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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达呼吁公众限制食物消费，或者让人们到常去的杂货店和其他零售商那里购买食物，而不是四处寻找物资，但这没有产生多大的效果。控制食物供应的尝试开始出现混乱，考虑到拟议的计划存在官僚方面的复杂性——不仅是购物者与某些商店联系在一起，而且商店根据营业时间对其库存进行监管，以及食物是通过票务系统进行分发的——这对正式实行定量配给来说不是什么好兆头。囤积食物的人受到了巨额处罚并被判处监禁，但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因为官员们将开始搜查中产阶级的住宅，检查他们的食品储藏室，除了需立即食用的食物外，人们将被剥夺存放任何其他食物的权利。和其他许多官僚法令一样，反对囤积的法令也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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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任的头几个月，朗达的一个显著成就是扩大了工厂食堂的规模，这些食堂的存在有助于管理食物供应。到战争结束时，一千家工业食堂每天供应一百万份廉价的饭菜。然而，正如他所做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这些措施不足以解决如此广泛的问题，很明显，需要一种更加干涉主义的方法。1918年1月3日，朗达在伦敦东部的锡尔弗敦（Silvertown）开设了一间公共厨房。他承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仅仅是在城市地区实行强制配给。[126]他警告公众，强制配给无法消除排队现象，也无法保证“绝对公平”的分配。它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尽管地方粮食委员会尽了最大的努力，但1月中旬伯恩利的3000名矿工举行了罢工，抗议不平等的食物分配，并要求实行全面的定量配给。当人造黄油用完时，妇女们在伦敦郊区举行抗议；星期六下午，10万名工人游行至曼彻斯特市政厅，要求改进食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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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朗达处理定量配给的难题之前，政府不会引入任何程度的公平来规范英国在战争结束前的食物供给。1917年12月22日，粮食部发布了一项计划，以确保更公平地分配肉类、人造奶油、茶和黄油；在平安夜，地方粮食委员会获得授权，采用客户登记制度，在食物匮乏的地区实施定量配给。在定量供应黄油和人造黄油后不久，每人每周的消费总量就从10盎司降到了8盎司。但到新年时，排队的人少了。12月31日，由于食物短缺，价格再次上涨（尤其是在城市地区），政府宣布还将对糖实行定量配给，每人每周配给8盎司，并禁止生产冰淇淋。在1918年初，政府开始对另外两种必需品——肉（每周16盎司）和黄油（4盎司）——实行定量配给，这样做是为了平息民怨，而不是因为食物短缺。1918年7月，政府对果酱、茶和猪油实行定量配给，在战争结束前，政府还对面包实行定量配给，男工每周配给7磅，女工每周配给4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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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8年2月，估计有50万人经常排队购买食物，其中星期六的排队情况最糟。[127]劳合·乔治仍然担心公众会反抗，希望任命一位粮食分配官，因为他认为食物短缺是“危险的”。[128]分配失败是造成食物短缺的主要原因，而错误通常在于政府干扰了定价机制。控制措施得到了强有力的执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英国实施了50000次定量配给，在停战后英国继续实行定量配给，不过，与德国人所忍受的配给数量和希特勒战争期间所需的配给数量相比，英国的定量配给是慷慨的。[129]尽管劳合·乔治在1月初从威尔士收到了该地发生动乱的报告，特别是军火工人发生动乱，但新的制度意味着结束了排长队，并阻止了士气的下降。朗达提出的方案很简单，各个客户在一个零售商那里进行登记，零售商接受的登记数量不得超过其服务能力。然后，政府根据登记客户的数量，按比例向商店分配食物。工党和工会呼吁制定一项通用的计划，以确保公平分配所有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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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月1日开始，朗达每周设立一个“无肉日”，在该日禁止出售肉类。不过，这个日子的设立与否是件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当他的部门在前一周将价格设定在新的水平后，牛肉市场便冷冷清清，因为鲜有农民认为出售牛肉是明智的做法。在市场上仍然可以买到羊和猪，但政府宣布也会调整它们的当前价格。农民们也停止将这些牲畜送往市场。到1月的第一周结束时，伦敦的许多肉店因商品短缺而停业，到了第二周，停业已遍及英国：大多数日子变成了无肉日。中产阶级生活区和工人阶级生活区受到的打击一样严重。