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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26日提交的报告中，哈丁就爱尔兰问题得出了几个令政府感到尴尬的结论，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并说道，在起义前，共和派的私人军队获准在都柏林和其他地方不受干扰地游行。“正是由于新芬党领导人的活动，不忠势力才逐渐稳步增长，破坏了最初的爱国主义情绪”，哈丁如是说。[147]报告指出，由于如此多的人参军，导致皇家爱尔兰警队——他们佩戴卡宾枪，因此是一支准军事部队——的兵力严重不足。都柏林警察局的人手略微不足，但他们没有武器，这就是当枪击发生时他们从街上撤出、军队被派进去的原因。委员会说，政府在爱尔兰的兵力部署使得该制度“在危机中几乎行不通”。[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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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雷尔的方法遭到了毁灭性的攻击，尤其是因为它在制止叛乱方面作用甚微。哈丁不仅声称反英文学得到了相对自由的传播，还指出牧师和校长如何使用爱尔兰语在年轻人中传播“叛国”思想。[149]他认为，共和派的宣传活动——这些活动将任何企图解除志愿军武装的行为称为英国人挑起“流血冲突”的诡计——吓坏了都柏林城堡。[150]“叛乱的主要原因，”哈丁总结道，“似乎是无法无天的行为不受控制地发展，过去几年来，爱尔兰的管理原则是，如果可以避免与爱尔兰人民的任何派别发生冲突，那么暂时搁置法律是更安全、更有利的做法。”[151]报告称，这“否定了政府的基本原则，即法律的执行和秩序的维护应当始终独立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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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委员会无法理解，为什么都柏林城堡容忍人们的准军事活动，这些人“受控于那些公开宣布敌视国王陛下政府并准备欢迎和协助国王敌人的人”。该委员会免除了温伯恩的责任，温伯恩是在1915年2月被任命的，就在比雷尔推行宽容政策之后。8月9日，温伯恩复职。比雷尔和内森难辞其咎。在布政司频繁、长期离开都柏林期间，内森被认为没有充分告知比雷尔局势有多严峻，以及“采取更积极措施的必要性”。[152]皇家爱尔兰警队和都柏林警察局被免除了责任，因为它们的高级警官曾要求下属进行全面报告，在收到报告后，它们把报告转交给了都柏林城堡。比雷尔没有理由不采取行动。狄龙称哈丁的报告是“恶意中伤……是片面的，充满了误解”。[153]委员会没有要求民族主义政治家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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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上院就哈丁的报告进行了辩论，尽管阿斯奎斯恳求不要这样做，以免让劳合·乔治促成解决方案的努力受挫。安卡斯特（Ancaster）伯爵斥责温伯恩“只是一个摆件”，但他要求比雷尔承担责任：“这似乎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这位大臣负有责任，他的政策导致了这场叛乱，造成了数百人丧生，但他自己毫发未损，几乎没有受到谴责。”[154]之后，坎珀当（Camperdown）伯爵进行了更加严厉的谴责：“不幸的是，他竟然被任命担任一个职位，他的性情和其他方面完全不适合这个职位，这实在是太可怜了。他从未试图治理爱尔兰。的确，我不相信他经常去那儿。他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爱尔兰议员的影响，并听命于爱尔兰议员，他对从四面八方收到的警告充耳不闻。”[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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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卡斯特希望继续走强硬路线。他说，“在英国派出最勇敢、最优秀的士兵为国而战时，当时的政府居然公开允许叛国和煽动叛乱的活动在爱尔兰各地蔓延”。[156]他认为政府“一再发出不良行为是可以容忍的信号”。[157]强硬路线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争辩说。由于战争，英国承受不起在另一条战线上作战。在谈到大臣们时，安卡斯特说道：“在进行一场大战时，他们决不能以任何虚假的感情、虚构的想法或模糊的梦想为指导，而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的身份来应对他们所面临的局势；政府向爱尔兰负有的首要职责是，确保从那些背叛者和与我们作对的人的手中夺取权力。”