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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法国并非唯一一个付出这些代价的国家。即使英国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与俄国人作战，它能否负担得起军队的开支和补给就是另一回事了。4月30日，张伯伦提出了他的预算。当战争费用的问题还在继续时，和平重建费用的问题开始了。鉴于1918～1919年的赤字为16.9028亿英镑，因此政府不会削减税收。即使不需要负担和装备庞大的军队，政府预计1919～1920年的赤字仍会维持在2.3381亿英镑。啤酒税和烈酒税有所增加，遗产税也有所提高，遗产税的最高税率甚至达到了40%，导致更多古已有之的土地所有权遭到分割。1919年6月，政府通过一项新的胜利贷款筹集到了2.5亿英镑，但情况仍然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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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也就是在凡尔赛宫采取最后行动前的一周，根据海军少将路德维克·冯·罗伊特（Ludwig von Reuter）的命令，德国公海舰队在斯卡帕湾集体自沉。冯·罗伊特是一名指挥被俘船舰的军官。自沉事件违反了停战协定，严格地讲，这是一种战争行为。协约国宣布，冯·罗伊特将被送上军事法庭。法国人很生气，因为他们想要一些船舰；英国人则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希望避免一场关于如何分配船舰的争吵。朗告诉下院，由于船舰只是被扣押，而没有投降，海军部无法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它们自沉。如果在船上安排守卫军——据朗报告，有70多艘船不是自沉，就是搁浅——那么这将违反停战协定的条款。凡尔赛和会对将协约国的哪些损失增加到赔款中进行了讨论，它坚定了协约国不经谈判就强制执行其条款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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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夫人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住在乡下，和许多左翼人士一样，在劳合·乔治操纵大选后，他们仍在舔舐自己的伤口。在听到德国船舰自沉的消息时，韦伯夫人在日记中写道：“我们都对和约感到厌恶，因此不再讨论它，人们试图把它作为不洁之物从自己的头脑中驱逐出去，当世界再一次恢复理智时，人们一致同意清除这种不洁之物。”[129]她继续说道：“在协约国为这次胜利感到后悔之前，除了击沉自己的舰队外，德国还将击沉其他东西，例如资本主义制度。德国人可以和西方文明玩一场精彩的游戏，只要他们愿意玩，只要他们有创新精神和坚持到底的集体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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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28日，也就是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后的第五年，在签署凡尔赛和约之前，劳合·乔治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午餐会议。他召集了劳和罗伯特·塞西尔勋爵等主要的联盟伙伴，以及他在唐宁街和花园别馆的最亲密的同盟者弗朗西丝·史蒂文森、菲利普·科尔、威廉·萨瑟兰爵士（他已经获封爵士）、J. T.戴维斯和劳的得力助手戴维森，还有他的女儿梅根。午餐后，这一行人驱车前往凡尔赛宫，戴维森回忆说：“在通往宫殿的最后四分之一英里处，两侧并排站立着法国骑兵，他们头戴钢盔，身穿蓝色野战制服。”[130]当贵宾们到达入口处时，仪仗队举起武器致意；他们走上楼梯，旁边站着共和国卫队，他们的制服和滑铁卢战役时的制服一模一样，“蓝色的布，红色的饰面，白色的鹿皮裤，以及漂亮的带马鬃羽毛的银色头盔，每个人都拿着出鞘的军刀，一动不动地站着。这幅画面非常有艺术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轮到匈人上楼的时候，他们也一定会这样想。”[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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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场景的其他方面就没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了。劳合·乔治和劳不得不挤过人群，来到镜厅。三点钟，德国人走了进来，向克列孟梭鞠了一个躬，在法国领导人讲话之后，他们签署了条约。然后，劳合·乔治给国王写了一封亲笔信。这则消息被电传到伦敦：从傍晚开始，人群就聚集在白金汉宫外。晚上6点刚过，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孩子们走到中央阳台上，向“表现出极大忠诚的民众”表示感谢，这场演讲持续了40分钟，同时鸣放了101响礼炮。[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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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和戴维森前去机场，以便飞往伦敦。戴维森穿过“欢呼的人群”进入白金汉宫，并把信交给国王。[133]9点15分，国王刚吃完晚餐。他接过信，上面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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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合·乔治先生秉承对陛下的谦卑职责，荣幸地宣布，今天下午，刚刚在镜厅签署了和约，结束了大英帝国与德意志帝国长达四年多漫长、可怕的战争，这场战争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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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代表帝国的所有全权代表向国王陛下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签署了和约，这标志着这场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的可怕斗争胜利结束了，在这场斗争中，来自帝国各地的国王陛下的臣民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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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身穿海军元帅的制服，聆听戴维森汇报凡尔赛宫签约仪式的场景，并从阳台上与他的人民互致敬意——估计外面有10万人。“上帝保佑”，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个亲爱的古老国家很快就会安定下来，团结前进”。[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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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ussell：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George Allen & Unwin，3 vols，1967-69）.，II，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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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evenson I：With Our Backs to the Wall：Victory and Defeat in 1918，by David Stevenson （Allen Lane，2011）.，pp.4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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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eGroot II：Back in Blighty：The British at Home in World War I，by Gerard DeGroot （Vintage Books，2014）.，p.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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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索自：http：//www.bbc. co.uk/history/british/britain_wwone/women_employment_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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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W：Public Schools and the Great War：The Generation Lost，by Anthony Seldon and David Walsh （Pen & Sword，2013）.，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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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索自：http：//www.longlongtrail.co.uk/army/some-british-army-statistics-of-the-great-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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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effery：Ireland and the Great War，by Keith Jeffe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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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H：All Quiet on the Home Front：An Oral History of Life in Britain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by Richard Van Emden and Steve Humphries （Headline，2003）.，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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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aylor I：English History 1914-1945，by A. J. P Tayl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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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检索自：englishemigrationtocanada. 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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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检索自：englishemigrationtocanada. 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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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The Times，16 May 1919，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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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squith，MR：Memories and Reflections，1852-1927，by the Earl of Oxford and Asquith KG （Cassell，2 vols，1928）.，II，pp.1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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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The Times，16 May 1919，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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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Hansard，Vol.85 cols 9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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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Haig：The Private Papers of Douglas Haig，1914-1919，edited by Robert Blake （Eyre & Spottiswoode，1952）.，p.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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