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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地，我要向企鹅出版集团的西蒙·怀德（Simon Winder）表示最衷心的感谢，他的激情、支持和睿智的建议给我提供了极大的裨益。我还要感谢为我编辑手稿的贝拉·库尼亚（Bela Cunha）、为我监督制作并提出宝贵建议的理查德·杜吉德（Richard Duguid），以及詹姆斯·普伦（James Pullen）。本书所配地图插图由杰夫·爱德华兹（Jeff Edwards）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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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结的帝国：大英帝国，一个不愿消逝的扩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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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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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今所处的世界是由诸多帝国共同缔造的。事实上，无论是在殖民地还是在曾经的殖民地，非洲、亚洲、欧洲还是美洲，这些帝国的遗迹在现代世界随处可见。现代世界的历史与文化充斥着这些帝国留下的记忆、抱负、制度和不满。在这些帝国中，英帝国即使不是最宏伟的，也是版图最大的。当今世界起码有1/4的主权国家是从英帝国的版图中分出去的。仅凭这一点，它的影响在历史上的诸多帝国里也是首屈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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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帝国的历史引起了深刻且激烈的争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一个世纪之前，大英帝国尚未终结，虽然前途未定，但历史学家对其评价大多是正面的。在他们看来，英帝国虽然犯下许多过错，造成了诸多不公和暴行，而改革来得太迟，内部的矛盾重重，但最终一切总会回到正轨，因为在帝国的中心有一台自我修正装置——自由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政治权力的运作变得越来越文明。的确，这个“好事多磨”的结果为帝国历史中那些黑暗部分提供了最好的辩护。按照这种观点，帝国所进行的征服与殖民——当地民族被迫迁徙、反抗者被残酷镇压，这一切仅仅是野蛮和落后地区的人民为进步所付出的代价。这些人安于现状并且无力为自己谋求利益。要将一个民族从迷信和野蛮中拯救出来必定非常棘手且常常会十分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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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的历史中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因为在帝国发展过程中，英国人自身的道德水平也在提高。受良心驱使，英国政府废除了使自己暴富的奴隶制度，还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他们不再尝试由伦敦来直接控制殖民者建立的海外领地，而是授予这些领地自治权，以此赢得了它们的效忠。英国政府最明智的做法是依照自由派的观点，放弃了贸易保护并推动了自由贸易的发展。这样一来，他们名利双收。自由贸易是英国繁荣的秘诀，也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最好杠杆。因此，H·E·马歇尔（H.E. Marshall）出版于1908年的历史类畅销书《帝国传奇》中充满乐观情绪就丝毫不让人感到惊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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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面的观点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和帝国本身的存在时间一样久。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宣扬，尽管有些瑕疵，但大英帝国仍是世界“正义的力量”。“白人自治领”成为主权国家（1931年其地位得到正式认可），但依旧是帝国的一部分。这种做法展现了多国联盟如何运作才最终成为国际合作的典范。这种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时期开始出现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缺陷的批叛变得异常有感染力，他们公然抨击帝国只是金融家和实业家的工具，这甚至成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约翰·A·霍布森（John A. Hobson）那本引起巨大争议的著作《帝国主义》在1902年最初出版的时候影响甚微，此时却大受追捧。