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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实施的管制通常考虑不周。例如，为了节约取暖和照明，在秋天临近时，政府根据《保卫王国法案》责令晚上营业到很晚的商店提前关门。然而，由于人们需要轮班工作，许多小商店在晚上7点以后才有很多生意，新的限制对店主的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对小商家来说，这些限制是又一次打击。早在战争爆发前，小商家就因为大型零售商和连锁店的增长受到了影响，并且在实行营业时间限制的情况下，大型商店能够更好地维持生存。议员亨利·钱塞勒（Henry Chancellor）宣读了一封选民的信，阐述了肖尔迪奇选区的选民面临的种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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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杂货店和供应品行业当了24年的店主，我支付工资，缴纳税费。当城里工作的贫穷妇女（主要从事办公室清洁工作）晚上（下班回来）时，那是我的生意最兴隆的时刻，而（这些妇女）直到晚上八点或十点才回来，那时她们得为晚餐购买食物，主要是奶酪、罐头肉、香肠、面包、黄油等。如果我不得不在7点关门，我还不如把百叶窗永远关上，而我卖炸鱼的邻居可能会继续营业，由此抢走我的生意。我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儿子，他们要从我这里带他去参军，我没有别的谋生手段。[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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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恳求政府重新考虑一下，否则这些商店的店主们将被集体送进济贫院。还有人指出，除非放宽限制，否则必不可少的工人，特别是军火工人，将无法在不翘班的情况下购物。塞缪尔为该命令进行了辩护，他引用了煤炭供应委员会关于节约燃料的建议；他还列出了代表服装商、药剂师、杂货店老板、理发师、肉贩、铁器商和小商人的贸易团体的名单，在协商过程中，他们支持这些提议。然而，由于遭到了大力反对，他同意商店从周一到周五开放到晚上8点，周六开放到晚上9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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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粮食危机开始引发（至少在官方圈子里）轻微的恐慌，许多下院议员开始考虑集中管理粮食控制这个更广泛的问题。11月15日，赫里福德的托利党议员、学院派经济学家威廉·赫文斯（William Hewins）要求任命一名食物管制员，以便“降低战争持续期间食物短缺和价格严重上涨的风险”。[31]他就这个问题在下院发起了一场辩论，在辩论中，他说，“英国国内相当焦虑”，物价持续上涨是不可避免的。[32]他对联合政府进行了指责。“考虑到英国控制着世界上最大的地区和最肥沃的土地，考虑到你们可以无限制地大量种植为大英帝国的民众服务所需的一切，我认为，英国政府在处理粮食供应问题上的政策是完全不可原谅的。如果你在整个大英帝国的支持下都无法保障粮食供应，那么只能说明你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33]政府避免就帝国或英国本土的粮食生产发表声明，也没有提到与粮食生产和供应有关的劳工和运输问题。这象征着政府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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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文斯的目标是把大臣们引出来，并让他们看到，由于如此广泛的部门参与了粮食政策的实施，有必要进行集中协调。尽管他声称“我并没有对首相或政府的任何成员发表任何评论”，但他还是强调了政府的一个重大失误，而此时这个失误有可能成为致命威胁。[34]他认为，没有集中指挥，任何企业都无法生存。但政府认为，粮食企业可以在没有集中指挥的情况下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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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委员会的主席朗西曼向议员们保证，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改善粮食供应。他报告说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收成创了纪录，但他也承认，并非总是能够找到船将这些收获的果实运送到英国，对此，他在一定程度上指责法国人，因为法国人迟迟才让英国船只在他们的港口掉头。他声称，虽然造船厂的劳动力短缺，但1917年的产量将会增加。不过，他也承认存在严重问题。例如，英国觉得有义务向其盟国提供粮食，这使得国内的情况更加令人担忧。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没有尽快寻求改善情况。朗西曼承认，在农村地区招募士兵时，“最困难的”事情是，需要判断什么时候招募更多士兵将会对粮食供应造成破坏。此外，高价格并没有降低消费，所以，他承认政府可能会“被迫”控制价格。[35]糖仍然是一个问题，但也有土豆暴利的案例，林肯郡的一位农民向军队出售土豆，每英亩获利62英镑，此后土豆的价格就上涨了，这要感谢陆军部在采购方面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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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西曼概述了他提出的一系列措施，以应对这些困难。