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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在美洲和亚洲还发明了一些新管理模式。早在1363年，英格兰国王便给在加来的26名英国商人授予自治权，加来后来成了英格兰的重要属地（也是英国在欧洲大陆最后失去的属地）。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1423年的《加来大宗物品法》将英国羊毛织品海外垄断权授予加来的一个商人联盟，为后来的东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哈得孙湾公司、皇家非洲公司以及塞西尔·罗兹的英属南非公司（又称“不列颠南非公司”）等多个垄断集团树立了先例。1381年的《航海条例》想要限制出入英格兰的贸易商船必须为英国人所有和管控——当然它并不是非常成功。横跨大西洋的商业专营系统的核心也在18世纪和19世纪尽可能地得到了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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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决策者给后来的帝国缔造者们不仅仅遗留了一系列法律和行政上的权宜之计。从900年（或许更早）开始，英格兰历代国王一直声称对不列颠群岛拥有“至高王权”。忏悔者爱德华自封“大不列颠之王”。“诺曼世纪”（公元1066~1154年）是个插曲，中断了英国的大一统，英格兰的海上势力也大为衰落。但从12世纪下半叶开始，英格兰先后强势地将爱尔兰（亨利二世于1172年自封为“爱尔兰大领主”）和威尔士纳入版图，爱德华一世攻城略地、大修城堡，苏格兰也差点落入英格兰囊中。英格兰人不仅在爱尔兰与强大的移民们以及爱尔兰本土居民斗争，还在东安格利亚招募移民安置到威尔士，并给予他们地方特权，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后来殖民主义的困境和战术策略。这种英式扩张还反映了英式“文明”观，即社会应该有序而和平，与当时不列颠“外围”领地上通行的观点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英格兰人习惯的是分布紧凑、人口众多的乡村，庄园、农田、谷物共同构成的宜人风景，地主阶级与神职人员共同管理农民，密布的城镇、市场、集市，活跃的土地市场，以使社会具有一定灵活性。最重要的是要有君主制，以保证和平、建设城镇、征收税款、贸易繁荣。但在爱尔兰和威尔士，社会体系有所不同。在这里的人们以血缘关系为重，他们并不对国王尽忠，而是效忠于同族亲属或宗族首领。他们四处漂泊、以游牧为生，既不习惯定居，也不习惯种植农作物。他们对于财产的观念非常淡薄。宗族之间的冲突（据英格兰观察员称，这是畜牧经济的必然结果）促进了抢掠和奴隶制。它们的城镇稀少、相距甚远，且资金匮乏，更别提什么礼仪了，马背上的牧民根本都不在桌子上就餐，更别说讲究社会礼节。不像英格兰有牧师用严格的社会纪律教化教徒，这里的宗族文化鼓励试婚、离婚，还承认私生子。在英格兰人看来，这是个无法无天、乌烟瘴气、暴徒横行的社会，唯一的政治生活就是收保护费。因此必须依靠外人强行将秩序和进步带到这里来。为了避免生活在爱尔兰的英格兰人近墨者黑，1366年《基尔肯尼法令》规定了许多英格兰人不得为之的事项，其中包括不准留爱尔兰发型，其目的就是为了禁止英格兰人被同化。具有文化优势的国家有义务对落后的地区进行帝国统治，出于这个强势的逻辑，英格兰将身旁的爱尔兰纳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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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英格兰的野心显然不仅限于不列颠群岛。诺曼王朝和金雀花王朝带来了对欧洲大陆领土的兴趣和主张。1204年英格兰的属地诺曼底被法国夺走。不过英格兰国王们索要位于现在法国西南部的普瓦图和阿基坦，他们从出口葡萄酒的加斯科涅地区及其首府波尔多获取了大笔收入——仅从加斯科涅葡萄酒业征收的税额就与英格兰海关税收总额一样多。英格兰卫戍部队进攻了布列塔尼岛。在海上航道，布列塔尼之于加斯科涅的战略意义正如五百年后的埃及之于印度。爱尔兰和威尔士的统治经验影响了英格兰人的帝国观，可是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统治却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当时的英格兰君主作为阿基坦公爵在形式上仍效忠于法国君主，难免束手束脚；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在已拥有高度组织化的政府和活跃商品经济的富庶属地，坚持英格兰式文明的优越性实在说不过去。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到1453年英格兰势力已经被赶出了欧洲大陆，只有加来作为一块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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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时机虽然有些运气成分，但是顺应时势确实非常重要。在接下来那个世纪里，尽管英格兰的目标和野心大幅膨胀，但它的扩张行为都局限于岛上和海上而不是在大陆上。随着西班牙和法国王朝得以巩固、奥地利和西班牙联盟（两者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之下），英格兰在欧洲只能明哲保身。