一位来自特立尼达拉岛的黑人历史学家（后来成为其总理）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也持这一观点——工业革命作为英国财富和权力的主要来源，是建立在帝国的奴隶劳动制度的基础之上的。然而这些先声此时的影响还非常有限。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1]这位“伟大的帝国缔造者”的声誉便反映了当时对帝国的主流看法。罗兹卒于1902年，没能完全摆脱世人对他的批评，但他的英雄地位得到了王室的认可。威尔士亲王和乔治六世分别于1925年和1934年拜访了他在布拉瓦约附近的墓地（今津巴布韦）。1953年，王太后和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的亲自到访以及威斯敏斯特教堂纪念碑的揭幕标志着他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展开，众多名流出席了这一活动。通过观看《罗兹在非洲》这部电影，观众会认为罗兹是粗鲁而富有男子气概的，他善于掌控局势，是帝国缔造者的真正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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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之后，这类观点开始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早在1947年印度独立时，帝国的解体就已有预兆，现在正一步步地成为现实。即使是采取较为文明的托管形式，殖民统治也已失去了其道德正当性。反对所有形式的殖民主义、支持国家主权的普世价值观作为战后世界秩序的核心观点被列入了联合国宪章。英国国内的改革派认为，帝国的传统现在似乎成了沉重的负担，帝国的秩序观和等级观已过时，成为文化变迁和社会流动的极大阻力。为了维持殖民统治而耗费的大量资源不如花费在英国经济的现代化建设上。帝国市场的“疲软”迫使政府过度资助制造业，长期看来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人们很容易对帝国历史产生负面看法，最温和的观点是帝国对英国不再有意义；最强硬的观点则把那一段经历看作不堪的回忆，正是它使得英国在后帝国时代举步维艰。在那些新近独立的国家里，受到非殖民化运动支持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对这种帝国理想幻灭的消极观点趋之若鹜。如同英国的帝国史学曾经为帝国的麾下疆土和缔造者的丰功伟绩而高歌，民族主义史学也为国家为了获得独立与自由而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而鼓掌。来自宗主国和新兴独立国家的历史学家们愉快地达成共识，兴高采烈地对帝国的残骸进行鞭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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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帝国越是回避这些评论，它受到的攻击就越强烈。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剥削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越来越令人信服。就此细论，帝国的过往似乎是当时全球性动荡的极端版本。殖民主义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沉重的经济枷锁，迫使它们只能通过更低廉的价格出售原料以换取进口商品，因而进入了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革命和阶级斗争是唯一的出路。在殖民地中，本地劳工和土地被殖民者占领，剥削者与帝国狼狈为奸。对于南非和研究南非的历史学家而言，种族隔离等诸多不人道的政策和措施是白人殖民统治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南非的惨痛历史还揭露了一个最重要的“教训”——殖民和帝国总是建立在种族特权和压迫的基础之上。在非殖民化进程完成之后的世界里，种族歧视和不平等仍然根深蒂固（尤其在西方最富裕和强大的社会里），种族主义作为帝国最重要的思想观念，驱动了一切帝国扩张行为，构建了帝国经济支柱，并成了帝国统治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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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最为重要的作用就是种族压迫。由此帝国成为镇压“庶民阶层”[这个舶来词出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制度化手段。庶民阶层的历史记录了在帝国统治下，那些享受不到政治权力的弱势群体——农民，社会边缘群体，例如“部落”人口、森林原住民和印度的贱民、非洲的流动劳工、游牧民、游客和暂住者、女工和妓女，或者更广义上的所有遭受社会及经济不公的女性。