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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带给人们深刻的印象，不是因为“懊悔”，而是因为怀旧。狄克逊这样描述中世纪时期的伦敦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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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晨，你应该独自来这个地方，这时的伦敦塔会因军事操演而显得嘈杂，你或许能听到从战壕里发出的低沉的声响，这声响从城墙下面传上来，而后被隆隆的鼓声、震天的军号声和士兵们的踏步声所打断，它们回旋于空中，仿佛置身一段遥远的时空，关于五朔节的暗示、关于一个国家的刑罚、关于迎驾的仪式。你可以回想起纯贞女王的弹指声、拷问台上犯人的哭喊声和婚礼上的欢笑声。所有这些景象和声响，就如爱情之舞和死亡之舞，都是愉悦又悲剧的记忆的一部分，它们将一直伴随这座宝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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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暴的君王和旧时代的谄媚者可能为现代国家确立了根基，然而，他们与现代社会的公民和统治者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更近似于殖民地作家吉卜林（Kipling）[19]所创作的诗歌《白人的重负》（The White Man’s Burden）里所描写的“一半恶魔一半孩童”的角色。[20]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在描述旧时代的统治者时运用了极为相似的手法，然而这被用来描述那些在英国统治之下的奇异又野蛮的人们，描述那些无意识的暴力、残忍、迷信和欢愉。对英国人，或不列颠人来说，过去是纵情声色而且富有异国情调的，就像对于东方国家的罗曼蒂克式的想象。就像占星师们透过自己的天文望远镜来观测遥远的银河系，来探究宇宙的起源，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也在遥远的国度里探寻着自己的过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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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中后期，伦敦塔通过大量推销手段，被描述成了一座恐怖屋，这与现在游乐场里的恐怖屋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守卫们身着中世纪时期的华丽制服，邀请参观者（甚至是孩童）将自己的脖子置于斩首台之上，或者带上顶针的刑具。女士们躺在拷问台上，绅士们则可以体验被独自监禁在地牢里的滋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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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这类游览项目的图片资料在风格上都是统一的。它们通常被布置在半黑暗的环境之下，一个只由一束诡异的灯光所点亮的小房间。守卫们带着严肃的表情，将游客的注意力引导到酷刑或死刑上来。穿着考究的游客，以一种惊恐和敬畏的神情旁观着这一切。儿童则位于画面的显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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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一幅名为《伦敦塔的孩子们》（Children in the Tower of London）的图片，由乔治·博纳·奥尼尔（George Bernard O’Neil）绘于1862年。领队的伦敦塔守卫在这里不仅被描绘得非常睿智、有尊严，而且看上去似乎是上帝般的形象。他庄严地指向一位双膝跪于断头台边上的男孩的脖子，另外一个男孩在一旁举起自己收着的雨伞，就像一把朝着断头台砍去的利剑。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几个小孩用惊恐的眼神注视着这一切，其中一位用恳求的眼神望着守卫。还有一位小女孩，完全不能承受此情此景，蜷缩在角落里，由她的母亲安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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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景与我们通常所见的有关殉难的传统绘画十分相似。除了出于“吓唬吓唬”孩子们（和成年人）的考虑，这一定也是为了教育他们端正自己的品行。但是其他特征，比如幽暗的光线、漂亮精致的服饰、非常戏剧化的动作，以及最重要的，被模仿的死刑场景，明显是在暗示秘密社团的入会仪式，这些仪式也意味着一个死亡的主体的“重生”。伦敦塔似乎也变成了一座神庙，断头台就是它的祭坛，而守卫们则是神庙的牧师。我们可以认为伦敦塔的守卫是在引领游客“入会”，特别是将脖子架在断头台上的这位男孩，将他们引入历史的恐怖秘密之中。[23]相比之下今日的守卫们显得更加克制，然而，刽子手的利斧与形象还是被不断地被描绘在伦敦塔的海报和旅游纪念品上。在电子显示屏上，游客可以按下按钮来学习这高墙之下曾经的残暴行径。在这种将恐惧（特别是死刑）戏剧化的情况下，渡鸦则被用来转移人们的恐惧与愤慨情绪，将他们的注意力从这个国家和君主制度上移开。如奥尼尔绘画里面所表现的场景一样，当守卫们严肃地吟诵着渡鸦啄食人类尸体的故事时，想象渡鸦恶兆般的叫唤声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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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鸦从被带入伦敦塔内的第一刻起就被利用了，它们是这个哥特式恐怖传说的道具，然而这是它们被带到伦敦塔的目的，或者说是唯一的目的吗？正如我们所见，它们被显赫的贵族（如杜瑞文伯爵）送进塔内，而这些人是带着隐秘的议程来到伦敦塔的，和那些守卫们有着明显的区别。