尽管国王下令将温莎皇家农场的牛送往斯劳市场，以便为其他农民树立榜样，但是，这个局面在几周内没有得到扭转。然而，在1月的第二周，史密斯菲尔德的猪肉销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36.4%，全国各地的排队现象和关门现象持续存在。[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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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是操纵市场的企图（而不是无肉日制度）减少了肉的消费。然而，它给人一种公平的印象，因为人们认为民众应当做出同等牺牲。4月12日（星期五）是伦敦萨沃伊的无肉日，食客们可以选择以12先令（大概是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一周的食物花销）的价格购买龙虾，或者如果不想大吃一顿，也可以选择以5先令的价格购买比目鱼、海绵蛋糕，或者以3先令的价格购买芦尖蛋卷。1918年2月的《笨拙》（Punch）杂志中刊登了这样一幅漫画：一位穿着晨衣的高贵的年长贵族和一名工人在一家肉店的橱窗外张望；每个人都紧握着自己的配给卡。工人对贵族说：“你想买什么？我想买几根香肠？”贵族回答说：“嗯，先生，我想知道五便士能买到多少羊肉。”[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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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达对食物供应的管理不可避免地招致了批评，尽管他的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他从德文波特那里接手的是一个运营不善的控制部门。1918年2月27日，就在大伦敦实行肉类定量配给后的两天，他试图在上院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尤其是他的价格控制政策，该政策激怒了生产商。这个时候，鱼的价格也已经固定了。“我是去年6月上任的”，他说，“当时价格是由供需规律决定的，并且当时价格正在飙升。虽然食物价格连续三年稳步大幅上涨，但在进口食物的价格是战前的两倍多之前，食物没有发生短缺”。[132]他概述了一些历史性的价格上涨：从1914年7月到1916年1月，英国牛腩的价格上涨了45%；到1916年7月，涨幅达到了80%；到1917年7月，价格上涨了132.2%。然而，他声称价格已经回落，当时只上涨了101%。1917年7月的羊肉价格比1914年7月上涨了142%；到了1918年2月，羊肉的涨幅降至92%。这些证据促使朗达冒险说，这是“英国生产的食物的价格已经得到控制的两个实例”。[133]由于政府补贴，面包的价格只上涨了54%。然而，非管控食物的价格正在飙升：在受到管控之前，鱼的价格上涨了217%；自1914年7月以来，鸡蛋的价格上涨了245%。朗达承认，物价上涨引起了“极度不满”，但是，控制措施减少了这种不满，并且帮助消除了引发工业动乱的主要原因，由此增加了英国赢得战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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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决心做出解释，那就是传统自由主义的信条在全面战争时期根本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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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指控违反了经济规律。好吧，我们生活在战争年代。我想，我已经向阁下解释得很清楚了……我打算奉行的政策是，我们将把供需法则放在一边。我已经向阁下说明了其中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是一条既定的经济学基本定律，即任何一件日用必需品，只要稍微缺乏，就会导致或可能导致价格上涨几倍。正是因为我的经济学知识，也正是因为我的学识，以至于我不允许这种供需法则在这样的反常时期发挥作用，所以我才采取那种明确的路线。[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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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只要他继续担任食物管制员，这些限制就会继续存在。就食物和其他很多东西而言，公众必须知道，在这样的时刻，不可能有任何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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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达很聪明，他通过提供统计数据来安抚公众舆论，这些数据声称，食物短缺改善了、而不是损害了国家的健康——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行定量配给后的情况一样。尽管最年轻和最健康的男子都在国外服役，但登记主任宣布，在截至9月30日的三个月里，死亡人数比过去五十年中的任何其他此类时期都少。充分就业和工人阶级获得更高的可支配收入对降低死亡率也有帮助。