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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希望瑞士或丹麦能够提供庇护。但是，4月2日，贝尔福告诉国王，经过战时内阁的讨论，政府已经向罗曼诺夫家族发出了邀请他们去英国定居的函件，并且无法收回。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对在英国流亡期间前俄国皇室如何维持其生活方式表示担忧，布坎南被告知，如果俄国政府把罗曼诺夫家族送过来，那么应要求俄国政府提供资金，因为英国王室缺乏供养他们的资源，而要求纳税人供养他们是不可想象的。不仅仅是工会工人焦虑不安。3月21日，国王的朋友哈里·维尼爵士——他是一名自由党议员，曾在阿斯奎斯政府担任农业大臣——给斯坦福德汉写信，警告说，如果罗曼诺夫家族到来，那么他们将“被一个巨大的阴谋和间谍系统包围”，并将带来一大群随从。[63]届时，布坎南作为大使所起到的影响，以及他在平息事态和使俄国参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都将毁于一旦。不过，维尼最担心的是，“英国国王可能会陷入极其尴尬的处境”，他暗示道：“难道威尼斯或科孚岛的宫殿非常不合适吗？”后来，维尼曾两次因猥亵未成年男孩而被判有罪，所以他将会非常清楚这种极端尴尬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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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界对提供庇护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国王开始收到关于此事的辱骂信。他和斯坦福德汉都非常担心，以至于4月6日斯坦福德汉在一天内给贝尔福写了两封信，声称罗曼诺夫家族来英国是不合适的，“不仅在俱乐部，就连工人们”也对此议论纷纷，这会使国王陷入“非常不公平的境地”。[64]第二封信说，在公众反对意见的推动下，政府必须撤回之前发出的邀请。在这些劝说的重压下，贝尔福告诉劳合·乔治，他认为国王已经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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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王室十分警惕，以至于他们保留了亨利·亨德曼（Henry Hyndman）编辑和撰写的《正义》（Justice）的两份副本。亨德曼是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老将，他在4月5日出版的期刊中使用了大字标题《需要建立一个英国共和国》（Need for a British Republic），斯坦福德汉在第二封信中引用了这篇文章。[66]受欢迎的报纸发表了耸人听闻的文章，描述了沙皇皇后与拉斯普京[67]的关系。那些没有诋毁罗曼诺夫家族的人嘲笑这些文章。4月10日，斯坦福德汉拜访了劳合·乔治，“让他明白了国王坚决认为俄国皇帝和皇后不应该来英国”。他告诉首相，“即使政府公开声明他们对俄国皇室的到来负有责任，民众仍会回答说，政府这样做是为了掩护国王”。[68]劳合·乔治“承认，显然情况比他意识到的更为严重”。[69]这件事被提交给战时内阁，4月13日，战时内阁获悉“某些工人阶级对沙皇怀有一种强烈的敌意”，如果沙皇来到英国，“可能会激发和加重这种倾向”。[70]由于俄国是英国的盟友，内阁承认给予庇护可能会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他们认为法国南部最适合罗曼诺夫家族居住。他们给布坎南发了一封电报，描述了这种情绪，并征求他的意见。他被告知不要就这个问题与俄国人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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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塞西尔在发给布坎南的电报中说，“我们正在试探法国人的意见，以弄清楚他们是否会接待前俄国皇帝和皇后。与此同时，你不要抱有任何希望地认为他们在战争期间能够被英国接收”。[71]情况就是这样。劳合·乔治为了安抚国王，同时也意识到有必要把新的俄国政府作为盟友，他设法让法国提供庇护，然而，当时本可以确保罗曼诺夫家族安全离开俄国的温和派已经失去了影响力。无论如何，人们普遍认为，即使有办法，沙皇也会拒绝离开。4月27日，塞西尔在下院回答了关于罗曼诺夫家族的问题，他说政府“没有采取主动”，问题就这样被搁置了。[72]7月的时候有消息说，为了他们的安全，罗曼诺夫家族将被转移到西伯利亚。[73]在经过又一年日益严酷的对待之后，1918年7月16日至17日的晚上，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在叶卡捷琳堡的一所房子的地下室里被谋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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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个消息时，国王吓坏了。在国王的叔父康诺特公爵的督促下，国王宣布为“亲爱的尼基”举行为期一个月的宫丧；“亲爱的尼基，恐怕他上个月被布尔什维克分子枪杀了，我们无法得到任何细节……这是一桩卑鄙的谋杀，我对尼基忠诚，他是最善良的人，一个十足的绅士。”