他计划发布命令汇集熟练工人，以确保完成船只的建造。然而，虽然政府可以引导劳动力去造船，但没有钢铁就无法建造船只；并且由于缺乏熟练的钢铁工人，导致许多高炉不得不熄火。因此，朗西曼承诺这些高炉将被重新点燃，熟练的钢铁工人将被从军队中带回来。他宣布，除非有人接替重返田地的退伍士兵从事农业工作，否则1月1日以后不再征召全职农业工人，4月1日以后不再征召奶牛场的工人。他还承认，许多农业机械的维修状况很差，而英国缺乏机修工来修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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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朗西曼代表政府承认，必须根据《保卫王国法案》通过枢密院令任命一位食物管制员。然而，政府等到战争的第三年才这样做，这是一种极不称职的表现。他补充说，凡是浪费食物的人——最近有报道称，由于农民对向其提供的合同价格深感受辱，有几加仑的牛奶被倒进了下水道——都将被起诉。这个农民并非孤例：一个农业协会建议其成员，如果合同价格令人不满意，就用他们的牛奶喂猪。不过，这样做至少有利于食物链。他承诺要用法律惩罚在食品市场囤积居奇的人。虽然政府尚未制定计划来确定食品的最高限价，但一些食品（如牛奶）的价格上涨将受到控制。食物管制员负责收集与收购小麦等问题有关的证据，并提出政策建议。他承认这些措施“很激进”——尽管卡森和斯旺西的自由党议员阿尔弗雷德·蒙德（Alfred Mond）觉得它们不够激进，蒙德也是一名实业家和财阀，他在1926年创建了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并说道，按照巴恩斯之前提议的内容，国家应该接管农场，就像接管制造武器的工厂一样，并应确定食物的最高价格，就像劳合·乔治确定武器的最高价格一样。[36]国家接管了军工厂附近的酒吧，并在那里设立了食堂，试图使它们更像工人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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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都很“激进”，最激进的方面表现在，它们对自由主义中的不干涉主义思想造成了影响。朗西曼得出结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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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我们必须放弃我长期坚持的古老的自愿原则，我们可能不得不采取措施，实行国家控制，这可能会引起许多不适，并在某些方面造成些许不满。但是，没有哪一条国家法规几乎不会对部分民众造成影响。我们有权要求国内的所有人做好忍受一些困难的准备，政府将对这些困难进行评估和限定，并尽可能进行平均分配，以便让那些为国家付出更多的人能取得光荣的胜利。[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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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将利用枢密院令，从价格、供应、销售和分配等方面对食品市场进行管制。不过，在现阶段，政府已经获得了这些权力，但它还没有力图制定和实施规章制度。这段插曲也显示了劳合·乔治的影响力是如何增长的，在驳回了他任命“粮食督管专员”的想法后，内阁在三天之内就决定采取这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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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内，政府实施进一步干预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因公众的态度而得到了缓解，公众对铺张浪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有助于巩固政府的理念。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夕，萨沃伊（Savoy）酒店的总经理发布了“节日晚宴”的细节，每个人的费用在1基尼和25先令之间（这个费用根据桌子的位置而定，并且不包含葡萄酒），但公众的强烈抗议导致这个报价被撤回。[38]贸易委员会为酒店和餐馆老板安排了一次会议，讨论“经济型菜单”，朗西曼“明确表示，除非酒店老板自己采取必要的行动，否则政府将会为他们采取行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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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试图改善现状，但在索姆河战役遭受失败和巨大的伤亡后，食物短缺加剧了公众的不安。这种不安是由报纸引发的，并且不仅仅是诺思克利夫的报纸。1916年末，这些报纸将政府描述为无能、缺乏判断力、领导不力、无法做出重要决定。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强调了政府的一项失败，进一步损害了它的信誉。一些受欢迎的报纸要求将霍雷肖·博顿利纳入内阁。对许多人来说，博顿利是一个民族英雄，不仅仅因为他努力招募士兵，还因为他在英国各地为激动人心的观众们发表“演讲”，并通过这些演讲获得很高的报酬。在同僚们看来，阿斯奎斯似乎老了，而且正如克劳福德勋爵所说的那样，阿斯奎斯“死气沉沉”，对管理他那笨拙的内阁“毫无希望”。