这种弱势地位在后来英格兰一系列的宗教危机中变得更加明显：先是亨利八世为了婚姻与罗马教廷决裂，接着玛丽一世（1553~1558年在位）努力恢复罗马天主教在英格兰的统治地位，再有1558年后伊丽莎白一世支持新教，使英格兰站在了当时欧洲和海上霸主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对立面。正是亨利坚定地要求宗教自主权，才促成1533年的《上诉法案》宣称英格兰为独立国家，不受任何其他统治者约束。英国新教徒长期忧思不断，一方面要担心被内部推翻，另一方面还要防范外部的入侵（例如1588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为了防止天主教反扑，英格兰草木皆兵，导致了专制、迫害和对西班牙以及后来对法国的臣服，但这些也催生了英格兰的爱国主义和新教认同。1707年，《联合法案》出台之后，这一点帮助化解了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的仇恨，共同塑造并分享了“英国性”。维多利亚时期，即使远在满布全球的英帝国势力的最边境，“英国性”都能使当地的英国人同仇敌忾，也能激发传教士们如火的热情。不过尽管它力量极大，在伊丽莎白王朝时期的帝国观里，这仍然只是一个要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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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公元1560年后人们逐渐拥有的地缘安全意识。出于对外国入侵的恐惧，控制英格兰与低地国家[3]之间的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这里极可能就是西班牙进攻的突破点）以及沟通大西洋与此处的“西方通道”显得非常重要。1560年皇家海军已经成立，并有一整套行政体系为之提供补给服务。1588年英格兰令西班牙无敌舰队铩羽而归，赢得了短暂的喘息时间。到了16世纪90年代，伊丽莎白政府派遣远征军赴荷兰和布列塔尼，先发制人阻止西班牙的再次进犯。苏格兰改革消除了英格兰北部地区的一大威胁，但是爱尔兰新教改革的失败、英属爱尔兰领地的危如累卵、都柏林周边看似安全的领地、爱尔兰成为绕后入侵英格兰跳板的可能，这一切使得伊丽莎白一世和她的大臣们戒心日益激增。16世纪60~80年代，英国卫戍部队从1 500人稳步增长，超过了8 000人。16世纪90年代，英国采取了铁腕举措，决定征战爱尔兰，将原本属于盖尔人的爱尔兰打上英国的烙印。然而和在欧洲一样，英国耗费巨大，胜利却只是昙花一现。但英格兰得到了宝贵的“经验”——英国的安全必须依赖于英国海军在欧洲西北部的积极管制和在爱尔兰全岛的有效统治。这给伦敦政府的战略规划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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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关键的影响来自于英格兰在海上的扩张。正如人们常说的，英国人在大西洋上进行的探索和征服晚于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实际上，英国是迫于商业危机不得不采取行动。加斯科涅酒业与波尔多的布料和粮食交易让布里斯托尔的商人们大发横财。然而随着1453年英国在法国大部分属地的统治垮台，贸易也大受影响，使得英国人不得不去打南方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主意。他们学会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得以纵横于加勒比海与西非之间的航海知识。布里斯托尔水手开始在大西洋寻找虚无缥缈的“巴西岛”（或许那只是纽芬兰）。热那亚人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是个跟哥伦布一样的人物，他受命在北大西洋搜寻一块“新发现的土地”，或许是为了替代布里斯托尔人在与汉萨同盟竞争中失去的冰岛渔业。起初收获寥寥，但从16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西南部水手和背后支持他们的商人运用新的航海知识动摇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在大西洋上的海上优势。1562年，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抵达西非海岸，在当地买入奴隶再转手卖至西班牙在美洲的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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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斯的亲戚，也是他的徒弟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在美洲西属港口沿袭了他夹枪带炮做生意的伎俩，捎带红利便是打劫。英国政府“并不赞成”他们的行为，但同时也不承认1494年教皇“赐予”西班牙和葡萄牙共同所有的大西洋专属权。反而，英国政府及其造势者坚持海洋自由论：“鉴于海洋及贸易由自然及所有国家共有，从前的教皇和现在的西班牙人无权禁止其他国家依据此法进行交流及贸易往来。”将自己定位为力图突破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以及（后来的）中国贸易封锁的局外人，以“海洋自由”的主张为武器，英国的帝国主义一直奉行此道，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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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拉雷（Walter Ralegh）（1554~1618年）也许是那个时代致力于缔造帝国的人中最了不起的一个，人称“有进取心的局外人”。