[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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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恩——当时，他仍然认为他的辞职随时都会产生法律效力——承认，在他看来，如果向爱尔兰派遣更多部队，如果都柏林城堡在凯斯门特被捕后迅速行动，以了解他回到爱尔兰的意图，并拘禁潜在的麻烦制造者，那么起义是本可以预先制止的。他的这番话让事情变得更糟。爱尔兰实行由爱尔兰总督（没有实权）和布政司（拥有全部权力）负责治理爱尔兰的制度，这个制度遭到了误解，并且运作得很糟糕。阿尔斯特省的新教徒（他们视自己为英国人）和爱尔兰的其他人（他们拒绝接受伦敦的统治）之间存在目标方面的分歧，这让爱尔兰变得难以治理。阿斯奎斯政府在管理爱尔兰时采取的随便、近乎外行的做法，给该政府蒙上了相当大的阴影。这极大地推动了联合王国和英国的战事指挥方向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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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斯多恩带来了致命的一击。他要求在对《爱尔兰自治法案》进行结构性修改，以便让阿尔斯特省永久性不参与地方自治之前，应根据《保卫王国法案》的变体——都柏林议会无法推翻这个变体——统治爱尔兰。由于阿尔斯特省并非永久性不参与地方自治，而且需要在战后对不参与地方自治的情况重新进行审查，如此一来，破坏让《爱尔兰政府法案》尽快生效这一计划的将是南部的统一党人（兰斯多恩拥有克里郡的大部分追随者），而非阿尔斯特人。民族主义党感到震惊，认为他不能留在内阁；但他仍然留在内阁。阿斯奎斯吓坏了，他告诉克鲁，兰斯多恩的演讲“对爱尔兰人造成了最严重的冒犯”，他“费了很大的劲”才阻止雷德蒙在下院问他兰斯多恩的话是否就是政府的政策。[159]雷德蒙告诉阿斯奎斯，让阿尔斯特省“永久、持续地”不参与地方自治是不可接受的，兰斯多恩提出对1914年的法案进行此类修改，这“完全没有必要成为辩论的主题”。尽管如此，兰斯多恩的言论还是改变了气氛，而且就在阿斯奎斯发表声明后的第二天，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准确地说），那就是目前还不会向议会提交新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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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兰斯多恩和朗领导的政府里的统一党人也告诉阿斯奎斯，他们不同意代表爱尔兰自治的议员继续在下院任职，并表示统一党的大臣将在目睹《爱尔兰自治法案》据此实施之前辞职。由于这可能会分裂政府，并对战事工作造成影响，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被迫采取行动。民族主义党坚称，他们不接受减少其在英国议会的席位。在没有事先获得内阁同意的情况下，劳合·乔治提出保持原来的席位，致使政府陷入了困境。但是，他仍然态度强硬。7月16日，他告诉里德尔，政府将提交一项法案，并且该法案将难以获得通过，因为该法案试图对《爱尔兰自治法案》进行修改。“不过”，他又说，“我已经向爱尔兰人许下了承诺，如果承诺不能兑现，我就得辞职。有些承诺是在许诺者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些承诺就属于这一类”。[160]劳合·乔治的信誉将因为自己夸下的海口，以及阿斯奎斯在面对统一党人——因为他们之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支持劳合·乔治的协议，而那些不支持的人可能会被解雇——时表现出来的不必要的胆怯而毁于一旦。朗对里德尔说，“首相非常缺乏决断力，一个如此聪明的人竟然如此优柔寡断，真是奇怪”。[161]阿斯奎斯和贝尔福都具有这些特质，正是由于他们的高智商和分析能力，他们能够看到问题的各个方面，以及任何行动的所有后果，这使得他们难以决定哪一个才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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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阿斯奎斯表示，他希望下周出台关于爱尔兰的修正法案。然而，第二天，雷德蒙被告知，审议被推迟了，并且正在提出新的提案。他还被告知不会征求他的意见，届时与他的联系将被切断。他警告政府，进一步拖延“将是致命的”。[162]现在，统一党人正在驱使内阁，他们无法明白自己的不妥协是如何把爱尔兰交给新芬党的。7月22日，雷德蒙获悉，新提案将让阿尔斯特省永久性不参与地方自治，并将终止爱尔兰议员于过渡期间在英国议会的任职。这个提案被认为是既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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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雷德蒙迫使阿斯奎斯就该法案的草案在下院发表声明。阿斯奎斯说，在各方没有达成一致协议的情况下，不会出台任何法案。雷德蒙试图提出一项动议，以便讨论“明确的，对公众至关重要的问题，也就是爱尔兰迅速加剧的动乱及其对爱尔兰局势的可悲影响，无疑，这是由政府不打算完全执行他们为暂时解决爱尔兰的难题而提出的条款所造成，这些条款由我们提交给支持者，并被爱尔兰的两党所接受”。