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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下旬,在汉基的敦促下,经贝蒂批准,他命令海军部组建护航队,以防止这么多的商船遭到破坏,之后再也没有遭受这么大的损失。第一海务大臣杰利科曾带头反对护航队,但后来他全心全意地给予支持。尽管如此,劳合·乔治还是解除了他监管海军军舰和商船制造的责任,将职责移交给奥克兰的哥哥埃里克·戈德斯(Eric Geddes)。戈德斯成为平民贵族和海军部的主管,手下有一支正式的作战人员。这不仅仅是劳合·乔治在政客未能做成事时引入商人的另一个例子,也是他管理风格的又一个例证。这种管理风格表现在,他通过创造一份新的工作和授予新的头衔来得到他选中的人,这些人夺去了其他人的全部或大部分角色,比如这个例子中的杰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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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德斯是劳合·乔治式“进取”人士(这些人将为胜利提供动力)的缩影。19世纪90年代初,他因为忽视学业、更喜欢玩橄榄球而被爱丁堡学校开除。他成了一名伐木工人,后来成为东北铁路公司的副总经理。1915年军需部成立后不久,劳合·乔治把他引入军需部,让他负责监督机关枪的生产,然后是炮弹的装填。当炮弹产量上升时,法国的铁路系统却无法将它们迅速运送到前线。于是,1916年7月,劳合·乔治(他刚接替基钦纳)派戈德斯去解决这个问题(没有适当征求黑格的意见)。尽管没有从军经验,他还是获得了少将军衔。基于类似的理由,他以海军中将的身份去了海军部。幸运的是,戈德斯和黑格相处得很好,他与军队“友好合作”的能力被认为是派他去处理航运的原因之一。[31]不过,他确实成了许多同僚取笑的对象,尤其是因为他几乎像普鲁士人一样,热衷于穿自己有资格穿的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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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戈德斯加入海军部监管造船时,他发现该部门管理不善,这与唐宁街的观点——认为海军部充斥着管理不善的现象——相呼应。就连诺思克利夫(不久后,劳合·乔治就把他从伦敦的搬弄是非中调离出来,任命他担任出使美国的军事代表团的团长)也把矛头对准了海军大臣卡森,5月2日,《每日邮报》的一篇社论抱怨“太多的文官掌权”。[32]一周后,该报呼吁实行食物定量配给,称“观望”的食物政策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让人想起了阿斯奎斯的说法。劳合·乔治意识到卡森没有什么管理才能,而且太倾向于赞同海军上将们的意见,尤其是劳合·乔治鄙视的杰利科。米尔纳——他把相当多的心思用在了海军部的工作上——也给劳合·乔治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得他不得不换掉卡森。汉基记录道,首相“采取了一个简单的权宜之计,把他‘踢’到了战时内阁”,而战时内阁的大臣们都没有任何职务。[33]后来,劳合·乔治不得不决定由谁来接替卡森,因为海军大臣的职位已经变得比以前更加敏感了。现在,陆军也参与攻击海军的管理问题,利用那里的困难来分散人们对其自身缺点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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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和罗伯逊同意戈德斯和米尔纳对海军部的评价。黑格对“海军部的严重低效状态”提出抗议,利用这种麻烦在战时内阁中开辟了第二条战线。他在日记里讽刺了这一点,他写道,“海军大臣(卡森)最近(同一个小他30岁的女人)结婚,他精疲力竭,把所有事情都交给那些无能的水手!”[34]戈德斯告诉黑格,杰利科“非常脆弱,而且优柔寡断”。劳合·乔治曾不太认真地考虑过用汉基取代卡森的想法(这是由战时内阁的秘书提出的),但是,正如汉基以其一贯的极其自尊的口吻指出的那样,他目前担任的职位“实际上无人可替”。甚至连罗伯逊也被考虑过,但他说他会拒绝,因为他无法面对成为一名政客。罗伯逊的候选人资格是由黑格提出的,黑格在战略上与他意见不同——这推翻了首相认为罗伯逊是黑格的代言人和辩护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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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与卡森——首相担心会得罪卡森——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交涉之后,7月6日,首相把海军部交给了极其高效的戈德斯,戈德斯刚刚被任命为海军中将,但还不是议员。