他的英俊外貌和出众文采让他成为伊丽莎白宫中的红人，甚至获封爵位，获赐俸禄和财产。拉雷出生于德文郡名门，西班牙与英国之间的海上之争以及伊丽莎白政府在爱尔兰遭遇的困境对他而言是个绝佳的契机。拉雷同父异母的兄弟汉弗莱·吉尔伯特（Humphrey Gilbert）凭借于16世纪70年代在爱尔兰野蛮残忍地镇压了叛乱的功绩而平步青云。吉尔伯特深信能找到通往中国的西北航道，并支持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以解决英国的贫困问题。1583年，他航行至纽芬兰，奉伊丽莎白女王之命宣布当地海港和周边区域为英国所有，该地区也就是后来的圣约翰。之后吉尔伯特在航行中遇海难失踪，拉雷继承了他的遗志。在拉雷的鼓动下，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于1584年写下了《论西部的种植业》，第一次公开支持大英帝国向海外扩张。文章拒绝承认西班牙对北美洲的统治权，大力谴责西班牙对待美洲印第安人的暴行，敦促进行系统化的殖民以应对国内的失业、人口过多、商业萧条等问题。他声称“那些从前我们需要冒险在欧洲、非洲、亚洲从事商贸而得来的商品……不久之后就能从位于北纬30°~60°的美洲……不费吹灰之力获得”，殖民的目标在于进口原料并将成品出口给“……领地里雇用的众多穷苦子民……输出成品买入半成品的好处众多，其中之一就是不再会有可怜人盗窃、挨饿或行乞……”跟吉尔伯特一样，拉雷也参与过镇压爱尔兰起义，并在爱尔兰获得大块封地作为奖赏，他将自己从爱尔兰获得的经验运用于美洲探险。拉雷从伦敦的商人那里筹集资金、从当时顶尖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iot）那里寻求帮助，并于1585年和1587年先后两次向距北卡罗来纳海岸不远的罗阿诺克派遣探险队去建立商贸据点，并攻击每年都会经由佛罗里达海峡回程的西班牙珍宝船队。像当时的许多伊丽莎白宫廷的风云人物一样，他这么做的原因是相信截断西班牙的财富补给能大幅动摇其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以及减轻它对奉行清教的英格兰的威胁。“正是他在从印第安人手里抢来的金子危及和扰乱了欧洲的所有国家……”他如是评价腓力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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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6世纪末，英国人仍然只能对着帝国梦望洋兴叹。他们在罗阿诺克建立殖民地的尝试遭到惨败。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建立了白银帝国，葡属印度的首府设在“黄金州果阿”，而英国却乏善可陈。荷兰人已经把英国人赶到了东印度群岛的香料群岛（旧称摩鹿加群岛）：荷兰人的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收获远非他们的伦敦对手可比。但是对大西洋那边财富的渴望已经深深扎根于脑海，英国人的野心已经无法抑制，于是商业资源越来越多地被投入到海外去冒险。无敌舰队被击败的那年，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开始撰写《英吉利民族的关键航行》，并于次年出版。1598~1600年他接着又编著了《英吉利民族重大的航海、旅行、交通和发现》，这本著作将英格兰航海经历描绘得如同史诗一般。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溃败证实了哈克卢特和拉雷的断言，即美洲的西班牙势力也不是不可战胜的。16世纪90年代的战争和掠夺刺激了更多的探险行为，其中包括拉雷本人1595年前往被他称为“广阔、富饶、美丽的圭亚那王国”的探险。这次同样没什么收获。但是1607年，一个总部在伦敦的财团成功地在罗阿诺克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尽管根基不稳，但至少能勉强挺过在此之前让英国人无功而返的那些灾难。这就是弗吉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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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在漫长的17世纪到1713年之间经历了无数的革命和战争。战火之后，英国转型成功，改变了自己在欧洲及其他地方的地位。在国内，他们初步确立的宪政制度扛过了安妮女王时期（1702~1714年）激烈的党派之争。英国在17世纪之后势如破竹，彻底拿下了伊丽莎白时期没能征服的爱尔兰。与苏格兰的联合（不久后便经历了171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的考验）使得不列颠大陆不再有分而治之的危险。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年）巩固了英国的海上势力和军事力量，英国在西地中海有了两个海军基地（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战后，英方从签订的和约（所谓的asiento，意为协定）中获得向西属美洲贩卖奴隶的权力，终于冲破了美洲的商业封锁。