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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7～1918年，英国还欠其盟国13.332亿英镑的未偿贷款，欠帝国1.945亿英镑的未偿贷款。国家债务飙升到了1000%以上，从1914年的7.06亿英镑升至停战时的74.81亿英镑，税收只抵销了大约22.1%的战争费用。[112]在战争期间，缴纳所得税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多，从110万人增加到350万人。超额利润税的征收提高了政府的收入，这些收入与所得税收入几乎相等。超额利润税由麦克纳于1915年引入，目的是安抚工团主义者，因为他们担心雇主会变得过于富有。劳最终把所得税率提高到了30%，把超额利润税率提高到了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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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费用继续无情地增加。1917年4月，战争费用达到了每天625万英镑；到了7月，这个数字达到775万英镑。一年多来，预计成本和实际成本之间的差距相当于英国的总收入。劳说，通过征收超额利润税，政府每天本应增加700万英镑的收入，但是，由于政府被迫严格管制烟草税和娱乐税，因此每天最多只能增加400万英镑。一个由工人组成的代表团拜访了劳，他们抱怨说烟草税是一种累退税[113]，征收高额的烟草税将会引发动乱，此举对低收入者的打击要比对中产阶级的打击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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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所得税的平均税率是每英镑征收1先令。现在，平均税率达到了5先令，对于那些缴纳额外税的人，税率达到了8先令3便士（或41.5%），如果税率继续提高，那么民众会对提高产量和投资产生疑虑。[114]在战争的第一年，超额利润税为政府增加了2900万英镑的收入，但在第二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25亿英镑。政府坚称，此举将使英国能够比德国坚持更久。一些议员就不那么肯定了，他们担心英国会面临毁灭。幸运的是，许多工薪阶层愿意向帮助军人及其家人的慈善机构捐款，或者购买战争债券，这缓解了财政部的压力。实际上，到了1917年，国家战争债券——其利率为4%或5%，可以在5到10年后赎回——已经成为筹集资金的主要手段。在战争期间，货币供应增加了一倍。当和平到来时，以及当贷款人赎回他们的债券时，英国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而这种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德国的经济。这是因为英国的很多债务是由海外投资者持有，而且国内经济没有恢复流动性。此外，与德国人不同，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国人支付了相当高的税收。尽管如此，政府将不得不通过借贷来偿还债务，这将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积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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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下院就政府开支进行了辩论，既抱怨了新的、明显不负责任的政府风格，也警告了大臣们支出失控的问题。一项由各党派议员签署的动议要求成立一个专责委员会来审查开支决定。提议者戈弗雷·柯林斯（Godfrey Collins）上校说：“下院的最高目标是控制开支。但是，必要的信息被故意隐瞒，没有这些信息，控制就不可能奏效。”[115]在对劳合·乔治的办事方式进行的另一轮抨击中，柯林斯坦言，“为了达到目的，政府每天利用报纸。随着政府对报纸的利用日益增多，这削弱了下院的权力。下院没有被充分告知财政状况。政府要钱，但拒绝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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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斯声称，在劳合·乔治几乎从不出席下院的情况下，劳担任下院的领袖，但他无法同时妥善地履行财政大臣的职责。财政部的财务秘书——斯坦利·鲍德温，这是他的第一份政府工作——也很少出现在下院，因为他在财政部处理劳的工作。“如果政府拒绝任命这个委员会，那么公众会说政府是故意的，目的是使他们的行为不受批评。今天，英国有300万人缴纳所得税，每个公民都感受到了这场战争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如果政府在向下院隐瞒与开支有关的控制措施和信息的情况下征税，那么我会对政府的道德权利提出质疑。”