在96个大城镇中，死亡率从1914年的13.5‰下降到近期的10.9‰。与此同时，婴儿死亡率从128‰下降到91‰。[135]3月，根据他所了解到的产妇和儿童保健服务供应不足的情况，朗达向战时内阁提交了一份备忘录，阐述了卫生部的基础工作，卫生部决定于4月5日执行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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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7年的深冬至1918年，尽管朗达做出了努力，但奶制品、肉类和野味仍很稀缺。消息传到西线后，士兵们抱怨说，在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效力的时候，政府最起码要保障妇女和儿童有饭吃。人们很快便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可能对士气造成的灾难性影响，而且分配工作也得到了稳步改善。1918年的晚些时候，德国军队也有类似的感觉，这是该国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德国，几乎所有的食物都是严格按照定量供应的——到了夏末，德国人每周只吃四分之一个鸡蛋和一盎司的黄油，水果和可可粉则很难买到，只有代用茶和代用咖啡。在伦敦，随着更多的商船进行平安运输和农业产量的提高，排起的长队消失了。为了让英国人有粮食吃，朗达几乎把自己累死了。他是劳合·乔治的灵感来源之一，他于1918年7月3日去世，享年62岁。在去世前的两周，他获得了子爵爵位（他的女儿继承了他的爵位，不寻常的是，从“卢西塔尼亚”号事件中幸存下来的他不是因为服役而获得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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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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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确保农业——和战时的重要工业——拥有所需的充足人力，仍然是一项挑战。就在圣诞节前，由矿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组成的“三方联盟”通过了一项决议，抵制“有色人种”、中国劳工和其他外国劳工进入英国，这使得情况更加糟糕。[136]征兵制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劳合·乔治告诉德比，如果英国不想饿死，那么航运和农业现在就需要这些人力，“我们的可用人力已经到了最低点，‘必须抛开这些无足轻重的偏见’”。在军事方面，他在1917年4月后承认，现在的问题是要坚持到美国人来。3月底，政府出台了《兵役（例外情况审查）法案》［Military Service （Review of Exceptions） Bill］，以确保对之前因体检原因被拒的人士重新进行检查，并对之前被裁定为不适合在海外服役而效力于本土防卫的人士进行审查。在对渴望服役但遭到禁止的男性进行检查时，医生们被指责为“宽松”：据信，有多达10万人蒙混过关。[137]4月，杰利科和罗伯逊在工会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了英国所处的紧急情况，谈到了更多男性挺身而出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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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事免服兵役工作的人士——例如8名诺丁汉郡的矿工——拒绝工作，那么他们将会被罚款，并被送去参军。[138]将拒绝工作者强制送往前线是镇压异议的另一种武器，在战争期间，这种威胁将被用来对付罢工者。3月中旬，政府宣布将敦促另外2万名矿工自愿参军，并继续在矿井中“筛选”年轻、健康的矿工，尽管英国矿工联合会强烈反对这个举措。之后，政府决定不仅对因体检而被拒绝的人进行重新检查，还对那些因为伤势严重而退伍的人进行重新检查。4月22日，退伍士兵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集会，其中一些人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从防空洞里把他们搜出来，退伍士兵将会重返战场。愿上帝惩罚卡斯伯特（Cuthberts）”。[139]“卡斯伯特”是指年轻健康的人，在退伍士兵被要求返回前线时，他们在政府部门从事免服兵役的工作。人们使用《每日镜报》中一个漫画人物的名字来给这些人命名，该漫画人物经常用于讽刺“逃避责任者”。一名男子的征召文件上写着这样的命令：“带上你的义眼去参军。”然而，在退役后将士兵们送到济贫院的做法并不能消减他们的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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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声称一些人通过“欺诈手段”逃离了战壕，法院审理了一些医生受贿而给予服役豁免的案件。据说爱尔兰到处都是逃避服役的英国“难民”。[140]从对国家至关重要的工作的评判标准来看，有些豁免情况简直是匪夷所思。1917年4月，埃塞克斯法庭向一位烟草商、有执照的酒店老板、速记员、拍卖师的助理和有执照的小贩给予了暂时或无限期的豁免权。