帝国的存在代表了当地统治阶级与帝国政体的合谋。这样的庶民分析模式同样被运用于帝国“本土”。广大民众被帝国精英愚弄，这些人付出血汗，为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利益和娱乐埋单。在这个男性主导的时代，女性没有权力，她们原本低人一等的地位随着拓荒者定居点的男性思潮、殖民战争和帝国统治变得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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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庶民历史的研究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帝国的权威主要来自于高压统治，其残酷程度远高于那些经过诸多粉饰之后的帝国历史著作所承认的。然而无论是在本土还是海外，帝国显然都不仅仅是靠强力来维系其统治。以英国在南亚的统治为例，除了1857~1858年本地人叛乱时期，欧洲人要比印度人少得多。而在英国本土，妇女以及其他从属地位群体的存在都证明单纯的高压统治是难以维系的。新理论应运而生——英国“文化帝国主义”。这一理论源自一个已有相当影响力的观点，即统治社会和政治的秘诀在于把控人民的思想。例如，什么是犯罪、发疯，什么是道德和不道德，什么是进步的和原始的，这些概念一旦被确定和接受，就能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潜移默化的控制。同时，文化精英集团可以操纵和捍卫他们的特权。显而易见，这种模式完全可以扩展至帝国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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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帝国主义史将帝国描绘成对其子民及所有“东方”民族（对几乎所有的非西方社会的统称）的价值观、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进行的轻视、压制系统。这种文化霸权显然是为了证明外来者统治的合法性，将其确立为真理、进步和自由对抗迷信、落后、专制、奴隶制和野蛮愚昧等因素的巨大胜利。文化帝国主义立足的基础是欧洲（在本书中即英国）相对于作为“他者”的非欧洲国家的显著优越性。在数代学者的足智多谋和实用至上思想的双重作用下，终于确保了一个殖民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被全盘否定，统统归于一种形容——落后。至少这是殖民地民族志及其官方编纂者、地图集及报告、调研、人口统计编著者们的任务。在印度的英国人尤其精于此道。他们天马行空地凭空进行了再创作，编写了大量的作品，在他们的笔下，落后的民族被帝国主义从无法避免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但因其太过落后无法独立自主，帝国只好无限期地统治他们。作为统治纲领（及强暴统治的借口），这已经够糟了。而更糟糕的是文化帝国主义对其治下的民族无所不在的影响。因为在摧毁本土文化的权威地位并强加自己文化的同时，本土精英的自信心和创造力也随之土崩瓦解。此外，这还引起了那些受舶来思想所诱惑的少数愿意配合帝国的人与社会其他人之间的不和。这才是帝国带来的最强大而持久的破坏力。帝国建立了一个虚假的“传统”社会概念，并且支持它的盟友抵抗社会和政治变革。更具破坏性的是，它一边培养出一批西化的“有教养的”精英充当走狗，一边谴责殖民地本土文化为顽固、不完整及劣等的存在，斥责其为故步自封、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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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显示，在帝国史上，意识形态战场的斗争长期存在。我们不应有太多抱怨。毕竟历史是人书写的，而作者的目的必然是“修正”我们对于过去的看法，并将过去与作者眼中的现在联系起来，以及解释这个发展过程。在这样的“史学战争”中，就连最久远的过去也逃不过被编排、被重新征服的命运。对于许多书写过或是仍然在书写帝国历史的人而言，还有个传教士式的宣传目的。这是因为他们对帝国所造成的影响深感良心不安，也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所处时代的最大弊病（尤其是种族歧视）可以一直向前追溯到帝国所造成的影响。在这种观点下，对帝国史必须采取严谨的研究方法，呈现清楚的信息。帝国主义者坚持的是他们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性、坚持统治和控制的权力以及欧洲在世界史上作为文明和进步发源地的地位。而帝国主义者们遗留给我们的历史证据——官方文件、私人文件和记录、当时的学术著作、报纸、地图、绘画、相片等所有直观史料，都有可能受到这种企图的影响。对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谨慎。帝国史应该着手证明这种帝国主义思维是有欺骗性的、错误的以及极不道德的。帝国史还应该将我们心中那一层在怀旧情绪遮掩下的帝国形象打回原形，揭露源自帝国主义的英国和西方对非西方民族居高临下的心态。