[116]他对官僚机构进行了指责，尤其指责政府让没有劳工经验的官员来控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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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新的政府职能部门的产生，极大地增加了公共开支，这些职能部门正是劳合·乔治计划（该计划旨在给人一种充满干劲的印象）的核心，也是开展战事的必要条件。柯林斯抱怨说，“到处都有人在大声疾呼反对官僚主义和增加不必要的部门。借贷和通货膨胀的害处是显而易见的。每个商人都承认，我们现在提出的建议，对于他们成功经营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其他发言者称赞了19世纪的财政大臣（尤其是格莱斯顿）在克里米亚战争和其他战争后削减开支的做法。劳表示，虽然他无法在战争期间削减开支，但是，他必须反驳为了给国家筹集资金以用于支付庞大的工资费用，而拿英国的未来作为抵押的说法。一名议员称，仅军需部就有8000名“职员、门卫和其他人员”。[117]是否批准额外的开支由战时内阁决定，甚至只有劳合·乔治本人可以决定。劳承诺成立一个专责委员会，尽管其职权范围仍含糊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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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英国普遍存在的种种压力、困难和丧亲之痛，1917年初，民众精神贫乏、情绪阴郁，并且这种状况持续了整整一年，这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首先，这种阴郁既是字面上的解释，也含有比喻修辞的说法。1916年圣诞节后的几天，大雾使伦敦陷入瘫痪。食物和燃料的供应越来越少，禁酒运动者鼓动政府禁止酿酒，以节省糖，因为糖特别稀缺。铁路公司宣布减少服务和关闭车站，同时行程缩减，票价上涨约50%，目的是阻止平民出行：这是下一次大战的海报“您的旅程真的有必要吗？”的前身。监管被视作任何困难的解决之道，却忽视了根本原因。在实行监管的地方——无论是价格管制、租金管制，还是干预重要行业——都造成或加剧了长期的供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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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生活的最后残余正在被清除。在1917年的纽马克特春季赛马大会之后，所有的比赛都被取消了。对平民来说，坐火车出行真是太困难了，开车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些参加比赛的人被斥责为游手好闲者、逃避责任者和不爱国人士。然而，饲养者的强有力游说迫使战时内阁于7月4日下令恢复这项运动，“考虑到养马在全国至关重要”，战时内阁还允许马匹参加40天的比赛，前提是大部分马匹都在纽马克特马场或距离马厩不太远的其他马场，而且训练的马匹不超过1200匹——此举是为了节省饲料。[118]其他动物爱好者就没这么称心如意了，根据《保卫王国法案》，甚至连狗展也被禁止了。[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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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普顿自上而下观察了英国人的生活，1917年7月，他注意到了这场战争对中上层阶级造成的影响。“战争的唯一明显迹象是，现在的男人晚上通常穿着短外套，打着黑色领带，晚餐时间变短了，仆人越来越少，服侍也不那么周到。出租车和汽油缺乏，在一些地方，糖也相当缺乏。”对于社会地位比他低的人，他认为战争并没有对这些人产生太糟糕的影响。“工人阶级的工资很高，食物虽贵，但很丰富。遭受贫苦的人也只是在最低限度的范围内，并且他们普遍没有遭受战争带来的真正痛苦——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论断，但它表明了在1914～1918年间，生活富裕的英国人继续尽情享乐是多么的容易。”[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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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最大的受害者是中产阶级，尤其是那些收入固定、地位低下的女性，以及那些失去了丈夫或儿子的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虽然在战争中传统军官阶层的伤亡人数高得不成比例，但是，最富有的人往往依靠非工薪收入生活，而且将继续这样做，即使向他们征收高额的税费。然而，中产阶级没有这样的资本缓冲，如果他们的经济支柱在军队服役，那么军属津贴无法让他们继续保持原来的生活地位；如果经济支柱阵亡，他们通常会面临可怕的困难，意识到这一点，英国成立了各种慈善机构，以便为“临时绅士”的遗孀和孤儿提供支持。