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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1706375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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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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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界，帝国的构建问题引发的观点之强烈往往罕有匹敌。的确，一些帝国历史学家仍然不得不公开表明自己对此问题的道德排斥，以免任何涉及帝国的论著会被认为采取了赞同的态度。而其他学者则倾向于另一个极端，仿佛所有反对帝国的论著都是莫大勇气的体现——似乎它们是在伺机而动，向群情激动的“帝国主义”民众一边倒的舆论发起挑战。这些观点颇为逗趣，却无伤大雅。但是它们揭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尽管对于帝国的善举与罪行的论述向来颇丰，帝国仍然相当神秘，充满了传说与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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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思维僵化。“帝国”是个宏大的词。然而在它之中（无论何时何地），包含着无数的成员、成群的游说团体、如山的众望——对职业、财富、宗教救赎或仅仅是身体安全的希望。帝国之构成，不是由于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委员会的深思熟虑，也不是出于所谓“不可抵抗的”经济或意识形态的压力。正如那些统治我们的当政者一样，普通人的行为也受制于迷茫与迫切的动机及道德观念，正是这些男人（及女人）构成了帝国。这样的说法显然符合英国海外帝国的情况。英国的海外帝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无数个人的进取心共同创建的——它并不仅仅是国王们和征服者们努力的结果，更是由商人、投资者、移民、传教士等合力造就的。随意的意愿或一时的头脑发热不是一个帝国建立的唯一倚仗，尽管这两者确实必不可少。帝国的建立需要进行繁多的俗务，如勘测目标，建立据点，筹集资金，招募水手、士兵、移民及冒险家，集结同盟（尤其是在宫廷或政府中），制定规则（特别是关于“新发现”大陆上的财产所属问题），规范在外的贸易及道德行为，建构政府等。不难想象这其中多少事务可能出错。最困难、同时也是最重大的任务之一，便是与原住民及首领达成一致，使其成为帝国的同盟、附庸或子民。人们经常忘记，在全世界范围来说，帝国不仅是由帝国主义者自身所构成，同时也是由“帝国缔造者们”在当地吸收的附庸所组成。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帝国内充斥着混合的组成成员、互相冲突的传统，以及种族和民族间悬而未决的界限；这是持续不安定的始作俑者，也是无限活力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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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未完成的帝国。每当我们注视着那些陈旧的世界地图，看着大英帝国的粉红色覆盖的泱泱疆土，我们总是忘了这仍然是个发展中的帝国，事实上不仅远不能说它已经走到终点，甚至连中点都未达到。直到1914年（有时被认为是帝国的“全盛时期”），这种迹象无处不在：在某些被放弃了的不列颠旧属领土；在构成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稀少移民聚居地；在热带非洲衰退（不久后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甚至更为衰退）的统治中；在长期的关于何种主权形式能够确保英国统治及平定印度动荡的疑问中；在一直持续到1945年的一方面不断声明帝国扩张不会继续而同时却在不断突破的局面中；在国内帝国主义者们认为公众的思想不够帝国主义化的愤怒和焦躁情绪里。的确，那些最狂热的爱德华七世时期的帝国主义者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帝国缔造者们遗留给后代的仅仅是一个建筑工地和一些令人绝望的、千疮百孔的建筑设计图，而远不是一座固若金汤的、仅需定期维护的宏伟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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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认真审视帝国，它确实背离了它那起初即兴的、临时的特质，但这不无理由。首先，帝国的建立者们对于帝国的理解并不统一。当时的英国国内社会出现了大量相互倾轧的利益诉求及追求不同扩张和帝国形式的说客。例如，对于英国移民来说，开拓殖民地是关键；对英国官员来说，开化当地居民是重点；对于英国传教士来说，使原住民皈依最为紧要；对于另一些人来说，通商才是目标（最好是与当地居民，而不是与英国移民、官员或传教士之间的通商）。林林总总的利益诉求共存，组成了各怀异心的合作关系，共同构成了帝国的“目的”。殖民地成了这些党派把控的当地领导人互相争夺主控权的政治战场。其次，这个帝国的“命令与控制”体系一直摇摇欲坠，往往相当混乱。伦敦发出的命令能让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殖民总督们无条件地服从吗？这只是个历史白日梦罢了（做这个梦的人还不少）！这个帝国需要依靠当地精英的合作、移民的忠诚，以及那些早已厌烦了白厅命令的英国官员的（通常是勉强的）默许。而上述任何一点都经不起太多考验，因为它们都受当地各种各样的压力和问题所影响，而这些都是远在伦敦的政府无法预料的。帝国统治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妥协，有些妥协是迫于不时爆发的叛乱——如在爱尔兰、美国、加拿大、印度及非洲各国。实际上帝国需要不断因地制宜地改良统治方法。“宪政改革”是个高雅词汇，为的只是将新玩家拉入政治阵营，以便扩大（或缩小）目标，或者改变游戏形式。它的目的并不在于达成“最后的解决方案”，而是为了确保帝国的延续——确保游戏继续进行。在许多殖民地，哪些人应该服从哪些法令一直充满不确定性。最后，这种帝国行为并不是局限于其本国国内。相较于其他多数帝国而言，大英帝国不得不面对更多的外部影响：外界那些吸引其子民的意识形态和宗教、经济竞争及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最危险的是）地缘战略挑战的出现。帝国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密切关注不可预测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变更，并且根据新出现的危机或愿景不断地改变计划和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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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不稳定的世界，帝国的形式永远不可能达到最终版本，只有暂行形式而没有所谓的“最终形态”。除非到了那一天，否则没有人能够实际设想（更说不上筹划）帝国的终结。毫无疑问，直到最后时刻，英国人自己（起码他们的某些领导人）仍然对于他们的帝国能够以某种形式千秋万代地延续下去而深信不疑，无论这种形式较之于从前有多大程度的衰退。