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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星期天），人们聚集在林荫大道（那里到处都是缴获的德国枪支）和白金汉宫的前面，期待着宣告和平，就像他们四年前期待宣战一样。国王和王后坐车围绕伦敦兜了一圈，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有民众欢呼雀跃。国王原本打算对军工厂进行第无数次鼓舞士气之旅，但他取消了这个旅程，决定在关键时刻留在伦敦。在停战的前一天晚上，政府发布了与军火工人和士兵有关的详细信息。所有加班都将停止，任何希望离开工厂或部队、重返文职工作的人都可以立刻这样做。大多数工厂将实行半职工作制，一些工人将被解雇，政府将向他们提供火车通行证，以便他们能返回家乡，并向他们提供特殊的失业补贴，直到他们找到工作。仅仅过了几天，被解雇的工人们就意识到这些福利是不够的。11月19日，主要来自伍尔维奇军工厂的6000名妇女向白厅进发，要求得到更加慷慨的支持。为进行重建，政府将立刻遣散“重要人士”——那些对重建至关重要的人。但是，这无法让大多数渴望回家的人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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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内阁会议讨论了德国即将陷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问题，除非能及时达成停战协议，以便让德国当局有机会进行重组。于是，内阁做出了决定。亨利·威尔逊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们真正的危险不是德国兵，而是布尔什维克主义”。[87]11月11日凌晨2点，福煦在贡比涅森林的一节火车车厢上会见了德国代表。早上5点，双方同意停战，停战于上午11点生效。第五皇家爱尔兰枪骑兵团的列兵乔治·埃德温·埃里森（George Edwin Ellison）是最后一个阵亡的人，他于9点30分在蒙斯进行的一次巡逻中阵亡。他是1914年蒙斯战役的老兵，还参加过伊普尔、阿尔芒蒂耶尔、卢斯和康布雷战役。他的坟墓紧挨着第一个阵亡士兵约翰·帕尔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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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点30分，内阁召开了会议，决定在上午11点鸣钟；然后，它授权官员开始复员工作。艾莫里在白厅下了24路公交车，来到唐宁街，一群人跑到他前面的街道上，“正好看到劳合·乔治在门阶处告诉他们（那时离11点大约还有5分钟），战争将在11点结束……（他们）开始演唱《天佑吾王》，这是一场在政治上令人满意、但在音乐上并不十分令人满意的表演”。[88]上午11点，政府在伦敦发射了一颗信号炮——通常使用这种方式来告知空袭——标志着战争的结束，汽笛和教堂钟声在英国各地响起。这是一个阴郁、沉闷、潮湿的日子，当大雨倾盆时，阿诺德·本涅特在宣传部的办公室里记录下他的喜悦之情，“这对抑制歇斯底里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件极好的事情”。[89]就连韦伯夫人也不得不承认，伦敦正处于“喧嚣和狂欢的混乱之中”。[90]不过，她还是像往常一样凝视着前方：“革命的浪潮还要多久就会赶上胜利的浪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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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再次聚集在白金汉宫外，白天，国王和王后——王后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来到阳台上，向持续数小时疯狂欢呼的人群致意。[91]人们唱着歌，挥舞着旗帜，高喊着“我们需要乔治国王”，乔治国王不停地表示感谢。[92]午饭时，欢呼声达到了高潮，一支卫兵列队一边行进，一边演奏着凯旋进行曲，然后从《希望与荣耀之地》演奏到《蒂珀雷里》。纽伯特告诉妻子，“当我在描绘响彻舰队街及河岸街的欢呼声时，我能听到这些欢呼声。今天上午，伦敦上空的枪声令人激动……”[93]达夫·库珀——在度过了一个狩猎周末后返回伦敦时，他从利物浦大街乘坐出租车——坦言道：“在跳舞、欢呼和飘扬的旗帜中，我只是想到了那些已经死去的朋友们。”[94]阿斯奎斯夫人记录道，几天来，“整个欧洲的混乱、饥荒和火山爆发般的巨大不安让我心情沉重”。[95]对国王来说，这是“美好的一天，是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然而，当他在日记中描述他的堂兄退位时，却流露出一种对旧世界的感伤，他说，“昨天，威廉到达荷兰”。[96]下午，尽管下着雨，他和王后还是乘坐一辆敞篷马车，穿过欢呼的人群，沿着河岸街来到市长府邸，然后经由皮卡迪利大街返回王宫。当劳合·乔治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国王给阿斯奎斯发了一封电报，感谢他早年“明智的忠告和冷静的决心”。