[163]一些议员试图把他哄下台——“如果你背叛了爱尔兰，那么你也会背叛比利时”——但他继续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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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忆了前两个月的谈判，以及他是如何同意让阿尔斯特省暂时不参与地方自治的，因为他希望，在讨论永久性排除协定的时刻到来之前，不参与地方自治的郡将看到，爱尔兰能够公正、恰当地治理自己，并且没有一个郡愿意置身于地方自治的状态之外。民族主义党认为，让爱尔兰议员保留在英国议会的席位，是过渡阶段的“暂时性”保障措施。[164]由于雷德蒙已就最初的提案争取到追随者的支持，因此，他无法支持修改后的提案。他说，政府“已经走上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注定会让爱尔兰人更加怀疑英国政治家的诚信，必然会激怒爱尔兰人的感情，必定会严重损害帝国的崇高利益，为确保这些利益，我们被告知必须暂时解决这个问题”。[165]他继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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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也不会同意新的提案，这个提案意味着我要完全、无耻地背弃我在爱尔兰的支持者，我警告政府，如果他们根据向我传达的路线出台一部法案，那么我的朋友们和我无论如何都将予以反对。在这届政府与爱尔兰打交道的过程中，似乎总有一些悲惨的命运尾随其后。自联合政府成立以来，特别是从都柏林发生不幸暴乱以来，他们所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令人遗憾。他们无视我们提交的每一个建议，在我们劝诱我们的人民做出巨大牺牲，并同意阿尔斯特省的六个郡暂时不参与地方自治之后，现在，他们又把这个协议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采取了最有把握的手段，来加剧爱尔兰局势中可能出现的每一种危险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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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做出了非常糟糕的回应。两周前，他刚刚担任陆军大臣，他为自己无力花尽可能多的时间来团结爱尔兰人的意见进行辩护。他声称，从来没有想过会在某个时刻自动地让排除在外的郡参与地方自治，民族主义党不相信这种说法。不过，劳合·乔治明确表示，“只有阿尔斯特省同意……才会对它实行地方自治”，并且这会成为永久性解决方案的一部分。[166]他觉得自己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民族主义党不这样认为。雷德蒙告诉他，自动实行地方自治的做法已经被写入了法案的草案；劳合·乔治使用了模棱两可的话语（他也许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要借助这类话语了），指出法案的起草经历了多个阶段。政府对措辞进行了修改，但是，劳合·乔治决心将未能推进立法的责任归咎于民族主义党，而不是他自己。他强调，如果未能就不会自动结束阿尔斯特省不参与地方自治的情况做出承诺，那么无法出台法案，因为内阁中的统一党人不会同意该法案。他承诺政府不会强迫爱尔兰接受这项措施。这不是一场体面的表演。他早些时候表示，他宁愿辞职，也不愿看到协议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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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卡森起初反对立刻批准地方自治，但他意识到，爱尔兰双方都抱有很大的希望，如果现在不执行地方自治，那将会成为一场“灾难”。虽然他的团体根据修改后的提案得到了保障，但是，民族主义党希望爱尔兰在地方自治下实现统一的愿望将会受挫。他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待问题：“有一点必须说一下，当战争结束时，我们都已经受够了争斗。此外，我们还将面临其他重大问题——整个帝国的重建，整个社会基础的重建，人们不愿意思考的巨大的财政困难，人们难以想象的影响深远的贸易问题。在恢复这一切的过程中，我们又会像以前那样发生争吵。我知道，我说的很多话无法取悦我的政党中的某些人，但我宁愿说出来，因为我知道这些话是真话。”[167]然而，眼下的问题是，政府的阴险行为是怎样摧毁信任的。狄龙说：“你对未来的爱尔兰政府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你将如何使爱尔兰人民相信英国大臣的言辞？”[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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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斯奎斯结束辩论时——他声称，民族主义党预料到阿尔斯特省可能会遭到胁迫，他对这个说法感到困惑——他恳求民族主义党改变主意，但他们不会。