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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和女人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低级军官的伤亡率是其他级别军士的三倍。战争摧毁了旧的主要阶层的一部分，这个阶层因为伤亡人数不成比例而受到打击。在参加战斗的公立学校的男生中，有18%的人死亡，占总数的11%。1908～1915年离开学校的一代人——即1890～1897年出生的一代人——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5]在所有公立学校中，伊顿公学的死亡人数最多，1157名校友的名字被刻在一座纪念碑上，这个纪念碑的长度就是整个修道院的长度。许多幸存下来的老军官阶层回到了不稳定的生活状态，并且私人收入减少。庞大的地产被分割，巨大的房屋被出售。阶级壁垒被削弱或被打破，不仅仅是因为一些士官成了军官。战后重建为男女提供了摆脱战前角色的新机会。政府拨款使得有创业精神的退伍军人能够开办企业、创办农场，并成为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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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必须处理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因其青年男子遭受的可怕屠杀所导致的后果。1914年，英国正规军及其后备役达到了733514人。在随后的四年中，英国又征募了510万人，因此，截至停战时，有22.1%的英国男性在服役。大约70.5万名来自不列颠群岛的士兵阵亡，25万来自大英帝国的士兵阵亡。超过56万人在佛兰德斯阵亡，其中一半人的坟墓在哪里，无人知晓。[6]考虑到爱尔兰征兵引发的争议，以及处理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人们注意到，死者中有49435人是爱尔兰人。一个高得惊人的伤亡人数来自现在的北爱尔兰。[7]虽然在克里米亚战役中士兵的死亡概率更高（这是因为在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与疾病做斗争前，疾病侵袭了那里的军队），但是，由于参与一战的人数众多，导致1918年11月的英国到处都是孤儿寡母，他们的数量比17世纪内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到处都是没有儿子赡养的母亲，还有找不到男人婚配的年轻女性。妇女在人口中的比例有所上升，特别是较年轻的女性。据估计，有34万名儿童失去了父母一方或双方。[8]“也许这场战争的真正不幸是，那些年纪大的人仍然固执地活着”，A. J. P.泰勒回顾道。[9]流感仍然猖獗，到了1919年2月，第三波流感（欧洲大陆比英国更严重）开始肆虐。虽然敌人的行动制造了恐怖和愤怒，但只造成不到1500名平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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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广受欢迎的地形学家和记者亚瑟·米（Arthur Mee）——他逐个郡地撰写了《国王的英格兰》（The King’s England）系列书籍——指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32个“被上帝祝福的村庄”在战争中没有人员丧生，因此没有战争纪念碑。据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近11200个民政教区中，有53个教区在战争中没有人员丧生。而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一个这样的教区都没有。泰勒写道，与1914年之前的移民造成的流失率相比，战争导致的不列颠群岛的人员流失率实际上要低得多。在1914年之前，许多爱尔兰人移民到美国，许多英国人移民到帝国的“白人”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新近成立的南非联盟，移民到南非联盟的人数要少一些。[10]在1903～1913年间，大约有315万英国人移民，其中大约一半的人移居加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又有50万人移居加拿大。[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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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希望用正式的方式来纪念死者，这种需求可以理解。1919年夏天，由埃德温·路特恩斯（Edwin Lutyens）爵士在与政府协商后设计的临时国家纪念碑出现在白厅，第二年，这个纪念碑被换成了永久性石头结构。在20年代，随着停战周年纪念日的临近，作为佛兰德斯战场（英国远征军的大多数战役都在那里发生）的象征，罂粟花将在11月初成为一种普遍的纪念标志。然而，在1919年的春天，公众意识到，战争中的伤亡高于所有其他伤亡，这凸显出了战争的代价和为之而战的价值观。5月15日，艾迪丝·卡维尔的送葬队伍蜿蜒穿过伦敦，前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了向这位最不浮夸的女人表示敬意，葬礼的场面非常铺张。当载着她的遗体的船舰抵达多佛时，镇上教堂的钟声响起，庄严而悠长。从多佛到伦敦，人们排列在铁轨两旁，向装载她的火车致敬，一群护士在维多利亚迎接这辆火车。她的灵柩盖着英国国旗，被抬上一个炮架，然后沿着维多利亚大街被运送到修道院。街道两旁站满了士兵，冷溪近卫团的士兵们将枪口朝下，护送着炮架。