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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南威尔士矿工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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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第一所国家食堂，创建于1917年5月21日，以应对战时食物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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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咽喉片的广告，用来防治战争后期爆发的西班牙大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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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2日的一张食物配给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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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11日，战争结束，民众欢呼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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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170636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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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视上帝：大战中的英国 第七章 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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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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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6年的最后几个星期，阿斯奎斯对这个国家的领导权终于遭遇了无法抵抗的压力，此时达到了被削弱过程的顶点，这个过程起源于征兵制的辩论，但随后在1916年间扩展到了其他方面。他曾因他的政府在爱尔兰的记录而受到批评，在对起义处理不善后，也因未能在爱尔兰实行地方自治而受到批评。在日德兰战役中表现平平之后，海军的能力受到了严格的审查。索姆河战役的溃败，让政府在这场战役打响后的几天内就招致了大量批评，尤其是来自议员的批评。随后，7月18日，阿斯奎斯拒绝发表文件，概述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惨败背景，使得他在下院遭到了进一步的攻击。他之所以这样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读了汉基就此事发表的一份冗长的备忘录，汉基认为公开此事不符合公众利益。他认为应对战争委员会的讨论保密，就像对内阁的讨论一样，在战争结束之前不应发布任何东西。在涉及协约国的战略和外交的文件中，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帮助敌人。例如，发布的内容将披露丘吉尔计划进入波罗的海，并在德国北部海岸开展海军行动。如果无法讲述整个故事——而汉基认为不能讲述——那么最好不要讲述任何故事。丘吉尔仍然觉得人们将这场灾难归咎于他，他相信发布信息不仅会为他树立起更好的形象，还会让他恢复自己的政治生涯。事实上，他告诉里德尔，他“在战争结束前将一直背负耻辱”。[1]当时，对于这个问题，阿斯奎斯面临着成立一个专责委员会的呼吁。他倾向于抵制这个呼吁，因为战争仍在进行中，开展调查将分散政府中更积极地忙于追求胜利的那部分人的注意力。而且，从索姆河传来的消息——当时公众对这些消息才刚刚开始有了一点儿了解——并没有让政府处于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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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基支持阿斯奎斯，他列举了上个世纪拒绝这类呼吁的先例。汉基最担心的是，专责委员会可能会把政府搞垮。和汉基一样，格雷认为整个政府应当辞职，而不是屈服于调查呼吁。然而，战争委员会持有不同的看法。7月20日，阿斯奎斯向下院宣布了一项调查——尽管这不是由议会开展的调查，而是由丘吉尔母亲的朋友克罗默勋爵领导的委员会开展的调查。这个委员会将秘密开会，以便考虑所有现有的证据。另一个委员会将召开会议，调查英国在库特-阿马拉屈辱投降的背景。阿斯奎斯同意了这个要求，因为在那种场合，他的政府最不需要的就是被指责为掩盖这场战争中另一个最不光彩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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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基提出要写一份广泛详尽的备忘录，其中将阐述政府远征加里波利的理由，以及远征的方式。阿斯奎斯——他希望尽可能少地与这片泥沼有瓜葛——欣然同意了。8月4日，格雷告诉编写备忘录的汉基，他“对政府在批准调查方面的软弱感到非常厌恶，并威胁说，如果人们因此不得参与战事工作，那么他将辞职，以向国家表明这种做法正在阻止我们赢得战争”。[2]丘吉尔只能作为证人出席。汉基开始寻找他能找到的所有文件来支持他的案子，并起草了委员会应该审查的其他证人的名单，以确保他那一方的故事被讲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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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旬，该委员会召开了会议。9月19日和27日，汉基在这两天阐述了政府的观点，他说委员会无法查看作战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引起了麻烦。最终，政府同意允许委员会主席克罗默勋爵查看会议记录，以证实汉基的说法。对于实际上站在被告席上的丘吉尔来说，汉基并没有为难他。