真正的后殖民史应让我们看到客观的帝国历史：那是一段可耻的过去，充满了经济剥削、文化侵略、野蛮行径（和时有发生的暴行）和险恶离间。事实上，向某些西方历史学家强调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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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要对各种各样主张（稍后我们会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讨论）的对错进行教条式的批判，这些批判对帝国尤其是英帝国的描述各有局限性。大多数主张立足的基础是：这个世界上帝国很罕见，所有帝国的出现都是对这个平和世界的反常规的、凶残的侵袭。这是个非常初级的错误，也反映了这些人潜意识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帝国由某个种族或种族的统治者通过影响或政治统治得以掌控其他人而建立，它长久以来一直是世界大多数地区在大多数时期政治统治的方式，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默认模式。帝国并不一定导向现代世界。这表明，现代世界和帝国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也不是只有欧洲的行为、技术或价值观才能导致帝国的形成。这也表明，除非完全摒弃我们关于历史变迁的观点，否则帝国并不一定会阻止其统治地区内物质、文化进步。事实上，研究前现代或非欧洲帝国的历史学家大都倾向于认可尽管在这些帝国缺少政治自由，但通常它们在文化上都富于创造性，而且物质丰裕。奇怪的是这种较为公正的观点却没有被用来质疑关于欧洲帝国的教条认识（这肯定会带来相反的“认识”）。于是产生了对历史的思维定式（这又是个新问题），也导致了一成不变的论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利益总是毫无悬念地绝对对立，而没有考虑到人类行为中充满了不确定因素。这种观点认为，因为当事人被困于一个决定着他们动机、控制着他们行为的观念世界中（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并不能真正控制自己的行为。这种结论认为，帝国的子民缺少自主性，是命运的牺牲品，没有行动自由也没有文化发展空间，不能保留也不能发展自己的礼仪、信仰体系和风俗习惯。它臆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仅仅是这两者之间的，全然不受地区、洲际乃至全球大形势的影响。最奇怪的是，据我们所知，该理论把英国自身说成了一个文化、政治的巨无霸——不仅执着于帝国，而且在帝国内部强制实行同一种运行模式：文化控制、经济压榨、强制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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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这种历史理论多么“符合我们这个时代”，它也不能正确地帮我们理解过去，反而会误导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我们需要一部更具说服力的帝国史来解释大英帝国的建立过程。历史需要公正地对待为数众多、形态各异的殖民社会，并为它们在后殖民时代的继承者们讨回公道。巴巴多斯、乌干达、南非、新加坡、新西兰和印度曾经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对埃及的占领维持了70余年。但我们并不能说这些国家共同的殖民史产生了相似的结果。英帝国史也需要承认英国社会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英国之所以能在1914年前漫长的19世纪占据全球霸主的地位，正是因为其在政权统治方面维持了社会和文化复杂性（这是内外因素的合力产物）。而英国人之所以如此善于缔造帝国，部分原因是向海外扩张的前景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全面调动了他们广泛的兴趣、技能和行动能力。正是由于英国人在语言、方法及目标上的多样性，“与英国之间的关系”（当时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所用的词汇）一词才有了万花筒般的意义——有的人向往它，有的人排斥它。但大英帝国主义也因此不能维持意识形态的一致和政治上的团结，而根据过去关于帝国的观点，这些是“大英帝国”本应拥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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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一个被我们需要的帝国史应该重视的是，英国是在何种条件和环境下为了贸易或掌控权而进驻某个特定地区以获得利益或影响力的。如果不与当地结盟、不与当地人民及首领达成一致，殖民活动几乎不可能展开。当然，去个无人居住（或被认为是无人居住）的地方是没有意义的，最多用它来流放罪犯：一片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既然没有可以进行贸易往来的对象，那么肯定是不会带来收获的。