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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政府不得不忍受成员的高调辞职。10月19日，检察总长卡森辞职，表面上是因为政府未能兑现早些时候做出的对塞尔维亚给予军事支持的承诺。迅速升任议长的F. E.史密斯接替了他的职位。卡森的辞职传闻已经传了好几天了，当这件事发生时，《每日邮报》——卡森和诺思克利夫走得很近——声称，他离开是因为他“拒绝接受任何放任自流的政策”。[117]该报再次发起攻击。它指责政府因为实施审查制度而“在战争进程上背离了民主”。它驳斥了英国将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的说法，也驳斥了俄军已经在东线送别德军的说法。诺思克利夫认为，如果真相被公之于众，那么募兵的麻烦就会少一些。他的另一份报纸《泰晤士报》认为，卡森的离开具有重大意义，并预示着政府即将面临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诺思克利夫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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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森确实对阿斯奎斯指挥战争的方式感到恼火。他的辞职让党魁劳（他本应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及劳合·乔治（他持有相同的观点）感到难堪。劳与劳合·乔治都可以从爱国主义的角度辩称，在那个阶段抛弃政府是错误的，并将引发危机，而这些也是他们私下持有的意见。然而，在远离公众视线的地方，劳合·乔治采用的方式却是恐吓和威胁。10月26日，他告诉史考特，如果有必要，他将推动举行大选，但不是为了征兵制问题，而是为了军队的人员配备问题。他说，争论的焦点是征募基钦纳想要的3万人，还是麦克纳等反对征兵制的人士认为可以根据志愿兵役制募集到的2万人。（事实上，正如阿斯奎斯强调的那样，基钦纳认为，3万人是征兵制能够招募到的最大人数，而不是最低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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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的恐吓使阿斯奎斯的工作越来越困难。《1911年议会法》规定，1910年成立的议会将于1916年1月届满，是否可以延长议会的期限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劳合·乔治说，除非征兵制问题得到解决，否则他不会允许延长议会的期限——他将辞职并推翻政府。不过，军需大臣自己的内心也如同火烧一般：克莱德赛德有9万名工人，其中大部分在他管辖的工厂里工作，他们威胁要罢工，因为有3名工人在须遵守军纪的行业中旷工而被处以高额罚款，他们宁愿坐牢，也不愿支付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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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唯恐天下不乱，11月1日，在劳的支持下，劳合·乔治威胁说，除非解雇基钦纳，否则他将辞职。阿斯奎斯没有理会最新发出的这个最后通牒，当他与这两位同僚讨论此事时，他们的怒气已经平息下来。第二天，阿斯奎斯宣布成立新的战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达达尼尔战役委员会演变而来，在他和内阁看来，后者已经“失去了作用”。[118]他将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贝尔福、劳合·乔治和格雷是成员。兰斯多恩拒绝加入，而是选择继续担任不管部大臣。麦克纳最初被排除在外，但他要求加入委员会以支持阿斯奎斯；阿斯奎斯松口了，这让劳合·乔治极为恼火。这恰恰产生了卡森希望的小型行政机构，尽管它与内阁一起运作，但它将引发冲突，汉基认为这些冲突将会破坏良好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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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战争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汉基担任秘书。虽然寇松因为自己被排除在外而感到愤愤不平，但这项安排的最大受害者是丘吉尔。作为公爵领地事务大臣，他至少在内阁和达达尼尔战役委员会留任，有机会继续影响战争政策。更重要的是，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糟糕的时候，他有机会为自己申辩。然而，10月29日，当他第一次听说自己被战争委员会除名时，这个变动促使他起草了辞职信，但他没有发出去。