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种植园”和“商栈”帝国：英国将定居点散布在北美海岸和加勒比群岛，黎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仓库和领土遍布伊兹密尔、阿勒颇、巴士拉、阿巴斯港、苏拉特、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英国人控制了纽芬兰大浅滩的大部分渔业，他们在哈得孙湾的皮草贸易能与法国人一较高下，同时，他们沉迷于贩卖奴隶，甚至开始从中国广东买入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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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扩张背后的帝国观并不是单一的，但各种帝国观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扩张的意义在于使英国变得更加富强。前往近东和印度的商人可能发现新市场，而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可以创造新市场，来自东方的外来商品可以转卖给欧洲客户赚取利润，在殖民地种植的原料可以拉回国进行再加工，既能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又能使其增值，还能用于出口再赚一笔，商人和运输业都能受益。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个宏伟的目标，各方争论不休。黎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其中有些人同时属于这两个公司）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垄断权，那么贸易的成本和风险会让他们无利可图。而其他人则谴责这种自私的主张，并且公然提出国王不应该具有授予垄断权的权力。针对东印度公司的批评中有一条尤其具有震撼力，它认为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货物只能依靠出口金银进行换购，因而势必减少国内的货币供给，随之而来的就是市场需求的降低，这是在损公肥私。最强有力的辩护则称，从印度购入的货物再转手出口至欧洲，从中获得利润足以抵消采购时运往东方的白银。到17世纪末，后面这种转口港理论被广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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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托尔商人约翰·卡里（John Cary）（1650？–1720？）的分析极有说服力。在他的《论英国现状与贸易、贫困人群以及税收的关系》（1695年）一文中，卡里强调了种植园对创造就业岗位与贸易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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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英国与它所有的种植园是一体的，无论是个人还是郡县都属于这个整体。因此，我们吃种植园的作物就等于吃自己土地上的果实。此外我们还可以将农作物销往邻国换取金银，或者换取必须用金银交易的商品，再次给国家带来利润……这本就是在海外开建种植园的目的所在，即英国人民之间能更好地开展商业和贸易，主要利润是为了帮助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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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接着指出，为了保证主要收益归于政府，必须规范殖民地贸易，令其首先保证英国船运业的利益。这和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一致。1696年英国政权正面临革命后的金融和军事危机，此时《航海条例》的执行力度被再次加强。法案严格规定（尽管执行得相当马虎）：无论最终市场在哪里，加勒比海和美洲殖民地产出的原料必须先运往英国，并且只能由英国所属的船只装载。作为大西洋世界的巨大转口港，英国将会发展得富有而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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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88年光荣革命开始一直到18世纪70~80年代的美洲危机期间，这种“转口港帝国主义”是主流观点，掩盖了许多其他的帝国设想和殖民地的异议。它宣称——事实上也是这么操作的，唯一值得拥有的帝国形式就是属地一切产出的商品全部运往英国，再出口至其他国家，以给商人和国家带来利益。在这种观点下，殖民地经济被套上了“商业紧箍咒”。无论是信奉新教的英裔爱尔兰人还是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都认为自己的自由遭受了侵犯，自然对之深恶痛绝。巴巴多斯总督甚至公开反叛称：“自由贸易是所有殖民地的生命。”转口港帝国主义的国内支持者们渴望轰开西属美洲帝国的大门，却因需要在欧洲保持审慎态度而不能大动干戈。作为政治主张，它既正式认可移民和种植园主的自治权，又肯定了英国议会时常重申的立法权，即只要愿意，英国议会有权制定殖民地法律——对此殖民地议会激烈反对。而国内人民也并不把移民和种植园主们当作缔造帝国的英雄。