[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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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16年12月的政治危机是在公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对战争日益不安的背景下发生的。罢工变得更加频繁。1916年11月，批评战争的人士在加的夫举行的一次会议演变成了一场骚乱，一群忠于战事工作的工人把数百名反对者赶了出去。即便如此，仍有迹象表明，工人阶级意识到他们在堑壕战中所遭受的损失，正在从一种以忠诚为主的立场转向一种近似于持不同意见的怀疑态度，而劳工运动并非总是能够轻易地对他们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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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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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就在索姆河战役结束前的一个多星期，劳合·乔治对汉基说：“我们将输掉这场战争。”[41]汉基回答说，他从来都不认为德国会被这场进攻击败，而是认为会出现“对我们有利的平局”。[42]用汉基（他的一个兄弟在索姆河战役中阵亡）的话来说，索姆河战役的结果就是：“俘获了大量的囚犯，占领了几平方英里的弹痕累累的泥土。”[43]两天后，劳合·乔治再次告诉汉基，除非改变策略，否则他无法继续任职，并补充说，如果他辞职，他将公开说明辞职原因。最重要的是，劳告诉劳合·乔治，他也对战事指挥感到不满，而且“统一党很可能会分裂”。[44]劳一直支持阿斯奎斯，虽然阿斯奎斯也报之以忠诚，但始终与劳保持一定的距离，并以高人一等的态度对待劳（劳的朋友J. C. C.戴维森是这样认为的）。戴维森知道，在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政要（阿斯奎斯觉得和这些人在一起更舒服）之间，劳“格格不入”，但他觉得阿斯奎斯的态度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我确信博纳肯定很想帮助阿斯奎斯，但遭到了断然拒绝”。[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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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在马克斯韦尔·艾特肯爵士的乡间别墅切克利（Cherkley）举办的午宴上，劳抵达时发现史密斯和丘吉尔安坐在那里。这场午宴演变成了丘吉尔关于政府罪孽的演讲。这激起了劳说：“那好吧……我们应当举行大选”，这让沮丧的丘吉尔抗议说这个建议是“他听过的最不道德的事情”。[46]丘吉尔认为，选举将使阿斯奎斯领导的联合政府通过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而重新掌权，因为它将获得一些统一党人的支持，并且不会遭到一致的反对，情况将会是这样。据弗朗西丝·史蒂文森说，第二天，卡森和艾特肯会见了劳合·乔治，告诉他劳即将辞职，并问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自由党的下一个最高级别人物，“他是否愿意组阁。他断然拒绝了”。[47]关于劳辞职的说法可能被夸大了。劳当然知道，如果由阿斯奎斯领导政府，那么他的政党将难以驾驭，而且（在卡森的压力下）他已经告诉阿斯奎斯，必须做出改变。然而，这与准备离开联合政府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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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弗布鲁克——艾特肯将在下一年获得这个称号——的说法就不一样了，他说劳合·乔治召唤了他，没有讨论劳合·乔治继任首相的可能性：但是，和劳合·乔治的回忆录一样，比弗布鲁克的回忆录也往往不可靠，并到了虚构的地步。劳合·乔治拒绝继任的理由是，“前方只有灾难”，并且“他会因为输掉战争而受到指责”。史蒂文森小姐告诉他，如果阿斯奎斯辞职，那么接替阿斯奎斯就是他的爱国义务。但是，统一党人将会不信任他，而自由党人会因为他实际上罢免了前任首相而讨厌他。她对政治有着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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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中所有的自由党人都对阿斯奎斯忠心耿耿，因为尽管他缺乏活力，他们还是钦佩他的政治立场，钦佩他尽心尽力地忠诚于自由党及其议员。而且，在他们看来，可能接替他的人更加糟糕。他们已经把劳合·乔治看作一个威胁，因为他的野心显而易见，同时也认为他可能是不忠诚的，因为他轻而易举地抛弃了他所宣称的自由主义原则，转而提倡国家主义和集权主义。然而，与阿斯奎斯一样，自由党议员们也意识到了劳合·乔治的追随者在这个国家的影响力，并且不愿压制他。和自由党政治家一样，黑格也对他持保留意见。自从劳合·乔治接替基钦纳以来，黑格与陆军大臣有过广泛的接触。这位总指挥官告诉他的妻子：“你会发现，我不认为劳合·乔治是个了不起的人或好领导。”[48]他的评价将会变得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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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劳合·乔治还在提出其他想法：11月18日，他和艾特肯在“极度悲观的状态中”吃早餐，因为他觉得劳太受制于阿斯奎斯了，他向史蒂文森小姐吐露说，“他想辞职，并希望担任战争委员会的主席”。