政府在剑桥为他安排了一次补选,他幸运地获得了胜利。他在两年内从铁路部门主管升为海军大臣,这是劳合·乔治式运作模式的典型代表。他告诉里德尔,他认为戈德斯“将使商船的产量增加一倍”。[35]新的海军大臣和首相对杰利科的看法一致。杰利科一直任职到1917年的圣诞前夜,在辞去第一海务大臣的职务时,他列举了一些理由,包括诺思克利夫对劳合·乔治和海军事务施加的不可接受的影响。戈德斯彻底改革了海军部的组织结构,与造船厂建立了直接关系,就像陆军部与军工厂建立的关系那样。杰利科被边缘化,之后被解职,结束了机构部门对护航队的抵制。到了1917年的圣诞节,英国重新夺取了制海权,尽管在前一年的春天,英国的制海权因为潜艇的威胁而处于危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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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更年长、更危险的朋友,他引起了刚上任的劳合·乔治的注意。他就是丘吉尔。丘吉尔在下院仍然受到广泛的鄙视,但5月10日,在下院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就食物配给和征召劳动力提出了周全的建议,这似乎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并给了劳合·乔治一个借口,以便让他重返政坛。丘吉尔认为,在美国参战前,协约国应采取防御战略,而不是进攻——因为军队需要接受全面的训练来进行堑壕战,这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首席党鞭盖斯特(他也是丘吉尔的堂弟)向劳合·乔治报告说,议员们认为丘吉尔的演讲是“一场出色的有政治家风度的尝试”。[36]首相对这个表现赞赏有加,这有助于修复二人之间因丘吉尔没能担任政府职务而产生的裂痕。几天前,史考特记录道,丘吉尔“在提到劳合·乔治时语气相当尖刻,很显然,他已经开始把劳合·乔治看作是命中注定的对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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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劳合·乔治认真考虑了如何让丘吉尔重返内阁。他之前曾郑重承诺,作为统一党人支持其联合政府的条件,他不会将丘吉尔提升为内阁成员。首相的健康状况很差,每当有压力时,他就会崩溃。他工作很长时间,事情进展得很糟糕。甚至不屈不挠的汉基也被牙痛击倒了。战时内阁在议事日程上出现了严重滞后,以至于汉基担心导致阿斯奎斯的联合政府垮台的僵化局面会再次发生。诺思克利夫告诉劳合·乔治,他认为这届政府甚至比上届政府更加不受欢迎,尽管史蒂文森小姐觉得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劳合·乔治拒绝征询他的意见。5月19日,首相告诉她,他正在考虑改组。“他说,他想要一个能让他振作起来、帮助他、鼓励他的人,一个不会总是拉长了脸来找他,并告诉他所有事情都出了问题的人”,她如是说道。[38]最大的阻力是劳,他的想法不可动摇。她还说:“我觉得大卫正在考虑让温斯顿来担任一些职务。”她知道他们已经在谈论这种可能性,并且知道劳合·乔治“清楚他(丘吉尔)的局限性,意识到他已经被自负吞噬了”。尽管如此,劳合·乔治还是很看重丘吉尔的精神、韧性、活力、个人魅力、不屈不挠的品格和经验,尽管他犯过错误。首相也渴望得到自由党当权派(他们鄙视他)的支持,并且知道唯一的方法就是诱使阿斯奎斯回来,以此抹消那么多自由党人讨厌他的原因。他向阿斯奎斯提供议长一职,但阿斯奎斯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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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让丘吉尔重返政坛的想法,一些人很热心,但另一些人坚决反对。“在我看来,他不像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头脑敏捷的政客,他缺乏那些强有力的品质,而这些品质对于一个将在日后负责国家事务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伊舍在5月30日对黑格如是说道。“因此,我希望他待在政府外面。”[39]6月2日,海军上将贝斯福勋爵告诉劳,在安特卫普和加里波利战役之后,更别提1914年阿尔斯特危机期间丘吉尔给舰队下达的命令,他“强烈地感觉到他将会再次担任公职”。[40]贝斯福——他不知道什么叫权宜之计和委婉说辞——说,他正在考虑成立一个委员会,如果丘吉尔被任命,就在全国范围内召开谴责丘吉尔的会议,他有要公开的“文件和证据”(他没有说出具体内容),而且他看到“几家重要报纸的编辑”准备放出狗来帮助“避免这则丑闻和给国家带来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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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松也握有强有力的论据,6月4日,他给劳写信,提醒劳,他加入战时内阁“是基于一个明确的认识,那就是温斯顿·丘吉尔不能成为政府的一员”。