1655年有个英国人去了趟巴巴多斯（当时英国最有价值的殖民地），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这个岛屿是英国用来扔垃圾的粪坑：恶棍、妓女，诸如此类的人……”可以想见，巴巴多斯人的观点定然不同，如一个当地爱国者曾说：“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英国血液，我们的心里装着英国精神。”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英国人声称依靠海上贸易的商业帝国是自由的秘诀所在，“英国人绝不会成为奴隶”，但同时他们也承认非洲奴隶贸易是帝国发展的真正动力所在。“没有非洲贸易就没有黑奴，没有黑奴就没有糖、姜、染料，没有糖等作物就没有岛屿，没有岛屿就没有大陆，没有大陆就没有贸易。”这是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1713年写下的评价。伦敦政府不仅没有阻止种植园主买入更多奴隶，相反它还否决了殖民地议会出于对奴隶起义的担忧而提出的控制进口奴隶数量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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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印度，当地的转口港帝国主义不关注征服或统治，因为觉得这些非常不切实际。1694年辉格党控制下的英国国会下议院决定取消东印度公司的特许垄断权（公司董事乔赛亚·蔡尔德对此不予理会，称这是“几个无知的乡绅在胡说八道，他们甚至不具备管理自己个人事务的智商”），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14年后还吞并了它的竞争对手——新公司。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地区开展自由贸易受挫，意识到在亚洲的英国商业面临的情况有所“不同”：没有海军的保护，就无法抵御不友好的当地统治者，也没有法庭来做出仲裁。东印度公司必须自己保护自己并承担自己的开销，负担全副武装的“东印度商船”、设有碉堡的贸易站以及驻扎属地的各级商人的一切费用。合伙人持续地向东印度公司投入资金，对公司而言，付出的代价就是将往返于英国与印度之间的无特许状商人和投机者排除在生意圈之外。直到17世纪下半叶，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东印度公司这个印度的“特例”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识，建立起了令人咋舌的新利益关系，其规模大到既不能倒闭，也不可能被政府控制，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新帝国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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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旧帝国而生的新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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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内部有许多矛盾，当时的英属大西洋帝国仍然可以被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它的（白种人）居民（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均享有参选自己所在的殖民地议会代议制政府职位的权利。他们全部效忠于英国君主，英国庇护他们不受外国威胁。他们也有义务遵守英国议会为帝国贸易制定的法律。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在那个商业垄断时代，殖民地居民在帝国经济中的地位能保证他们享受繁荣昌盛。尽管在这个“英国人的”世界里令人尴尬地存在着大量奴隶人口，但没关系，把奴隶当作财产而不算在人口内就行了。这就是那个被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称颂为“各个社群的伟大政治联合”的帝国，他高度崇尚这一帝国形式，反对伦敦政府对自治殖民地强加直接税（印花税）的做法。后来，在英国的欧洲竞争对手的大力帮助下，这个帝国基本被移民的叛乱所摧毁。虽然它终结了，但英国的“全球”帝国观从此逐渐成形，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新征服计划、新帝国主义和新统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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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美洲的失利不但不能宣告英帝国从内部开始的崩塌，反而揭开了英国版图与野心急剧膨胀的序幕。英帝国取得的最大收获是摧毁了西属美洲帝国和它的商业控制：因为原属于西班牙的盛产白银的殖民地仍然闪耀着希望的光芒。英国夺取了哈瓦那（对西班牙来说它等同于加勒比海的“直布罗陀”），但为了签署和约而不得不将其交还。库克船长始于1769年的太平洋探险显示了英国人挑战西班牙对太平洋地区垄断权和在传说中的“南方大陆”找寻新市场和贸易机会的决心。英国人最大的野心或许是打开中国的大门。至少1788年在博特尼湾建立监狱、开辟殖民地的部分原因是希望能打开一条通往中国的“澳大利亚”航线。4年后，1792年，资深外交官马嘎尔尼（Macartney）勋爵率领声势庞大的访问团前往北京，以期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全面打开中国贸易市场。