一周后的7月31日，政府宣布不会出台修正法案。狄龙要求立刻就政府目前的意图发表一份声明。他觉得爱尔兰人被骗了，因为劳合·乔治假装代表一个团结的内阁发言，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意识到，兰斯多恩勋爵看到了条款，而且不是因为这些条款才离开内阁或政府的，他允许我们对这些条款押上我们的政治生涯，却没有发声抗议。我认为，根据我们关于荣誉和内阁大臣义务的看法，兰斯多恩受到这些条款的制约，如果在爱尔兰达成协议，那么他有义务不破坏协议。”[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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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迫产生了正反两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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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同意让阿尔斯特省的主要郡自由地决定它们自己的命运，那么我们不该为阿尔斯特省的民族主义党争取同样的权利吗？如果贝尔法斯特和安特里姆可以自由地加入统一的爱尔兰，或者不加入，那么蒂龙、弗马纳和德里等城市不应享受相同的条件吗？你们怎么能如此片面地适用这项法案呢？116年来，你们一直强迫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服从一个他们厌恶的政府制度，而前几天，首相、甚至哈丁委员会都说这个制度已经无可救药地崩溃了，那么这些爱尔兰人该怎么办呢？[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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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龙说，这个制度已经被“无限制的军事暴政”所取代。[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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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坚称，他从来没有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他或劳合·乔治是“全权代表”，或者意图说出任何束缚其同僚的话。[172]阿斯奎斯对自己的评价是真实的，然而，毫无疑问，劳合·乔治已经越权。阿斯奎斯宣布任命亨利·杜克（Henry Duke）——他是一名统一党的律师，不熟悉爱尔兰的纠纷——担任布政司，这标志着军法管制的结束，杜克很快就承诺将“友好解决不满”。[173]支持爱尔兰自治的自由党人温伯恩恢复了爱尔兰总督一职，这对任命杜克起到了平衡作用，但劳要求阿斯奎斯推迟宣布这项任命，这在民族主义党中引起了骚动。劳合·乔治本来可以威胁要辞职，以阻止阿斯奎斯向统一党人屈服，但他又一次没有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他承认自己对这个过程处理得很糟糕。雷德蒙——他声称杜克是他的老朋友之一，曾是他在格雷律师学院的同学——直截了当地说：“提议恢复都柏林城堡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在爱尔兰设立一个统一党行政机构，以恢复都柏林城堡，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这无疑会进一步激怒爱尔兰人民的感情。这位阁下……不厌其烦地指出，爱尔兰总督纯粹是一个名誉上的职位，是一个摆件，没有实权。爱尔兰真正的总督是布政司和总检察长，他们都是统一党人。”[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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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劳合·乔治对自己的角色处理不当，导致阿斯奎斯任由统一党人摆布，而“恢复都柏林城堡”的决定，即使是作为一项临时措施提出，新芬党却将其看作是另一个募兵号召。用《泰晤士报》社论的话来说，英国报纸简单地认为，阿斯奎斯的所作所为证明其政府的“凝聚力、控制力和驱动力越来越弱”。[175]雷德蒙谈到了在法国战斗和死亡的15万爱尔兰人，以及为澳大利亚、新西兰或加拿大军团而战的成千上万的其他爱尔兰后裔，但是，在英国人中间，驱使这些人战斗的精神正在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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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克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制定一个拨款和贷款制度，以帮助重建在起义期间遭到破坏的都柏林的部分地区，这样企业就可以重新开张并雇用员工。