[41]即使劳把这一点告诉劳合·乔治,似乎也不会给后者造成困扰。劳合·乔治要求史末资为丘吉尔任职空军委员会做好准备,而不是之前讨论过的军需部,因为军需部现在已经走上正轨,而在战争中,空军可以成为“决定性的重要力量”。[42]史末资说:“尽管这项任命遭到了政党的强烈反对,但我认为你将为这个国家做出真正的贡献,因为你任命了一个有才干的人到这个部门来。”保守党主席乔治·杨格(George Younger)爵士直接给劳合·乔治写信——他拒绝打扰劳,因为劳的儿子刚刚在行动中丧生——警告他,任命丘吉尔接替考德瑞勋爵(他在德比的手下管理空军委员会)将会损伤托利党的忠诚。他觉得劳合·乔治没有意识到让托利党接受其大部分计划所存在的困难:这可能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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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比希望留住考德瑞,他和劳合·乔治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德比对丘吉尔可能会干涉陆军部的事务感到担忧,因为考虑到丘吉尔在海军部的表现,甚至是他上次担任不承担任何部门职责的公爵领地事务大臣时的表现,这是一个可以预见的问题。寇松——他在第一次写信时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给劳合·乔治写信,再次提到这个问题,并警告劳合·乔治,丘吉尔将“非常不受陆军和海军的欢迎”。[43]寇松问道:“仅仅是为了让那些在我看来人民绝对不会追随的民众领袖闭嘴,而招致这些风险,并忽略那些最忠实的同僚和盟友,这值得吗?”甚至连考德瑞也给劳合·乔治写信说,在他的领导下,空军委员会不仅成功地制造出了更多的飞机,还制造出了比德国飞机还要好的飞机。他的一个论点是,如果任命丘吉尔,那么“温斯顿将会认为,空军取得的所有辉煌成就都归功于他,并且只归功于他”。[44]他问:“你的一位大臣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危险人物,我相信他会说空军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彻底改变了战争,并成了实现和平的手段,但任命这样的大臣明智吗”,因为这将“导致他认为自己(在民众的眼中)是政府里最重要的人,是竞选首相的合适人选”。最后这句话表明考德瑞至少了解他的这位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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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非常担心,他让盖斯特去问丘吉尔,如果向他分配各种职责,他是否会回到兰开斯特公爵领地。丘吉尔的回答是“不”。丘吉尔想要的只是“帮助击败‘匈人’”,要么在战时内阁任职(他说自己不要薪水,鉴于只需向他支付很少的可支配收入,这是一个很好的提议),要么负责任何“战争部门”。盖斯特“竭尽说服之能事”,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丘吉尔无法也不会明白托利党的普通成员对他有多么深恶痛绝。党鞭建议,对劳合·乔治来说,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呼吁他的统一党同僚改变主意。[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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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改变人们的想法已不再是劳合·乔治的作风。如果首相不能赢得同意,那么他将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并敢于让同僚挑战他。7月17日,也就是国王建立温莎王朝的那一天,丘吉尔重返政府,担任军需大臣,考德瑞暂时留任空军委员会。丘吉尔未被允许加入战时内阁:统一党人对他的回归感到非常愤怒,要是再让他加入战时内阁,这会让统一党人吃不消。在了解事情的进展后,劳合·乔治没有咨询劳,而是向他说明了既成事实,这很罕见;在这种情况下,劳合·乔治意识到了统一党人对丘吉尔深恶痛绝,似乎也意识到了他绕过劳的失礼行为,但他自己没有勇气告诉劳,于是,他派比弗布鲁克去做这件事。劳不得不再次面临是支持劳合·乔治、还是让他下台的选择:他选择了前者,并设法平息了自己党内的叛乱。然而,朗告诉他,“这件事的真正效果是摧毁了对劳合·乔治的所有信任。