汉基说他阐述了双方的论据，而且似乎没有隐瞒重要信息。然而，他强调，作战委员会的感觉是，费希尔完全支持这些提议。在1月28日的会议上，费希尔什么也没有说，汉基对此感到压力重重，他承认，当海军顾问在这样的会议上保持沉默时，他的沉默通常被认为是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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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和10月4日，丘吉尔进行了作证。第一天，他发表了一份冗长而详细的声明。他对自己统领的海军部发生的一切全权负责，并明确表示他对任何海军军官都没有怨言。他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给那些向我提供专业建议的人进行辩护”。[3]他说，为了帮助俄国人，这次进攻是必要的。他还暗示，基钦纳在一开始就拒绝派遣大量军队，这种做法引发了问题。他否认曾干预计划过程，这个过程由他的海军专家负责，而不是政治家。但他说，海军部现任的两名最资深的顾问——第一海务大臣杰克逊（Jackson）和他的参谋长兼海军少将亨利·奥利弗（Henry Oliver）爵士——都曾支持卡登提出的打通海峡的最初计划。实际上，丘吉尔正在唆使委员会对这两人进行攻击。当被问及是否曾敦促杰克逊和奥利弗支持卡登的计划时，丘吉尔予以否认。作战委员会一开始就一致支持这个计划，并且费希尔没有反对，也没有（在那个阶段，即1915年1月中旬）提出反对卡登计划的理由。丘吉尔承认，在后来决定派遣登陆部队时，他和作战委员会负有共同的责任。然而，在他看来，做出这个决定的主要责任在于基钦纳和阿斯奎斯，他们是在以海军为主的行动显然无法取得成功时做出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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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讲了五个半小时。克罗默——他后来在第二年的2月去世——累得躺在床上。一个星期后，由一群议员、殖民地政治家和军人组成的委员们对丘吉尔的证词提出质疑。丘吉尔的主要任务是让提问者相信，在最初的计划阶段，费希尔对自己的疑虑保持沉默。由于缺乏书面证据，他似乎说服了提问者。此外，丘吉尔还声称，他希望军队登陆并不是为了帮助海军通过海峡，而是为了确保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海军在打通海峡方面取得的成功。一旦海军的进攻失败、就让士兵登陆的建议得到了他的支持，但这个建议不是他发起的。费希尔在提供证据时，没有做任何损害丘吉尔的事情。他说，他在1月28日的关键时刻保持沉默，这是因为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辞职，他不想这样做。然而，当被问及为什么在作战委员会中没有人问他的意见时，他回答说：“他们都很清楚是为什么！”[4]在后来写给克罗默的一封信中，费希尔着重提到了丘吉尔：“丘吉尔先生是非常正确的。在我辞职前，我会一直支持他。我还会这么做的。他有勇气，有想象力。他是一个战士。”[5]该委员会将延续到1919年，但收效甚微。不过，丘吉尔的复职已经慢慢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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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整个夏末和秋季，阿斯奎斯的可信度都在继续下降。7月30日，劳合·乔治问里德尔，“就更积极地开展战事工作”这个问题举行大选会有什么结果，卡森——据里德尔所说，劳合·乔治用“颂扬”的话描述他——领导的新政党对此进行了辩论。[6]主要的参与者是劳合·乔治、劳和张伯伦。里德尔害怕公众的反应，但劳合·乔治声称，“我认为，这个国家更愿意选择卡森，而不是阿斯奎斯”，并表示他将“高兴和自豪”地在卡森的手下工作。[7]卡森现年62岁。他生长在都柏林的一个新教徒家庭，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建筑师，母亲是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的女儿。他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攻读法律，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成了爱尔兰最伟大的辩护律师。对他来说，爱尔兰这个舞台太小了：1893年，他被召到英国律师协会；两年后，他就刑事诽谤为昆斯贝理（Queensberry）侯爵起诉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由此一举成名。[8]1910年，他为他的当事人在阿切尔-希（Archer-Shee）一案中赢得了胜利，在该案中，这个因偷窃而被奥斯本海军学院开除的男孩被证明无罪——泰伦斯·拉提根（Terence Rattigan）的戏剧《温斯洛男孩》（The Winslow Boy）就是以这个案件为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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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于1892年，当时他被任命为爱尔兰副检察长；他曾被选为都柏林大学的自由统一党议员，并于1900年在索尔兹伯里政府担任英格兰副检察长。但是，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这个法律机构的支柱一直在阿尔斯特省策划反对爱尔兰自治的运动，并在这个过程中几近达到组织煽动叛乱的程度。他发起了一场武装志愿运动，并成为《阿尔斯特公约》的近45万个签署者中的第一个，该公约承诺用一切必要手段抵制爱尔兰自治。在战争爆发前，他似乎已经准备好领导阿尔斯特的志愿者部队进行一场反对民族主义党的内战。[9]他的半政治家、半海盗作风以及他超凡的领导才能使得那些开展战事的人无法抗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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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丘吉尔给身在法国的希利写信说，他认为在这场会议后，阿斯奎斯还会继续任职，但“他的处境一点也不好。政府外的保守党人鄙视他，爱尔兰人已经对他失去了信心，许多自由党人要么疏远了他，要么对他感到恼火。内阁中有许多敌对势力在起作用，政府随时都有可能垮台”。[10]此外，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的第一份报告也让阿斯奎斯笼罩在阴影中，人们对这份报告的期望加重了他在1916年秋天承受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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