在去殖民化时代（1945~1965年）他们的政策大多是为了维持一个具有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隐形帝国而制定。当然现实对这个梦想是个残酷的挑战，可是它的影响如同帝国自身的影响一般，依然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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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研究帝国的构建过程，就英国来说，即指它在三个多世纪里延伸至欧洲版图之外的扩张过程，并探究此过程的中世纪英国帝国主义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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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无数学术上的支持，尽管在每个章节都列举出了参考书目，但那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激。没有这些帮助，我几乎无法完成此书。牛津大学的同僚及其他的学者的学识和见地使我受益良多，对此我深表感激。我所教授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求知欲指引我构建了一些问题，正是这些问题使得此书得以成形——再次验证了“教学相长。”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已故的弗雷迪·玛顿（Freddie Madden）的巨著，它研究了大英帝国从中世纪直到帝国落幕期间的宪制实践，为理解大英帝国的拜占庭式扩张提供了重要依据。那是一部不朽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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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写作过程中，我直接或间接地利用了英国及海外无数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资料，在此请允许我对他们的帮助和建议表示感激。我特别需要感谢新西兰新普利茅斯无可挑剔的博物馆和档案馆，那里的员工给予了我大量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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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为教职员工提供的支持和动力，本书以及之前两本书的写作将会困难得多。纳菲尔德学院是绝佳的研究及反思之所，极少有机构能够与之相比。我对此，以及对我家人的宽容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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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地，我要向企鹅出版集团的西蒙·怀德（Simon Winder）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的激情、支持和睿智的建议给我提供了极大的裨益。我还要感谢为我编辑手稿的贝拉·库尼亚（Bela Cunha）、为我监督制作并提出宝贵建议的理查德·杜吉德（Richard Duguid），以及詹姆斯·普伦（James Pullen）。本书所配地图插图由杰夫·爱德华兹（Jeff Edwards）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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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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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今所处的世界是由诸多帝国共同缔造的。事实上，无论是在殖民地还是在曾经的殖民地，非洲、亚洲、欧洲还是美洲，这些帝国的遗迹在现代世界随处可见。现代世界的历史与文化充斥着这些帝国留下的记忆、抱负、制度和不满。在这些帝国中，英帝国即使不是最宏伟的，也是版图最大的。当今世界起码有1/4的主权国家是从英帝国的版图中分出去的。仅凭这一点，它的影响在历史上的诸多帝国里也是首屈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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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的历史引起了深刻且激烈的争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一个世纪之前，大英帝国尚未终结，虽然前途未定，但历史学家对其评价大多是正面的。在他们看来，英帝国虽然犯下许多过错，造成了诸多不公和暴行，而改革来得太迟，内部的矛盾重重，但最终一切总会回到正轨，因为在帝国的中心有一台自我修正装置——自由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政治权力的运作变得越来越文明。的确，这个“好事多磨”的结果为帝国历史中那些黑暗部分提供了最好的辩护。按照这种观点，帝国所进行的征服与殖民——当地民族被迫迁徙、反抗者被残酷镇压，这一切仅仅是野蛮和落后地区的人民为进步所付出的代价。这些人安于现状并且无力为自己谋求利益。要将一个民族从迷信和野蛮中拯救出来必定非常棘手且常常会十分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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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的历史中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因为在帝国发展过程中，英国人自身的道德水平也在提高。受良心驱使，英国政府废除了使自己暴富的奴隶制度，还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他们不再尝试由伦敦来直接控制殖民者建立的海外领地，而是授予这些领地自治权，以此赢得了它们的效忠。英国政府最明智的做法是依照自由派的观点，放弃了贸易保护并推动了自由贸易的发展。这样一来，他们名利双收。自由贸易是英国繁荣的秘诀，也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最好杠杆。因此，H·E·马歇尔（H.E. Marshall）出版于1908年的历史类畅销书《帝国传奇》中充满乐观情绪就丝毫不让人感到惊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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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面的观点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和帝国本身的存在时间一样久。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宣扬，尽管有些瑕疵，但大英帝国仍是世界“正义的力量”。