人们普遍认为,他为了除战争以外的个人目的欺骗和诱骗了我们”。[46]劳合·乔治让丘吉尔重返政坛,似乎是因为他担心,如果丘吉尔继续被排除在外,可能会破坏政府的稳定,并会破坏这两人之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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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取代了艾迪生,后者被任命为第一任重建大臣。重建部的成立表明政府了解,不能让士兵或阵亡士兵的遗孀和孤儿忍受工人阶级在1914年前的大动荡时期[47]所忍受的条件。当时还没有人使用“英雄之家”的标语,但这个标语表明了它的意义所在。然而,在德国被击败之前,除了制定计划外,几乎什么也做不了。艾迪生的工作将是监督社会重建——在处于胚胎状态的福利国家的支持下,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交易——以及物理重建和实质重建等问题。在改组团队的过程中,劳合·乔治任命孟塔古担任印度事务大臣。从1910年至1914年,孟塔古一直担任印度事务次官,但劳合·乔治在意的是孟塔古与阿斯奎斯的亲密关系,使得这个任命具有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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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索不达米亚委员会的报告促成了孟塔古的复职。1916年春,印度事务部移交了美索不达米亚战役(主要由印度军队开展)的责任,但印度事务大臣奥斯丁·张伯伦对库特-阿马拉围困和未能向在那里作战的士兵提供适当的医疗服务负有最终责任。虽然张伯伦的官员们在很大程度上不让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报告把他列入了应受到直接或间接批评的人员名单。尽管劳合·乔治竭力劝阻,他还是辞职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众和同僚对他这种有原则的行为给予尊重,使得他在统一党中获得了新的地位,同时也驳斥了F. E.史密斯的俏皮话,即“奥斯丁总是玩这个博弈,但总是输”。[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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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戈德斯就向劳抱怨说,丘吉尔试图干涉海军部的事务,劳让劳合·乔治告诉丘吉尔不要插手其他部门的事务。对于这个变动,劳合·乔治甚至没有咨询战时内阁的成员,而且并非战时内阁成员的资深大臣——例如德比——也对同僚之间缺乏合作感到震惊。德比就丘吉尔的任命提出辞职,但劳合·乔治向他保证丘吉尔不会干涉陆军部:所以德比撤回了辞呈,但他坚称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49]劳合·乔治按照他惯有的做法,责备劳没有及时通知德比。德比后来发现,劳合·乔治也没有咨询过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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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格温给伊舍写信说,“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人们会对政府或某个人士感到愤怒,但这种愤怒从来不像现在对劳合·乔治任命温斯顿的愤怒之情那样猛烈”。[50]阿斯奎斯告诉西尔维娅·亨利,他和史末资一起吃午饭,史末资“认为目前的状况无可奈何、在劫难逃,但反对强加于人”。[51]比弗布鲁克称“劳合·乔治的宝座开始摇摇欲坠,但它没有倒下”。[52]在给巴瑟斯特夫人的信中,格温写道:“温斯顿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对付工党,如果有人比温斯顿更加不合格、更加缺乏机智、判断力和品格,我目前还没有找到。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53]C. P.史考特和《每日纪事报》的编辑罗伯特·唐纳德(Robert Donald)都写信向丘吉尔表示祝贺,但到目前为止,最明白事理的一封信来自他的姑母温伯恩夫人,她在信的结尾写道:“我的建议是留在军需部,不要试图操纵政府!”[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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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意识到,他批评劳合·乔治没有及早提拔他,这对劳合·乔治是多么不公平。