据《泰晤士报》报道，“军官们敬礼，妇女和儿童肃静地站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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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下半旗。会众包括亚历山德拉王后、大臣和大使。阿斯奎斯夫妇是参加葬礼的名人之一，在到达修道院时，这位前首相发现“聚集了一群人，却是最不知名、最没有代表性的会众”。[13]葬礼结束后，送葬队伍继续穿过伦敦市来到利物浦街，灵柩被放在一节火车车厢里，这节车厢刚刚上过漆，外面裹着一层紫色（哀悼的颜色）和白色的布。人们使用火车将卡维尔护士的遗体运往诺威奇，在那里，人们将以最高军事荣誉把她安葬在大教堂的围地里。诺福克军团的仪仗队在诺威奇迎接火车，通往大教堂的道路上挤满了人。“如果我们有力量，就让我们宽恕吧”，诺福克郡的莱特·哈葛德写道，“但是永远不要忘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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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受伤的生者还是死者，都需要社会的关注。150万人饱受毒气或枪伤的折磨，患有炮弹休克症的情况非常普遍。对于那些因伤势过重而无法工作的人、他们的家属以及光荣殉难的人，国家应如何履行对他们负有的义务，早在1916年8月，这个问题就已经开始困扰着议员们。在下院举行的一场漫长的辩论中，有人提议，除了给予议会在战争初期同意的国家资助的法定福利外，英国人民还应当向按郡组建的自愿基金捐款，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这些基金可以向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提供额外的帮助。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责任应该落在慈善机构的身上。利物浦的统一党议员威廉·卢瑟福（William Rutherford）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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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前，我还是利物浦市的市长。那一年，在利物浦，我们有60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和印度兵变的退伍军人，以及四分之三的其他退伍军人（这些退伍军人参加我们每年为他们举办的小型年度晚宴），不得不佩戴他们的勋章，走出济贫院去参加晚宴。任何一个对自己的国家有一点尊重或尊敬的人，只要看到这些人，都会有所触动。他们会想到，这些人被迫在济贫院里度日，以便获得吃的、喝的、穿的等必需品。我们相信，这件事是一个原则问题，在为这场战争做出的辉煌牺牲——牺牲生命、财产、儿子、四肢、事业和前途——中，在这场战争中受伤的任何人、他的妻子、他的母亲和他的孩子，都不应该遭受贫困或艰难，也不应该被迫乞求他人给予面包。这些人和这些阶层有权得到或要求得到的并不是慈善，而是公平公正。那些在这场战争中为我们牺牲生命的人，我们知道全能的上帝会照顾他们。但是，他们的遗属是留给下院的遗产，下院负责管理这个国家的资金，应当确保公平正义，确保与这些人达成的协议得到体面的执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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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最好地照顾那些虽然残疾、但努力恢复平民生活的人，黑格夫人进行了探讨。和那些旧的正规军的军官不一样，许多受伤的军官是从士兵晋升上来的，他们没有私人收入，面临着贫困。在停战一周后，当黑格从劳合·乔治那里听说，国王根据劳合·乔治的建议，希望向总司令授予子爵爵位时，黑格请求延后处理向他给予的奖励，“在首相为残疾军官和士兵确定津贴”，以及“向听从我命令的所有军衔的军士”给予赏金后再处理。[16]黑格觉得残疾军人被“忽视”了，他向国王解释说，他拒绝爵位，是为了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便帮助他们。[17]尽管黑格犯了许多错误，但他决心为那些从他的战术和战略失误中幸存下来的人做正确的事情，而他的关切迫使政府于1921年成立了英国退伍军人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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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星期以来，黑格不顾议会的质疑，继续拒绝子爵爵位。残疾军官基金会每个月要花掉5000英镑，几乎快把钱用光了，而黑格面对的许多“非常悲惨的案例”让他很苦恼。[18]残疾军官基金会的资金“（主要）用于帮助那些养老金不足或根本没有养老金的军官，医生的证明显示，许多这类军官无法工作，而且没有养老金或生活津贴。这些穷人的未来将会怎样？他们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国家，没有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对黑格来说，他最应当考虑的做法是心平气和地接受爵位，这将让他在议会中拥有一席之地，从而能够更加有力地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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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告诉黑格的私人秘书菲利普·沙逊爵士，政府推迟开展照顾残疾退伍军人的工作，这是在1919年1月的重建开始前担任养老金大臣的约翰·霍奇的过错，他造成了“可悲的混乱”。霍奇原本是工党议员，考虑到他在战争期间为阻止罢工而承担的政治风险，劳合·乔治让他担任养老金大臣，这是一种不可取的奖赏，也是首相再次展现出他一贯具有的、不受欢迎的逃避责任的特征。