富裕阶层还要忍受被放大的旧的“仆人问题”，因为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劳动力来为他们承担仆人的工作。就连雷普顿——正如他用一贯高傲的口气解释的那样——在试图修理房子时，也遇到了不少麻烦。房子建造者说，“他有11个人，而不是战前的40个人，而且他们都很老了，不敢冒险爬上高高的梯子。他们的工资涨了三分之一，而原材料的价格又非常可怕”。[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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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的是，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困苦是最残酷的事情，对于那些需要搬到英国的另一个地方去参与战事工作而被迫背井离乡的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例如，军需部决心改善铁矿石生产，以便加快建造接替商船，这需要将数千名工人转移到产铁地区。然而，这些地方的住房严重短缺，无法安置外来工人。自1914年8月以来，平民们已经习惯了让士兵和工人住在他们家里，但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愿，而且人们很乐意通过出租多余的房间来赚取额外的收入。现在，如果政府没有大规模的临时住房建设计划，那么这个问题似乎是无法解决的。巴罗因弗内斯的人口增长了两倍，女工的涌入引发了特殊的问题。那些有空余房间的人深谙供求规律，把房租抬高到工人们——尤其是收入较低的妇女——能够负担得起的水平之上。卡莱尔的人口已经增加了两万，无法再提供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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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设立了地方福利委员会，以确保工人能够顺利地被迁移到新的工作地点；中央宿营委员会让当地代表安排住宿、处理投诉和分配房间。然而，当事情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也就是当所有愿意接受房客的人已经没有房间可用时，那些有空余房间却没有提供的人，现在将被迫根据《保卫王国法案》的更多新规定提供住处。所有业主都将被迫披露他们拥有的住所。军需大臣艾迪生意识到这种做法侵犯了个人权利，承诺说：“不管怎样，我本人认为，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有必要行使强制权力或采取极端措施。”[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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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人们普遍表示反对，议员们指责政府缺乏远见，在没有规划住房以容纳工人的情况下设立工厂。艾迪生抗议说，建造住所的计划是不可行的，既没有劳动力，也没有材料来建造住所。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e）——他是爱丁堡议员，在1918年的大选后成为政府的首席党鞭——对可能会向他和其他议员的选民强制安排工人的做法提出了抗议：“我听说，在这个星期里，你有几天无法通过某些道路……因为路上有醉汉。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但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们就是那些被强制安排给织袜子和围巾的女士的人。”[123]在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后，军需部宣布了一项倡议，将在巴罗因弗内斯为工人们——其中许多人一直住在光荣的营房里——建造500个永久性和500个半永久性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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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提出了一个合规与检查制度，以确保住所达到标准，这激怒了霍格。他对“调查那些受人尊敬的妇女的家庭生活”表示担心，“在这些妇女中，很多人的儿子和丈夫都在前线服役”。[124]他请求艾迪生设想一下强制安排住所的后果。“当然，他必须明白，不得不提供住所的妇女必须得到更多的保护。以苏格兰的一些村庄为例。这些妇女为军队献出了自己的男人，除了她们和女儿外，家里常常一个人也没有。我亲爱的朋友，你能够安之若素地想象一个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她的女儿在军火工人定居的苏格兰村庄里生活的情景吗，她们被迫负担这些从事军火生产的粗野男人。”