至少这一次，英国人遭到了拒绝。但从1793年与法国交战开始，英国人抓住了一切机会推进他们的全球化扩张。为了控制通往印度的航线，他们从荷兰人手里抢了开普和锡兰，接着又从法国人手里抢了毛里求斯。为了惩罚西班牙与法国联盟，1796年英国夺走了特立尼达岛。在从印度出发的一次远征中，英国人占领了荷兰海外帝国皇冠上的宝石——爪哇岛。后来葡萄牙国王因为惧怕法国人而将宫廷迁至巴西，英国答应对葡萄牙施以援手，条件是葡萄牙要向英国的商业大开国门。1807年，英国人甚至企图“解放”西班牙统治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但以惨败收场。尽管在1815年英国交还了部分领土（最重要的是将爪哇岛交还给新荷兰王国以支持其对抗法国人在欧洲范围内的侵略），然而战争促进了英国对帝国的重新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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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基本的重构（因为它几乎是其他一切的基础）是英国人意识到他们的转口港帝国主义现在可以扩展到全球，而且不需要再投入此前所需的大笔防御费用。这一构想的真正基础是英国取得了海上霸主地位。之前英国与欧洲对手们（主要是法国、西班牙和荷兰）之间的海上势力平衡局面被打破。1805年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取得的胜利意味着现在没有任何欧洲强国拥有将英国排除出欧洲以外地区市场的实力。各国各自为营发展自己重商主义的时代一去不返，原本封锁的贸易区对其他帝国打开了大门。曾经最强大的西属美洲帝国已经土崩瓦解。英国大可将自己视为转口港，而且现在不仅是自己帝国的转口港，甚至是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转口港。英国人很久之后才理解了这次庞大得惊人的领土和思想扩张所带来的影响。从此英国人拥有了无与伦比的自信（虽说还不至自大），斗志昂扬地从经济和政治上入侵亚洲和非洲。但是英国人也逐渐意识到危机丛生的18世纪70年代以来暴露的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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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后，东印度公司攻占了孟加拉，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4]称之为印度“革命”，这次革命带来了新的前景。公司出兵是由于害怕法国的阴谋诡计和当地领导人的敌对情绪会将他们赶出印度最富裕的市场：这是从1756年加尔各答遭袭的那次经历中得来的经验，在那次突袭中公司代理人们被扔进了臭名昭著的“黑洞”。在这次攻占中“纳波布”们（指那些在1750~1790年印度盗贼丛生时代迅速发家的公司雇员）大发横财，引起了英国国内的警惕和反感。后来东印度公司在战争中厄运连连，濒临破产（眼看就要导致伦敦金融危机），而且公司雇员在当地鲁莽的冒险主义也需要被约束，因此英国政府决定对东印度公司进行更强力的管控。伯克在对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抨击中突出了滥用职权的问题，正是由于这种权力腐败导致印度地区需要立刻进行行政改革，尤其是使东印度公司政府能够征收更多税款。于是伦敦（至少是在理论上）开始掌控东印度公司的“政治”权力，包括选择总督的权力。一批新官员被征召来管理东印度公司占领的那些地区，这些官员被明令禁止参与商业活动，且严禁印度人和欧亚混血儿夹杂其中。1793年之后，英国人忧心忡忡，时刻警惕法国人会给公司的印度敌人提供帮助（拿破仑1798年攻占埃及似乎预示了这个目的），在这种局势下，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复兴”，曾经被视为可能成为道德和金融毒瘤的无法无天的“狂野东方”被改造成了帝国的财富源泉。面对法国在欧洲的统治，对于身处困境的伦敦政府来说，公司的军队和海军成了至关重要的资源。伦敦的战略思维变得全球化，即利用本地人参与到对印度的统治中来，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中产阶级（尤其是苏格兰中产阶级）看来，在印度从事行政工作是个体面的职业机会。商业上，英国人意识到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能使其贸易在东方大幅扩张，印度成了英国与那个给人以无限希望的地区的连接点。对印度人进行直接统治并收取税收以支付统治开支，成了由伦敦政府控制的新兴世界体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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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早期，英国人已经开始实践三种不同的帝国观以及这三种观点指导下形成的三种不同的帝国形式。他们已经得到一个新的以征服为基础的帝国（特别是在印度），开明的改革和公正的领土托管的观念逐渐成形。它声称英国统治能将当地人民“从混乱中挽救出来”，能带着他们逃离迷信、掠夺和暴力，走向秩序的“阳光高地”。该理念最为杰出的倡导者是历史学家、政治家托马斯·马考莱（Thomas Macaulay）。他曾在印度任最高法院长官，他宣称，随着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进行统治，“一个伟大的、惊人的进程——对腐朽社会的重新构建也随之启动”，这个社会早被“专制和混乱”蹂躏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还有一个敏锐的哲学家，即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也积极为英国在印度的专制开脱，声称那是为了促进印度社会文化进步的唯一可靠方法。