[74]然而，为了遏制英国的革命风气，为了在公众极度不满的时刻确保自己王位的稳定，国王下意识地放弃了一个机会来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直到他死后很久，他和斯坦福德汉（比他早五年离世）在结束罗曼诺夫家族时所扮演的角色才被披露出来，当时知道所有细节的劳合·乔治遵照汉基的指示，在回忆录中对此事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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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府避免了由欢迎沙皇及其家人来英国而可能引起的煽动事件，但是，一场与在英国实行共和制有关的激烈辩论在1917年的整个夏天持续进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威尔斯的介入和各种小册子的散发所导致。虽然早在停战前这种辩论就逐渐消失了，但在此之前，王室一直对他们的未来感到担忧。国王的母亲亚历山德拉王后——他深深爱着他的母亲，他称她为“亲爱的妈妈”——尤其悲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观点造成了影响。王太后告诉7月初拜访过她的阿斯奎斯夫人，“我认为现在所有的王权都会消失”。[75]她又补充了一句：“劳合·乔治，那个讨厌的小个子男人对你的丈夫做出如此可恶的事情——不过，你的亨利将会回来的……然而，我什么也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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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斯坦福德汉对民众的反君主制情绪保持着高度警惕，并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来提高乔治五世及其家族的支持率。劳合·乔治力劝国王参观工业中心，并在他这样做时由衷地赞扬了他。在一份备忘录中，他的私人秘书记录道：“我们必须努力促使有思考能力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人，不要把国王视为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一个他们所说的‘不算数’的人物，而应当视为一个永远起作用的权威，他善于接受对各阶层的利益和社会福祉造成影响的信息，不仅会对这些问题给予同情，而且渴望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76]他希望国王能在与工人的谈话中表现出这些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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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表弟被迫退位后，国王对自己的德国血统和他的家族有一个德国名字非常敏感，这无助于消除他的焦虑。他开始担心这对他的人民来说是一种挑衅，而当时他们可能已经出现了不稳定状态。1917年5月初，他开始考虑改名，并启动了一个深度保密的咨询过程，他咨询了高级私人顾问和他的叔父康诺特公爵——康诺特公爵是他的密友。3月8日，政府颁布了一项法案，剥夺向国王的德国亲戚——奥尔巴尼公爵（维多利亚女王的后裔）和坎伯兰公爵（乔治三世的后裔）——授予的英国头衔，因为他们支持德皇。于是，获得一个新的姓氏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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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诺特公爵建议采用都铎-斯图亚特（Tudor-Stewart），但是，阿斯奎斯痛恨“都铎”，因为“这个名字让人想起亨利八世和血腥玛丽”，并说道，在“斯图亚特”家族中，一个被斩首，另一个被废黜。[77]罗斯伯里也觉得这些名字让人联想到不幸的事件，他认为“菲茨罗伊”比较好。[78]斯坦福德汉读到爱德华三世被称为“温莎的爱德华”后，建议使用“温莎”。这个姓氏正中国王的下怀，尽管嘉德纹章官阿尔弗雷德·斯科特-加蒂（Alfred Scott-Gatty）爵士反对。“我觉得我有责任指出”，6月25日，他对斯坦福德汉说道，“温莎这个姓氏是普利茅斯勋爵和其他出身高贵、但家境贫寒的家庭的姓氏”。（在最初的草案中，“家境贫寒”代替了“商人”）。[79]这位嘉德纹章官喜欢“金雀花”，因为“据我所知，这个姓氏已经绝迹了”。斯坦福德汉觉得金雀花“太有派头”，这与阿斯奎斯认为这个姓氏“太夸张”的看法相呼应。[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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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温莎”这个姓氏的来历。此外，斯坦福德汉指出普利茅斯的姓氏是温莎-克里夫（Windsor-Clive），由此击败了嘉德纹章官。6月15日，国王向斯坦福德汉确认采用“温莎”。