阿斯奎斯夫人在她的日记中记录下了这句话，并写道：“这很值得嘲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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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的主要街道上，当消息传到邮局时，男男女女聚集在街道上欢呼，他们升起旗帜，并停下手头的工作。那些没有因为流感疫情而关闭的学校宣布放假半天。埃塞克斯教区的牧师安德鲁·克拉克听说“在布伦特里[97]，人们激动得发狂”，他所在的村庄“村民们非常兴奋”。[98]在一些地方，钟声持续响了一整天，随着消息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钟声也在一个又一个村庄响起。三年半后，广播才出现，英国广播公司（BBC）才成立。人们在窗户和酒吧的正面悬挂旗帜。身在佩思郡的伊舍在日记中写道：“我和肯尼思·麦克劳德（Kenneth McLeod）正在沼泽地里，他在几分钟前射死了一只丘鹬。我们听到了村里的钟声，知道已经签署了停战协议……少数人（既不比他们的同胞好，也不比他们的同胞差）将永远得到荣耀。真正的荣耀属于成千上万的年轻无名死者。”[99]在都柏林——这个被认为是亲德的地方——普朗克特（他使用了布尔战争期间解除围困时的贺语）目睹了“一场狂欢庆祝，在这场庆祝中，新芬党也被感染了”。[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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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1点，刚从布里克斯顿监狱获释的罗素正在托特纳姆法院路上行走：“不到两分钟，所有商店和办公室的人都走到了街上。他们征用了公共汽车，让汽车带他们到想去的地方。”[101]特拉法加广场燃起了篝火，严重损坏了纳尔逊纪念柱的基座。军火工人们离开工厂，在街道上跳舞，他们用三硝基酚把皮肤染成黄色，这让他们的外表显得与众不同。弗吉尼亚·伍尔芙自发地觉得这些场景很珍贵，她注意到枪声响起，并写道：“河上响起了汽笛声。它们仍然在鸣叫。几个人跑向窗外看。白嘴鸦盘旋着，有那么一会儿，它们显示出某种象征性的表情，时而感恩，时而向坟墓哀悼……到目前为止，没有钟声，也没有旗帜，只有汽笛声和断断续续的枪声。”[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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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午1点开始，大本钟在沉默了一段时间后又开始报时了，这表明一切正在恢复正常。政府宣布，由于报时机制的复杂性，要过两三个星期才能再次听到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钟声。当天下午，劳合·乔治在下院正式宣布停战。德国人将在14天内撤出其侵占的西欧领土——不仅是比利时，还有卢森堡、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些领土将由协约国军队接管，协约国军队将俘获仍留在这些领土上的所有德国人。在这14天内，所有被关押在德国的来自这些领土的国民都将被遣返。协约国的战俘也将被释放，协约国将在和会上对德国战俘的命运做出决定。德国将交出大量的机器和武器，德军奉命在撤退时不得摧毁任何东西，并将铁路、煤炭和机车车辆移交给之前被其占领的领土。大部分德国海军和辅助舰队以及所有潜艇也将被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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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期限定为36天，不过可以延长。任何缔约方在提前48小时发送通知后，可以取消停战安排。但是，德国已经群龙无首，忍饥挨饿，受尽屈辱，疲惫不堪，没有继续战斗的能力。在首相发表声明后，下院和上院休会，议员们前往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参加一场即兴的感恩礼拜仪式。劳合·乔治和阿斯奎斯一起走到圣玛格丽特教堂，他们谈论着各自的女儿，没有发生争议。在接下来的五天里，国王和王后乘坐一辆敞篷车在伦敦的不同地方兜转，主要是比较穷的地方。国王和他的人民互相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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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参加过战斗或失去亲人的人来说，他们所能想到的只是所谓的“永不归返的军队”，并觉得自己难以应付庆祝活动。这对众多寡妇、孤儿和失去儿子的父母来说是最艰难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面临着经济困难和情感真空。对于幸存的人来说，他们的痛苦并没有减少。在威尔士的一个营地里，罗伯特·格雷夫斯走了很长一段路，他“一边咒骂，一边哭泣，心里想着死去的人”。[103]他的朋友沙逊在牛津疗伤，晚上来到伦敦，“发现街上和拥挤的地铁里有很多人，所有人都挥舞着旗子，大出洋相——这是一种群情激昂的爱国主义情绪的爆发。