而所有这些人，似乎都对渡鸦作为命运的化身这一说法非常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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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鲜血沾满了它的尖牙和利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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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来说，对于自然田园牧歌式的想象，被那些来自遥远殖民地的关于食人、瘟疫、飓风、饥饿和野性大自然的侵略消息所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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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的关于“崇高”的美学信仰，提倡对壮丽非凡的大自然的狂喜式的接受。[24]除了对舒适的家庭事务的热衷，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也对大自然的原始力量非常着迷。按照丹尼尔·沃斯特（Daniel Worster）的话来说，“在绘画、诗歌和音乐的各种层面上，过多的关于恐怖的信息被展现在我们面前：一只怒吼的雄狮，正朝着受伤种马的背部扑去；山谷里倾泻而下的骇人的激流；正不断朝着血红色的天空喷泻而出的雷鸣般的火山。”[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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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掠夺与捕食行为的描述，大自然的残暴被戏剧化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是物质无止境的有机循环过程的一部分，而这一点也被维多利亚时代的动物园所强调。维多利亚时代的动物园喜欢将大型肉食动物的野蛮和征服戏剧化。[26]就如同罗马人的竞技场一样，喂养动物，特别是大型猫科类动物，被感官化成一种血淋淋的景观。如哈里特·利特沃（Harriet Ritvo）所说：“场面越血腥，观众就越加坚信人类征服动物世界的能力。”[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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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没有将场面感官化，渡鸦将血淋淋的尸体撕扯成碎片的场景也将挑战更多难以取悦的感官。因为食腐类动物也是大致一样，我们可以将这些尸体想象成那些曾经被处死的囚犯们。根据1896年的一份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渡鸦在“绞刑架的遗址处”被喂食。[28]至少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喂食渡鸦就相当于一次对伦敦塔昔日死刑场景的仪式化重演。关于伦敦塔暴力的图片式再现似乎是一种代表国家的忏悔行为，但显然它们还不至于阻止大英帝国不断扩张的欲望。相反，它们使游客们误认为残暴是只属于遥远的过去，是由他们早期的君王们和权利的挑战者们犯下的错误。这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来说是令人欣慰的，就像现在的人们认为恐怖片和游乐场的恐怖屋是令人放心的一样。当游客们将自己的脑袋驾在伦敦塔的断头台上时，人们当然会确信，利斧是不会砍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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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野蛮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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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普遍认为，野蛮文明和维多利亚时代之间就是几个世纪的“发展”的差距。残暴，虽然属于遥远的过去，通过展现人类一路走来所创造的进步文明，这似乎也确保了人们对现代社会所持的肯定的态度。与此同时，受害者和犯罪者的后代同样被赋予了类似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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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伦敦塔的酷刑和死刑的残酷场景的描述，通常都会附上一段对当下英国文明程度的赞颂，以展示多年来英国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广为流传的小册子《速写伦敦塔：一座城堡、一座监狱、一座宫殿》（Sketch of the Tower of London as a Fortress, a Prison and a Palace）的简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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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下塔丘，在一群现代建筑的包围之下，这座古老建筑物的灰白墙体展现在我们面前，它见证了过去的历史。经历过由非正义和征服野心带来的后果，它成为我们历史的崎岖道路上的一个符号，为我们国家今日的繁荣与和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过去的阴霾遮蔽了这座阴沉的建筑物，但是它们将被抛掷进一个更坚定的对正义和自由、智慧和文雅的信仰之中，这会把我们的时代照亮。”[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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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最后一年发行的一本畅销书将伦敦塔的犯人罗曼蒂克化，其中就引用了维多利亚女王的一段赞美之词。