他没有认识到反对他的人的规模,以及劳合·乔治为了召回他耗费了多少政治资本。他的工作也没有那么一马平川。7月19日,里德尔告诉他,部门的“大多数领导人都处于叛变状态,很快就会有人辞职”。[55]尽管如此,丘吉尔在军需部的日子是他在政府中最成功的时期之一,虽然这个部门的基础结构是由劳合·乔治为他建造的,并由艾迪生进行了改进。他把惯有的活力和献身精神都投入工作中,他在该部门的经历对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这让他相信,由国家监督和控制的军火工业的生产活动“为国家社会主义提出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论据”。[56]尽管许多政界人士对这种做法表示遗憾,但这次内阁改组显示出一种动力,一种将卡森这样的大臣们(他们证明自己不适合这些职位)赶下台的决心,这甚至让伊舍也感到高兴。7月28日,他给艾利班克的默里——劳合·乔治的主要亲信之一,因此伊舍的动机可能会遭到质疑——写信说,“劳合·乔治是留给我们的一项重要资产”。[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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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劳合·乔治希望保持密切联系的人是诺思克利夫,与丘吉尔不同,诺思克利夫很可能会公然反抗劳合·乔治这样做。在阿斯奎斯担任首相时期,大臣们痴迷于报纸。劳合·乔治对报纸的影响力特别敏感,并意识到诺思克利夫是他最害怕的人。他对《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的老板怀有敬畏之心,虽然这种敬畏迟早会消除,但他执政的头几个月尚未达到这个阶段。诺思克利夫对英国在参战前无法向美国传达讯息感到恼火,他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他利用大西洋彼岸的各种情报来源,经常告诉劳合·乔治,英国在陈述自己的主张时表现得有多么糟糕。在他的倡导下,新的宣传部门成立了。2月25日晚,一艘德国驱逐舰在离海岸三英里的地方炮击了诺思克利夫位于布罗德斯泰的乡间别墅,杀死了五十码开外的一名妇女和她的孩子,炸伤了另外两人,弹片像雨点般落在房子上,这似乎不是一个巧合。德国人清楚地知道,诺思克利夫对团结英国的公众舆论有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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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美国参战,劳合·乔治很快就意识到,在美国具有良好关系的人应当领导一个任务,帮助团结两国对战争的看法:没有特别的关系可以建立。贝尔福已经执行了一项任务,该回国了。有人说要用格雷接替他,但劳合·乔治想派一个“新派男子”,而诺思克利夫似乎是一个理想人选。这个使命有两个主要目的:向一个谨慎地将自己描述为伙伴而非盟友的国家加大对这场战争的宣传,以及出于供应方面的原因改善商业关系——第三,劳合·乔治决心让诺思克利夫不要挡道。尽管这是一个高风险的策略,考虑到候选人脾气暴躁、狂妄自大和拒绝接受指导,劳合·乔治在4月份向他授予了这个职位。然而,尽管他表面上渴望权力和影响力,但他最初拒绝了这个职位,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个建议背后有着不可告人的动机。当贝尔福被告知要向诺思克利夫提供这个职位时,他非常震惊,并表达了自己强烈的反对意见。一般情况下,劳合·乔治会忽视他的反对意见;更常见的情况是,劳合·乔治会坚持自己的做法。他决定再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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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战时内阁讨论说诺思克利夫的报纸刊登的文章——汉基将这些文章称为“向敌人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宣传”——没有什么用处,尽管如此,劳合·乔治还是继续他的计划。汉基一点儿也不傻,他知道这“其实是为了摆脱他(劳合·乔治)害怕的诺思克利夫而找的一个托词”。汉基的错误之处在于他的结论:“我肯定诺思克利夫不会接受,即使有人要他这样做。”为什么诺思克利夫改变了主意,我们只能猜测。第二次提议的工作性质略有不同,没有贝尔福承担的外交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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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6月7日宣布这项任命时,引发了意料之中的争议,自由党内部几乎可以说是义愤填膺。劳合·乔治在自由党中的几个朋友曾劝他设法治愈由诺思克利夫攻击阿斯奎斯及其政府而造成的创伤,他也答应这样做,但这被认为是一种盲目的挑衅。