人们一致同意，维多利亚女王——她已去世16年——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她在世的所有后代（已婚女子除外）都将使用新的姓氏。7月17日，几位自治领总理、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合·乔治和罗斯伯里出席了会议，枢密院通过了一项王室公告，宣布“朕全家姓温莎，朕的家族就叫‘温莎家族’”，并放弃所有德国人的头衔和荣誉。[81]德皇听到这个消息后，据说他很想观看“萨克森-科堡-哥达[82]的风流娘儿们”的演出。[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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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还告诉枢密院，“梅[84]和我很久以前就决定，我们的孩子可以嫁入英国家庭”，此举将对王位继承产生深远的影响。[85]在此之前，《每日邮报》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求英国王子不要再娶德国新娘。在写日记时，他没有对此事进行轻描淡写：“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的确如此：但是，王宫忘了将开会的事情通知阿斯奎斯，以便让他参加会议，为此阿斯奎斯气得脸色铁青。[86]居住在英国的德国亲戚——例如国王的小叔子特克公爵和特克的亚历山大亲王——放弃了他们的德国头衔，成了剑桥侯爵和阿斯隆伯爵，尽管阿斯奎斯暗示说，公众可能会非常过分地创建这样的人名（他们并没有）：据了解，他们不会参与上院的党派政治，正如王室公爵也不会参与一样。罗斯伯里祝贺斯坦福德汉为“一个王朝命名……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我羡慕你，并且嫉妒你”。[87]一年后，国王告诉威尔逊政府的海军助理部长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我在德国有很多亲戚，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见过一位德国绅士”。[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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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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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可能认为它已经更换了姓氏，由此摆脱了发端的共和制，然而，政府仍然敏锐地意识到了战时激进主义的更广泛威胁。特别是，当克伦斯基领导的俄国临时政府屈从于布尔什维克政变时，人们越来越担心俄国的例子正在吸引英国工人中的模仿者。因此，1917年5月，劳合·乔治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日益严重的工业动乱。在经历了1910～1912年的问题后，他看到了和平时期广泛开展的劳工运动所造成的破坏；在进行全面战争之际，这些运动的重演将带来致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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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领导人也同样感到担忧。5月25日，在与罗伯逊和劳合·乔治共进晚餐后，德比告诉黑格，“毫无疑问，俄国革命制造了一场革命性质的、危险的动乱。下院的气氛也非常糟糕”。[89]当陆军大臣在一周前访问法国并与他共进晚餐时，伊舍已经对德比所说的动乱进行了估量。他在5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天晚上，德比很晚才到。他对英国的事情既兴奋又悲观。食物供应、人力和罢工都令他非常担心。革命的幽灵站在他的椅子后面。”[90]5月，亨德森访问了俄国，并建议劳合·乔治让英国承认俄国的新政府。首相同意了，然而，为了安抚法国人，他被迫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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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春天，在一些地区，民众的激进情绪加剧，引发了一波工业动乱，这是这个国家难以承受的。政府认为这是食物短缺造成的：虽然政府对高收入人群征收重税，但工人们常常认为他们的雇主从战争中赚了一大笔钱，而他们被迫为食物支付高昂的价格，这占了他们每周开销的很大一部分。劳合·乔治召见了一个矿工代表团，亲自向他们保证食物供应。当时，他正在寻找一个比德文波特更富有同情心的人，或者至少是一个能鼓舞工人信心的人来担任食物管制员。他考虑任命一个大规模合作化运动的领导人，但后来，他让英国矿工联合会的罗伯特·斯迈利（一个直言不讳的反对征兵的人）接管德文波特的工作，希望能让斯迈利闭嘴；但斯迈利拒绝了，导致劳合·乔治任命了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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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英国在战争中未能取得突破，民众的士气仍然低落。