“然而我们要好好牢记”，作者提醒读者，“一如既往地，在那些风暴和争端之后，和平向我们走来，伦敦塔为我们提示了一个古老的真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就如金色的丰收地里隆隆向我们驶来的收割机一样，在过去的时光里，通过辛苦的劳作，在泪水和痛苦之中，我们播种。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流淌着生命的血液，这些炎炎烈日和单调乏味的环境下的每日重负，也不会被我们克服。”[30]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来看，对自然的征服、对异域的征服、对英国本国的异端的征服，只是一段文明在不断前进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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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塔对酷刑和斩首的展示类似于对过往野蛮行径的驱魔行为，将粗野的暴行搁置在了古老的过去和异域的环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距离甚远。这些恐怖的展示遮蔽了一个现实：暴力依然没被铲除，虽然牢牢地被控制在了人们的视线范围之外，控制在了社会的边缘地带。事实上，19世纪的每一年都发生过大量的暴动，而且征服殖民地的帝国野心从来也没有消亡过。[31]英国人对自己在几个世纪之前所处死的统治者和贵族一直都心有余悸，然而还是会不断地侵略手无寸铁的亚洲和非洲国家，这显然是荒谬至少是矛盾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则发生于1832年的事件，在大英帝国统治之下的班加罗尔，为了以恐怖来震慑当地居民，一位起义军领袖曾被捆绑在加农炮筒上活活被炸死。[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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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记得，负责巡视伦敦塔的守卫们在来伦敦塔之前都是军人，大部分都是为大英帝国服务，对他们来说，暴力不仅仅只是抽象化的概念或者文化记忆。乔治·扬哈斯本，之后成为伦敦塔皇家守卫，也是第一位描述了伦敦塔渡鸦的人，之前就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印度服役。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描述道：“一旦有反抗、暴动或者叛变出现，自负和不文明的态度随处可见，解决这一问题的明智之举就是直接朝着这些人的两眼之间抡上一拳，不断地打，直到他完全就范，就应该是这样。”[33]伦敦塔的守卫们还会继续利用这些在军营里所获悉的散播恐怖的技巧，而这次是为了一个新的目的——娱乐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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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的黑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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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早期的关于伦敦塔渡鸦的刻画和描述，都将它们置于指示刑场的小牌匾的旁边。[34]渡鸦（根据传说记载，如果没有它们，伦敦塔将不复存在），代表了自然的原始暴力。[35]但是，绿塔的渡鸦的象征和维多利亚时期的群兽馆完全不同。驯养渡鸦，允许它们保留一点受限制的自主权，反映了发展的意识形态，但也揭露了维多利亚时代内省的一面。渡鸦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比圈养的老虎复杂得多，因为这些老虎并没有将大英帝国和他的遥远的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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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鸦可以代表过往的暴行，部分原因在于它们的同胞们在19世纪中叶就被驱除出了伦敦。在渡鸦的象征意义上还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矛盾，这被同时体现在了刽子手和囚犯的身上。参照它们的神话故事，它们与施暴者为伍，它们聚集在绞刑架的周围，吞噬了犯人的尸首，就像是在领受圣餐一样。与此同时，这些吞噬了受害者尸体的渡鸦，似乎也变成了这些被斩首之人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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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渡鸦的羽翼削减掉的行为，代表了一种“文明开化”的势力，一种由法律所施加于无序的冲动（我们至今还从中获得力量）之上的控制手段。当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安逸感，这种象征意义在维多利亚时代便产生了巨大的共鸣。英国人为自己所达到的文明高度倍感自豪，同时也会不断地认识到自己不安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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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大卫·卡纳丁（David Cannadine）意识到，大部分典型的英式传统和制度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最后25年。复杂的皇家庆典、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的故事、吉尔伯特和苏利文[36]轻歌剧、鸡蛋和培根的早餐组合，以及国民托管组织，这些都是从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发展而来的英式传统，我们现在也可以将伦敦塔渡鸦添加于这个庞大的清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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