首相向史考特承认,“摆脱他是必要的。他变得如此‘神经质’,以至于成了真正的公害”。[58]诺思克利夫在做什么,他是否被任命为外交部门的一员,他要对谁负责,下院就缺失的这些细节向内政大臣乔治·凯夫(George Cave)爵士提问,凯夫无法给出答案。与诺思克利夫担任这个职位并离开了四个月相比,他实际上做了什么,劳合·乔治并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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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诺思克利夫从美国回来,和预料的正好相反,他改善了英美关系。受这个手下所取得的成功的激励,劳合·乔治让他任职空军部,这是组建皇家空军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命。诺思克利夫拒绝了,他的拒绝信被刊登在《泰晤士报》上,这对他很有帮助。信中包括对政府的各种严厉批评。劳合·乔治告诉里德尔,“我看到报纸后才得知这封信”。[59]在远远观察了四个月后,诺思克利夫得出结论认为英国的情况很糟糕,他回国后收到了《国家评论》的利奥·马克西的来信,这更加强化了他的观点:“每一种愚蠢行为都是那些对这个伟大国家管理不当的愚蠢的乡巴佬犯下的。”[60]他曾私下告诉劳合·乔治,他认为自己可以在报界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他觉得有些大臣不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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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表明诺思克利夫与劳合·乔治的关系走到了尽头,后者告诉里德尔,毕竟诺思克利夫是“不可靠的”,没有“忠诚感,有些无赖”。尽管如此,令国王沮丧的是,和劳合·乔治任命他的弟弟罗瑟米尔勋爵担任空军大臣的做法一样,11月24日,诺思克利夫因为在美国的工作而被晋升为子爵。诺思克利夫对豪斯上校说,他不希望加入“这么没有骨气的机构”,并失去批评的权利。豪斯是他在华盛顿时的密友。豪斯说:“众所周知,诺思克利夫对待劳合·乔治的方式,就好像首相是下属一样,人们纷纷猜测首相什么时候会兔急咬人。”[61]豪斯也记录下了国王对诺思克利夫的“谴责”。[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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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诺思克利夫对劳合·乔治的态度很随便,那么劳合·乔治对同僚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11月25日,德比告诉伊舍,“过去10天是我经历过的最糟糕的10天”,尽管这也是因为他的女婿、罗斯伯里的儿子尼尔·普里姆罗斯(Neil Primrose)在巴勒斯坦阵亡。他声称喜欢劳合·乔治,但又一次差点辞职,直到首相劝阻他。罗伯逊和黑格之间关系紧张,这也一直是劳合·乔治和德比关心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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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合·乔治的操纵和肆无忌惮的行为有关的最典型的例子,也许是他滥用任免权,而且就像1917年秋天对诺思克利夫的子爵爵位发生的争论一样,他没有就作为荣誉源泉的国王格外重视的问题与国王进行适当磋商。1917年的新年授勋名单嘲弄了尊严、体面,因为名单中的很多人曾帮助过劳合·乔治崛起。这份名单——由于政府更迭而被推迟——于2月13日公布,但伊舍提前预览了一下,并感到震惊。关于艾特肯的从男爵爵位和贵族地位的争论是新近出现的。然而,也许是因为劳合·乔治知道他在某些圈子里的名声有多坏,并且一直热衷于对此进行反击,所以他对少之又少的明目张胆的帮手给予了回报。尽管如此,在他的支持者中,仍有足够多的人支持伊舍将荣誉分配描述为“一种暴行”,并表示“这种假公济私的行为令人难以置信”。[63]原定于6月1日提出的寿辰授勋名单[64]可能会更糟。斯坦福德汉的工作是审查这些提议,并对君主特权的使用情况进行登记。5月23日,他告诉索尔兹伯里,“时时刻刻审议荣誉,这真叫人恶心,这种感觉怎么说都不过分”。索尔兹伯里是向劳合·乔治递交请愿书、敦促他改革授勋制度的40位杰出政治家之一。他们要求对每一项授勋都说明理由,以确保只对那些无可指责的人使用君主特权,任何荣誉都不是为了获得或期望获得金钱而给予的,并要求对政党的资金进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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