当僵局再次出现时，受到严格审查的报纸对阿拉斯战役[91]（英国在4月9日发动了维米岭攻势）一贯持有的温和的必胜信念很快变成了一个严酷而熟悉的现实，这尤其让和平主义者觉得自己有了正当理由。就左翼的其他派别来说，工会运动中的激进分子焦虑不安，时刻警惕着熟练工人的特权遭到侵蚀。工程工人开始担心他们的工资涨幅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从3月中旬开始，兰开夏郡发生了几起孤立的罢工事件，原因是在没有对稀释举措进行协商的情况下，洛奇代尔（Rochdale）工厂的女工被要求做一些熟练工人的工作。公司解雇了反对这项措施的人，这种做法是违法的，但是，军需部害怕与雇主和工人发生冲突。4月6日，劳合·乔治警告他的同僚们，“他从几个渠道得到消息，在主要工业中心发生了具有相当规模、组织有序，且具有煽动倾向的劳工运动”。[92]他承认一些工人有着“真切、正当的不满情绪”，而且容易被“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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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内，由于政府取消了免于服役证明计划，工程师联合会的成员暴发了动乱。免于服役证明计划由人力委员会于1916年11月设立，以便工会领导人向一些成员发放免于服役证明，但在政府下令对军火工业进行彻底清查时，这个计划被中止了。巴罗的工程师们继续罢工，反对削减奖金制度，政府向他们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返回工作岗位，否则将遭到逮捕。尽管如此，工人们也只是以1623票对1200票同意返回工作岗位。[93]在首相的提议下，国王向巴罗的工人们发出劝告，并表示相信他们将尽一切努力在战事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作用。5月初，他和王后对西北地区的造船厂、制造厂和军工厂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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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月3日，兰开夏郡有6万人罢工，其他地方的工程工人也紧随其后，不到一周就有20万人进行了罢工。这些罢工没有获得官方的同意：5月11日，政府发布了一份警告通知，敦促“所有忠诚的公民立即恢复工作”，并称“根据《保卫王国条例》的规定，任何对停止军需生产工作的煽动，均属犯罪行为，将被处以终身劳役，或被处以可能给予的从轻处罚”。[94]尽管英国必须赢得战争，并且政府对劳工行动采取了严厉的惩罚，但1917年的罢工总共损失了560万天的产量。[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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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让艾迪生负责进行谈判。幸运的是，艾迪生得到了罢工者的公认领导人的支持，因为他们认为极端分子——这些极端分子比雇主更加鄙视罢工者——是动乱的幕后黑手。广大公众对罢工者怀有敌意，他们认为罢工者背叛了国家，到了5月15日，一些罢工者重返工作岗位。尽管劳合·乔治把事情委托给了艾迪生，但他还是介入了，并于5月17日决定起诉非正式罢工的领导人。有7人遭到逮捕，于第二天被送往布里克斯顿，并根据《保卫王国法案》受到指控。商店管理人员领导了当地的罢工，政府最终下令逮捕了其中的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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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内部，人们对如何处理罢工者意见不一。首相决心分裂工人阶级以对抗激进分子，但是，詹姆斯·史蒂文森（James Stevenson）爵士——他是军需部地区组织主任，也是尊尼获加（Johnnie Walker）威士忌酒厂的前联席常务董事——试图缓和劳合·乔治对工人的敌意。史蒂文森表示，许多人目睹了政府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阴谋，后者利用战争，使用了廉价劳动力，并希望在和平到来时留住这些廉价劳动力，而牺牲掉获得更高薪酬的熟练工人。谈判仍在继续，政府放弃了免于服役证明计划，并同意释放七名男子，前提是他们保证将会行为良好。尽管劳合·乔治好斗，但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对几乎所有罢工者的要求做出让步。然而，检察总长史密斯威胁说，如果他们再次停工，那么法律的威力就会使他们遭到处罚。5月19日，罢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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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艾迪生在与工程工人的领袖罗伯特·布朗利（Robert Brownlie）达成协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劳合·乔治对协议的操纵再次威胁到局势的稳定。