺布罗克（Edward Knoblock）的作品。希克斯带着他的巡演剧团到法国去鼓舞士气，获得了一枚英勇十字勋章。《英伦企盼》含有以下歌词：“我们不想失去你，但我们认为你应该去参战。”在幕间休息时，霍雷肖·博顿利站在英国国旗的面前，讲述了匈人的恶行，并敦促还没有入伍的年轻人赶紧参军。在大多数演出中，一些人即刻被征召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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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些人难以或无法适应全国高涨的情绪。一些战前剧作家（例如高尔斯华绥和萧伯纳）的作品要比以前少，萧伯纳因为想对战争和爱尔兰发表不可接受的评论而经常被审查员找麻烦。皮涅罗（Pinero）已经过时了，和埃尔加（Elgar）的作品一样，他的作品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观念，在经历了短短几个月的战争后，这个时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埃尔加加入了特别任务警察队，但战争使他变得非常沮丧，导致他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创作出什么作品：戏剧配乐《星光快车》（The Starlight Express）和芭蕾舞剧《血腥范》（The Sanguine Fan）远远比不上他最具灵感的作品。《英伦的精神》（The Spirit of England）是以比尼恩的三首诗为背景，当埃尔加于1915年开始写这部作品时，这三首诗非常符合当时的气氛，但当他于1917年完成时，这三首诗就不那么应景了。1916年5月，在女王大厅，为红十字会举办的一系列慈善音乐会的第一场音乐会的开幕式上演奏了两首歌曲，第一首是为比尼恩的《谨献给阵亡将士》谱写的曲子，国王和王后观看了这场表演。不过，他的创作贫乏期可谓是适逢其时，因为爱国的乐队经理在音乐会中编排了越来越多的英国音乐。（试图禁止演奏瓦格纳、贝多芬和勃拉姆斯音乐的做法以失败告终，这表明在大多数市场上，品质占据了上风。）当战争接近尾声时，埃尔加的创作突然经历了一个小阳春，在1919年的《大提琴协奏曲》中达到了顶点：但是，随着埃尔加夫人在1920年去世，这个小阳春刚刚开始便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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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战争年代还是产生了著名的经久不衰的创造性作品。在埃及为红十字会工作时，E. M.福斯特（E. M. Forster）一直在撰写《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但直到1924年才发表。尽管阿诺德·本涅特在宣传部工作，负责对法宣传工作，但1916年，他写完了《老两口》（These Twain），由此完成了《克莱汉格》（Clayhanger）三部曲，而后，他写了两部与战争有关的小说《漂亮女郎》（The Pretty Lady）和《点名》（The Roll Call），这两本小说都于1918年出版，根据他在白厅的战时经历写成的小说《雷明戈勋爵》（Lord Raingo）直到1926年才出版。虽然他的朋友威尔斯后来参与了宣传工作，但仍继续创作小说，其中的三部作品直接涉及战争的影响，并呼吁人们抱有希望：《波列特林先生把他看穿了》（Mr Britling Sees it Through）、《乔恩和彼得》（Joan and Peter）以及《主教的灵魂》（The Soul of a Bishop）。在1915年参军前不久，赫弗出版了《好兵》（The Good Soldier），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背井离乡来到泰晤士河畔的里士满，战争期间，她只出版了《远航》（The Voyage Out），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写于1910～1912年之间，但这本书确实开启了她作为小说家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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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是一种罕见的艺术形式——它不像音乐创作、文学小说写作、戏剧或建筑（后者由于人力短缺几乎不存在），而是像诗歌一样——在战争期间没有大幅衰落。在战争期间，伦敦举办了许多展览，不过展出的都是较为传统的艺术作品，而且经常描绘战争。创作的重点越来越多地与战争有关，在4月底举办的皇家艺术学院的展览会上，评论最多的作品是理查德·杰克（Richard Jack）的《重返前线》（The Return to the Front）。《泰晤士报》将其描述为“展现了维多利亚车站挤满了身穿卡其色军装的战士的画面……（它）含有一些真实的东西”。[27]该报认为，“因此，英国可能会拥有该国历史上最伟大时代的珍贵纪念物，而真正的艺术复兴可能是在一种高尚而普遍的情感压力下实现的”。这再次成为向匈人显示道德优越感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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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战争给一些艺术家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打破束缚他们的规则，让他们朝着一个完全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事实上，这是在和平即将结束时开始的。1914年6月，温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编辑的漩涡派杂志《疾风》（Blast）创刊，旋涡主义画派——它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植根于立体主义及其对设计的几何影响，但也隐喻地应用于书面文字——开始出现。刘易斯曾在斯莱德（Slade）接受培训，但他的大部分艺术熏陶是在巴黎获得的。该流派抛弃了英国艺术和文化的一切传统。继1915年6月10日在伦敦多尔画廊举办漩涡派画家展览的开幕式后，《疾风》的第二期于7月出版，这也是最后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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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风》无疑对战后及此后几十年平面设计的巨变产生了影响。但是，它试图让艺术高于生活的做法迅速遭到了生活高于艺术的全面挑战：战争中真正发生的事情比漩涡派画家所能进行的描绘更加令人震惊；因此，甚至漩涡主义画派也发现自身被压倒、被超越了。无论如何，在1915年的夏天，大多数美学家的脑子里想的不仅仅是希望探究和支持对这种文化激进主义的自发性涉足。刘易斯本人成了一名炮兵军官，并于1917年12月成为一名官方战争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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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蓬勃发展的地方，往往完全忽视了战争。1915年9月下旬，梅图恩出版了劳伦斯的《虹》。这本书让评论家们很不高兴，他们对书中的性描写感到恼火，尤其是厄休拉·布兰文（Ursula Brangwen）与她的老师温妮弗雷德（Winifred）的女同性恋关系。劳伦斯描写道，她躺在温妮弗雷德的怀里，“她的额头靠在心爱的、让人发狂的乳房上”。[28]这样的谈论引起了检察长的兴趣，他让警察查封了出版商的所有图书库存，并根据1857年的《淫秽出版物法》对梅图恩提出指控。11月13日，《虹》被禁，梅图恩为此道歉，1011本印成品被焚烧。再次能够在英国买到此书也是十多年后的事情了。两天后，劳伦斯将这部小说的手稿寄给了奥托林·莫雷尔夫人：“如果你不想要它，你可以把它烧了，否则在能够被售卖之前，它可能会一直躺在加辛顿庄园。我不想再看到它了。”[29]他曾考虑移居佛罗里达，但没有获得必要的官方许可。相反，他安于去德比郡的姐姐家，而不是去加辛顿庄园寻求庇护以及同伯特兰·罗素讨论人际关系。当罗素临时在加辛顿庄园落脚期间，以前的学生T. S.艾略特（T. S. Eliot）和他的妻子住在罗素位于伦敦的公寓里。为了回报奥托林夫人向劳伦斯一家提供庇护，劳伦斯以她为模板，创作了《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中可怕的郝麦妮·洛迪丝（Hermione Roddice），这个小说是他在那个冬天开始构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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