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继续对自己遭受的命运感到愤怒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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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委员会开始审议时，一位比丘吉尔重要得多的人物缺席了，他就是陆军大臣。基钦纳仍然不被许多同僚信任，他试图把陆军部变成一台独脚戏，无论从行政还是政治的角度来讲，这都是越来越不现实的。虽然他改变了对征兵制的看法，但来得太迟，没能抹去他在去年春天因炮弹短缺而给人们留下的罪责记忆。汉基记录道，他的一些同僚“希望他永远不要再以陆军大臣的身份和他们坐在一起，因为他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119]阿斯奎斯深知基钦纳作为一名政治家所犯的错误，于是决定把基钦纳派往达达尼尔海峡，此举主要是为了安抚劳和贝尔福，他将在基钦纳离开期间指挥陆军部。有传言说，基钦纳可能会留在近东[120]，担任欧洲以外所有军队的总司令，但没有得到证实。布兰奇·劳埃德在日记中写了一个关于基钦纳的故事，讲述了他没有兑现承诺，未能向萨洛尼卡[121]派遣军队以支持塞军，由此受到了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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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来到英国……他用拳头捶着桌子，问道：“英国还有荣誉可言吗？”这番话触及了阿斯奎斯的痛处，他转身对基钦纳说：“这都是你的错。如果我们做不到，你为什么让我们说我们能做到？”基钦纳因此辞职——但是，由于他是向内阁，而不是向国王或首相（据史料记载）提交辞呈，使得我们这位无可斥责的首相在下院站出来，为自己被指责为骗子而激动得脸色发白，并一再重申，陆军大臣既没有递交辞呈，也没有试图递交辞呈。[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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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当《环球报》试图刊登真相时，却遭到了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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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会议后，战争委员会照例开始了快速扩大的过程”，汉基回忆说。他叹息道，本来应该是小规模、高效率的决策机构，现在却不可避免地迅速扩大。[123]阿斯奎斯曾表示，这个团体的规模不会超过5人，但几天后，劳和麦克纳也加入进来。刚开始时，它每两三天开一次会。汉基负责做会议记录，并将委员会结论的副本分发给内阁的所有成员，但为了保密需要口头传达决定的情况除外。有时候，该委员会的决定会遭到全体内阁成员的否决。不到六周的时间，该委员会实际上就停止运作了。保守党议员、后来担任殖民地总督的乔治·劳埃德告诉他的妻子——她写在了日记中——“一直以来，他都在竭力说服劳合·乔治离开内阁，有一次几乎就要成功了，但温斯顿插入一脚，把一切都搞砸了。他的观点是，卡森、博纳·劳和劳合·乔治的个人力量都不够强大，不足以建立一个可以替代阿斯奎斯等人的政府——但如果他们携起手来，则可能会做到。”[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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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本应在10月18日向下院汇报战争的总体进展和征兵制的最新消息，但他的病——劳认为是外交病[125]，尽管他承认阿斯奎斯极度担心、忧虑——使他无法出席。他去沃尔夫别墅休息了一周，思考自己该如何做选择。然而，在他回来后，他告诉汉基，在伊普尔战役和卢斯战役后，他打算撤换弗伦奇。自7月以来，弗伦奇就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国王告诉黑格——国王向他授予了大十字勋位巴斯勋章——他对弗伦奇和基钦纳之间的不和非常不满，并且（确）信弗伦奇与报社合谋。黑格在日记中写道，国王“对陆军元帅弗伦奇失去了信心”。[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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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10月24日，黑格与国王——当时他在法国——共进晚餐，国王想听听黑格对弗伦奇的看法。这一次，黑格没有隐瞒，他向国王报告了弗伦奇在指挥卢斯战役时表现出来的“自负”和“固执”。“因此，我强烈认为，为了帝国的利益，应该撤换弗伦奇。”[127]事实上，自从1914年3月的卡勒事件以来，黑格就讨厌弗伦奇了。当时，与阿尔斯特省有联系的驻爱尔兰军官被告知，如果他们不想奉命去对抗统一党的叛乱分子，就必须休假。黑格认为，弗伦奇对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处理不当，“牺牲了整个军队”。