[49]这是他第一次提到一个管理战事的独立的小型行政机构——这是卡森长期以来设想的机构——而首相不会是其中的一员，它将在劳合·乔治的领导下独立运作。他想和劳讨论这件事，但是劳“精神状态不稳定”，拒绝见他；他就正在发生的事情向毫不惊讶的阿斯奎斯敞开心扉。对劳合·乔治来说，与自由党同僚讨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会支持他。他所有的支持都来自统一党人，不过，他们对他的计划的支持需要得到统一党领导人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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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特肯不仅是劳最亲密的政治朋友，而且还在幕后以17500英镑的价格控制着《每日快报》，他认为，只要阿斯奎斯继续掌权，战事工作就不可能得到妥善开展，他的这个想法对劳合·乔治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在他看来，他将扮演劳与劳合·乔治的中间人。然而，诺思克利夫误解了艾特肯，他告诉艾特肯，“他设法摧毁劳合·乔治”，并需要艾特肯的帮助——“我将让尽可能多的报纸来帮我。”据说，艾特肯回答说，如果他提供这样的帮助，他将是“国家的叛徒”。这件事是迄今为止最有力的证据，它证明了诺思克利夫享有势力过于强大的臣民地位。后来的事情发展表明，他错读了劳合·乔治的狡诈和狡猾，这也显示出他的判断能力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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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报业大亨已经开始反对劳合·乔治，原因和他反对任何人的常见理由一样——陆军大臣拒绝在所有问题上遵从他的判断和偏见——尤其是因为他意识到劳合·乔治对他的朋友黑格的看法很糟糕，这是众所周知的。他还认为劳合·乔治是个吹牛大王，缺乏道义勇气，因为他经常听到劳合·乔治威胁要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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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艾特肯，劳现在被带入了一场与影响深远的变革有关的讨论。11月20日，在艾特肯居住的位于海德公园酒店的房间里，艾特肯、劳、卡森和劳合·乔治开会，讨论成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战争委员会的想法，这个委员会将不包括阿斯奎斯。统一党人赞成劳合·乔治关于阿斯奎斯缺乏“动力”的观点，尤其是他让谈话漫无目的地继续下去，无法果断地结束会议，无论是内阁会议还是委员会会议。并且报界对首相进行了一连串的批评，不管劳合·乔治有没有煽风点火。尽管劳喜欢经常召开小型战争委员会会议的想法，但他对劳合·乔治获得更大的权力——他极其不信任劳合·乔治——感到不满。根据艾特肯的说法，“劳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官位和权力方面，劳合·乔治都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他只考虑自己的利益”。[50]那天早些时候，他对艾特肯说：“我不会卷入针对阿斯奎斯的任何阴谋。”[51]当劳合·乔治说他想把阿斯奎斯排除在战争委员会之外时，劳的不信任增加了。劳仍然坚持让阿斯奎斯加入。对劳合·乔治来说，劳对首相的忠诚使得事情没有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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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适度地与劳打交道，他的下一步是让白厅官僚体系中的关键人物不越位。11月22日，汉基邀请他在自己的俱乐部共进午餐。在那里，陆军大臣透露，他希望“组建一个新的战争委员会——由他本人、卡森、博纳·劳和亨德森组成——选择亨德森是为了安抚工党”。[52]汉基告诉他，他觉得这个主意（而非主要成员）不错。他也想精简决策过程，不再浪费时间，但他对卡森和劳的审议才能评价不高。那天晚上，劳合·乔治邀请汉基与他、劳及卡森共进晚餐，一起讨论此事，但汉基拒绝了，因为这似乎对阿斯奎斯不忠。他可能想到了，也可能没有想到，劳合·乔治提出的领导这个委员会的建议，将会向劳合·乔治赋予极大的权力，使他认为阿斯奎斯继续担任首相的想法变得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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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知道陆军大臣是一个极端的机会主义者，但是，根据他的私人秘书J. C. C.戴维森（后来获封子爵）的说法，劳“几乎已经信服劳合·乔治是被相当崇高的爱国主义动机所鼓动”，然而，在那晚的晚宴上，他又一次对排除阿斯奎斯表达了不安。[53]卡森对重返政坛没什么热情。劳合·乔治确信自己能够团结这个国家并赢得战争。虽然劳合·乔治在计划中设想让阿斯奎斯继续担任首相并掌管除战争以外的所有事情，但现在，他在私下里对阿斯奎斯很刻薄，他告诉史蒂文森小姐，“首相是绝对没有希望了。他对任何事情都拿不定主意，似乎已经失去了一切意志力”。[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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