他说，霍奇的继任者拉明·沃辛顿-埃文斯（Laming Worthington-Evans）爵士承诺，这个制度将在两个月内顺利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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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老兵患上了所谓的“炮弹休克症”。在战争开始时，人们就认识到了这种病症，但早期的治疗并不是特别有效。起初，受害者被称为“神经错乱的士兵”，精神病事务管理委员会负责照顾他们。1916年，政府拨款为这些士兵修建了汉普郡精神病院，还修建了该郡的内特利医院和位于伦敦东南部丹麦山上的莫兹利医院的部分设施。不久后，其他类似的机构就多了起来，例如在默西塞德郡的马格尔建造的机构，以及在旺兹沃斯修建的斯普林菲尔德战争医院。军官们——最著名的是齐格弗里德·沙逊——在苏格兰的奎葛洛卡战争医院接受治疗，沙逊的医生兼卫生官员威廉·哈尔斯·里弗斯（William Halse Rivers）上尉——他在1904年与人共同创办了《英国心理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成为研究炮弹休克症的权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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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影响，里弗斯认为，他的一些同事试图让患有炮弹休克症的人压制他们的记忆，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认为，那些试图埋葬记忆的人发现记忆会在睡觉时重现，并对他们造成创伤，而学习面对现实将有助于克服创伤：这将通过他所说的“漫长的再教育过程”来实现。[19]就士兵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对精神造成的损害而言，“炮弹休克症”构成了严重的失实描述。尽管里弗斯（他于1922年去世）和他的同事们做出了种种努力，有些人还是被这种病症折磨了几十年，有些人表现出了身体颤抖等症状。在战后的英国，饱受这种病症折磨的人实在是太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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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意识到了回国士兵传染性病的危险，即使以战争的标准来衡量，这种危险也是前所未有的。报纸刊登预防广告，在这些士兵回来之前，政府就分配了性病专家，以确保在需要治疗的地方能够提供治疗。五分之一的退伍军人患有性病。政府提供免费治疗，以试图控制性病。报纸发表了很多关于梅毒危害的文章，它们已经不再像战前那样遮遮掩掩了，但仍然无法描述防止性病传播的具体且“简单的卫生措施”——避孕套。[20]1918年，休假回国的士兵向5.5万人传染了性病，其中仅伦敦地区就有1.6万人——1万名男子和6000名妇女——被传染了性病。[21]政府提供了140个治疗中心，但仍需要更多的治疗中心。虽然政府将更多的资源用于诊所和教育，但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德尔·戴维森博士——他对士兵的了解似乎有限——说了一段有所帮助的话：“我确信，如果我们不能牢记这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牢记必须关注它的伦理方面以及那些直接涉及身体状况的问题，那么我们不会有任何收获。”[22]政府最担心的是未出生的孩子感染性病，以及随之而来的死产、婴儿死亡率和残疾婴儿比例的上升。虽然在整个19世纪和1914年前，性病在城市和驻军周围很普遍，但现在，这个问题得到了承认和公开讨论，这证明战争的确改变了社会及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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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战争而来的出生率下降引发了政府的更广泛担忧，其中包括对未出生婴儿感染性病的担忧，人口也需要重建。1918年6月，登记署署长伯纳德·马利特（Bernard Mallet）爵士在皇家公共卫生研究所举办了一个讲座，内容是关于出生率的下降：191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881890个孩子出生，但在1917年仅有666346个孩子出生。[23]1915年，英国创下了破纪录的结婚人数，这有助于减缓出生率的下降速度，但伯纳德爵士说，他认为，由于未能生育，英国在战争中“失去”了65万条生命。他还担心，这么多年轻人阵亡，还有一些人严重致残，出生率需要一些年头才能恢复。他认为，欧洲国家每天“失去”7000条生命，他将此称为“最大规模的……种族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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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8年7月的婴儿周——国家发起的鼓励生育的活动——开幕时，海耶斯·费希尔使用了更加丰富多彩的语言，《泰晤士报》报道说，他声称：“我们必须确保为将来提供充足的健康人口，并确保种族的摇篮要大量超过种族的棺材。除非我们这样做，否则在地球上未开垦的地方生存的就不是我们的种族，而是另一个有着不同语言和理想的种族，一个文明程度和基督教信仰都较低的民族。”[24]在优等种族在整个欧洲进行四年的自相残杀后，这就是人们对未来的恐惧。伦敦德里夫人在伦敦举办了一场母仪展览会，以便满足那些“很早就逃离家庭，甚至不知道如何抱孩子”的“女孩儿们”的需求。