[128]流言很快传到了弗伦奇那里：11月13日，伊舍说，他的好朋友“被来自伦敦的传闻搞得心烦意乱，这些传闻说政府打算解雇他”。[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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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转变了对弗伦奇的看法，部分原因在于，首相日益认识到需要对战事指挥的总体战略进行紧急修改，他的几位同僚随后也意识到了。然而，政府过于懒散。尽管卡森因这个问题而辞职引起了骚动，但就确保在东南欧取得进展而言，政府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事实上，甚至根本没有做出继续这种攻势的决定。10月24日，英国远征军的参谋长、将军威廉·罗伯逊爵士在法国拜访了黑格，他特意告诉黑格，英国不再派军队到巴尔干半岛是非常重要的，并敦促黑格给“我在政府里的一些朋友”写信，以说明这一点。[130]罗伯逊（通常被称为“伍莱·罗伯逊”）是英国军队中唯一一个从列兵一步步上升到元帅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阶级分化的时代，走这条路的人都期望能像他那样，他在精力、智力、能力和性格上都令人敬畏。他的父亲是林肯郡的邮政局长。他凭借丰富的经验和深思熟虑，形成了精辟的见解。对于战争，他强烈主张，只有在法国和佛兰德斯才能打赢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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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意识到弗伦奇已是强弩之末，他终于明白，由谁来指挥英国远征军已成为现在亟须解决的问题。11月23日，伊舍——他在法国担任红十字会的专员，可以和军人朋友们闲聊——被从法国召回，他来到陆军部会见阿斯奎斯。他这样描述后来发生的事情：阿斯奎斯告诉他，“政府得出了结论，认为必须撤换西线的最高统帅”。[131]伊舍问道，卢斯战役的溃败是不是问题所在，他被告知，这是问题的一部分。“约翰爵士近来似乎无法达到形势所要求的势头，而且……他（阿斯奎斯）之所以请我来，是因为作为一个老朋友，我可以……把他得出的结论转告约翰爵士……他提议说，为了约翰爵士的利益，约翰爵士应该以年事已高、疲惫不堪为由，主动提出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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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说，弗伦奇将不会遭到羞辱，他将获得贵族爵位，并将担任本土武装部队司令，伊舍明智地提醒阿斯奎斯，弗伦奇不是一个有钱人，本来希望领导英国远征军取得胜利后获得一大笔钱，而阿斯奎斯承诺在战争结束后提供这笔钱。伊舍称这是一项“非常不愉快的任务”，并要求给予时间，以便考虑自己能否胜任这项工作。第二天，在确认这是阿斯奎斯的最终想法后，他同意转告这个消息，并于第二天早晨出发了。弗伦奇没有意识到国王不支持他，也不知道黑格在削弱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听到这个消息时呆若木鸡，不明白自己如何落得个被解雇的下场。伊舍说：“除了给他时间冷静下来，并指出在对抗联合政府这种无形的事物上面临的所有显而易见的困难，以及告诉他任何辩驳都是绝望的之外，别无他法。”[132]弗伦奇迟迟没有主动提出辞职，但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在黑格的鼓动下，我被阿斯奎斯赶出了法国。”[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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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曾就反对卢斯攻势和弗伦奇进行争论，而战役结果导致他减少了对上司的敬重，尤其是因为弗伦奇在电报中试图把责任推给他。黑格于十年前在白厅学到的办公室政客的本领，在这个时刻得到了发挥。他让伊舍作为中间人，向阿斯奎斯转达自己对弗伦奇的不满；更重要的是，他向国王这个听众倾诉自己的疑虑。弗伦奇的参谋长罗伯逊也做出了类似的陈述，不过是以不太高尚的方式。弗伦奇和黑格（弗伦奇曾称呼他为“我亲爱的道格拉斯”）之间的友谊因为这种不忠行为破裂了。[134]然而，黑格真诚地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障军队和国家的利益，也许他觉得自己做了可以为弗伦奇做的所有事情，尤其是在1899年，他借给弗伦奇2000英镑来偿还债务，否则弗伦奇将因为债务而被迫离开军队。[135]弗伦奇的欠债仍然没有还清，但黑格是个有钱人，他拒绝向弗伦奇讨债，以免让弗伦奇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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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日，基钦纳给阿斯奎斯写信，建议任命黑格接替弗伦奇统帅英国远征军，另外，黑格曾向劳建议任命罗伯逊担任帝国总参谋长，接替被认为是对基钦纳过于恭顺的阿奇博尔德·默里（Archibald Murray）爵士。