英国人建立的一些桥头堡通常不会延伸到海岸1英里[2]外，当地人可能会包围他们，极力阻止他们与内陆人民和市场进行贸易往来并把持商业命脉（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西非、印度、中国均是如此），有时当地人甚至诉诸武力。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人无足轻重，他们往往会给当地统治者和商人提供某种便利，偶尔也带来点小麻烦，但几乎从来不会上升到威胁的程度。为了改变这种地位，英国人就必须先煽风点火，破坏当地政权的稳定局面。这种破坏活动有时是因为伦敦政府决定实现英国的控制，于是出动武力扫平障碍。但是这种决定极少是单方面的意气用事，通常情节会很曲折，带来的影响也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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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英国人永远只是巨大方程式中的一个元素。他们前往的地区并不是原始地区，这些地方必定也经历了时间的洗濯和沧桑的变化。在中国、印度以及中东、东南亚、东非、西非等地区的国家，英国人遭遇了极度组织化、充满活力的商品经济以及高度统一的国家体制——尤其在印度和中国。这些地区已然走上了商业之路，往往对贸易带来的影响反应迅速。它们和欧洲一样，一派欣欣向荣。在这些地区，经济活动的模式里出现的任何变化往往都可以扰乱政治秩序，效果就像今天“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样。新财富造就了社会新贵，一方面扩大了新贵的权势，另一方面也削弱了旧利益集团的特权。掌握新技能（或许还有新价值标准）的人对掌握传统技能的人发起了挑战，威胁着他们的地位。新的权力中心和新的国家形式开始出现，有的建立在新贸易及其带来的收入之上，因而政权并不稳固。一旦哪里出了问题，例如经济萧条或贸易中断，支撑政权的收入便会受影响，大危机必随之而来。这还不是唯一的隐患。随着当地人参与海上贸易，“海上”危机的威胁也随之而来。此外在世界很多地方，“内陆”危机也同样可能发生。远在德里、北京、阿瓦（缅甸）和库马西（在今天的加纳阿散蒂部落）的内陆帝国统治者可能会想要获得沿海的控制权，并敌视新出现的重商主义国家；又或者他们可能身陷对外反侵略、对内镇压叛乱的政治斗争中，如18世纪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命运。然而，这些英国人无从察觉社会和文化的紧张局势，以及在他们地界之外发生的事件，却可能改变所处的环境，从而使英国丧失自己的桥头堡或是滩头阵地。尽管只是第三方，英国商人们也可能会在叛乱和战争中受到伤害，他们可能会被视为新贵统治者的邪恶盟友，或是被怀疑为推翻新贵统治的密谋者。英国人在1740年后在印度地区就遭遇了这样的情况，导致他们不得不对之做出反应，或干脆就此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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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和其他地方，英国人还需要面对的另外一个复杂情况是，他们并不是唯一的殖民者。出于同样的商业目的，其他欧洲国家通常也以大型特许垄断公司的形式（如法国人和荷兰人的东印度公司）存在于英国殖民者所在的地区。他们与英国相互竞争，以获得影响力和商业优势。一旦殖民地当地出现危机，他们也跟英国人一样坚决地捍卫，并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和提升自己的地位。结果便是欧洲各国竞争带来的矛盾与当地统治者和领导人之间的冲突纠缠在一起。对于在当地的英国人而言，除非他们打算将自己的资源投入这场外交、军事角逐，而且能使远在伦敦的统治者相信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否则欧洲各国谁能胜出则取决于他们当地的盟友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伦敦方面对印度志在必得，尽管它对印度的帮助仅限于海军支持。然而英国之所以能成功扩大在印度的桥头堡和建立更大统治权的关键之处在于对当地权力系统持久顽强地进行渗透、积极在当地征募资源、努力改变自己的交流方式以适应印度社会环境。为了成为印度的统治者，被派往印度的英国人变成了“英裔印度人”——这个词一直用于指在印度生活的英国人，直到19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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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英国人在试图建立殖民地的时候，往往并不对当地社会采取强硬的方式。即使有时不得不发动暴力入侵（在美洲采用的模式），他们对殖民地的发展仍然主要依靠与“原住民”达成协议而成：原住民或作为土地卖家，或成为商贸伙伴，或成为战争盟友。移民们必须适应新地貌、新作物品种、新战争形式，他们带上岸的工具、设备、曾经习惯的制度、曾经信奉的价值观都必须根据当地条件做出调整，有时甚至需要做出彻底的改变。奴隶被大量从西非进口至加勒比海地区，造成了大规模的种族不平等，也形成了与英国本土社会环境大相径庭的压迫体制。但制约加勒比海地区种植园经济发展的严重劳力短缺问题却得到了解决。对移民社群而言，和其他殖民社会一样，帝国并不只是个统治与征服的英勇故事（尽管这两者可能确实存在），而是更为复杂的现实：需要创建新型或混合型社会，在这里，各自为政的统治观、经济准则、宗教价值观、道德观、财产观、公平观混在一起，等待被修正、改变、接受考验或被弃而不用。