这是一个糟糕的雨夜，天气很温和。这是为过去四年令人厌恶的悲剧划下的一个令人作呕的结局”。[104]在什鲁斯伯里，他的朋友（也是他的学生）维尔浮莱德·欧文的母亲收到了陆军部的电报，告知说，她的儿子在一周前横渡桑布尔-瓦兹（Sambre-Oise）运河的一次行动中阵亡。正如欧文在他的诗《为国捐躯》（Dulce et Decorum Est）中所写的那样：“我的朋友，你不会如此热情地告诉那些燃烧着荣耀欲火的孩子们那个古老的谎言，为国捐躯，死得其所。”这首诗写于去年3月，但直到1920年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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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 P.泰勒在描绘停战之夜时写道：“素不相识的人在门口和人行道上交媾。他们宣称新生战胜了死亡。”[105]当局开始关注这场持续了几个晚上的派对，尤其是在街上点燃篝火的行为。然而，战时内阁的会议记录显示，11月12日晚上10点30分，埃里克·戈德斯视察了“受影响的一些主要中心”，发现“各地的人们心平气和，行为端正。当时很少人喝醉，也没有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在出现这类情况的少数人中，大多为澳大利亚人”。[106]庆祝胜利的伦敦仍在遭受流感的侵袭。10月27日至11月2日期间，仅在首都就有2200人死于流感。英国总共有15万人死亡。汉基同劳合·乔治一起在巴黎待了一段时间，以确定停战条件，之后，他感到精疲力竭。11月6日，他感染了流感。尽管如此，他的妻子（和他们家里的其他人一样，她也感染了这种病毒）仍然在11月11日上午11点“把窗户打开了一会儿”，以便“让我听一听为停战敲响的欢乐钟声”。[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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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人日记中，汉基毫不吝啬地大力称赞自己为赢得战争所做的一切：“我发起并迫使大家完成了所有的战争准备工作……战时内阁是我设计和构想的，也是我创造的……我最初是一位伟大首相的知己和顾问，后来成为另一位首相的知己和顾问……我驾驶着这艘伟大的国家之船，绕过一个又一个危险的岬角，驶进一个宁静的港口。”在回忆录中，他略加谦逊地写道：“这场战争能取得胜利，主要归功于一个巨大的系统，这个系统结合了协调与友好，将协约国的所有努力都集中在打败敌人这个最高任务上，但这个系统只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才发挥最大作用。”[108]根据截至目前的情况，以及在对汉基过分自负的话语采取不全信的态度后，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是，1918年11月，协约国之所以松了一口气，原因还在于美国人终于到达了西线，德国人在春季攻势中战线拉得过长，以及英国的长期封锁取得了成功。英国士兵做出的巨大牺牲让德国人陷入了困境，另一方面，英国的海上力量在赢得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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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素不相识的人在门口交媾时，劳合·乔治、丘吉尔、史密斯和亨利·威尔逊在唐宁街共进晚餐。他们谈论的主要话题是选举。事实上，丘吉尔一直就他在新政府的职位缠着劳合·乔治，他担心随着战争的胜利，托利党可能不会同意他加入内阁——丘吉尔认为内阁会按照“格莱斯顿”的路线进行重组。[109]但是，他们讨论了另一个并非无关的问题。“劳合·乔治想要对德皇执行枪决”，威尔逊在日记中写道，“F. E.史密斯表示同意。温斯顿则不同意。”[110]晚饭后，在回到位于伊顿广场的家时，威尔逊遇到“一位上了年纪、衣着考究的女人，她流露出一副悲痛欲绝的可怜相，独自一人痛哭流涕”。威尔逊将军询问是否可以帮助她，她回答说：“谢谢你，不需要。我是在哭，但是我很高兴，因为现在我知道了，虽然我的三个儿子都在战争中牺牲了，但他们没有白白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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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险遭失败，丘吉尔持非常现实的态度，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敏锐地意识到，在去年冬天的关键时刻，劳合·乔治因为拒绝向西线派兵而存在失职。1914年，法国“濒临毁灭。要是法国距离被毁灭的境地更近一点，如果德国进行更多的潜艇战，如果不让美国来帮助我们，那么这可能会让我们所有人都饿得投降……可能一直到最后都会不分上下”。[111]当能够再次饮酒时，国王在白金汉宫执行他设想的计划，他派人去取一瓶1815年的白兰地，这是摄政王为庆祝惠灵顿在滑铁卢的胜利而准备的。然而，他发现酒“发霉了”。