保护母亲和婴儿健康的愿望推动了卫生部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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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面临的挑战范围广、规模大，需要进行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经济重建。为了拆除庞大的战争机器，重新部署那些操纵机器的人，以及在四年的贫困之后重建一个国家，政府需要进行前所未有的干预。就公众而言，重建工作必须从英国的结构开始。除了为至关重要的工人提供住所外，在战争期间，政府几乎没有修建房屋，也几乎没有对摇摇欲坠的房屋进行翻修。人们等待着政府履行其就住房做出的选举承诺。1913～1914年，政府召开了一个与道路有关的会议，该会议的调查结果被搁置，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对汽车交通的限制和汽油限制的解除，修建主要公路的需求变得迫切起来。在大伦敦，一项修建主干道的计划开始实施，这将促成20年代和30年代郊区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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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莱斯顿和阿斯奎斯奉行的最低限度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日子结束了。大选后，战时内阁一开会，就讨论了如何处理不再需要进行武器制造的国有工厂。[25]一些人认为——这些想法很快就破灭了——它们可以生产商品，与私营工厂竞争。劳合·乔治是一个十足的自由党人，他想把它们从国有企业的簿册上除名，但是寻找买家是很困难的。通货膨胀降低了议会在1914年设定的补贴价值：如果不想让不安变成动荡，就需要进行紧急调整。阿斯奎斯知道这一点。在复活节起义和索姆河的灾难之后，当人们对他的执政失去信心时，他曾含糊地说，战后的情况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了。这意味着财富分配将更加公平——甚至可能由国家进行分配——以确保穷人得到照顾。英国成立了一个联合劳工委员会，以确保在时机成熟时顺利地安排复员事宜，并确保从前线返回的男子和工作生活因战争而改变的妇女的需求得到满足。现在，时机已到，阿斯奎斯甚至没有进入议会，而他的继任者肩负着全新且艰巨的使命，却发现很难让自己投身于和平带来的这种不可避免但又单调乏味的结果，在1919年6月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位继任者都是作为一个国际政治家出现在凡尔赛宫，寻求缔结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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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兑现劳合·乔治在竞选中做出的所有承诺，联合政府需要的资金远远超过了现有的资金。随着工人们重新加入劳动力和资本所剩无几的行业，仅仅为了增加收入以应对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等基本挑战，就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经济重建。在停战时，英国将几乎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公共部门，是1914年的4倍；收支差额达到了15亿英镑，是1913～1914年的8倍。国家债务是1914年的14倍。当美国参战时，劳试图说服美国直接借钱给协约国，而不是通过英国。但美国没有这样做，于是英国财政部和纳税人便要为这个问题承担责任。英国欠海外债权人13.65亿英镑，欠美国8.52亿英镑。但是，其他国家欠英国17.41亿英镑，其中俄国欠英国5.68亿英镑，法国欠英国5.08亿英镑（大部分是英国从美国借来的，然后转借出去的），意大利欠4.67亿英镑（也是英国从美国借来的，然后转借出去的），比利时欠9800万英镑，塞尔维亚欠2000万英镑，其他国家欠7900万英镑。从技术上讲，如果英国的债务人还清债务，那么英国向美国欠付的债务就不成问题；然而，自从沙皇被布尔什维克政府取代后，俄国欠付的债务得到偿还的希望就没有了。[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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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更高的税率，以及让更大比例的劳动者缴纳税款，将成为经济格局的一个永久组成部分。这不仅表明了政府决心偿还国家债务，而且表明了如果要满足那些参加过战争的人们的期望，就必须为现在已达成并得到理解的政治共识提供资金，这是政府对未来的义务。征收更高的税费有助于劳合·乔治让大众相信，富人为了国家利益放弃了他们的战争利润。然而，一半的税收收入被用于支付债务利息。工党建议征收资本税，但劳不同意。这场战争几乎没有造成长期经济损失，后来的自由贸易崩溃将会造成这种损失。然而，英国工业面临的直接问题是，英国发现自己很难在国际上进行竞争。例如，就钢轨而言，英国的制造成本是每吨15英镑，而美国为每吨10英镑。这个国家不得不进行其他变革，这些变革虽然不是翻天覆地的，却折射出英国重新站起来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对自上而下的每一个人来说，战后的世界已经大不相同。新议会颁布的一项早期法案废除了安妮女王在1707年颁布的法律，这部法律规定，新任命的内阁大臣需要参加补选，以获得选民的认可。废除这部法律不仅是为了提高效率，也是为了节省不必要的开支。此外，人们已经习惯了很晚才天黑的夏季夜晚，并且延长用于工作的白昼时间节约了能源成本。