[125]另一种批评意见针对的不是强制安排住所，而是要求提高工资：年轻女性的平均工资是每周23先令，而自1914年以来生活成本的增加严重限制了她们能够负担得起的住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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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登——他刚刚在一次会议上当选独立工党的主席，（令政府感到震惊的是）这个会议欢呼沙皇的倒台，并庆祝和平主义——指出，让年轻女性生活在如此拥挤的环境中，这存在一个主要的危险：那就是“容易发生伤风败俗的事情”。[126]当他想到政府政策所引发的后果时，他感到“震惊”。更重要的是，“对个人自由的干涉……比提议的内容更令人愤慨”。西阿伯丁郡的自由党议员约翰·亨德森说：“从来没有向下院提交过像这个政策一样邪恶的法案。”[127]他又说道：“我还担心会永久任命这种受薪官员和地方委员会，”并担心为国家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超出了能够控制和了解的范围”。昔日的英国几乎不触及个人生活，更不要说干涉个人生活了，这种情况正在被埋葬。[128]士兵受到军纪的约束，这有助于他们在住宿他人家庭时规范自己的行为，但军火工人就不是这样了。由于政府中的大多数人提出意见，该法案进行了二读，但仍无法掩盖后座议员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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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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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16年伦敦的防空系统有了重大改进，但这一整年空袭对生命和财产造成的威胁越来越大，这加剧了公众的痛苦。该年9月，齐柏林飞艇停止了对伦敦的突袭，皇家飞行队在击落敌机方面变得非常有效。由于德国人似乎不会再回来了，因此政府在1917年初减少了防御。然而，1917年4月25日，德国人在白天对福克斯顿进行了轰炸，造成95人死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德国驱逐舰对肯特海岸（特别是拉姆斯盖特）发起了零星的炮击，虽然没有造成多少人员伤亡，但摧毁了许多财产。不久后，议会内外的人士要求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城镇的所有平民撤离，这将使本已严峻的住宿问题实际上变得更加难以处理。政府相当理智地拒绝考虑任何此类事情，声称它正在改善国家的防空和空袭警报系统。为了鼓舞士气，政府还下令轰炸欧洲海岸被占领的城镇，比如泽布吕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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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来自空中的威胁增加，人们敦促政府任命一位防空大臣，陆军部对皇家飞行队的现有控制被认为是无法维系的，因为尽管政府设立了一个空军委员会，但没有大臣对议会负责。战时内阁还考虑了“从空中掉落细菌以传播传染病的可能性”。[129]它早就预料到德国人会在英国公众身上尝试这样的策略，以作为“骇人行径”的一部分。专家们认为细菌战将不起作用，除非直接向水源中投放伤寒或霍乱病毒。专家们觉得从空中掉落细菌是“不可能的”，但是，政府要求科学家们考虑可能的报复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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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采取了令人欢迎的积极行动，他意识到军工厂在空袭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于是他发起了一项计划，用沙袋建造防空壕和防空洞，以保护工人。正如他承认的那样，这只是照搬许多私营工厂的做法。尽管建造这些防空洞会影响生产率——这些防空洞由工人们自己挖掘——但他认为，由于在遭到突袭时，工人们不会撤退回家，因此建造防空洞将会提高产量。丘吉尔希望进一步实施这项原则，并敦促战时内阁批准在这些工厂附近的居民区建立防空洞网络。工人阶级往往居住在廉价的住房里，人们认为这些住房在轰炸后特别容易倒塌；政府承认，无论是否遭到轰炸，战后，全国的住房存量需要大量的公共补贴才能提高到可以接受的水平，并且政府已邀请地方当局提交援助申请。[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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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国当局认为他们已经制服了德国的空中力量，没有料到德国会使用“哥达”固定翼轰炸机。该轰炸机从比利时的基地起飞，主要在水上飞行，然后到达目的地，它基本上摆脱了英国高射炮的骚扰。5月25日，哥达轰炸机在白天对福克斯顿市及周边地区进行了突袭，它们的飞行高度达到了10500英尺，装备了机关枪，杀死了71人，打伤了192人。此前，由于伦敦上空阴云密布，它们放弃了对伦敦的突袭。在接下来的一周，陪审团在审讯中“强烈谴责了地方和军事当局的疏忽，因为他们没有做出安排来警告公众”。