[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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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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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温在停战日给伊舍写信，谈到了下一个挑战：布尔什维克。“他们歌曲的全部主旨就是为了说明英格兰是腐败的，政府是腐败的，诺思克利夫才是真正的首相……他们只是沿着正确的路线去创造一场革命。在这个国家，最不愿意看到革命情绪的人是劳合·乔治，原因很简单，因为布尔什维克认为他是这个国家最腐败的人……”[113]在法国医院里探望士兵时，黑格偶然听到一些人询问英国为什么需要一个国王。不只是战败国的人在利用这个机会来质疑当时的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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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渴望与劳合·乔治保持一个强大的联盟，他认为这是在英国压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唯一途径。然而，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尤其是一向悲观的诺思克利夫，并不确定是否可以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他认为工人阶级，尤其是曾经上过前线的相当大比例的工人阶级，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他们的愿望得不到满足，那么他们将会发动欧洲模式的革命。为此，他与亨德森进行了交谈，并将《每日邮报》的版面捐赠给工党，以便工党传达他们的观点。他认为，与安抚潜在的革命者一样，迁就工党并尊重工党的关切事项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对他和英国来说，幸运的是，工党中的许多人——尤其是亨德森，他曾去过俄国——和诺思克利夫一样，非常希望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从英国政治中排除出去。但是，他关注的问题不止于此：他渴望以官方身份参加和会，并不仅仅是出于狂妄自大，还因为他发自内心地担心协约国会警告一下便把德国放了，最终未能摧毁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而他认为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仍将对英国的安全构成长期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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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停战的宣布，征兵工作立刻停止，一些战争限制也随之放松。酒店和餐馆获准营业到较晚时候，人们可以点燃篝火和燃放烟花，钟声可以被敲响，公共时钟可以进行报时。在停战之夜，商店可以使用橱窗照明工具，但在这一晚后，政府取消了这项特许，直到煤炭供应得到改善时为止。政府宣布，在圣诞节，肉的定量配给将增加一倍。服装制造商被告知停止生产制服，并开始生产便服。人们兴奋地讨论着英式足球和明年夏天一流板球赛事的恢复。在两周内，《保卫王国法案》的大部分限制——例如禁止拍摄或绘制沿海地区的草图，以及有争议的条例40D，该条例将患有性病的妇女与军队成员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视为犯罪——被取消，大多数新闻审查也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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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选最终举行时，也有人要求彻底结束审查制度，并要求在竞选期间给予言论自由。这在爱尔兰尤为明显，在那里，将参与竞选的新芬党仍是一个被禁止的组织。政府声称，一些限制可以被取消，但是在尚未最终缔结和平条约的情况下，其他限制必须保留。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勇敢地给出了直到停战前一天为止的英国伤亡人数的细节——尽管不准确、不完整，但伤亡规模仍然令人畏惧：估计有66万官兵死亡，210万人受伤，36万人失踪，其中包括囚犯。[114]政府这样做是在打赌，它认为获胜的感受会使人们平静地接受这些数字。如果赌输了，那么一个本已动荡不安的社会可能会变得更加难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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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劳合·乔治在自由党会议上发表讲话，承诺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但是，他对保守党的依赖束缚了他的手脚。