黑格还希望将总参谋部从陆军部迁移到皇家骑兵卫队，以便在物理和战略层面与基钦纳分离开来。12月8日，弗伦奇被解除了指挥权，黑格（阿斯奎斯夫人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人”，尽管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士兵”）被授予指挥权。[136]弗伦奇成为本土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不久，国王就向汉基暗示说，他觉得黑格获得这项任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137]12月16日，当弗伦奇看望老朋友雷普顿，谈到他被召回时，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很高兴摆脱了这个职位，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政府一直以各种各样的麻烦事烦扰他，使他无法专心工作”。[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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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斥责基钦纳（他曾怂恿弗伦奇在卢斯战场发起进攻，但他在公众心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无法将他革职）时，政府同意罗伯逊的主张，即由他独自一人（而非陆军大臣）确定战略并答复战争委员会，而不是陆军委员会。随着黑格掌管了英国远征军，军事事务的控制权便交到了这两人的手上，他们甚至比前任更加坚信只有在西线才能赢得战争，作为没有失败记录的新上任者，他们有权向不同意他们观点的政客——尤其是劳合·乔治——强调这一点。他们不是天然的盟友。黑格支持罗伯逊，他承认，他发现“……和一位绅士共事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然而，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共同面临的逆境，而不是阶级同情心上面的。[139]新获授权的将军们是幸运的，因为阿斯奎斯认为，一旦士兵们被任命了高级职位，那么他们在履行职责时就不应受到任何干涉。只要他领导政府，这方面将不会存在任何困难。现在，罗伯逊发现自己拥有巨大的权力来指挥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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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钦纳看到自己被排挤，成了一个吉祥物，同时认为自己的职责“仅限于军队的吃饱穿暖”，于是要求辞职。但他被告知，他有责任留下来，因为阿斯奎斯知道解雇他将会对公众士气造成影响。[140]他还获准与战争委员会保持直接接触。基钦纳并不是唯一一个鼻子被气歪的人。自从两周前被战争委员会除名后，丘吉尔一直愤怒不已，11月11日，他从政府辞职。他用愤怒和蔑视的语气说：“我问心无愧，这使我能够泰然自若地对过去的事情承担起责任。”他对阿斯奎斯说道：“时间将证明我对海军部的管理是正确的，它会把属于我的那份功劳分配给我，我参与了大量的准备和行动，这些准备和行动使我们获得了全面的制海权。”[141]这封信没有提到早些时候的一份草案中提出的要求，该草案要求政府公布与在达达尼尔海峡发起攻击的决定有关的细节。丘吉尔的离开将有助于做出撤离达达尼尔海峡的决定。“我觉得他不会有什么政治前途，”阿斯奎斯夫人写道，并补充说丘吉尔“相当没有原则”。他有一个仰慕者叫史考特，并且《曼彻斯特卫报》称赞他的辞职做法。史考特告诉丘吉尔夫人，“也许我们能让他比预期更早地重返政坛”。[142]但是，12月19日，当时在法国的丘吉尔给史考特写信说：“除非在战争事务上获得适当的执行权，否则我决心不重回政府；由于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出现，我打算重操旧业，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143]他觉得劳合·乔治没有帮他什么忙，尽管他们是老朋友，他的妻子也同意这个说法，她给远在法国的丈夫写信，建议他不要“断掉自己在阿斯奎斯政府的后路”，并告诫他，劳合·乔治（她前一天与他共进午餐）是“加略人犹大[144]的直系后裔”。[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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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问题还在于，最高指挥部的改组是在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进行的，并且没有立刻针对改善情况采取任何行动。汉基回忆说：“在10月结束前，联合政府的存在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曾一度面临发生最高等级的政治危机的风险。”