[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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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上午，德国人对伦敦进行了第一次类似的袭击，造成162人死亡，432人受伤，袭击地点主要是在利物浦街车站附近。东印度码头路的上北街学校有18名儿童死亡，三天后，人们从瓦砾中挖出一名小女孩，她还活着。五分之一的伤亡人员都是儿童。国王来到突袭现场，在幸存者的欢呼声中缓慢驾车穿过街道；然后，他去医院看望伤者。第二天，一架齐柏林飞艇遭到摧毁（就在那时，一家私人拥有的三硝基甲苯炸药工厂在阿什顿安德莱恩发生爆炸，造成43人死亡，120人受伤。政府表示愿意支付丧葬费用）。政府在处理防空问题时反应迟缓，导致人们不可避免地提出批评——6月14日，保守党议员威廉·乔伊森-希克斯在议会宣称，在发现哥达轰炸机和投掷炸弹之间有45分钟的时间。在发现哥达轰炸机时，政府通过电报提前发出了警告，警察被派去命令人们躲起来。但是，政府没有向一些机构发出警报，尤其是学校和医院。乔伊森-希克斯还要求对德国城镇进行报复性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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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伦敦市民召开会议，通过了一项要求采取报复行动的决议，全国各地都效仿他们的做法。公众敦促议员们在议会进行辩论；但政府拒绝进行报复，而是通过加强警报和改善防御来提高士气。由于空军资源有限，战时内阁认为最好将空军用于防御，而不是用于攻击。它还认为，在皇家飞行队的射程内轰炸德国城镇的建议“实际上是一种‘骇人行径’”。[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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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国在处理哥达轰炸机的问题上不作为，这助长了德国人的气焰。7月7日，22架轰炸机在白天对伦敦进行了突袭，造成250人伤亡，其中57人死亡。人们对空袭警报太糟糕提出抗议，尤其是因为轰炸机已经在东海岸的上空被发现。政府承认，之所以不愿意发出警报，是因为本土防卫军在上周接到了三次假警报。如果对所有这些警报采取行动，那么将会损害生产力。《泰晤士报》发现民众“普遍都很愤怒”，这种愤怒是由民众觉得英国受到了羞辱所引起，也是由与日俱增的担忧所引起，即人们担心空军力量可能会决定战争胜负，而这个国家似乎无法应对这个挑战。[133]战时内阁授权凯夫启动一个警报系统，“在突袭者的行进路线几乎毫无疑问地表明他们的目的地或目标时发出警报”。[134]皇家飞行队在返航时，于埃塞克斯海岸袭击了哥达轰炸机，据报道，其中一架被击落。伦敦东区爆发了一场小型骚乱，人们破坏了德国人拥有的或被认为是德国人拥有的财产，24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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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界对政府允许这样的袭击发生表示愤怒、公众要求进行报复之际，战时内阁陷入了轻微的恐慌。英国建立了伦敦防空区，此外，尽管黑格反对，战时内阁命令从西线撤回皇家飞行队的两个中队来保卫伦敦。劳合·乔治将飞机短缺归咎于阿斯奎斯的“犹豫不决”，这是一个含有部分实情的方便的借口——阿斯奎斯没能控制空军委员会——但新首相不能长久使用这个借口。[135]没过多久，新计划奏效了。8月，德国对伦敦发起的三次袭击都失败了，德国人转而试图在夜间进行轰炸。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伦敦周围的高射炮射程不足，无法击落任何东西，因此战斗机便成为执行这项任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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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袭发生后，战时内阁召集罗伯逊参加一个特别会议。他发现大臣们对这次突袭感到近乎歇斯底里的恐慌，他列举了所知道的在前线发生的更大规模的屠杀，并对黑格说，“要是看到那样的屠杀，人们会以为世界末日到了”。[136]本土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弗伦奇出席了会议，并抱怨他所能支配的用于保卫英国的兵力存在不足。罗伯逊私下表示同意，他说保卫国家的士兵主要是“残余兵力”——不适合在国外服役的士兵，或者法律认为太年轻而不能在国外服役的士兵。他还说，“我们的高射炮显然没有什么用，我们的飞行员零星地抵达，他们无能为力，不过，他们却成功地击落了一架轰炸机。事实上，我们没有足够的飞机来满足我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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