这个举措也表明，在需要时，英国财政部可以帮助爱尔兰。共和派人士对此不以为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是一些民族主义党——比如在1917～1918年间试图解决爱尔兰问题的突出人物霍勒斯·普朗克特爵士——也在7月底得出结论，认为即使劳合·乔治的计划得以实施，也只会把爱尔兰交给新芬党。一切都太迟了。[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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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弗朗西丝·史蒂文森——她对劳合·乔治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认为劳合·乔治在谈判中自损八百，应当辞职。爱尔兰人将愤怒发泄在他身上，那些寻求友好解决方案的人也觉得他应该在阿斯奎斯屈从时辞职。这两人性格的典型方面在爱尔兰危机中展现无遗：阿斯奎斯力图做正确的事情，但他的副手超越了职权范围，越来越无法坦率行事，并在他身后留下了一条破坏的痕迹。这不会是最后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像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做的那样，劳合·乔治责怪除自己以外的每一个人。他觉得爱尔兰人不可理喻。“我认为他没有完全遵守游戏规则”，史蒂文森小姐在日记中写道。她还补充说，她不同意他的观点，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177]但没过几天，她又觉得他留任是正确的做法。当时最顺从劳合·乔治的报业大亨里德尔告诉他，阿斯奎斯的左右手（以麦克纳和孟塔古为首）的地位仅次于他，并且史蒂文森小姐担心，如果他辞职，那么他将永无翻身之日。事实上，对于很多不知道这些私密细节的人来说，谈判提高了劳合·乔治的声望，因为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能够以某种程度的果断来处理重大问题。他们将他视作阿斯奎斯的理所当然的接班人，即使他指挥得很糟糕。他惯用的谈判武器，无论是魅力还是贿赂，都无法应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民主主义者正在分裂成不同的派别，而且永远不会再产生影响力。8月，爱尔兰工会开始攻击他们，并对民主主义者支持分治表示“憎恶”。[178]阿斯奎斯的联合政府也遭到破坏，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将使劳合·乔治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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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上午9时，凯斯门特在本顿维尔监狱被绞死。在被处决之前，他已经被接纳为罗马天主教会的成员。不久后，政府发表了一份声明，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对他的判决给予减刑，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与德国人达成了一项协议，意图建立一个爱尔兰军团，以便在埃及对抗英国人。很多人请求给予缓刑，尤其是史考特，他在7月5日曾问劳合·乔治，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否可行”。[179]史考特辩称，凯斯门特的精神和身体状况都很糟糕——“我认为他至少和枪杀希伊-斯凯芬顿和另外两名记者的宗教狂热分子一样疯狂，但后者（我认为不被绞死是正确的）却不会被绞死（原文如此）。”然而，列举希伊-斯凯芬顿遭到任意杀害和殉道的例子，对凯斯门特的案子毫无帮助。与科尔瑟斯特不同，凯斯门特是在英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中被判犯有叛国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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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史密斯，仍然存有争议。凯斯门特在受审时说，史密斯轻率地做出了叛国罪的判决，这导致史密斯以一种不体面的姿态站了起来，走出了法庭。后来，他以总检察长的身份拒绝了向上院进行上诉的请求。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据说在凯斯门特的文件中发现了一本日记，不仅证明了他滥交的同性恋行为，还证明了他对未成年男孩的性器官有着不正常的兴趣。在决定不给他缓刑的时候，史密斯就考虑过这种迷恋。在回应奥托林·莫雷尔夫人的缓刑请求时，阿斯奎斯告诉她，凯斯门特是一个“堕落和变态的人”。[180]然而，人们还发现了凯斯门特与德国人进一步勾结的证据，这比任何淫荡的性异常行为都更加足以对他进行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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