[146]他并没有夸大，因为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开始出现问题。德军对俄军的反击引起了深切关注，汉基指出，“土军可能很快就会得到足够的弹药，把我们从加里波利半岛上轰出去”。损失在继续增加。10月28日，阿斯奎斯报告说，有493294人被杀、受伤或失踪，其中西线有365046人，有67460人已被证实死亡。[147]在就征兵制进行辩论的同时，另一场主要由自由党人（包括阿斯奎斯）发起的争论也在开展之中。这场争论认为，必须维持英国的经济引擎，否则将没有资源来打仗。英国必须实行出口，否则它将失去外汇（英国使用外汇从海外购买必需的食品和物资），出口（多亏了它的海上力量）使得英国比被封锁的德国具有长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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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唯一的保守党盟友是贝尔福，他是最早指出扩大士兵招募将会对经济造成影响的人士之一。然而，他的支持遭到了劳合·乔治和丘吉尔的抵制，因为他们想招募更多的士兵。政府对此摇摆不定，对国家的当务之急混淆不清，导致公众在认知方面出现了问题。许多想参军的人觉得，当其他人拒绝应征入伍时，他们参军的话就会让自己成为笑柄。1915年5月，大约有13.5万人应征入伍；而在9月，参军的总人数为7.1万。正如汉基所说的那样，在那些自愿牺牲、奉献生命或受伤的人与那些抢走他们的工作、过着舒适的生活、远离了危险的人之间不存在“同等的牺牲”。[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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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英国成立了国家登记处，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使得政府能够查明哪些人可供其支配，以及如何部署这些人。当局利用登记处向工人们发表讲话，这些工人并非从事对战争至关重要的、需要熟练技能的工作。官员们像在选举活动中那样，挨家挨户地争取支持，他们接到指示，要不断地上门拜访，直到他们面对面地看到招募对象时为止。招募对象将被官员们邀请入伍，或者宣誓他将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应征入伍。游说者们被告知，“要清楚、有礼貌地把国家的需要告诉他，不要使用欺凌或威胁的手段”。[149]那些拒绝宣誓的人将被问及原因，官员们须提供能够说服他们的建议，其中大部分原因都与经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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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德比计划”，较之于已婚男子，未婚男子将被优先征召入伍；在18岁到40岁的男性中，年轻男子将比年长男性被优先征召入伍。尚未服役或者从事被豁免服役的工作的每一个成年人，都将收到德比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他选择不参军，那么他可以料想到政府将别无选择，只能实行征兵制。正如德比承认的那样，这个制度并非十全十美，因为就连基钦纳也收到了这样的号召信。最后，国王就这个国家所处的“严峻时刻”发布了一条消息，几天内，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则消息。他号召更多的人参军。“在久远的时代，最黑暗的时刻曾使我们的民族下了最坚定的决心。所有阶层的人，我请求你们，自愿站出来，在这场战斗中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150]在爱尔兰——那里的募兵活动更加不顺利——总督温伯恩（Wimborne）勋爵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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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的记者报道说，德比应将募兵官员派到纽马克特[151]，去参加剑桥郡会议（为数不多的仍获准举办的会议之一）。在那里，他们可以招募到“一大群体格健壮的逃避兵役者”，而这些人“不能辩解说他们通过打赌和赌博为国家发挥了作用”。[152]大多数人——事实证明，即使这些人参军，人数还是不够的——都知道自己的职责。1913年，有1100名男子在剑桥大学注册入学；但在1915年，只有不到300人，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学院，只有三名本科生注册入学。[153]1915年10月，“德比计划”即刻招募到了113285人，11月增加到了121793人。截至12月15日，自1914年8月以来，共有2829263名达到服役年龄的男子参军，而未参军的同龄人为2182178人。[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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