他争辩说，在停滞不前或衰落倒退的社会里，要进步就必须注入来自外部的能量，因为只有外部能量才不受当地惯性做法的影响。很多论点大同小异，旨在为英国在1790年后占领的为数众多的与印度情形类似但领土面积较小的地区强加统治进行辩护。对于不具备英国自由民传统的民族而言，旧大西洋帝国模式的代议制政府显然不再合适；如果代议制政府掌握在（通常人数极少的）白人手里，他们很可能会滥用权力从而造成麻烦。相对而言，行政权力掌握在听命于伦敦政府的官员手里显然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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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不同于法国或德国）并没有官僚权威的传统，然而正是在这里产生了一个特别的想法，即建立以开明的官僚为基础的帝国，尽职尽责地为殖民地无知的民众提供服务。这个理念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发起的功利主义哲学出现在同一时期。功利主义哲学认为能通过系统地运用一个关键评判标准，即法律或制度是否为大多数人的幸福服务来构建一个理想社会。一批深受该理论影响的专家们将会是社会转变的中坚力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行政改革中能看到边沁思想的影子，但是它的真正影响还是体现在约1790年后印度“治安官制度”的建立。在这里，它与更为古老的、半军事化的贵族家长式传统既相互交融又时有对立，因为家长式传统思想守旧，往往对变革缺乏信心。不过，在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功利主义深深地烙在了英国统治下印度的官方意识形态中（以至于印度政府年度报告的标题都是“印度的道德与物质进步”）。通过坚称社会变革所需的时间无限长、对外来开明人士的需求更胜从前、当地人的不妥协导致不得不使用“粗鲁”的方法，功利主义战胜了人民的反抗和失败带来的挫折（1857年印度大起义明白无误地反映了这一点）。维多利亚后期这个帝国主义信条看上去多少有点前景黯淡，然而它却一直坚持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非殖民化时代才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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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由在英国招募并训练的外派官员所管理的帝国，与18世纪70年代那个被杰斐逊及其伙伴们奋力反抗的第一大英帝国自然没有多少不同。然而那种老式半自治帝国的形式并没有彻底消失，它残存于加拿大，并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移民社群再次出现。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帝国形式遭受了巨大压力，特别是在政治摩擦被宗教和种族仇恨激化的魁北克（见第八章）。英国激进派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按照威斯敏斯特模式允许移民建立“自治政府”，行政权从总督转移到被选举的内阁政治家手中。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自治政府制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已经被位于伦敦的帝国政府所接纳，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介于从属和分裂之间的过渡状态长久不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很快便会走上美洲殖民地的老路，与大英帝国分道扬镳。事实上，不只在英国国内，在移民社会也萌发了值得注意的新帝国观。它赞扬了英国在对新土地进行殖民方面无与伦比的才能，称颂了英国作为进步推动者的在道德上的正当性。移民不应该被视为被抛弃之人或“垃圾”，相反，应该珍惜英国与移民者之间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将移民社会当作新“大英国”的组成部分。“1866~1867年我跟随英格兰环游了世界，”激进的政治家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如此描述自己的世界之旅。历史学家、政论家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称，移民社会在“老英格兰”日趋喧嚣、工业化和堕落的时候，重现了早已消亡的稳定农耕时代英格兰自耕农们的美德。剑桥教授约翰·罗伯特·希利（John Robert Seeley）于1883年写下了影响深远的畅销书《英格兰的扩张》，在此书中，他将殖民国家描绘为英国的自然扩张。20年后约瑟夫·张伯伦大力号召建立“帝国联邦”，将所有殖民地国家与英国连成一体。就算是那些反对张伯伦政治主张的人也认同“大英国”才是英国的真正应该采取的帝国组织形式。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以英语为母语的加拿大人以及南非人也都认同这种观点，不过他们心中的理想帝国是各国互为身份平等的合作伙伴，而不是作为从属国和臣民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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