当唐宁街公布这份协议时，它删除了提到艾迪生的所有内容，声称劳合·乔治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不真实的。艾迪生——他完全忠于劳合·乔治，而且他所做的也正是劳合·乔治要求他做的事情——非常生气，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帝知道，在向劳合·乔治给予我所能给予的和他应得的所有功劳时，我从来没有迟疑过，而且我讨厌自我宣扬的想法，但是，这件事让整个部门和我自己蒙羞。”[96]劳合·乔治的新闻官威廉·萨瑟兰（William Sutherland）——他后来成为领头的沽名钓誉者之一——删除了艾迪生的名字。首相迫切需要艾迪生的才干和忠诚，他对这种歪曲事实的做法感到愤慨。然而，这个事件表明劳合·乔治身边的那些人——批评者称他们是政治寄生虫——是如何代表他处理事务的，他们通常都是听从了上级的指示。艾迪生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迫使劳合·乔治于5月21日在下院发表了一份解释性声明，劳合·乔治声称他确认功劳属于他的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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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社会主义者召开了利兹大会，进一步证明了在工人阶级中，有一些人激进、好斗。在利兹市工业动荡的背景下，这个大会“旨在向俄国革命致敬，组织英国民众追随俄国”，并呼吁工人和士兵在英国建立苏维埃。[97]麦克唐纳提议赞扬俄国和上千名代表，这些代表不仅来自工党、工会和民主监督联盟，也来自妇女运动和平民联盟——一个马克思主义-工团主义的“教育”组织，致力于使工人变得激进。社会主义者很难找到一个场地，因为在政府施加“爱国主义的压力”之后，利兹的艾伯特大厅拒绝为他们提供场地；会议在大剧院进行，当时市议会同样面临着“压力”，但它认为压制言论自由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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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工人对工业征召感到愤怒，在由矿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组成的“三方联盟”于6月下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决定，“在征召人力之前应该先征募财富”，并要求建立一份财富和财产登记制度，以便“为国民做出真正平等的牺牲做好准备”。[98]这进一步证明了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受欢迎程度。独立工党议员兼英国贸易协会联合会的主席詹姆斯·奥格拉迪（James O’Grady）宣布，尽管法律限制罢工，但在过去的12个月里，罢工已经达到了123次，并且“他从来没有见过政府部门和工会工人之间的关系像现在这样糟糕”。[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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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事件发生后不久，7月，啤酒短缺在许多大城镇和拥有大型军工厂的城镇引发了不满。受到影响的城镇有伦敦、伯明翰、利兹、谢菲尔德、纽卡斯尔和巴罗因弗内斯。有人呼吁将产量提高50%，达到每年1500万桶；在一些乡村地区，在干草收获的季节，啤酒的价格涨到了每夸脱一先令，酿酒商和酒吧老板从中牟取暴利，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人们的指责。政府承认在农村地区存在“困难”（它将此归咎于啤酒生产的分配）。[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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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担心国内秩序崩溃，政府宣布，在下个季度，食物管制员允许将啤酒的产量提高三分之一；政府优先考虑的是将啤酒生产分配到有大片可耕地等待收割的地区，以及设有军工厂的地区。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啤酒的强度将会降低。这使爱尔兰人很不高兴，因为他们的烈性黑啤酒和波特式啤酒在如此低的比重下是酿造不出来的，这是一长串不满名单上的又一项。夏末时节，为了使工人们高兴，政府将啤酒——包括一种官方批准的新式“政府麦芽酒”——的价格定在每品脱5便士，同时规定东部各郡流行的轻度啤酒的售价每品脱不得超过4便士。政府进一步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啤酒数量，使得酿造工作可以持续到9月底，由此满足了那些在夏天倍感口渴的人，以及那些帮助收割的人的需求。那些被指控为牟取暴利的酿酒商降低了淡啤酒和波特酒的价格，他们不想为任何暴乱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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