在他的演讲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句话（这句话经常被错误地引述）是，“我们必须为赢得战争的英雄们提供合适的住所”，不能重复1815年后的情况，当时我们错过了改革和进步的机会，导致了数年的不满和动荡。[115]11月23日，他在伍尔弗汉普顿（Wolverhampton）完善了他的口号，在一次演讲中，他还公开表示，他希望向退役士兵分发土地，让他们参与农业复兴，并继续让女性对经济做出贡献。他说：“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是让英国成为一个适合英雄居住的国家。”[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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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停战的第二天，艾迪生告诉下院，根据由孟塔古主持的委员会制定的一项计划，这些英雄的复员取决于“工业需求”。[117]政府按照对民营经济的重要性，将军队分为42个行业小组，其中最有价值的小组将被最先遣散。后来的结果证明，由于各部门的职责分工，这并非政府认为的好主意。因为在士兵离开部队之前，由陆军部负责处理士兵的相关事宜；在离开部队后，则由劳工部接手。公司需要向军队告知它们的需求。艾迪生说，据信，60%的士兵都有工作等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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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目前正在编写一份小册子，说明复员工作如何进行，艾迪生列出了每个士兵的基本复员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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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士兵被送到家附近的安置站。在那里，他收到一份保护证书，一份回家的火车通行证，一笔以现金支付的战争慰劳金，一份失业救助保险单，对于士兵来说，这份保险单的有效期为12个月，为26个星期的失业提供保障，保险金的数额我已经提过了。他将收到战争慰劳金。具体的付款方式将于近期公布。我认为很可能会分四周付款。在到达安置站时，士兵将获得28天的休假，在这期间，他可以领取薪金和伙食金，军属津贴也将继续发放。[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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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补充说，任何因战争而“失业”的军官或符合条件的人都可以在公务员部门找到一份长期工作，并且在军官们复员后可以为他们保留这份工作一年。[119]从士兵中提拔出来的前军官成了弱势群体，他们没有战前通常与这种地位相匹配的私人收入，对这个阶层的许多人来说，战后立刻进行的调整和重新安置将是一场特殊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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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厅，专家们也对处理退役的伤残军官提出了一些意见，政府在劳工部为他们设立了任命部门。与忽视精神损害的做法相反，该部门发放了一本小册子，就如何处理创伤后的精神紧张提供了建议，其中包括“应当鼓励他阅读，例如优秀的小说、诗歌或任何他感兴趣的东西。之后，应当向他提供机会，以便让他聆听关于自然历史、家禽养殖、旅行或任何感兴趣的课程。这样，他的大脑才能继续运转，他的空闲时间才能得到保障”。[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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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完全康复，开始考虑自己的职业生涯后，任命部门就会“对他采取类似家长式控制的做法”。通过使用全国性的网络，该部门将引导他去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培训或职业发展。随着和平的到来，对这类服务的需求将会非常巨大，而这个制度并不总是能够应付。不过，各种慈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致力于帮助那些因战争而致残的人康复，而农村中心（包括安多佛附近占地1000英亩的一个庄园）将充当起慈善机构所称的“医院和公民生活之间的桥梁”，在那里，人们可以接受培训，在医疗监督下过上更加积极的生活。此外，政府还设立了自愿性养老金部，向那些希望自主创业的人提供补助金和贷款。[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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