[141]也有一些案例是地方当权者——他们本身是法庭的法官——的员工或家人被免于服役，尽管政府公布了一些荒谬的豁免情况，但还是出现了其他荒谬案例——梅德斯通的一个太妃糖制造商、布赖顿的一个瓷器商人和布伦特里的一个茶店经理。[142]女性人手不足的情况开始赶上男性短缺，这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4月，政府发起了一项呼吁，要求组建更多的志愿救护队，以防止护士短缺。关于虐待年轻护士的报道浮出水面，这些护士被年长的同事当作下等女佣，而不是被用来照顾受伤的英雄，这阻碍了招募工作。[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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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部在搜罗参军人士方面的无能，导致这些人以细枝末节的问题为由逃避服役。陆军大臣德比发现新官僚机构的压力越来越难以应付，他感到内阁同僚越来越不支持他，而他与劳合·乔治的关系也越来越糟糕，后者对他的评价并不高。1917年4月29日，战时内阁宣布，从5月7日起，军工厂的适龄男性将不再被豁免服役，除非他们的工作高度专业化。政府制定了一个豁免服役方案：凡从事的工作未列于新方案之上的，均不得被豁免服役。现在，政府正在煤矿行业筛选人员，另一个拥有许多健康的年轻男子的行业是纺织业，与其他行业相比，新方案对纺织业的影响将更大。[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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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12日，新就职的国民服务部总监内维尔·张伯伦奉命起草一份报告，内容是关于入伍人数太少的问题，以及如何为其他至关重要的工作分配剩余的劳动力。劳合·乔治招募了艾迪生——熟悉官场那一套的军需大臣——来监视张伯伦，但是，艾迪生——在建设国家机器方面，他像负责人员一样热情——觉得新的国民服务部总监是个平庸之辈，帮不上什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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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准将奥克兰·戈德斯自1916年5月起担任陆军部的征兵主任，他对张伯伦的帮助更大，但这两人都遇到了一个决心不惹恼工会的文职机关。国家局势的发展促使报界追问，白厅街和堤街沿线的新办公室里的文员和官僚人员来自哪里。于是，政府从公务员队伍中搜罗年轻男子，同时田里或工厂需要女性。公共服务领域的男性流失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因为伦敦的很多邮递员去服役了，而他们的接替者不了解地理位置，较大的邮区——例如EC、SW和W——被划分为较小的部分，产生了EC4、SW3和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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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代表各军种和各部门的27名非内阁成员参加了一个会议。会上，战时内阁审议了张伯伦的报告。该报告主张废除向1895～1898年间出生的28万名健康男性（年龄在18岁到22岁之间）发放的服役豁免。从理论上讲，这将使年纪较大、更有经验和更熟练的工人能够继续服务于工业。罗伯逊完全赞同张伯伦的计划，尽管如此，这仍然意味着要从22岁以下的男性中挑选7万名已经完成学徒训练的熟练工人。由于此举可能导致专业技术人才流失，战时内阁坚持认为，继续豁免军需、金属、农业和造船行业的工人将大大稀释该计划的影响。自己的建议遭到了粗暴拒绝，这让张伯伦非常生气。罗伯逊也感到愤愤不平，他还没有领悟到劳合·乔治不愿把更多的人投入西线，不愿让他们在计划不周的进攻中被屠杀。张伯伦也曾要求负责陆军部征兵处的工作，但被否决了，这进一步恶化了他和劳合·乔治之间的关系。[145]然而，战时内阁同意，应征召3万名农场工人、2万名矿工、5万名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146]它还决定在这些人年满18周岁的时候征召他们（到目前为止是在18周岁零七个月的时候征召），如果他们训练有素，那么可以根据需要在年满19岁之前将他们送到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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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的报告还主张要求所有年龄在18周岁到60周岁之间的人自愿为国效力，并建议利用劳工介绍所和地方当局来提供帮助。他建议说，应当将他们称为“工业军队”，但遭到了拒绝。首相比较满意的是“国民服务”一词，这反映出它是一个国民志愿计划，尽管首相不希望它与征兵挂钩。1917年2月初，张伯伦宣布成立国民服务部。亨德森——他从日复一日地把他的政党组织在一起的混乱中解脱出来——不得不在下院为新成立的国民服务部以及总监张伯伦进行辩护。