因为殖民社会并不是在领地被征服那一刻一蹴而就的。从本书中你能看到，它们的构建过程一直没有停止过，殖民地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结构或多或少都处于不断发生剧变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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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看清殖民化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呢？大约50年前，两位敏锐的从事欧洲帝国主义研究的历史学家约翰·加拉赫（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绘出了英国在1815年后向世界发展的“帝国扩张路线图”。他们的中心观点包括两个重要主张：英国人不断地寻求最省力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益，部分原因是出于他们的政治体系对财政支出的约束；这导致他们尽可能依赖与当地精英的合作（“勾结”）。勾结的逻辑在于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可行方案。英国人精明地根据利益投入相应的资源，不愿多浪费一点儿人力或武力。而对本土精英而言，这种经过精心算计的勾结能限制英方的入侵规模，在保存权力的同时还可能会有所收获。这样的合作导致了一种复杂的历史模式。在有些地区，英国人能够通过积极的外交打开该地门户，或多或少地保持当地主权完整，如拉丁美洲；而在另一些不太合作的地区，英国采取了强制性手段：如果该地拒绝打开门户，那么英国就干脆使用暴力破门而入。1839~1842年间，英国对中国的做法就是如此。当时为了入侵中国市场，英国人开着汽船堵截了中国的大动脉——长江，逼迫北京让步。从那以后，英国人希望借助几个“通商口岸”（在那里外国商人不受中国政府管制）、一支炮艇舰队以及位于香港的大海港（当时已为英国属地），在无须亲自劳心劳力地在中国强加自己统治的前提下剥削这个“黄金国度”。但是有时候，武力干涉和通商口岸模式也无法确保英国获得预期的商业控制权，或者有时（通常在没有商机的地区）他们希望霸占那些可俯瞰航道的战略地点以守护将他们的势力范围联系起来的海上航线。这时候，英国人往往一不做二不休：他们对当地强加统治，废黜当地统治者，设立总督，在地图上将那块地区染为粉红色，彻底纳入英国版图。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有形帝国”，勾结地方精英依然是非常必要的。明智之举是从当地挑选出权力代理人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依靠高压的统治既蠢笨又危险，再说千里迢迢从国内拉来英国人填充殖民地的政府机构实在是奢侈的徒劳。众所周知，英国只用了不到1 000名行政人员就治理了人口多达2.5亿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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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赫和罗宾逊对历史的洞见一直是大多数帝国史研究的出发点。我们能对之增加的只有强调从多角度出发以及英国的那些个体或利益集团之间时有冲突的活动。对商人、传教士、移民、士兵、水手、船主、外交官、人道主义者、投资者和充满希望的创业者来说，帝国代表了无尽的财富或者光明的前程。他们心中理想的“帝国”其实并不相同。“奴隶制的帝国”在19世纪早期被法律废除，富有的奴隶主势力被国内的改革派击垮。出口、就业、利润依赖于“自由贸易的帝国”，而它在贸易保护本能和强烈的自治性方面与“移民的帝国”的共同点寥寥无几。“基督的帝国”又是另外一番面貌，新教传教士们恨不得将全球都纳入基督信仰之下。还有人希望将帝国作为“煤炭的装卸地、基地和要塞”。互为竞争关系的帝国主义者争吵不休、摩擦不断，这意味着没有哪一种帝国意识形态能独自主宰维多利亚时代：他们都给被统治的民族送去资助，以期赢得当权者的友谊，同时不忘给他们虚幻的希望，让他们期盼某天能重获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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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加上一点，这也是本书的主题所在：英国的扩张史是英帝国与其他地区经历的一系列遭遇的历史，以接触交流为始，以建立殖民社会为终，这就是帝国的构建过程。但要追溯这段历史，我们需要细细地审视它，将它分解为各种成分和各个阶段，挖掘使帝国看起来“合理”的理念，追踪帝国统治者依赖的方法，解释导致反叛的仇恨，还原那些常用来镇压反叛的手段，跟随传教士的足迹（体会他们曾受的辛劳），根据地点和特点分析帝国造成的影响。初次接触、占领土地、发动战争、安营扎寨（或者试图安顿下来）、买入卖出（无论公平与否）、确立统治、遭遇反叛、镇压反叛、皈依信仰、重塑身份——正是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其他的行为成就了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