“白人自治领”成为主权国家（1931年其地位得到正式认可），但依旧是帝国的一部分。这种做法展现了多国联盟如何运作才最终成为国际合作的典范。这种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时期开始出现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缺陷的批叛变得异常有感染力，他们公然抨击帝国只是金融家和实业家的工具，这甚至成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约翰·A·霍布森（John A. Hobson）那本引起巨大争议的著作《帝国主义》在1902年最初出版的时候影响甚微，此时却大受追捧。一位来自特立尼达拉岛的黑人历史学家（后来成为其总理）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也持这一观点——工业革命作为英国财富和权力的主要来源，是建立在帝国的奴隶劳动制度的基础之上的。然而这些先声此时的影响还非常有限。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1]这位“伟大的帝国缔造者”的声誉便反映了当时对帝国的主流看法。罗兹卒于1902年，没能完全摆脱世人对他的批评，但他的英雄地位得到了王室的认可。威尔士亲王和乔治六世分别于1925年和1934年拜访了他在布拉瓦约附近的墓地（今津巴布韦）。1953年，王太后和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的亲自到访以及威斯敏斯特教堂纪念碑的揭幕标志着他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展开，众多名流出席了这一活动。通过观看《罗兹在非洲》这部电影，观众会认为罗兹是粗鲁而富有男子气概的，他善于掌控局势，是帝国缔造者的真正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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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之后，这类观点开始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早在1947年印度独立时，帝国的解体就已有预兆，现在正一步步地成为现实。即使是采取较为文明的托管形式，殖民统治也已失去了其道德正当性。反对所有形式的殖民主义、支持国家主权的普世价值观作为战后世界秩序的核心观点被列入了联合国宪章。英国国内的改革派认为，帝国的传统现在似乎成了沉重的负担，帝国的秩序观和等级观已过时，成为文化变迁和社会流动的极大阻力。为了维持殖民统治而耗费的大量资源不如花费在英国经济的现代化建设上。帝国市场的“疲软”迫使政府过度资助制造业，长期看来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人们很容易对帝国历史产生负面看法，最温和的观点是帝国对英国不再有意义；最强硬的观点则把那一段经历看作不堪的回忆，正是它使得英国在后帝国时代举步维艰。在那些新近独立的国家里，受到非殖民化运动支持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对这种帝国理想幻灭的消极观点趋之若鹜。如同英国的帝国史学曾经为帝国的麾下疆土和缔造者的丰功伟绩而高歌，民族主义史学也为国家为了获得独立与自由而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而鼓掌。来自宗主国和新兴独立国家的历史学家们愉快地达成共识，兴高采烈地对帝国的残骸进行鞭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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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帝国越是回避这些评论，它受到的攻击就越强烈。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剥削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越来越令人信服。就此细论，帝国的过往似乎是当时全球性动荡的极端版本。殖民主义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沉重的经济枷锁，迫使它们只能通过更低廉的价格出售原料以换取进口商品，因而进入了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革命和阶级斗争是唯一的出路。在殖民地中，本地劳工和土地被殖民者占领，剥削者与帝国狼狈为奸。对于南非和研究南非的历史学家而言，种族隔离等诸多不人道的政策和措施是白人殖民统治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南非的惨痛历史还揭露了一个最重要的“教训”——殖民和帝国总是建立在种族特权和压迫的基础之上。在非殖民化进程完成之后的世界里，种族歧视和不平等仍然根深蒂固（尤其在西方最富裕和强大的社会里），种族主义作为帝国最重要的思想观念，驱动了一切帝国扩张行为，构建了帝国经济支柱，并成了帝国统治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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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最为重要的作用就是种族压迫。由此帝国成为镇压“庶民阶层”[这个舶来词出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制度化手段。庶民阶层的历史记录了在帝国统治下，那些享受不到政治权力的弱势群体——农民，社会边缘群体，例如“部落”人口、森林原住民和印度的贱民、非洲的流动劳工、游牧民、游客和暂住者、女工和妓女，或者更广义上的所有遭受社会及经济不公的女性。帝国的存在代表了当地统治阶级与帝国政体的合谋。这样的庶民分析模式同样被运用于帝国“本土”。广大民众被帝国精英愚弄，这些人付出血汗，为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利益和娱乐埋单。在这个男性主导的时代，女性没有权力，她们原本低人一等的地位随着拓荒者定居点的男性思潮、殖民战争和帝国统治变得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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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庶民历史的研究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帝国的权威主要来自于高压统治，其残酷程度远高于那些经过诸多粉饰之后的帝国历史著作所承认的。然而无论是在本土还是海外，帝国显然都不仅仅是靠强力来维系其统治。以英国在南亚的统治为例，除了1857~1858年本地人叛乱时期，欧洲人要比印度人少得多。而在英国本土，妇女以及其他从属地位群体的存在都证明单纯的高压统治是难以维系的。新理论应运而生——英国“文化帝国主义”。这一理论源自一个已有相当影响力的观点，即统治社会和政治的秘诀在于把控人民的思想。例如，什么是犯罪、发疯，什么是道德和不道德，什么是进步的和原始的，这些概念一旦被确定和接受，就能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潜移默化的控制。同时，文化精英集团可以操纵和捍卫他们的特权。显而易见，这种模式完全可以扩展至帝国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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