在拒绝遵从劳合·乔治的独裁方法时，议员们抱怨说，在议会没有讨论潜在的费用和对工业造成的影响的情况下，这个招募平民工人的计划被强加给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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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厅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启动仪式后，全国各地都召开了鼓励志愿服务的会议，邮局堆满了参加这项计划的申请表。在启动仪式上，劳合·乔治——他的两侧站着张伯伦、亨德森和劳工大臣霍奇——强调说，如果志愿兵役制失败，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强制兵役制。张伯伦提到了U艇战，警告公众说，“德国打算在她自己被饿死之前把我们饿死”。[147]我们需要给敌人“当头一棒”，而“国民服务行动正好可以给予这样一击”。为了确定基调，政府命令所有年龄在18岁到60岁的国家官员自愿参加国民服务计划，这使张伯伦的部门有机会对目前被豁免服役的所有公职人员进行审查。张伯伦强调，任何一个志愿效力的专业人士都不会去做体力劳动，而是去从事能够更好地发挥其才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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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仍然对人力分配深感担忧，2月11日，他告诉里德尔，他将为此与军队进行一场“大战”。他说，“我今天非常坚定。我不会再让军队从农场、煤矿、造船厂或铁路上抓人”。[148]军队又要求招募6万名农场工人。普罗瑟罗说，他能提供的人数不超过3万。这在部门内引起了一场争论，经过进一步调查，他发现，即使有女性志愿者的帮助，他也只能再抽出6000人。现在，劳合·乔治对征召爱尔兰人已经不再那么漠不关心，因为他意识到征召爱尔兰人不仅会在爱尔兰引起愤怒——他担心那里的人只会“命丧刺刀”——还会在大英帝国的部分地区和美国引起愤怒。无论如何，大多数适龄的爱尔兰人都在土地上劳作，生产基本的粮食。因此，他认识到，所需的额外士兵必须来自于经过精心挑选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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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战俘——届时大约有3万人——被带到田里工作。但是，与女性相比，他们的贡献就相形见绌了。1916年2月成立的全国妇女农田勤务队是一个志愿组织，目的是引导妇女从事农业工作，以便让男性到前线打仗。到了1917年初，该组织已经召集了20万名志愿者。在1917年初，农业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妇女分会，最终招募了26万名农活志愿者，远远超过了普罗瑟罗设定的5万至6万名妇女的目标（他认为这相当于3.5万名男性）。[149]与此同时，农业委员会妇女分会的主任梅里尔·塔尔博特组建了一支由1.2万名流动工人组成的劳动力队伍，即女子农田军。与居住在工作地的人数更多的妇女志愿者不同，农田军的妇女去了这个国家最需要她们的地方。经过4周的培训，这些妇女（其中许多都是富裕阶层并来自城市地区）被分配从事农场工作，例如挤奶（使用木制假奶牛对她们进行培训）和喂养牲畜，每周获得18先令，在通过能力测试后，周薪上涨到1英镑。这种做法安抚了女性，因为她们对张伯伦的志愿计划感到不满，认为该计划只适用于男性（他说这是一种误解）。到了3月份，女性志愿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英国的部署能力，而军队在第一季度要求征召35万名男子，结果只招到了14万。[150]尽管女子农田军缓解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释放了男性去参军，但1917年10月，战时内阁还是命令陆军部释放2000名熟练的犁地者，以确保播种1918年的作物。潮湿的天气延长了收获的时间，推迟了播种，但与前一年相比，1917年多种植了38.8万英亩的土地。[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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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农业领域部署女性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他倡议的结果好坏参半。每公布一份伤亡名单，都会加剧人力危机，政府讨论的措施也变得更加激进。由于对措施的可行性怀有疑虑，在工业领域为张伯伦的国民服务计划引入必要的立法时，大臣们一直拖拖拉拉，因此议会不得不等着讨论这个问题，但直到2月20日，也就是在张伯伦上任两个多月后才开始讨论。政府宣布，通过参加这个计划，18岁到60岁的每个人都将听从政府的安排，以便“前往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152]一位备受尊敬的工党议员威廉·安德森——后来在1918年的大选中，他因为反战失去了谢菲尔德市的阿特克利夫选区，然后在数周内死于流感——担心会有大量工人申请，这些工人价值太大，无法免除他们现有的职责，并担心在处理他们的申请时会因官僚作风而出现混乱，他说得有道理。此外，对于达到服役年龄的在职男性来说，在不知道他们可能在哪里工作或从事什么行业，也不知道这项计划将对他们的家庭造成何种影响的情况下，他们中很少有人自愿参加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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