因此，政府宣布，战时创造的英国夏令时将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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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些国内问题很严重，但国际局势的不稳定仍笼罩在这些问题的上方。太多的政客和军人认为，与德国的战争是被中断了，而不是结束了，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凡尔赛和会结束后。对于被打败的德国来说，德皇的退位让它处于动乱之中，而1918年3月至7月的进攻失败让它感到震惊——尽管有些人意识到，正是那次耗尽力量的进攻使德国丧失了机会。在竞选活动中，劳合·乔治一直都像人们预料中的那样乐观，而且在公开场合也是如此。但在巴黎，情况就不一样了。停战日那天，克列孟梭的女儿央求父亲说出“你很快乐”。他回答说：“我说不出来，因为我不快乐。这一切都是徒劳。”[27]由于种种原因（例如丧失亲人和贫困），许多英国人都有同样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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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松和史密斯希望劳合·乔治支持内阁审判德皇的决定，他们担心，如果他不这样做，将会对民意产生影响。尽管首相早先对民粹主义充满热情，但他知道处决威廉是不可能的。他也不再需要用这个承诺来打动选民。工党和其他政客希望获得赔款，而劳合·乔治和劳认为赔款将让德国崩溃。在凡尔赛宫，他们的明智观点不会占据上风。战后世界的现实情况很快便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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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选举表明，旧的自由党已经失势，保守党和工党是主要的参与者。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战争在顽固的保守主义和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革命化的社会主义，但少数激进分子除外）之间造成了新的两极分化。作为一个没有政党根基的首相，这使得劳合·乔治的地位变得更加特殊。在战争期间，工会在1914年之前的大动荡中得到加强，其成员从400万增加到了650万，形成了支持工党的基本盘。[28]爱尔兰已经发生了革命，更糟的还在后头。新政府并不缺少潜在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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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新一届议会——其成员之所以当选，部分原因是满足了这些期望——召开会议。财政部的财务秘书斯坦利·鲍德温曾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新议员都是“一些冷酷无情的人，他们在战争中似乎表现得很好”。[29]鲍德温是一名铁厂厂长，他的生意蓬勃发展，但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向慈善机构捐赠了相当多的钱，部分原因似乎是他为自己年龄太大无法参加战斗而感到沮丧（1914年，他47岁）。他并非冷酷无情之人，以至于6月，就在缔结和约之前，他匿名给《泰晤士报》写信，宣布他已将五分之一的财产（12万英镑）捐给财政部，用于缓解财政危机，并敦促像他一样的人也这么做。[30]这封信的标题是《富人施惠》（Richesse oblige）。他写道，“整个国家已经耗尽了资源。人们自然而然地感觉到……所有阶级都有被挥霍无度和物质主义浪潮淹没的危险。靠借钱生活太容易了，但是意识到你在这么做却是很困难的”。[31]他把他的举动称为“谢恩的奉献”，《泰晤士报》称他的信“写得很高尚”。在描述新的托利党议员时，他的密友J. C. C.戴维森使用了他的表述，说这些议员“有很大比例是冷酷无情之人，他们大多唯利是图”，而这些人“在我看来是寡廉鲜耻的”。奥斯丁·张伯伦称他的新同僚是“一群自私、自大的人”。[32]有260名新议员当选；许多人是商人，少数人是工会成员。然而，诺思克利夫——执着于他的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渐进计划——担心不仅在议会中，就连当权者中也有太多的托利党“老帮派”（使用了《每日邮报》喜欢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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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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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10日，当劳合·乔治重组政府时，《泰晤士报》宣称，“他在这个国家的庞大拥趸将会感到深切的失望”，原因是他未能注入新鲜血液，该报认为这表明他“缺乏想象力，而且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33]该报称朗被任命为海军大臣，“坦率地说，这令人费解”，并说新的财政大臣奥斯丁·张伯伦代表了“一种过时的传统”。该报声称，首相将丘吉尔派到陆军部，把他安置在“一个他蓄意激起了人们最大不信任的岗位上”。该报不愿对F. E.史密斯爵士升任议长发表评论。首相至少有过这样的想法：任命前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S. P.辛哈（S. P. Sinha）爵士担任印度事务次官，并授予贵族头衔。他是第一个在政府或上院任职的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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